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亲子沟通与儿童发展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子论文,关系论文,儿童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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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沟通是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家庭中的亲子沟通是指家庭中父母－子女之间交换资料、信息、观点、意见、情感和态度，以达到共同的了解、信任与互相合作的过程。父母通过训练和榜样示范塑造了儿童获取规则的能力[1-3]，并且主要是通过亲子交往来实现的[4]。本文将对亲子沟通研究的缘起、发展和研究状况进行介绍，以推动国内的亲子沟通的研究的发展。
1 亲子沟通研究的缘起及发展
亲子沟通研究的开展是对亲子关系理论的补充、发展和完善。近30年来，关于亲子关系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发展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课题。国内外许多心理学家都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亲子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研究内容比较单一，只着重探讨家长对子女的影响，忽略了儿童在亲子关系中的作用；只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亲子关系的现状进行刻画，而很少深入到家庭、深入到亲子交往的实际中去观察和实验。而亲子沟通研究的兴起则推动了亲子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使亲子关系的研究在理论范式上从单一的“环境模型”、“人－环境模型”发展到了“过程－人－环境模型”和“生态系统－发展模型”的研究。
关于亲子沟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对亲子关系的研究。早期人们对亲子关系的研究常常根据一个现象所属的类别进行解释，这是一种静态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未能探讨各因素影响亲子关系的过程，也无法阐述各因素间的相互关系。亲子关系研究的人－环境模型把人和环境特征综合起来进行考察。这种设计的优点在于环境和个人特征的特定结合构成了特定的生态组合。我们虽然可以通过这两个模型的研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和启示，但却很难揭示出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关系的内部机制。要揭示各种关系的内部机制，必须对产生某种结果的过程有一种概念化的理性认识。“过程－人－环境模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而提出的。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要求对产生某一现象的特定“过程”进行考察，激发研究者对形成亲子关系的过程进行研究和探讨。这种过程－人－环境研究的设计，不仅能为问题提供明确的答
案，而且还能帮助研究者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揭示一些其他理论模型在解释所观察到的复杂现象时力所不及之处。
亲子关系研究的生态系统模型为我们从亲子沟通着手研究各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该模型认为，所有影响父母行为及儿童发展的因素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该系统可分为4个子系统：微观环境系统、中环境系统、外环境系统、宏观环境系统。这些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父母－儿童之间的参与程度的变化而变动。
Wrobel和Kohler等人对影响父母－被领养儿童之间沟通模式的因素的研究开创了这方面研究的先河。他们认为：就家庭系统特定的动态性质而言，用生态系统－发展论的方法(ecosystemic-developmental approach)来理解家庭沟通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有用的[6]。这种理论架构解释了被领养儿童、领养父母和亲生母亲之间的相互交织的关系，也解释了由成人作决定所采用的沟通方式对被领养儿童成长的环境的影响。收养家庭和亲生家庭这种微观环境形成了由被领养儿童联结的中环境，被领养儿童根据所拥有的信息量和程度同时处于两个微观环境中。经常交互的沟通发生在收养家庭和亲生家庭形成的中环境中。被领养儿童获得的信息影响他自己对已存在的公开性的看法，并影响家庭沟通系统。在信息交换过程中，儿童的直接参与改变了系统联结的性质。如果儿童参与了信息交流，这种联结仍旧是中环境。如果儿童没有参与信息的交换，这种联结对儿童来说就变成了外环境。因此，在外环境中的活动影响着正在成长的儿童，但该外环境并没有包含该儿童[7]。例如，在亲生母亲和领养父母之间的信息沟通受他们双方决定能够共享的信息量的多少的影响。一旦沟通在成人系统中发生，领养父母必须决定哪些信息是可以与被领养儿童沟通的。被领养儿童在他们所能获得的有限信息的情况下，必须应用认知的和环境的资源来建构个体的解释系统，来解释这些信息的公开性的程度。这继而会影响他们成长的背景环境。这样，对被领养儿童是否参与信息分享含有决定权力的外环境沟通影响着儿童成长的中环境和小环境。
Wrobel、Kohlerl等人根据这种理论进行的研究发展：当被领养儿童拥有的有关领养的信息量不同时，与领养父母的沟通模式就会显著不同[6]。那些认为他们的领养关系比较公开并获得了较多的亲生父母的信息的儿童，比那些认为他们的领养关系比较封闭的儿童有更多的好奇心，并对领养父母提出的有关问题更多。儿童与母亲的沟通模式和与父亲的沟通模式的不同依赖于他们好奇心的水平。
2 亲子沟通与儿童的发展
发展心理学家和临床研究人员从亲子沟通的内容、亲子沟通的结构、亲子沟通的风格、沟通的频次等各个角度探讨了亲子沟通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2.1 亲子沟通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目前对亲子沟通与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的关系的研究还比较零散。有人研究了40个家庭的沟通模式对其12～16岁的青少年的道德推理的影响[8]。结果发现，对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如果父亲从一开始就使用较多的可执行的、操作性的讨论的话，它可以预测青少年能获得更强的道德推理；对母亲来说，母亲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对青少年语言的反应的敏感性能预测该青少年获得更强的道德推理能力。
儿童与父母就亲子关系和个人发展问题方面经常会有一些沟通。Burgess,Sandy等人专门研究了儿童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9]。他们探讨了青少年对父母－子女沟通的看法与自尊、健康、应对行为的关系。在研究中，青少年（男178，女232）完成了荷兰版的父母－青少年沟通量表(PACS)以及家庭满意度量表和其他7项自我报告测量：自尊、健康和应对。结果发现，家庭沟通与青少年的自尊、一定的心理健康和使用的应对策略的类型有正相关。
Nielsen运用自我观念理论提出了5条帮助父母理解儿童，改善亲子沟通质量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1)尊重儿童要按照与他们的自我观念一致的方式行事；(2)父亲和母亲应该在与孩子的关系上保持一致；(3)父母一定要表达出持续的和无条件的对孩子的接纳；(4)父母一定要能移情地理解孩子：(5)父母应该对儿童的重要行为投以重要的责任心[10]。
2.2 亲子沟通与儿童青少年的性行为
亲子沟通与儿童青少年的性行为的关系研究是目前国外讨论最多的话题。他们分别就亲子沟通对儿童青少年获得性知识、性侵犯、艾滋病传播、怀孕和延迟性行为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性行为的干预进行了研究。
首先，人们发现，目前家庭中对性问题进行沟通比较缺乏。尽管大部分父母在儿童13岁以前就对儿童介绍了有关的性知识，仍旧有一些父母一直等到儿童年龄更大些的时候才开始谈此问题，甚至有些父母从来不与儿童谈论有关性的问题[11]。研究发现有关这方面的亲子沟通非常有限，大多数研究者只关注母－女之间的沟通。Rothenthal和Feldman对298名16岁的青少年调查其父母对20个不同的性话题的沟通频次和重要性[12]。这些话题涉及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热点、性安全、性体验及性活动。结果发现，父母与青少年性话题的沟通频次很低。当有沟通的时候，谈论最多的是前两个话题。母亲比父亲对孩子有更多的性话题的沟通。女孩比男孩接受了更多的性话题的沟通，并且父母对性话题的沟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有研究讨论了澳大利亚关于父母在家里进行性沟通的训练的性别差异[13]。结果表明，母亲与孩子的沟通比与父亲与孩子的沟通要多。父母仍旧维持他们的传统角色，支持大量的社会准则。父母与儿子沟通的是有关性探索活动的话题，而与女儿讨论的是生理的和自我保护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时代，家庭的性教育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家庭里提供的信息很少，对性别重要性的影响也很少。
其次，许多对父母－青少年就性问题的沟通的研究发现，父母－青少年在性问题方面的沟通是促使青少年采取负责任的性行为的有效方式[14]。以前的一些研究证实了在家庭里开展父母－儿童之间的性教育是改善青少年的性健康行为的一种有效办法。对青少年来说，当父母是主要的性信息的提供者时，他们的性行为要比其性信息主要来自朋友时更少有危险性[15]。Wyatt发现，那些认为父母比朋友更有影响力的大学女生更可能延迟开始性交的年龄[16]。Parsons研究了选自不同地方的12-25岁的患有血友病和HIV感染的125名男性青年及其父母并考察他们的家庭沟通和降低HIV危险行为之间的关系[17]。该研究特别对以下方面进行了调查：父母－青少年关于性行为和HIV感染的沟通、父母就HIV血清情况表露的态度、对青少年进行HIV危险降低的干预活动的兴趣、持续使用避孕套及开诚布公地对HIV情况的表露。结果表明：与父母讨论性问题的青少年更可能与性伴开诚布公地谈HIV情况。
此外，有人探讨了亲子沟通对预防儿童受到性侵犯的作用。研究者发现父母接受预防教育对推动亲子之间的性侵犯问题的沟通有益处[18]。例如，父母的努力可能会间接地使学校进行的干预教育项目起作用。学校的教育课程的效果依赖于家庭中父母的支持。父母接受预防教育既能帮助儿童区分新学的概念，又能帮助儿童把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而且，如果父母能够接受该方面的训练，那么，儿童将会在自然的生活情境中重复接受干预项目的信息。这样就形成了以课堂干预为基础的系列干预教育活动。接受教育的父母将能更好地识别出儿童受害者并对揭发受害事实做出恰当的反应。他们也能保护他们的孩子远离有潜在危险的性侵犯场所。最后，在儿童还没有受到学校正规教育以前，鼓励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在家里讨论该话题可能能够帮助儿童防止受到性侵犯。
2.3 亲子沟通与儿童青少年的吸烟、饮酒及肥胖症的关系
有人用横向设计数据对960名22-35岁的父母（其至少有一个5-14岁的孩子）（一项纵向研究中的数据）进行了研究[19]。他们考察了具体的教养行为－父母的行动主义（父母不鼓励儿童吸烟的程度、谈论及监控儿童吸烟的程度）和父母对儿童在家吸烟的允许程度对最终吸烟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对孩子不吸烟的重视显著地预测了父母的教养行为。但是，这种父母的重视和他们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由于父母的消极的健康观念和父母处于高水平的生活压力之下而被削弱。通过改善父母对儿童不吸烟的重视、改善父母对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帮助父母应对压力可以推动吸烟的干预计划。另有一项研究探讨了儿童的气质、父母和兄弟姐妹对酒精使用的规范、父母－儿童的沟通对10-12岁儿童酒精使用规范的影响[20]。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那些由于他们的气质使其在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有更多发生酒精行为问题可能的儿童报告：当家庭其他成员的酒精使用规范变得宽大时，他们的酒精使用规范也就变得更宽大。频繁的和双向的父母－儿童沟通与酒精使用规范的严格程度相联系。即就吸烟问题所进行的亲子沟通越多，儿童饮用酒精的规范就越严格。
另外，亲子沟通的状况可能也影响儿童的肥胖症。有人比较了30个肥胖青少年（16-19岁）和30个非肥胖青少年的家庭中的关系。研究者特别研究了父母和儿童对亲子关系中一些重要方面的看法，如沟通、支持及一些对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危险因素。肥胖儿童缺乏与父母的有效沟通[21]。
3 亲子沟通与相关因素的关系研究
在大的生态环境背景下，与亲子沟通相关的因素很多。研究者尝试了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来探讨与亲子沟通有关的因素。一方面查明亲子沟通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考察影响亲子沟通发挥效用的因素有哪些。
有人试图把家庭作为分析单元来考察亲子沟通与家庭结构、家庭的满意度的关系。Sandy等人专门考察了儿童青少年对与父母的沟通的看法和家庭满意度、儿童青少年的决策行为和与父母的争论的关系[22]。结果发现，好的家庭沟通与家庭的满意度有关，也与父母和儿童青少年较少有争论有关。对亲子沟通与家庭结构的关系的研究发现，家庭冲突随年龄增大而增加。核心家庭比单亲家庭有较多的沟通，较少的冲突。Lants和Lafrate等人对收养家庭、离异家庭和完整家庭中的亲子沟通的差异研究发现，与完整家庭儿童相比，离异家庭的儿童与其父母的沟通要比与同伴的沟通更困难；收养家庭的儿童认为与其父母的沟通是自己更主动，并且收养儿童比其他两组儿童表现出自尊心水平更低。在完整的非收养家庭中，青少年的自尊心与同父母的积极沟通呈正相关。
在亲子沟通与个体发展方面，有人研究了自我效能感、家庭沟通和危险因素——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抑郁、社会退缩之间的关系[23]。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其他统计手段的分析发现，在模型中自我效能感和家庭沟通对危险因素有决定性作用。Noom通过观察40个父母双全的家庭和他们的12-18岁的孩子，研究了父母行为和青少年自主性之间的关系[24]。他们设计了一套编码系统来说明父母的鼓励和青少年自主性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了激发讨论和获得冲突的或合作的家庭作用机制，参加实验的家庭完成了计划好的一项任务和一项“反映差异的任务”。实验者观察了讨论过程并进行了编码。结果表明：青少年比父母表现出更多的简单的同意、简单的不同意和防卫。与父母相比，青少年较少提供解释、事实性的信息、作出响应、鼓励、质疑、承担责任、作结论、命令和发起活动。与其妻子和孩子相比，父亲较少表达怀疑、有根据的争论和感情。母亲比父亲给孩子更多的建议。
在亲子沟通的文化差异方面，Lefkowitz比较了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拉丁美洲裔和欧洲裔美国母亲分别和他们的孩子之间性问题的沟通，结果证实了交谈结构受种族群体的影响[25]。与欧洲裔母亲-青少年谈话相比，拉丁美洲母亲-青少年之间的谈话更多地由母亲支配，甚至在考虑了社会经济地位以后，这种差异仍然存在。同样地，组间差异分析发现，拉丁美洲裔收入最低家庭的交谈结构与拉丁美洲裔另两种收入中等和高收入家庭的谈话结构相同，而与同样分类的欧洲裔家庭的交谈结构不同。这些发现表明，拉丁美洲裔家庭与欧洲裔家庭的交谈结构的差异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因为与欧洲裔母亲相比，拉丁美洲裔母亲更加支配谈话，他们较少有机会对儿童作出反应。那些较多支配谈话的母亲确实较少具有消极性。这支持这样一种观点，至少在拉丁美洲裔群体这样的文化中，较多支配的交谈结构不是消极类型的交谈结构的证据。在拉丁美洲文化中的儿童应该对父母尊敬和顺从的价值观，可能导致了在谈话中母亲承担了比较支配的角色，并且较少有机会对儿童作出反应。
4 结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总体来看，国外对亲子沟通的研究正在展开，他们在亲子沟通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不断地推陈出新，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我们有必要尽快尝试从生态系统论的角度，在儿童的外环境和中环境背景中来研究我国儿童的亲子沟通状况和亲子沟通对儿童社会心理行为的影响，并探讨各种可能的复合效应。第二，我们对亲子沟通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尤其是对亲子沟通对儿童青少年性行为的影响方面缺乏足够的重视，针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特殊国情，我们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为新一代年轻的父母提供可靠、有效的教育措施。第三，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关于亲子沟通的文化差异的研究，来开展我国的亲子沟通研究。我们的家庭有着自己的特殊的文化背景。在巨大的转型时代，家庭的作用机制和功能也在逐渐地变迁。我们应该针对这种变化的家庭单元，深入研究亲子沟通在此系统中对儿童发展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儿童的行为问题提出有效的干预措施，积极开展各种干预项目和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