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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50
（一）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在信息技术和人文精神的推动下取得了重大发展。第三代图书馆学家[1]在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领域皆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图书馆学研究中第四代图书馆学家的出现及其为图书馆学带来的新气象，以及其所呈现的一些特征，从世纪初梁灿兴为基础理论带来的“文献可获得性理论”，到“21世纪新图书馆运动”论坛中诸多青年才俊的理论文章，再到近期《图书馆》推出的“青年图书馆学家”栏目，可以见到，第四代图书馆学家正在以群体的姿态走上了中国图书馆学舞台，这让人想到第三代图书馆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精彩表现，张晓林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文章，倡议改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刘迅介绍西方波普尔“世界3”理论，1986年5月武汉大学的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中青年学术研讨会，则是第三代图书馆学家集体展示力量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们提出改变图书馆学研究的具体措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来作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如果说1986年首届“中青会”是第三代图书馆学家集体展示力量的开始，那么2005年7月中图学会桂林年会则是第三代图书馆学家全面占领图书馆学舞台之时，这时，他们已经在理论图书馆学和人文、制度、技术等诸多领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完全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坚，其间经历了20年的历练，使他们逐渐成熟。
正当第三代图书馆学家如日中天之时，人们亦慢慢感受到第四代图书馆学家的出现和存在。与上一代图书馆学家相比较，第四代人似乎缺少一些前辈们当年的豪气。《图书馆》1987年首期曾首次以“青年图书馆学家论坛”栏目发表范并思文章《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作者激动的叙说仍让人恍若昨日，“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其硕果累累，其艰难曲折，令每一个与这个十年图书馆学共过命运而又有意回瞥了它的人，止不住叙说的冲动。……正是那些新旧观念碰撞和交接的历史时刻顽强地留下了自己遗迹的人，激励我命笔，走入叙说者行列。”[2]180年代的人富于激情，那一代年青的图书馆学家亦如是，面对荒芜多年的理论和事业，多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与上一代比较，第四代图书馆学家显得锋芒内敛，平实沉稳。多为各自研究，较少以整体名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与上世纪末“中青会”相似新世纪有“青年学术论坛”，但“论坛”始终未出现当年“中青会”上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寻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这样有影响的主题。然而，第四代图书馆学家以自己更为深厚的学养和广阔的视野使他们的研究具有自身的特质，从他们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图书馆学光明的未来。
（二）
第三代图书馆学家是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历史中担负特殊使命的一代，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走上图书馆舞台，经历十年动乱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改造传统的经验图书馆学模式，建立一种新的科学图书馆学。上世纪80年代第三代图书馆学家开始在图书馆舞台上摇旗呐喊，建立起一支理论队伍并取得多方面的成果。但是，从总体者，他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还未能取得主体地位。这一时期，他们是在第二代图书馆学家的指导下开始图书馆学研究。在周文骏、彭斐章、黄宗忠、吴慰慈、陈誉、倪波、宓浩等老一辈悉心指导下，第三代图书馆学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创新型研究。第四代图书馆学家显露头角时，正是第三代图书馆学家在学术和事业上如日中天之时，他们许多人在学术上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特色，并确立了地位，如王子舟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并思的图书馆制度研究，蒋永福的图书馆权利研究，李国新的图书馆自由研究，刘兹恒、肖希明的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研究，吴建中的图书馆管理研究，张晓林的数字图书馆研究，等等。正是由于第三代图书馆学家的不俗成绩，使许多人的目光未能注意到第四代图书馆学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
（三）
第三代图书馆学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式以群体姿态走上图书馆学舞台，经历了80年代图书馆学的艰难重建，9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反思和新世纪图书馆学经受技术、人文和制度洗礼后的成熟。二十余年的打磨造就了这一代人。从时间上看，第三代图书馆学家的学术发展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是我国图书馆学开始重建，第三代图书馆学家走上图书馆学舞台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第二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面对市场经济对图书馆的冲击，这一代人在思考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应怎样应对，以及关注新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的影响；第三阶段为进入新世纪的几年，这一时期第三代图书馆学家面对信息技术浪潮、人文精神和政治体制改革，勇敢地承担起图书馆学的再改造的任务，他们高举改革创新旗帜，弘扬公共图书馆精神，倡导以人为本的图书馆理念，缩小信息时代的“数字鸿沟”，努力构建信息公平和信息保障的制度，这个阶段是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共同繁荣的时期。
有学者曾认为：“第三代图书馆学家以彻底的批判精神，寻求图书馆学的真谛。他们的发散式思维，改变了沉闷的图书馆学面貌。他们使第二代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理论，引发了第二代学者对自己某些观点的扬弃，更重要的是他们使一些第二代学者转而成为新的图书馆学探索的带头人，从而为自己找到了学术上的监护者。”[3]批判精神是第三代的显著特点。这一代以“文革”后的大学作为基地，当他们作为学生时，就高扬起自己的怀疑精神，他们将课堂讲授称为“图书馆技术”，他们钟情于理念，对西方理念派图书馆学的代表人物及著述抱有极大兴趣。“在1983-1986年间，几乎一切曾被认为正确的结论都成了第三代的目标，将它们一一从科学圣殿内放出来重新锻造，同时一切新的观点也承受着传统观点以及其他新观点的批判。这使理想主义者的幻灭达到了极点，第三代图书馆学家迅即登台造成的撞击与移位使一切已经树立的结论都经受着理性思辨或者实用观点的检验，已经没有一元的值得人们大胆信奉的规条了。”[4]
上世纪80年代是第三代初登舞台之时，这个阶段他们的批判精神锋芒尤盛。关于学科定义、对象、归属、概念、范畴、体系、理论基础等诸多问题的讨论无一不被涉及。杭州的基础理论讨论会为新理念如“交流论”、“知识说”、“文献信息理论”等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武汉的首届“中青会”更为第三代的新思想催生准备了条件。在这里新的东西层出不穷，形式上的“会中会”，“挂牌讨论”，内容上的“寻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不一而足。
武汉首届“中青会”是第三代兴起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两个重要议题：一是寻找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部，一是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按照一般逻辑来说，杭州基础理论讨论才过去1年多，基础理论研究之风正盛。何以在武汉会上突然提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呢？要探索这个问题，可以读一读张克科先生的《难忘的八十年代》这篇文章。[5]张先生在文章中谈到作为一位图书馆管理者对武汉“中青会”的感受，“参加会议后，整体感觉就是太沉闷。原来带着从工作一线蓄积的热情回到母校，抱着‘回炉’的心情再回武大来学习的，但在会上发现讨论的问题与社会相差太远，大家谈的都是之乎者也，谈文献目录体系、图书馆编目体系……与自己所期望的有不小距离”。[6]
因此，在第三代图书馆学家首次独立召开会议之时，便自觉注意到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使他们的研究不是空泛的坐而论道，而是密切关注社会，关注实践。应当说，这次会议提出“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就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宏观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研究由武大发起，湖南马上响应，那年秋由湖南省学会组织了事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湖南杂志举办征文，将这次讨论搞得有声有色。这次讨论取得成功得益于理论家和实践家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在实践领域有张克科这样的既懂理论又懂管理的在实践中卓有成绩的第三代，在宏观层面有黄纯元等潜心研究图书馆政策的第三代，在理论层面则有范并思这样极富号召力的学者。在实践研究中的学者提出动议，正好与宏观政策研究的学者不谋而合，搞理论的学者则提出“发展图书馆学”概念，从理论上给“事业发展研究”以支持。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之所以在80年代形成较大影响，在于第三代的审时度势和他们的较好的协作精神。
如果说发展战略研究是80年代以第三代为主体的研究，则彼时的文献资源研究是在第二代率领下第三代宏观研究又一重要领域。当时在肖自力、吴慰慈、李修宇等第二代带领下，包括肖希明、吴晞、刘慈恒、张学华、杨沛超、苑意宏、程磊在内的一群第三代，从理论到实践，从南宁文献资源布局会到全国文献资源调查，显示了第三代在第二代带领下在文献资源建设领域研究的力度和重要成果。
进入90年代，第三代的力量显现出一度分化。这从范并思、刘迅的一组对话可以看出一些问题。这组对话谈及世纪末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是庐山基础理论会后的一个反思。然而，三组对话尚未完，对话主角之一刘迅即已从图书馆教育领域到了深圳的教育界，完全离开了图书馆专业。之后，在理论领域曾活跃过的葛民、刘洪波、卿家康、柴纯青等先后离开图书馆界。亦有一批第三代出国学习或访问，如黄纯元、陈传夫、张晓林等。这样，图书馆学研究未免显得寂寞。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图书馆学研究中出现图书馆市场化、产业化倾向。
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之后，与市场经济同时而至的还有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短短几年间彻底改变了图书馆的面貌，同时亦改变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主题，出现了数字图书馆和图书馆1.0、图书馆2.0研究的热潮。
21世纪理论图书馆学曾出现过一个高潮并诸多成果。但此期更重要的是应用图书馆学研究，在应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大致有这么几条线：一条是信息技术的主线，一条是与之相对的人文主线，一条是与时代贴近的强调公众权利的制度主线，等等，这几条线的领袖人物多为第三代，不过，第四代已经在此时显露力量了。
（四）
第三代是图书馆学史上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生长在中国特定的年代，有着特别的经历，这使他们富于社会责任感和激情。在80年代和新世纪初，可以见到他们的火热的研究激情和实践激情。武大“中青会”和其后几届会议，他们均根据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重要研究选题。如在1987年上海“中青会”上，提出图书馆学要关注社会，1988年北京“中青会”上，组建青年图书情报协会，并以“图书馆学发展”、“情报学发展”、“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为题组织文章，陆续在《图书馆》上发表。这些，既显示了这一代人的激情和责任，同时显示出他们的成熟和作为一个群体的力量。他们之所以成熟，在于他们有较多的阅历，在生活中遭遇过各种挫折和苦难。
与第三代不同的是，第四代的出现是静悄悄的。他们没有很多的宣言和独立行动。他们是新世纪初随着第三代的成熟并占据图书馆学核心位置，在第三代挥舞的旗帜下前进。如梁灿兴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论迭出之时，不失时机地抛出“文献可获得性理论”，后来则潜力研究公民社会图书馆理论；王波亦是第四代中颇见功力的一位，其对阅读疗法的研究独树一帜，此外，诸如金胜勇、刘炜、高波、储流杰、俞传正等等，可以说在各自研究领域颇有成绩。
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为第四代的崛起发挥了奠基作用。1994年我国第一批图书馆学、目录学博士毕业，标志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层次日臻完善，也预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将为图书情报事业和图书情报研究输送更多高素质人才。已崭露头角的第四代正逐渐表现出这代人的特征：知识面较宽，除图书情报学之外，相关学科知识和理论也较坚实，在这方面他们甚至有望超过率领他们前进的第三代，因此，第四代的出现使我们更加看好图书馆学的未来发展。
当然，第三代与第四代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甚至有时会不便将一些学者归于第三代抑或第四代，如周庆山、代根兴、臧国会等一批学者，既有第三代的一些特征，又有第四代的一些特征。正如王知津先生在一次会上提出的问题一样，他是属于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其实，图书馆学家的代际区分并不会像刀切那样整齐，因为学术的发展是连续的和继承的，学术的分期和学者的代际区分因而不是绝对的，各代图书馆学家是从其整体特征来区分的，代际会有交叉和重叠，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欣喜的是第四代的生长环境更为优越。第三代从上世纪80年代的突起和日后的逐渐成熟，不但为图书馆学研究开创许多研究领域和贡献许多研究成果，更可贵的是创造了学术多元化的学术环境，从而为第四代的崛起造就了优良条件。同时，第四代的成长得到第三代的精心呵护。从近年的几届青年学术论坛来看，每次必有第三代学者的到场指导，这种代际学者的交流和研讨的和谐气氛，非常有利于新一代学者的成长。当然，和谐不等同沉寂。学术沉寂则表现学术缺乏活力，因而，学术冲突和交锋有时倒更能激起学术思考，出现新的创见。图书馆学呼唤第四代图书馆学家更多地亮出他们的学术主张，形成他们的学术凝聚力。读了近两期《图书馆》推出的“青年图书馆学家论坛”栏目，感到第四代的崛起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来稿时间：2008年10月）
注释：
①③④刘洪波.第三代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学多元化.图书馆，1990(3)
②范并思.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图书馆，1987(1)
⑤⑥张克科，王旭明.难忘的八十年代.图书馆，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