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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3)03-0053-07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对“两个必 然”的分析中具有经验实证意义。它支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寿命的估计，而 这一估计，却过于短促了。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是与其周期性经济危机 的克服联系在一起的。怎样正确认识、客观评估资本主义的反危机能力，怎样正确认识 、客观评估这种现象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影响?
周期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无法 根本解决的。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大致5-10年的周期反复 发作，越来越猛烈。像美国，在20世纪前30年，经济危机由19世纪的10年一次加快到6 年一次。正如马克思所说：面对危机，资本主义“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的生产力，另 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但是所有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 所有的方法“都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 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1](P278)
在理论上，当时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自由主义在阐释危机上是很苍白的。它 认为，企业经营是纯私人领域，自由竞争是市场的最高法则，市场是经济运行的惟一的 自然调节机制。政府的权限只能限于保证竞争的公平，起“守夜人”的作用。对于周期 性经济危机，尽管也看到它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也对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各种技术分析， 但大多认为经济活动水平总体上存在扩张和收缩的反复交替过程，危机是社会不得不承 受的消除过剩生产力的代价。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政府进行干预，但难以被普遍接受 。
一、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政策调整
1929—1933年，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 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是空前绝后的。以美国为例，首先纽约股市总值损失了87.2 %，近于崩溃[2](P387)。工业生产下降了46.2%，退到了1905-1906年的水平。其中，汽 车工业下降了95%，生铁下降了79.4%，钢下降了76%。7，000家银行被挤兑风潮摧毁， 货币流通几乎停止。工商企业倒闭14，000家。失业率高达25%，而在业工人的工资下降 了40%[3](P557)。到1933年初，农业总收入比1929年降低约60%，101.9万户农民破产[4](P26)。几百万人民丧失了积蓄和房产，几十万少年失学，到处游荡，几百万青年没有就业希望。这样广泛的失业、饥寒交迫使人猝不及防，政府对这一切又束手无策，绝望情绪弥漫全国，一切都让人觉得是这个社会制度出了问题。在欧洲，英国于1920年就发生了危机，1929年再次受到危机的打击，工业生产下降了23.8%，出口贸易下降了50%[5](P15)。法国在这次危机中工业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整个30年代，国民经济始终处于衰退状态。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罪恶和总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事实。哈佛大学商学院院长查尔斯·施瓦布当时说：资本主义正在经受考验，西方文明前途如何，取决于这次考验的结果。另有人断言，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死亡[4](P28)。
胡佛总统曾按照传统思路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他坚守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原则，坚持 财政的预算平衡。这些做法对危机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到1933年1月罗斯福上任时 ，美国已处于紧急状况，国会破例授予总统空前广泛的权力，并在百日之内批准了大批 立法。罗斯福迅速将这些政策推行到全国，为了与胡佛政府的政策相区别，他将此称之 为“新政”。
罗斯福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进行调节，调节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就广 度而言，包括银行金融业、工商业、农业、交通及公用事业、社会救济、公共工程等一 切领域。就深度而言，许多调节深入到具体经济部门的运作过程。如通过“紧急银行法 ”将黄金流通控制在政府手里，增加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并赋予 其极大的监管权力，要求拥有一定存款(一百万美元以上)的银行必须成为联邦储备系统 的成员银行；建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具体管理证券交易。农业方面实行强制性的限耕减产 ，以达到消除农产品过剩、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目的。政府帮助农户获得复业贷款。针对 私人投资不足的问题，政府以直接和间接投资的形式来进行弥补。“新政”期间，政府 授权“复兴金融公司”向农业、工业、金融保险、交通运输、公共工程、文教等各个领 域贷款，总额达到132.06亿美元[5](P41)。罗斯福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救助普通百姓， 如通过一系列立法，用政府借款、联邦储备银行担保等形式，救助债务者，特别是通过 “房主贷款法”，规定以房产作抵押借款的房主无力还款时可以其抵押品转借政府担保 的国债，从而使许多人保住住房。“新政”还第一次规定由联邦储备银行保证储户在银 行破产时得到一定数量的偿还。政府创立“公共工程署”等机构，主持大规模的公共工 程建设，由政府雇佣青年失业者，以工代赈。同时政府还完成了一些耗资巨大、联邦和 州之间法律关系复杂、平时难以顺利实施的、影响长远的基本建设项目，如著名的田纳 西河谷工程。在救助穷人方面，罗斯福反对用政府拨款进行单纯救济，认为这违反社会 基本信仰，将造成美国社会精神和道德上的滑坡，毒害国民素质。“新政”在保护劳工 权利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如通过立法给工人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确认工人平等的集 体谈判权，取缔童工，实施“公平竞争法”，规定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等。
“罗斯福新政”带来了两个意义深刻的变化：第一、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生活成为事实 ，政府职能出现重大转变。政府承担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功能，如社会商品的定货者、供 货商，资本的借贷者，直接和间接的投资者，大型企业的管理者，国民收入的分配者， 国民经济的指导者。总之，政府作为“总资本家”对经济生活进行了调节和引导，并经 过复杂的立法斗争将其法定为若干新体制，对改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发挥长期影响。“ 新政”力求通过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促进消费，来消除“过剩”，缓解危机，具有全新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政府直接介入劳资矛盾，承认劳方权利，促进劳资协调，从 主要是有产者利益的维护者客观上转变为劳资利益的协调者和平衡者。“新政”的劳工 立法既是工人斗争的结果，也是美国社会改良思潮影响的结果。
与“罗斯福新政”相对应的是，德国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反危机模式。德国作为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20年代前期，物价飞涨，马克贬值，巨 额战争赔款的90%要通过增税转嫁给人民，财政和经济都濒临破产。1924年的《道威斯 计划》虽使德国有所解困，但不久就受到1929年大危机的冲击。到1932年，德国工业生 产下降40.6%，退回到19世纪末的水平。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失业人数达561.5万，占 全国工人的一半。农产品价格猛跌，农民收入减少30亿马克[6](P152)。德国人民在经 济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安全感，痛苦、屈辱、无望，迷茫的情绪给法西斯“民族社会主义 ”的蛊惑宣传以可乘之机。1932年，希望寻求出路的人们将选票投给了纳粹党，希特勒 上台执政。在纳粹一党专制体制下，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危机模式。
希特勒反危机措施的主要方式是建立严密的政府监管体制，政府全面监督投资、控制 消费、控制劳动力市场。1933年7月，纳粹政权设立了“德国经济总会”作为最高经济 领导机关。次年，由该会颁布“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条例”。“条例”规定，将全德经济 合并成六大组，即工业、商业、银行、保险、能源和手工业，下面依次设44个经济组， 350个专业组，640个专业小组，全部私人企业和组织打散分到各组，大部分组长由政府 任命工业界和经济界巨头担任。由于纳粹上台后的总政策是扩军备战，建立战争经济， 因此政府对与军备有关的生产，给予巨大的补贴和特权。所有重要部门的成立与企业的 扩大，都需要得到国家的批准，大量中小企业破产或被强迫兼并到大企业。政府严控投 资流向，使其集中于重工业和军备生产，消费工业倍受忽视。政府调节不是按照经济规 律，使生产与社会需求相符合，而是背离社会需求，集中所有的生产能力为战争服务。 纳粹还用所谓的“国家就业”来对付失业，主要办法是兴办劳动密集型公共工程、减少 机器的使用、减少妇女就业、实行青年义务劳动、扩招军队、延长服役期等，另外对雇 佣工人多的企业进行减税优惠，工人必须接受政府安排，工资远远低于物价涨幅。所以 尽管纳粹短期内基本解决失业问题，但是这种“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一种 半军事化的强制劳动。
在主张政府全面干预经济这一点上，希特勒和罗斯福有一定共性，但两者的思想基础 和政策倾向是截然不同的。罗斯福采用各种方式刺激经济恢复，力求通过扩大需求、提 高社会购买力来解决“过剩”的危机；而希特勒是要通过控制投资、减少消费、扩军备 战、对外进行战争冒险来“挽救”危机中的德国。罗斯福的反危机政策通过资本主义框 架内的制度创新，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希特勒的政策基础是反动的所谓“民族 社会主义”，它不顾经济规律，企图脱离世界市场，建立“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 ，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制使经济的集中程度更高，具有抑弱扶强的典型特征，最后造 就的是为一小部分垄断资本夺取“生存空间”的畸形经济和畸形社会生活，不具有任何 制度创新意义。
二、政府宏观调控理论的建立与发展
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影响日益扩大，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中出现了系统的政府宏观调控 理论。凯恩斯主义是其最典型的代表，它的形成与“罗斯福新政”相辅相成。一方面， 凯恩斯主义是根据“罗斯福新政”加以理论总结的产物，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也是“ 新政”的指导理论之一。
凯恩斯主义与此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的特点是，它否定了竞争至上的极端自由主义 和国家自由放任政策，主张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凯恩斯主义第一次使政府对 经济进行干预的理论得到全面的阐释。凯恩斯认为，要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必须依靠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以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政府调控经济的中心内容 ，是增加全社会的货币总支出，扩大全社会、包括私人和政府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 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大规模干预 经济，实行充分就业政策，建立不同程度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社会矛盾。从战后到 70年代，虽然也有局部波动，但总体上西方经济出现了近30年的快速增长，有的国家， 比如日本和德国，经济增长率之高前所未有，被称为“奇迹”。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的历 史时期，作为反危机政策，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凯恩斯理论指导下所实行的赤字预算政策和信贷扩张政策，在 实际中成为持续性的膨胀政策，而且这种政策一旦实行，几乎难以止步。到70年代，西 方国家普遍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经济活力下降，公私债务迅速积累，1973—1975年，第 一次爆发以“滞胀”为特点的经济危机。“滞胀”危机与19世纪以“过剩”为特点的经 济危机显然有不同的背景，主要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实行，固然缓解了危机，但也削 弱了市场本身包括危机本身对经济结构和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生产成本上升，破坏了 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新的危机和新的衰退迫使资本主义继续调整它的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以反对大 政府、高税收、高福利为目标的、在美国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英国被称为“新保 守主义”的经济学说获得了很高的影响力，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供 应学派强调为了医治“滞胀”，必须变刺激需求为刺激供应，为此就要降低所得税率。 他们认为，只要减轻税率，投资和生产就会增长，供应就会增加，通货膨胀也会得到抑 制。而货币学派则强调控制货币供应量，提出只要按照经济增长或萎缩的情况调整货币 存量，经济过热减少货币供应，经济衰退则增加货币供应，国民经济就能健康发展。
从政策上转向“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其典型是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 国的“撒切尔主义”。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共同特点是：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 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紧缩通货等，撒切尔政府还大规模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 这些政策在对付8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起到一定成效，如英国从私有化政策中获得约800亿英镑的巨额收入，减轻了国家的债务负担[7](P1188)。但是这些政策基本上都对富裕阶层有利，不断遭到反对党的攻击，不可能走得太远。美国由于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开支不但降不下来，预算赤字反而连年扩大，巨额赤字导致高利率，又引起外资大量涌入，80年代中期一度成为净债务国。进入90年代，在一次新的衰退袭来之时，老布什在竞选中败给了民主党的克林顿。
克林顿政府实施了后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方针和社会政策，努力在传统自 由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之间寻找中间道路，调整政府干预的手段、领域、力 度。如1993年7月，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放弃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来调控经济的政 策，把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克林顿减少政府开支，适度 减税，实行稳健的平衡预算计划，同时在医疗、教育、环境方面加大投入，取得了良好 的政绩。1991年4月—2000年8月，美国经济保持连续114个月的增长，增长率维持在4% 左右，通货膨胀持续走低，失业率降至公认的“充分就业”水平以下，2000年4月失业 率为3.9%[8](PP129-130)。欧洲在90年代中期也兴起了“第三条道路”，英国工党、德 国社会党都宣布了新的政策纲领，在原有的左翼的基础上向中间道路靠拢，其执政主旨 与克林顿如出一辙。西方国家的这一波政策调整，与前两轮一样，影响深远。
就战后至9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强度以及 对生产和社会的破坏程度的确都得到了一定的控制。60年代末以后，除个别例外，经济 的波动呈现次数较频繁、间隔时间较短、危机烈度较小、持续时间较短、复苏、萧条阶 段界限不甚分明等不同特征。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调整思路，实行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 策，限制过分的垄断和过大的贫富差距，维持“公平竞争”环境及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 。在供求关系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互动，用政府干预来对付市场失灵 ，以市场机制来限制“政府作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国还逐渐加强了国际间经济 货币政策的互相协调，以共同对付危机。
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首先，由新技术革命引起的 生产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及生产力要素的变化，使社会生产出现“信息化”的特征和趋 势。经济的宏观模式和微观组织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政府和私人都有可能通过掌握信 息来最大程度地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加强计划性。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生产”广为 实行，按照定单生产甚至可以实现“零库存”。其次，国家、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广 泛和深入，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的流动、组合及资源的配置都全球化了 ，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生产的主导者和最主要的受益者。发达国家凭借成熟的市场体制、 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信息占有方面的优势，使国际经济不平等秩序进一步强化，与此同 时，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日益重视和利用国际经济的合作与协调机制。再次，金融业 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出现“金融化”趋势。法国学者让·克罗特·德罗奈认为， 当代资本主义已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价值形式已从 工业时代的货币资本演变成货币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二元结构，买卖金融衍生产品成为获 利的直接的和日益重要的方式。金融化固然为促进新技术和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动力，但也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现象日益严重[9]。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实行的 金融自由化政策促进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形成。超级规模的国际游资在各国东突西走 ，寻找最大获利空间。金融投机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并不断引发危机，而经济结构存在 缺陷、外汇管制存在漏洞的发展中国家频频成为受害者，例如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应该指出的是，这类金融危机， 包括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一样 ，但其本质上仍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大范围内的反映。 金融资本主义还是一个讨论之中的概念，但金融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及其双刃作用已 是一个谁也不能忽视的事实。
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变化以及危机形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使政府调控出现了新的趋势 ：第一，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兴起。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是提供公共产品，如制定市 场规则，决定经济政策，进行公共投资，实行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等等。在全球化条件 下，各国国民经济体系相互渗透，许多国内经济问题实际上与全球性问题有密切联系， 因此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只能是国际协调的结果。像现在一国的利率和汇 率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孤立的国内问题，它必须受制于许多国际因素；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需要各国政府制定共同的知识产权政策；一国的经济法律体系也有个与国际接轨的 问题。诸如此类，全球化造成了一个有机的世界经济体，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不会以某 国的国民经济为转移，各国政府加强政策协调，按照统一的规则，共同提供全球性公共 产品，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第二，民族国家经济职能国际化。在全球化条件下，任何国 家都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都遭到损害的情况下单独获利，“双赢”或“多赢” 逐步成为各国获取民族利益的普遍模式。因此一国政府不能单独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参 与国际协调，它必须对国际公益负责，其经济职能同样也不应仅仅从本国利益着眼，而 要考虑到对别国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在必要的情况下，有关国家有义务参与对地区性或 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联合干预。第三，经济调节的主体出现多样化。过去进行经济宏观调 控的主体是民族国家，现在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已越来越成为调控的主体之一，它们通过 国际规则、国际惯例作为协调的主要途径，也通过经济援助附加条件对受助国进行干预 。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150多年以来，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力突飞猛进，技术 基础不断更新换代，经济组织的形式日益多元化。资本主义沿着克服危机、产生新的危 机、再克服危机的辩证过程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就是 资本主义不断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更新的历史。适时改良是资本主义渡过无数次危机的 根本原因。我们说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潜力还没有穷尽，它的生命力尚未枯竭，其依 据之一就是它克服危机的能力还不能轻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的寿命 估计过短，原因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克服危机、自我改良的能力估计不足，对资本主义 文明的综合进步作用估计不足。这是由于时代条件限制而导致的历史局限性。指出这一 点，无损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而言，其基本矛 盾至今没有改变，而且扩展到全世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的终极的形式仍然是私人 占有，而生产的社会化却一日千里地在向前发展，并不可阻挡地走到全球化。另外，资 本主义克服危机的手段和途径自始至终被迫沿着“按生产的社会本性来对待生产”的大 方向调整；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不得不关注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舍此它将不能拥有 起码的发展环境，也不能有效地克服危机。这些都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资本主义经 济危机的基本分析是合理的。如果说，现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在本国克服危机基本上还 算有效的话，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对付危机的不测因素就难以预料多了。经济干预和调节 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中央权威，但是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恰恰缺失一个拥有最高权力 的“世界政府”，哪一个国际组织也没有至高无上的强制力，它的作用的发挥还必须依 赖有着各自利益倾向的各国政府。各国在国际协调中难免要讨价还价，这就会限制国际 协调的效率。更重要的是，讨价还价的能力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这就必然使经济调节 的砝码偏向发达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不到尊重，最终破坏整个国际市场环境。 目前国际社会的“市场失灵”风险尚有许多未知数，还有待于人们去研究。从人类历史 发展的大趋势而言，社会主义在全球取代资本主义是最终彻底解决不管是一国还是世界 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决定性条件，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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