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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1)03-0288-07
最近，江泽民指出：全党要实现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必须在思想上搞清楚“四个如何”，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如何看待当代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全党要共同研讨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我们党在今天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当代，有新的理论创新，就不能实现党的历史使命。而理论创新的基础就在于正确地认识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其目的在于增强人们信心，提升国家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合法性和价值合理性问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应当首先关注的焦点。
一、从苏联、东欧解体看社会主义合法性的根基
苏联、东欧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不是一个突发事件。我们党从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三讲”等一系列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苏东解体的回应。也就是说，苏东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坚持改革开放，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苏联把全球的扩张作为首要任务，承担了过多的军费开支、过多的政治扩张的开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和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当然，它在基本制度上也有很大的问题，比如，僵化的官僚体制，高度集权的经济模式，人民生活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等。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苏联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没有搞好，所以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思想中一再强调“要把中国的事情搞好，关键在于把我们的党搞好”，“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最根本的教训。
党的领导是否巩固，政绩固然重要，发展是硬道理。但不能绝对化，换句话说，并不是经济发展了，党的执政地位就很稳固了。这里可以举两个史实为证。第一个例证是，根据客观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前，苏联的综合国力相当于美国的3/4到4/5，被公认为世界第二，就其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不致于导致其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如今俄罗斯的综合国力不到美国的1/3，GDP甚至不足美国的1/20（四千亿美元），而其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却并没有被根本改变的迹象。这就说明，经济发展的状况并不直接决定一个政党和制度的存亡。第二个例证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60-1962)，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全国陷入了严重的饥荒，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权却没有发生波动和危机。改革开放经济成绩辉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绝大多数人已经脱贫了，经济成就被世界视为奇迹。但是，如果因此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合法性是奠定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很显然，经济增长总是有周期的，持续增长只能是相对的。如果我们没有更宽厚的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就难以迎对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所生成的后果。事实上，即便经济增长，也并不意味着执政党和政权的稳固。现在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以及相应的信仰危机。常常令我们感慨的是，50年代初，毛泽东杀了两个贪污犯，警醒了全党，鼓舞了全国，管了十几年，挽救了几十万干部。全世界明白无误地得到了这样的信息：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决不允许腐败与丑恶现象存在。但是，现在我们枪毙一重罪犯，却并没有完全收到预期的效果，民众也未一致叫好，反倒怀疑是否还有更重要的罪犯未杀。不杀，说你官官相护，杀了，又怀疑是杀人灭口。这种心态根源于不信任感，而不信任感就是政权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
事实上，决定一个党和政权稳固的程度是人民群众的信任度。国家是合法的暴力，人民群众认同就叫合法，认同度越高政权的合法性越强，相反则越低，会发生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一个政权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人民群众信任和认同一个政党和政权主要是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领导干部和政权机构的公众形象良好。中华民族是一个德治传统深厚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为穷苦百姓翻身解放和谋幸福的党，党的无数优秀儿女曾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对此，人民是感恩的，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过去是很好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1](P.228)党的形象是由党的领导干部来代表的，因而，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同时我们党是执政党，因而各级政权机构的形象就是群众借以判断党的性质的直接渠道。而现在恰恰是我们有为数不少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不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不够，腐败问题比较突出，造成老百姓相当不信任的情绪。腐败必丧失人心，这是导致信任危机与信仰危机的重要原因。邓小平曾多次提醒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1](P.368)五六十年代很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人民群众对党很信任，为什么党那么有号召力？最重要的一条是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形象好。
第二个因素是人民群众有公平感。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对利益分配的认同。诚如贝尔所言：“归根到底，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道德秩序，它必须证明它的分配原则是合理的（社会学的术语是‘给予合法地位’）；它必须证明自由和强制的兼而并用对于推行和实施它的分配原则来说是必要的，是天经地义的。”[2](P.309)要让人民有一种公正公平感，必须做：从客观方面说，要给人民以实际利益，尤其是给比较贫穷的、下层的人民以实际利益，努力避免过分悬殊；从主观方面说，则是让人们实际感受到国家的分配制度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现实是，我们在分配机制、利益导向上一度是有偏差的，偏向于少数人，给广大人民群众实际利益太少，尤其给贫穷民众的实际利益太少。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指标，我国的基尼系数曾突破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已明显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0.3-0.4)，处于差距偏大状态。如果按十等分组，其计算结果是，最高收入组所占比例相当于最低收入组的17.7倍，虽然低于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但要高于亚洲的一些国家，更高于欧洲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这几年尤其是农民生活改善太慢，几乎没有增长。199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40%，仅税款一项，他们支付人均额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如果加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杂费，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倍。我国城乡差别之大在世界上很难找到第二个可以相比的国家[3]，蛋糕是越做越大，但是农村的相对份额却越来越小，广大农民感受不到改革开放的好处。还有一个偏差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有些垄断性行业收入提高过快，有些基础性的行业待遇偏低。而比较公平的利益分配模式应是行业之间差距不大，行业内部差别大，现在则刚好相反，这是很典型的分配不公。另外，党的干部生活特殊化问题仍然比较严重，邓小平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曾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从总体上看，党员干部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如住房等）是远远高于普通老百姓的，这里的差别恐怕主要不是因为按劳分配，而是官本位的遗迹乃至是权力资本的腐败。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群众虽然基本上摆脱了绝对贫困，但又陷入了相对贫困的窘境。相对贫困是工业文明时代贫穷的主要特征，也是社会不公和由此引起人民不满的主要诱因。马克思曾用一形象的例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贫困：“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4](P.367)
第三个因素是理论要有透彻性。理论是信心的根据，要是理论不透彻就谈不上信心。现在许多人理想信念动摇，关键是理论说不清，相当模糊，没有信念的精神支柱。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P.9)现在群众不太认同我们的理论，就是因为我们的理论不彻底，不能说服人，群众不接受。理论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就不能掌握群众，也就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到了今天，我们在重大的政治理论是非问题上再也不能闪烁其辞、含含糊糊了。为此，要把理论的宣传教育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更要把理论创新提到很高地位，因为，理论创新是理论宣传有效性的前提。有人认为“理论不强”是个小毛病，其实不然。有的人把邓小平理论曲解为“三论”即“猫论”、“摸论”和“不争论”，其要害是排斥了理论的指导。任何理论不仅要解决功能性问题（即如何抓老鼠），而且要解决其价值问题（即为何抓老鼠），后一问题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理想问题。决不能用工具理性消解价值理性、用功能性概念取代思想体系。蔑视理论必然受到惩罚，信仰动摇的重要根源就在于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含混。比如，民主与人权问题，民主与人权是好东西，谁都要挂这个旗帜，但是民主与人权存在着不同的解释，它们有不同的内容，所以什么叫民主和尊重人权就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较量的焦点。现在西方灌输给我们的一个观念是，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政党给人民选择，这就是不民主。他们借此攻击中国是个集权国家，鼓吹中国要民主化还有两步要走，第一步是要开放报禁，要允许民间办报，允许言论自由；第二步是开放党禁，让人们能够自由结社，自由组织政党，与共产党竞争。民主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扩大民主，但是又坚决不搞西方式多党制的、多元政治的民主。这里关键是要说明，我们这样做为什么是民主，我们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攻击显得软弱无力。民主似乎成为我们的一个难言之隐，越想回避它，人家就越是抓住不放。让人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好像输了理。理论一旦输了理必是站不住脚，最多只能维持现状。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搞多党政治是迟早的事，许多人静观其变。在这种情况下还怎么去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怎么坚定对共产党的信心呢？对这些尖锐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搞思想政治工作和理论研究的人要敢碰，不敢碰就没有我们的地位。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念和西方民主观念从抽象的角度和意义上看颇为相似，而从具体的分析来看，却有根本的分歧。从抽象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至少有四点相同，第一，民主都要代表民意公意，确立主权在民观念；第二，民主都要通过选举，确立人民进行政治选择的权力；第三，民主要允许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党派的存在，确立保护少数派的原则；第四，民主要确保人民对权力运作的有效监管，确立法治原则。从具体分析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的不同至少有：第一，什么是民意？民意是阶级意志的体现，还是个人意志交易的结果？第二，怎么代表民意，是不是只能通过竞选的方式来代表民意？第三，不同的声音是不是只能通过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方式来实现，能不能通过不同的政党共同参政议政的方式来实现？所有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一点，西方式的民主把民主归结为程序的、投票的民主，而马克思主义把它归结为实质的、真正的民主。单纯程序的民主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在马克思看来它有相当的局限性，它往往渗透非理性因素，完全可能被操纵和利用。从实践上说，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承认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需要改进的薄弱之处。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向西方看齐；反过来，我们不搞西方式的朝野两党制，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否认现实民主政治方面的欠缺，也不意味着我们一概排斥西方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经验。
我们不搞朝野两党制的主要原因有：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朝野两党制的政党基础不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而且是以工农为主体。工农群众的最大特点是他们不是有闲阶层，而是劳动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西方式的政治竞选活动中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所以，西方的政治学常常把工农群众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反过来，在西方轰轰烈烈竞选活动的背后是金钱势力的操纵，竞选不过为少数政客提供了活动舞台。所以人们公认，通向白宫的道路是用美元铺出来的，工农群众在这个政党制度里是个被“边缘化”了的阶级。我们不搞朝野两党制，就是因为如果共产党不执政，就没有一个政党能代表工人农民。西方式民主不论多么热闹，金钱统治的本质却不会改变。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西方政党的任务是根本不同的，西方政党的全部任务就是组织竞选，捞选票，争取掌权，它就像个竞选公司。因此，它的基本策略就是不择手段地讨好选民，其选举策略与今后的执政方略并无内在联系。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因此，它决不一味迁就群众，讨好群众，听任其追逐眼前利益，而是把代表人民、服务大众同引导和教育人民提高觉悟结合起来。西方式的多元政治显然无力履行这一历史使命。第三，我们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不同。中国人的团结要靠共同的社会目标，共同的理想，靠和合精神，靠互敬互谅。因此，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无法承受西方那种竞选中的冲击，尤其是为上台而不择手段的相互攻击。可以想像，若在我国搞西方式的竞选，不仅必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且必定天下大乱，后患无穷。
二、社会主义的价值合理性是其合法性的内在根据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对克服目前某些信仰危机充满信心。之所以不是盲目乐观，就在于社会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因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必然的历史选择。关于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正如毛泽东、邓小平所概括的，一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二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首先，中国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制度和道路选择问题。这里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承认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有其效用的界限。社会制度作用有两个界限，其一，它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地理条件，如果是地理条件问题，那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制度问题。比如，海湾国家生活水平高，那就不是社会制度优越的原因。从自然条件角度看，中国的自然条件有两个先天不足，一是人均占有自然资源偏少。我们的很多人均自然资源指数都处在世界平均数以下，如我们人均的水资源只占世界的1/4，土地资源不到世界的1/5，森林资源不到世界的1/7。二是海洋国土面积太少。虽然我们有很长的海岸线，在大部分海域与其它国家有争议，经济上可利用的不多。如果说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话，那么对我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不论什么社会制度都不能根本地改变地理环境，只能是有效地利用地理环境。其二，社会制度不能决定生产力的类型，也就是说，社会制度不能选择生产力。生产力是一种历史的遗产，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是我们无条件地继承下来的。新中国继承的生产力是非常落后的，概括起来就是一穷二白，经济落后、人民穷困、科学教育文化落后，80%的人口是文盲，现代工业经济只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还不到10%。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任何社会制度只能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改变生产力，它不能选择生产力。
其次，中国之所以不能搞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相反，它会完全断送这些价值。这些价值概括起来是三大价值目标。第一，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以跨越式的发展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明末以来，中国迅速落入贫穷落后的深渊，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抵不上世纪初的英国。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三个特征，一是自发性，二是通过两极分化，三是对外扩张。中国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跟在别人后面，要么就是通过侵略扩张迅速跳跃到世界霸主的地位。这两条路都走不通，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利用社会自觉力量的调控，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内的摩擦，依靠自己的力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这几十年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能利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很有限，但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它，能够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因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跃居世界经济总量的前列，实属指日可待。有人否定革命，否定革命英雄主义，把中国落后归咎于中国共产党。这不是浅薄就是别有用心。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封建制度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二，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分裂。现在，还存在一些分裂中国的力量，主要有国内国外两种。国外一个是美国霸权主义，一个是日本军国主义。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两个底线：第一个底线，美国不希望中国真正大乱、不可收拾，完全失去控制，原因有两条，一是中国的彻底大乱会伤害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会丧失中国这一巨大市场的收益；二是美国担心中国彻底大乱所造成的难民潮会殃及美国。第二个底线是，美国不希望中国顺利地发展起来，从根本上说不希望中国赶上和超过美国，原因在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享有太多太多的垄断利益。作为全世界人才中心，美国保持了科技创新的活水源，并因而保持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保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并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金融保障。
美国有分裂中国的野心，但不一定有领土野心，而日本军主义则对中国有领土野心。日本的军国主义历史观是神道的民族主义，日本民族主义把日本看成负有神道的历史使命，它担负着拯救亚洲乃至世界的任务。这一观念在日本右翼势力中是根深蒂固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战略表现在20世纪30年代侵华时期的田中奏折中，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可见日本始终把中国看成是征服亚洲、征服世界的跳板，这是它的总体政治战略。日本可以向一些小国家道歉，但就是不向中国道歉。个中缘由发人深省。日本对中国的政治策略是什么？第一是分而治之，第二是以华治华。分裂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政治策略，在日本政界分裂中国的言论最多。李登辉分裂祖国的七块论就是源于日本，日本还出现过八块论、十一块论等。台湾和东北等是日本人最感兴趣的地方。
在国内，分裂中国的势力主要有两股，一股是民族分裂势力，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宗教极端势力，一部分是地方分裂势力。前者打着宗教的旗号搞民族分裂，他们大多有国外的背景。后者主要把地方利益摆在很高的位置上，不惜以分裂国家来谋取地方的狭隘利益，这方面的形势还是很严峻的。第二股国内分裂势力是坚决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全盘西化”势力。为什么说坚决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一种分裂力量？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不分裂就不能搞现代化，认为统一的中国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他们谈了很多的理由，比如，欧洲为什么发展得好，就是因为它分成几十个国家，中国为什么搞不好，就是因为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中国要搞好必须要分裂，中国要搞好必须要将大一统的国家解散。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中的一些头面人物曾说，中国文化太古老、太大，已失去了当代价值，不解体就根本无法获得新生。方励之就说过，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解放”，而是“解散”。
搞资本主义为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分裂？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搞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把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小团体利益摆在最高的位置，因此，分裂是在所难免的。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维护团结呢？邓小平讲得很清楚，只有社会主义能给全国人民提供一个共同的理想，能够奠定一个共同利益的基础。如果搞资本主义，必然把个人利益、地方利益、小团体利益摆在首位，那当然就要分裂了。美国电视主持人华莱士曾对邓小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台湾生活水平比大陆要高得多，它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回答了三点理由：“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哪一天就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5](P.170)这三点的核心，是民族精神、民族意志和民族大义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在现代化的潮流中塑造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因此，不能抽象地谈论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为什么西方不搞社会主义不会分裂，而中国不搞社会主义就要分裂？从精神文化上看，西方维护民族凝聚的主要力量是靠宗教，它的信仰力量主要来自宗教，所以即使是搞资本主义突出个人利益，也有一个宗教制约。即便突出个人利益并力图把个人摆在最高的位置上，还有一个宗教信仰，有一个上帝管着他。而中国是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必然就要突出狭隘的个人利益或地方利益。事实证明，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整体凝聚力，就会陷入社会动荡和分裂。个人主义在西方始终没有变成个人中心主义，没有把个人利益摆在最高位置上，它有一个神权在制约着，但是中国搞不好就会把自我利益摆在最高的位置。现在的情况是发达的西方国家不分裂，而分裂的往往是后发展国家。这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势地位，它能比较好地缓解国内矛盾，而处在后发国家、发展中的国家，由于贫穷落后，往往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问题比较多，加上西方国家的渗透、控制，所以比较容易分裂。正如邓小平所预料的，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体现了，西方“和平演变”和分裂中国的真正危险才会过去。因此，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
第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现在世界上两极分化是很严重的，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资本主义搞了近400年，两极分化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断言，资本主义无力解决两极分化，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甚至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讲，资本主义是以两极分化作为它的发展代价的。2000年，江泽民到联合国参加千年首脑会议，他在小组发言中讲了两个数据，说明全球化中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一个数据是，40年前最穷的国家与最富的国家相差30倍，40年后差距拉大到74:1。第二个数据是，20多年前，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有20多个，20多年后，上升到48个。两极分化的现象表现在多方面，比方说，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世界上现在最富的20%的人口，消费了86%的世界财富，而最穷的20%的人口只消费了世界财富的1.3%。如果讲信息的占有量那就差得更远了，江泽民称其为“数字鸿沟”。现在占人类总数20%的发达国家的网络和个人电脑却占全球的92.3%。而最穷的20%的人口拥有的网络和个人电脑只占0.2%。美国一个纽约州的个人电脑就超过整个拉丁美洲。这一点也是我们讲资本主义本性没变的一个主要依据。为什么没有变？其一，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现在的不平等交换主要是高科技的垄断利益，一个小小的芯片就卖到几百美元，就可以换取发展中国家几十个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成果。过去我们讲工、农业的剪刀差，是工业产品与农业的产品不等价交换，而现在则主要表现在高科技产品和常规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没有出路的。其二，表面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的不平等。什么叫形式上平等？比如，开放市场，大家都开放，把关税降到10%以下，这看起来很平等。但是发达国家基础很雄厚，自我保护能力很强，所以开放降税以后，它的工业冲不垮，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却被它冲垮了。还有，制定的农副产品进口的标准，如环保标准，看似平等，对所有国家都一样但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污染很厉害，要达到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是很难的。执行环保标准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农副产品大规模地进入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农副产品的市场则丧失殆尽。所以在美国亚特兰大的世界贸易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生了严重冲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世界上南北差距不仅在不断扩大，而且为这种不断扩大合法化的努力也在加大。
发达国家原来有一个许诺，就是拿出自己国民生产总值的0.3%，来无偿援助最穷的国家，而事实上无一个发达国家做到。现在那么多灾民，主要靠宗教组织、联合国慈善组织救济，发达国家的政府援助行为很少。美国每年制造狗的食品达940亿美元！每年丢到拉圾箱里的浪费的食品达920亿美元。一方面是差不多2000亿美元的食品浪费，另一方面则是拿300亿美元去支援不发达国家都不愿意。这就是今天的现实。还有一个材料也很说明问题，疯牛病起因于使用动物性饲料，英国在1988年就发现了这一疫情，并在第二年通告了欧盟，禁止类似的饲料使用，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它通告第三世界却是在8年以后。这期间，中东、非洲从欧洲进口的此类饲料剧增。可见，不论资本主义怎么变，其自私的本性是不会变的，是不会讲真正的人性的。
相反，不管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过多少失误，也不管人们对社会主义有多少不同的理解，然而它最具吸引力和最富特征的就是坚持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公平。平等不仅是政治法律上的，而且是经济生活上的；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实质和结果上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最具生命力的价值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5](P.364)
收稿日期：20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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