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过程中论文,人力资本论文,人口老龄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时期：2006-03-24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46(2006)05-0069-07
1 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口发生了迅速的转变。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20‰以上降到2003年的6.40‰，“五普”数据显示全国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增长到71.40岁；20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到2003年的1.70左右，迅速由高生育水平转变为低生育水平。这些人口要素变动使我国在20世纪末悄然步入了老龄社会，“五普”数据显示我国200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6.96％。有学者研究发现，和世界老龄化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两高三大”的特征，即老年人口比例的高速增长，高龄人口比例以两倍于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超高速增长、老年人口数量大、老龄人口抚养比大和地区差异大，所以我们更应该慎重的考虑老龄化问题(曾毅，2001)。老龄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人口的增寿，它可能意味着人的健康期的延长或者劳动能力期的增加，可视为人力资本的增长(这将在第四部分的讨论中得到展示)；另一方面是年龄结构的老化，则可能会造成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比例增加，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从而减少人力资本总量。从人力资本的视角来考察老龄化问题时，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国内学者对1980—2000年我国人口的研究表明：一方面，我国处在人口老龄化时期并于20世纪末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方面，我国也从人口大国迈向了人力资本大国(胡鞍钢，2002)。本文试图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引入人均劳动能力期要素，采用联合国的预测数据，进一步考察我国未来老龄化对人力资本变迁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总量的变化。
2 人力资本及其测量
人力资本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那里，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把“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才能”当作资本，认为劳动者“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费一笔费用，但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由于产业升级，人在生产诸要素中显得越来越重要，人创造的价值也越来越大。同时，在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传统资本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的迅速复兴，以及所谓的“里昂惕夫”之谜① 等。
在这种背景下，当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0年重新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时候，即获得了普遍的响应，加里·S·贝克尔、D·W·乔根森等人纷纷加入了研究的行列，直到现在人力资本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舒尔茨(1960)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表示，是这些方面价值的总和。定义中的人力资本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这种资本需通过投资才能得到，另一层是它能够获得投资回报。这个概念的提出，有效解释了战后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济复兴，也为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指明了一条发展路径。所以，人力资本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而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经济学家都尝试对它进行测量。总起来说，对人力资本的测量主要是从两个角度：一是从产出角度进行度量，二是从投入角度进行度量。产出角度最常用的是劳动报酬法，即用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所得收入来体现劳动者身上所蕴含的人力资本。大多数的人力资本度量方法都是从投入角度进行的，主要有学历指数法、技术或职称等级法、教育成本法、受教育年限法等(王金营，2001)。在“人力资本投资”(1960)一文中，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由投资形成的，物质资本一般用投入来度量，人力资本也一样。现实中，我们衡量一种测量方法优劣的标准主要有简易性、精确性和可行性。对个体人力资本的衡量，用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来衡量有较好的精确性，但是操作繁琐，数据不易得，在现实中可行性较差，也不符合对资本的一般计算规律；学历指数法和技术等级法计算中的主观性太强，也缺乏可比较性；受教育年限法足够简便，数据易于获得，缺点是难以反映教育质量的差异。但是总的来看，受教育年限法是一种更优越和可行的操作方法，且受教育年限与劳动者的收入、技术等级等呈正相关，对其他方法有一定的替代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条件得到改善，九年义务教育逐步得到落实，高等教育也获得巨大发展，另外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也不断延长，这些都有力促进了我国人力资本的增长。但是如何对它进行测量呢？采用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是目前国际上衡量人均人力资本比较好的指标(胡鞍钢，2002)，例如胡鞍钢在“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本大国：1980～2000年”一文中，用劳动力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计算我国人力资本总量。这个指标简洁明了，但是它只显示了教育投资的因素，没有反映出年龄结构的影响。由于我国处在急剧的老龄化过程中，人力资本总量不可能不受到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所以，本文对人力资本的测量，引入了人均劳动能力期的要素，采用某时点人力资本状况与效用期的乘积，以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劳动力总数来取代一般计算人力资本方法中的劳动力总数。这样计算出来的人力资本一方面反映了现有人口中蕴含的人力资本的状况和效用期，另外也考虑了年龄结构的影响，弥补了上述指标的不足。
对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可以用以下公式进行衡量：
这个公式体现了人力资本中人口的数量、结构和质量三个方面，通过引入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的要素，考察人口结构即老龄化过程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3 我国老龄化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变化
3.1 1980—2000年人力资本总量的变化
应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出1980～2000年人力资本总量的变化(具体计算步骤和结果见附表)。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0年我国人力资本总量是1980年的2.10倍，也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增长主要是由于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这与胡鞍钢(2002)计算所得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增长因素中教育投资的影响最为显著，2000年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980年的1.54倍，其次是劳动力数量的增加，2000年劳动力数量是1980年的1.46倍。这期间，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大约在1990年即发生递减，2000年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仅为1980年的93.09％。
表1 1980—2000年人力资本总量的变化
1980 1990 2000
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Et)
4.61 5.51 7.11
劳动力总数(Pt)
5.96827.71078.7108
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Tt)30.96 30.91 28.82
人力资本(Ht=TtEtPt)851.81
1313.24
1784.93
人力资本变化比率 1 1.54 2.10
人力资本变化比率[*] 1 1.54 2.19
*人力资本变化比率为胡鞍钢所计算的我国1980—2000年人力资本的变化。
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jects:The 2003 review.United Nations,Population Division.
3.2 中等生育水平下对2000-2050年的人力资本总量的计算及分析
关于我国2000—2050年人力资本总量的计算，这里选用联合国人口司在中等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为1.85)下的预测数据，计算结果见表2、图1。从表中可以发现2020年之前我国人力资本的增加是比较快的，2020—2030年则增长缓慢，之后甚至出现负增长。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总量的各个因素中，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继续稳步增长，劳动力总数在2020年之前继续增长，之后停滞，并在2030年之后开始负增长。将人力资本的计算放到我国老龄化过程中，把人口结构的老化考虑进去，可以发现，相对于1980—2000年间在20年内就翻一番的快速增长，我国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大大放慢。
表2 中等生育水平下2000—2050年人力资本总量的预测
2000 2010 2020 2030 2040 2050
15岁以上人均受教育年限(Et)7.11 8.50 9.79 11.18 11.88 12.23
劳动力总数(Pt)8.71089.78489.9246 9.66148.90828.4478
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Tt) 28.82 26.85 24.9
23.82 24.38 23.8
人力资本(Ht=TtEtPt)1784.93
2233.14
2419.332572.90
2580.12
2458.93
人力资本变化比率 1 1.25 1.36
1.44 1.45 1.38
人力资本变化比率* 1 1.34 1.57
1.74 1.71 1.69
*人力资本变化比率为假定劳动力年龄结构保持2000年的状态不变下的人力资本变化比率。
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jects:The 2003 review.United Nations,Population Division.
就表中数据计算来看，教育因素始终对人力资本起着正向作用。在对教育水平的预测中，随着教育投资的收益递减规律，教育水平的增长速度是递减的。所以，我们预测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在2000年到2050年50年间每十年的增长量分别为1.33②、1.33、1.33、0.67、0.34。这样，202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79年，略高于日本在2000年的水平。而在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2年时，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教育成本的高昂等原因，增长会递减，例如美国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1999年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数分别为11.9、11.6、11.7、11.9、12.11，所以我们对2030年之后的预测增量进行了1/2递减，得到2050年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2.23年。总而言之，我国教育水平起点较低，开始增长会较快，但是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即使投资增加，增长也会变慢。
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的老化程度是我国老龄化过程的重要体现。我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同时生育率下降的作用集中在新出生人口，使我国人口结构快速老化。一旦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少于上一年，就会带来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的下降，而随着新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少于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则会带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我国在90年代劳动力结构开始老化，大约在21世纪20年代之前，劳动力数量就开始减少。从表2和图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劳动力的老化和劳动力数量从2020年开始的递减抑制了我国人力资本总量的提高。此外，如果我们假设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或者劳动力年龄结构保持在2000年的水平而其他要素不变，则会发现人力资本总量会远高于原来的水平，可看出年龄结构是影响我国人力资本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上边的材料，我们看到在2020年之前我国人力资本总量是相对高速增长的，之后增长变得缓慢。如果就如当前所说的人力资本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上面的计算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21世纪的前二十年是我国一个战略机遇期的说法。
3.3 高、中、低三种生育水平下人力资本总量变化的比较
为了更好的显示出老龄化的影响，下边我们对不同生育水平下人力资本总量的变迁做一个比较。由于假设死亡水平一样，不同的总和生育率(TFR)就对应于不同的老龄化水平。TFR的高、中、低三种水平如下表3。
表3 2000—2050年高、中、低三种生育水平的值
时间
200020102020203020402050
高1.742.102.352.352.352.35
中1.741.781.851.851.851.85
低1.741.451.351.351.351.35
资料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jects:The 2003 review.United Nations,Population Division.
根据高、中、低三种生育水平下的人口数据，我们可以算出三种水平下的人力资本总量，如下图2。
在图2中，对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预测相同，而由于总和生育率的不同，使得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的人均劳动能力期不同，从而导致了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呈现截然不同的趋势。在高生育水平下，人力资本总量平稳增长，这是由于劳动力数量一直没有减少和2020年之后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即稳定在25年左右。在中等生育水平下，人力资本总量2020年之前稳步增长，之后逐渐出现负增长，但趋势平缓。而在低生育水平下，人力资本总量从2020年之后就开始下降，并且递减有加剧的趋势，这是因为劳动力数量从2020年即开始减少，从2020年的9.9245亿减少到2050年的7.2018亿，同时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则从2020年的24.9年减少到2050年的21.59年。
4 两种尝试
关于老龄化对社会的有利影响，或者说对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人的劳动能力期可以随预期寿命而延长，另一种是认为可以根据社会需要延长退休年龄。下文就针对这两种观点做一个尝试。
4.1 假设人的预期劳动能力期随预期寿命而延长
当我们假设人的预期劳动能力期随预期寿命而延长时，可以认为劳动力的年龄上限逐渐提高了，此时一方面劳动力的数量增加了，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人均劳动能力期也延长了。但是怎么计算人的劳动能力期的变化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假设当前定义劳动力为15—64岁的人口是合理的，则在当前人均预期寿命下，人的劳动能力期与预期寿命的比例为R=50/71.4=0.70，并以此为基础推出其他时间点新出生人口的预期劳动能力期(t[，t])为“0岁人均预期寿命*R”。保持劳动力的年龄下限不变，则劳动人口年龄上限为“(t[，t]+15)岁”。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的计算仍然可以采用如下公式：Tt=∑LtiPti/Pt，如此对三种生育水平下人力资本总量变化的计算结果如下图3。
与3.3节中的计算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劳动力年龄上限进行调整后，中等生育水平下人力资本总量不再出现下降，低生育水平下人力资本总量下降幅度也减小了，2050年的人力资本总量仍然大于2000年的。但是将人的预期劳动能力期随预期寿命而延长，前提是人的健康水平随预期寿命延长而提高。延长劳动能力期的作用对象是老年人，对老年人口总体而言，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是否是线性关系，甚至有无正向相关关系，尚需验证。
4.2 对劳动人口的重新界定
国内也有学者提出，可以参照黑田俊夫的主张③，根据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和教育水平提高的预期，如果21世纪某个时期劳动力出现短缺，则可以重新界定退休年龄。比如从21世纪初叶开始由现在实行60岁退休提高到65岁，到21世纪中叶，年龄构成的划分可以采用0～19岁，20～69岁，70岁及以上的标准(李建新，2005)。我们按照这个划分，在2000—2040年劳动力年龄界限采用15—64岁，2050年时采用20—69岁，计算出2000—2050年高、中、低三种生育水平下的人力资本总量，如下图4。
劳动力年龄界限调整后，2050年时的人力资本与3.3节中同期的相比较，可以发现高生育水平下的人力资本略为减少，中等生育水平下的人力资本略微增加，而低生育水平下的人力资本则增幅相对较大，减缓了递减趋势。这是因为我们对教育水平采用了同样的预测，而不同生育水平假设下2050年时15—19岁组人口的数量不同。数据显示在高生育水平下15—19岁组人口多于65—69岁组人口，在中等生育水平下15—19岁组人口略低于65—69岁组人口，在低生育水平下15—19岁组人口则比65—69岁组人口少了将近一半。
5 小结
在上文中，我们在对人力资本的计算中引入了年龄结构因素，从而展示了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可以看出，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和劳动力人均劳动能力期的下降导致了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缓慢。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和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统一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之中，而老龄化最相关的人口因素就是人口出生率。上文所用中等生育水平下的数据，对我国总和生育率(TFR)的假设都在1.8左右，而根据2000年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当前TFR为1.2(很多学者认为在1.5—1.7之间)，从这点来看上文的计算还是相当乐观的。即使如此，这种老龄化仍然阻碍了我国人力资本总量的增长。目前我国人口处在惯性增长期，未来还将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但是随着人口惯性的消失，人口将由正增长转为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将此时缓慢的人口惯性增长看作人口压力，不如将这个时期看作人口机制所赋予的一个调节期，看作是我们政策调节的一个机会。
从老龄化的角度来考察人力资本总量的变化，考虑到老龄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的客观必然性，这就使我们在谋求增加我国人力资本总量时应该更重视个体性因素。在我国老龄化过程中，影响人力资本总量的整体性因素(如劳动力数量、劳动力年龄结构等)的趋势很难逆转，而在影响人力资本总量的个体性因素上则可有所作为。在这些个体性的因素中，一个方面就是个体的增寿，通过增加卫生保健供给，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延长人口预期寿命，提倡健康老龄化，希望能够延长我国人口的劳动能力期，以及增加劳动力数量；另一个方面是增加教育和培训的供给，促进我国劳动力的技术积累，提高他们的熟练程度，增加个体人力资本。这也是上文计算所显示我国进入21世纪后增加人力资本总量的两个重要途径。
注释：
①里昂惕夫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发现，美国具有资本优势，却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资源优势说相矛盾。
②1.33为1980—2003年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年均增量与10的乘积。
③黑田俊夫主张适合日本的国情，将现在惯用的年龄分组：0～14岁、15～64岁、65岁级以上改变为0～19岁、20～74岁、75岁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