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译介要素分析： 1899-1949
雷 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摘 要： 《共产党宣言》是最早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宣言》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过程。本文采用译介学中的译介要素为框架，探究《宣言》1899至1949年在中国的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这些译介要素，管窥《宣言》的译介过程和译介模式，希望从新的角度丰富《宣言》的研究，这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翻译传播路径及思想文化翻译模式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译介要素；译介模式
在20世纪，学界对《共产党宣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宣言》的学习心得体会或是对《宣言》具体观点的解读上，进入21世纪，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宣言》的翻译传播研究。有的学者分析了《宣言》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1-5]或者是《宣言》某个译本的翻译或传播，[6-7]也有研究《宣言》某个语句、概念、术语的翻译。[8-9]虽然以往学者对《宣言》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传播学和翻译学视角研究《宣言》的论文还比较少。
本文将从传播学视角出发，采用译介学译介要素为框架，探究《宣言》1899至1949年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和译介模式，希望从新的角度丰富《宣言》的研究，这对于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翻译传播路径及翻译历程具有现实意义。限于篇幅，译介主体在本文不做探讨。
一、《共产党宣言》译介内容(1899-1949)
(一)译介内容的选择
译者会根据自己的翻译动机和目的来选择译介的内容。在早期《共产党宣言》的译介过程中，基本是对《宣言》零散的、零星的介绍。
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大同学》一书中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论述：“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10]大意是现在《宣言》译文中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1]还有把《宣言》的部分内容编译为一段话，另外，在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中，提到了“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12]“安民新学”就是指“社会主义”，“主于资本者”其实就是说马克思对“资本”进行研究。资产阶级改良派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有四处提及《共产党宣言》，而且还摘译了《宣言》的最后一段话。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译介了《宣言》中三章的主要内容，如第二章里的十条革命措施，《宣言》最后一段，还引用了《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宋教仁、叶夏声和廖仲恺也先后翻译了部分《宣言》内容。无政府主义者震述选择了《宣言》第二章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内容进行翻译，民鸣翻译了《宣言》英文版序言。俄国十月革命后，成舍我摘译了《宣言》第二章的最后几段内容，包括十大纲领全部内容，渊泉摘译了《宣言》的第一章和结尾段。李泽彰节译了《宣言》第一章。
这些零碎的译介内容给后来《宣言》全译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1920年陈望道全译本出现，到新中国成立前，出现了其他5种全译本，其中华岗译本除了原文，还译出了3篇序言，博古增译了俄文版序言。
《宣言》译介内容从语句段落、篇章到全文的渐进过程，展现了《宣言》在中国历史语境下通过翻译逐渐建构起来的历程。
含矿主岩伟晶状白岗岩基本上是一个“矿化体”，铀矿化对岩性选择不明显，主要受断裂控制。含矿岩性有三种，分别为伟晶状白岗岩、石英岩和黑云母斜长片岩，主要矿石矿物为晶质铀矿，成矿时代为中条期，岩体的成因类型为半原地型壳源重熔-结晶交代岩体[1]。典型矿床有铀207(红石泉)矿床(图5)，以及青井子、石东和石灰窑等矿点。
(二)译名选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翻译的过程是阐释的过程，译者会在这个过程中，选择译文的表达方式。《宣言》中术语概念的译文选词经历了不断变化的阶段。
PFD最常见的症状是POP、SUI，对女性正常生活影响最大。POP是盆底支持组织(肌肉和筋膜)松弛导致盆腔组织器官移位而出现的盆腔功能异常，子宫脱垂发生率较高，其次是阴道前壁膨出、阴道后壁膨出。我国中老年妇女POP患病率为30%，美国老年女性POP患病率为50%[10]。71%POP患者伴有SUI，59%SUI患者伴有POP[11]。PFD病因尚不十分清楚，流行病学研究[12]显示，年龄、雌激素水平下降、妊娠和阴道分娩、便秘、肥胖、盆腔手术史等是PFD的主要致病因素,其中年龄、经阴道分娩、多产是PFD独立危险因素，肥胖、便秘、雌激素分泌减少、慢性咳嗽是非独立危险因素。
比如“communist”一词，最开始是被音译的，但后来，从日文译文传入中国，出现了“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译文。此外，还有“socialism”,起初也是音译，后来出现了释译的译文，如“大同”、“安民新学”、“养民策”等。当外来思想文化进入某一文化时，如果译入语文化中没有对等词，往往最开始会出现音译的译法，之后用译入语文化中相似的用语以及转译而来的译文来进行替换。还有“class struggle”曾被翻译为“阶级竞争”、“阶级争斗”等，不同的选词与译者的个人理解以及个人意识形态有关。
此外，《宣言》的第一句话，有很多译文版本，如：“欧洲诸国。有异物流行于其间。即共产主义是也 。” (民鸣译本)；“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陈望道译本)；“一个巨影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巨影。”(成仿吾、徐冰译本)；“一个幽灵在欧罗巴踯躅着——共产主义底幽灵。” (博古译本)；“一个精灵正在欧洲作祟——共产主义的精灵。” (陈瘦石译本)。
4.空气滤清器罩排尘孔堵塞后空气中尘粒排不出易堵塞下级滤网吸气减少功率下降甚至尘粒进入燃烧室加快气门缸套活塞等机件磨损。
几位译者都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但涉及到具体选词时，就有所不同。德语原文“Gespenst”(英文译作“spectre”)这个词，被译为“异物”、“怪物”、“巨影”、“幽灵”、“精灵”等，这些词在褒贬义色彩上有差异。
译者对翻译策略也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如《宣言》的最后一段话，经历了多次重译。
原文：The Communists disdain to conceal their views and aims． They openly declare that their ends can be attained only by the forcible overthrow of all existing social conditions． Let the ruling classes tremble at a Communistic revolution． The proletarians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ir chains． They have a world to win.
1.2.3 大鼠慢性支气管炎模型复制 除正常对照组置于正常无烟环境中常规饲养外，其余各组采用烟熏结合脂多糖气管注射法复制大鼠慢性支气管炎模型［7－8］。自制被动吸烟染毒箱(50 cm ×40 cm×30 cm，上壁留有通气孔)。造模共用28 d，第1天和第14天以8%水合氯醛(0.05 mL/kg)腹腔内注射麻醉大鼠后，气道内注射200 g/L脂多糖溶液0.2 mL，当天不予香烟烟熏，其余时间每次烟熏30 min(每箱每次4支香烟)，每天2次。造模28 d后，每组随机抓取2只大鼠，取其肺部标本制作HE切片，检验造模情况，判定造模成功后，开始灌胃。
在原理讲解阶段，教师播放多媒体动画，让学生理解透析的原理：透析只能去除小分子杂质，蛋白质进一步纯化要用凝胶色谱法。接着，教师组织学生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环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赵必振译文：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
这种复制能力与变革能力从哪里来？这就是管理要思考的首要命题。企业在小的时候，在业务模式没有起来之前，要探索可复制能力，一定要形成经验，应用到更大、更广的范围，管理首先是对经验的管理。例如：有十个业务人员，一定要将其中资历深的业务人员的成功经验形成工具、方法，复制到新人身上。经验被放大后，在一个店能做成功，也能复制到更多的店获得成功，往更大的范围去做，企业也能变得更大。
UNITE!
朱执信译文：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詟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源泉。
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与此前部分银行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相比，理财子公司的业务范围更加广泛，除了投向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等标准化资产，也允许投向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同时还可进行权益投资，把握一级市场，承接银行的表外业务。在业内看来，这无异于拥有一张“超级牌照”。
陈望道译文：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利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呵！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
赵必振采用了改写的策略，对原文的删减、增补、改译等方法都属于改写，“communist”被译为“同盟者”，而不是“共产党”，主要是当时各阶层对该词含义还不熟悉，为了利于受众理解，译者选择了“同盟者”这个词，但译者由于阶级局限，将“forcible”省去未翻，这样原文的坚决语气就未充分传递出来，而且“revolution”未翻译为“革命”，而改译为“一大改革”，语气温和了很多，丧失了原文的革命性。此外，赵必振还省译了“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UNITE!”这句，没有体现原文号召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
朱执信将“communist”译为“共产主义学者”，与现在的译文比较接近，“Communistic revolution”省略未译出，说明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并不支持革命的手段，使得译文也未充分展现原文对革命斗争的号召。此外，译者将“working men(无产者)”译为“平民”，当时日译本中是这样翻译的，可见译者的表达受到所参考的日译本的限制，“Unite”译为“奋”，意思也不够精准,那种团结、联合的涵义没有传达出来。
资产阶级改良派赵必振译介《宣言》主要是通过上海广智书局来实现的，广智书局是主要出版翻译著作的出版社，翻译了很多日本人写作的书，书局的负责人是梁启超，书局由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创办，出版了一批介绍西方新学术、新理念的作品,是西学东渐的引领者。
利用不同媒介途径，《共产党宣言》实现了从片段到全文的多路径传播。
员工管理工作一直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的难点，也是考验中层干部管理能力的主要指标。而我们在管理工作中追求的最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将自觉工作变成员工们可以遵循的制度，从而大大减少工作中的差错率。可要真正实现这一理想状态，中层干部必须先从自身找原因，从我做起，带头改掉遇到问题就习惯性推诿、想方设法躲避的安于现状心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员工、激励员工的工作热情、带动员工自动自发地积极工作，形成一种好的工作作风，树立中层干部在员工中的良好形象。
二、《共产党宣言》译介途径(1899-1949)
思想的影响力不仅由其自身的价值决定，还要看其是否被传播、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如何，那么，可以说译介途径是保证传播顺利实现的条件之一。《共产党宣言》的传播途径是多路径的，包括了出版社、报纸、书刊、杂志社、人际传播等。
《宣言》最早进入中国，是通过刊物《万国公报》译介的，《万国公报》由上海广学会创办，上海广学会是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创办的。该报主要包括西方社会发展新动向的内容，如：政治时事、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信息，主要是宣传“西学”，客观上对于开启民智有一定的贡献。
不同于赵必振和朱执信的译文采用文言文，陈望道译文采用了白话文， 语言风格更通俗易懂，而且语气与以往译文相比，更犀利些，“Communistic revolution”直译为“共产的革命”，体现出原文的暴力革命的意蕴，整体而言，对原文的理解更准确清晰。
1903年，《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对《宣言》内容有所介绍，该书由《浙江潮》期刊编辑所出版，《浙江潮》本身是由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主办的杂志，秉承“输入文明”、“汹涌革命潮”等宗旨，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引入做出了贡献。
资产阶级革命派通过杂志和报纸进行了《宣言》的译介，马君武通过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朱执信、宋教仁、叶夏生、廖仲恺先后在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对《宣言》的思想进行了翻译和传播。
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近些年以来，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增长的毕业生数量，可以说导致就业的形势非常严峻。根据世界通用的教育分类标准来看，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学术型人才以及工程型人才的培养模式而言，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必须强化“以就业为导向”，以此为基础，转变思想，提升认识，如何将学生培养成为最能够满足各种岗位需求的社会所需人才才是最为有效的发展模式。要想真正达成上述目标，就要尽快实现由专业学科本位到职业岗位和就业本位的转变，就必须要做好教育和就业之间的有效衔接。
此外，中国社会党机关刊物《新世界》也对《宣言》的概要内容进行了介绍，《新世界》自称为“社会主义杂志”。
十月革命后，进步报刊和杂志开始译介《宣言》，如报纸《每周评论》、《晨报》，杂志《新青年》、《国民》等。
陈艳空闲下来的时候，在朋友圈发了让她感动的这一幕。“哈哈，这小伙子也太耿直了吧！他说九年前欠了我30元话费，今天还给我，还问我给多少利息。”随后，网友们纷纷留言：“龚正银一家命运坎坷，虽然家境困难，但他没有忘记做人的本分，依然耿直讲诚信。”
五四运动后，出现了几个《宣言》的全译本，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陈望道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第二个全译本华岗译本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华兴书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出版机构，第三个全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博古译本也由延安解放社出版，陈瘦石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莫斯科译本由莫斯科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这些出版社帮助《宣言》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此外，为使广大工人、农民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工农群众的特点，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采取人际传播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宣言》的相关内容。
纵观《宣言》1899至1949年的译介历程，《宣言》在封建主义、实用主义、社会改良主义、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等各类社会思潮冲击下被译者们翻译传播。译介活动首先是一种诠释或解释，[9]29不同译者置身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意识形态、态度、知识理解、政治倾向选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选择了体现其政治立场的措辞，对《宣言》进行阐释。整体而言，除了上文所讨论的直译、改写策略，还有摘译、全译、意译等策略，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天义》报翻译了《宣言》的部分内容，该报是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的，该讲习会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团体。
三、《共产党宣言》译介受众(1899-1949)
受众是传播行为的对象，是信息的接受者，是传播目的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是译介过程的指向。传播者会根据受众的特点选择传播策略，以保证传播效果，也会为实现自己的传播目的，选择相应的目标受众。《宣言》译介过程中，不同译介主体也因为译介目的、所属阶级、政治主张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受众。
传教士群体在译介《宣言》的只言片语时，主要的受众是官僚士大夫，采用文言文，他们不是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希望这些士大夫能够学习西方进行变革。资产阶级改良派译介《宣言》的受众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清王朝里的开明执政者，希望这些人帮助实现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五四运动期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译介《宣言》时的受众也主要是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成舍我的译文是使用白话文的，这有助于扩大受众群体，但《宣言》的传播还是没能深入到工农民众群体，仍然停留在知识分子群体中。1920年至1949年，《宣言》全译本语言是白话文，语言风格更加通俗易懂，传播范围比之前更广泛些，部分工农群众也接触到《宣言》，受众主要为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及非共产党员精英知识分子。
受众群体构成不同，其自身的立场、心理、政治态度都会影响其对译介作品的接受。此外，影响受众对译介作品的接受的因素还有意识形态和诗学。根据文化翻译学派学者勒弗维尔的观点，“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目的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并就此操控文学，使其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运行”。[13]虽然勒弗维尔的理论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但作为思想文化传播的《宣言》的翻译，也符合这一理论观点。为使译本能被自己的目标受众接受，译者往往会受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影响，顺应或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对原语文本进行改写，此外，不符合译入语诗学规范的文字也很难被目的语读者认同。
受众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及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会选择自身感兴趣、符合自身价值取向及诗学的信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救国，各阶层希望学习西方，因此，各种学说、思潮被引进中国。在早期《宣言》传播的历程中，译介者选择的译介对象是目标阶层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受众是最有可能接受其宣传的思潮的群体。不管受众是士大夫，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后，中国掀起民主革命的风潮，对民主观念进行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救国和革命成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除了知识分子群体，也愿意到工人、农民队伍中宣传社会主义，随着《宣言》白话文译本出现，各类全译本也被目标受众接受。
诗学包括了文学手段及体裁等。晚清时期，当时的官方语言是文言，是士大夫阶层推崇的书面语，传教士群体译介《宣言》及其他西方思想学说的目标受众是这些士大夫，为了使译介内容能够顺利被士大夫们接受，传译内容也采用了文言文形式。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等不同译介主体译介《宣言》时也大部分采用了文言文，因当时社会文言文依旧盛行，其目标受众是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也使用文言文。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五四运动后，不少报刊杂志顺应潮流，逐渐使用白话文，照顾到了普通平民的需求。1920年第一个《宣言》全译本出现，之后的几个全译本都使用了白话文，译介的受众是党员干部，进步分子，非党员知识分子等，使用白话文使受众群体不再局限于知识精英分子，扩大了受众群体范围。
叮铃铃，思雨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那些美女和她们栗红色的秀发都不见了。电话铃声还在纠缠着响。思雨爬起来，接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先生，您好！我叫佳佳，今年20岁，身高1.68，体重48公斤。我特别美的是我有一头栗红色的长发。先生，您需要我的服务吗？”思雨的酒醒了一半，他对着话筒急急地说：“你说什么？你有一头栗红色长发？”话筒里传来了女声说：“是的，先生，我有一头栗红色的美丽的长发，我的长发迷倒了很多靓仔耶！”思雨已到了急不可耐的程度，他不假思索地喊：“好，快，你来我看看。”
四、《共产党宣言》译介效果(1899-1949)
传播效果指传播者发出的讯息，通过一定的媒介到达受众后所引起的受众的思想行为的变化，是带说服动机传播行为在受众中，引起的变化和传播活动对受众及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的总和。[14]传播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影响了人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15]
对于《共产党宣言》的译介，从早期的片段零星翻译到部分段落篇章内容的翻译，不论是外国传教士、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及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宣言》也有一些曲解的地方，对《宣言》内容的理解并不准确，其译介活动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客观上，为后来《宣言》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使更多的人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
预防硬膜外血肿的措施有[1]：(1)当患者本身患有凝血功能障碍相关疾病或因治疗需要行抗凝、溶栓治疗的患者，在麻醉方式的选择上要避免行椎管内麻醉；(2)在进行穿刺操作时动作要轻柔，避免暴力及反复穿刺的行为。而本例患者凝血功能正常，并非处于抗凝治疗状态，无硬膜外麻醉禁忌；另外行硬膜外操作的麻醉医生有30余年的工作经验，整个硬膜外操作、硬膜外导管置入和拔除过程非常顺利，均未发现血性物质流出，无暴力及反复穿刺的情况，但结合临床症状及发病时间判断可能硬膜外导管拔除时发生硬膜外出血。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继续翻译和传播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宣言》，虽然是段落篇章翻译，但传播的范围扩大，也为《宣言》全译本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宣言》全译本出现后，更是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为广大革命先驱指明了方向，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许多党的领导人也都是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后走上革命道路并指导革命实践的。陈望道译本使更多的民众了解马克思主义，有更多的追随者，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准备，也为建党提供了理论基础。华岗译本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高潮，推动了革命运动，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控制。成仿吾、徐冰译本在抗战时期流传很广，在延安时期是我党干部的必读书，有助于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博古译本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流传最广泛，发行量最多的版本。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几个全译本都促进了共产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种类。
总之，《共产党宣言》从19世纪末译介入中国，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其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也存在差异，本文考察《宣言》1899年至1949年在中国的译介模式及历程，探讨译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译、效果如何等翻译选择问题以及选择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建构过程，这对思想文化的译介模式研究、对《宣言》译本的完善以及《宣言》翻译传播研究的丰富有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立波. 翻译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接受[J].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04).
[2]方红, 王克非.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J]. 外国语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11，(06).
[3]王海军，黄家茂. 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以《共产党宣言》为个案的分析[J]. 教学与研究, 2013，(06).
[4]陈红娟.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 (04).
[5] 谭渊. 《共产党宣言》汉译历史与译本演变[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03).
[6]王东风, 李宁. 译本的历史记忆: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解读[J]. 中国翻译, 2012，(03).
[7]张远航. 《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文本溯源与传播新考[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7，(01).
[8]李田心. 《共产党宣言》首句翻译探析[J]. 科学社会主义, 2015，(06).
[9]马晓琳，宋进. “共产主义”概念的生成与汉译考略——基于对《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考察.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4).
[10]林代昭，潘国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11]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高军等.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3]Lefevere，André.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14]田中阳. 大众传播学理论[M]. 长沙：岳麓书社，2002.
[15]沃纳·赛佛林.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 郭镇之，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Elements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 1899-1949
LEI Fang
(School of English,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School of English,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04,China)
Abstract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first translated Marxist classic work in China. Different translations of Manifesto illustrate the circulation of Marxist thought in Chin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elements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from 1899 to 1949, such as the translation content, channel, audience and effect t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model of Marxism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 word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elements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8-0146-04
收稿日期： 2019-05-18
作者简介： 雷芳(1977-)，女，在读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语境下本土化英语的国际可理解度研究(TJWW16-01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项目：英汉视译过程的眼动研究(15YJCZH098)
(责任编辑 吴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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