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现代社会与档案鉴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社会论文,鉴定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工作者因其记录现代社会及其公共机构而掌握着过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究竟能够怎样了解自身。他们挑选并保存(或者忽视和销毁)过往事件和社会思想的记录凭证，而这些信息正是知悉现在和指引未来的基础。海伦·塞缪尔斯1986年发表了她那篇题为“谁掌握过去”的著名文章，成为受乔治·奥威尔《1984》启发的第一位档案工作者。在奥威尔笔下的那个反面乌托邦世界里，“老大哥”借助真理部采用系统地销毁、操纵或修改历史文件等手段来掌握过去。塞缪尔斯引用奥威尔的话说：“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过去的事件只存活于档案记录和人类记忆之中。所谓过去，就是档案和记忆所认可的东西。”海伦·塞缪尔斯从根本上对档案工作者如何从事鉴定进行了反思，促使档案工作者更加有意识、更加主动以及更加广泛地掌握过去。她呼吁档案界对决定档案留存和销毁的这项核心职责重新加以审视。在她看来，形成过程透明且涵盖社会各界多种声音的联合档案体，是抵御“老大哥”或者说其他任何形式的一统意识形态或社会专制的最佳方式。
鉴定是档案工作者至为关键的一项职责。海伦·塞缪尔斯和理查德·奥克斯称之为档案人员的“第一责任”，其他业务工作都取决于它。当档案工作者鉴定档案时，他们在决定历史将知道怎样一个过去；谁将继续发出声音，谁将无声无息。档案工作者因此参与了档案的形成，具体确定了哪些形成者、哪些职能以及哪些社会活动将体现在永久留存的档案之中。鉴定工作也是所有后续档案业务工作的门径。文件被鉴定为具有档案价值并被档案机构收集或保管之后，并不能保证它们全部得到同等的对待。鉴于存在大量积压事务、资源的限制、用户压力、外部需求、专业要求等现实状况，档案工作者在决定哪些馆藏档案将享受一系列档案活动的全部关注、部分关注或者有限关注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持续地鉴定和再鉴定档案的“价值”。这些活动的顺序大概如此：重新整理或重新组合进馆档案文件，使其更有“逻辑性”；为机器依赖型声像档案和计算机生成数字档案提供不同程度的技术处理；分析档案系列和组合，强调某些突出人物、地点、思想及事件，仅用一段或两段典型的档案著录描述来说明一个可能包含上百页文本或数千幅图像的档案系列；为某些档案编写更为详细的检索工具、专门指南；提供保护技术服务，维护物理记录载体的稳定性；当旧环境功能衰退或被淘汰时，实施向新存储介质和新浏览/阅读/软件平台的迁移(特别是声像和数字档案)；采用缩微技术或数字扫描技术进行保护性复制；最后才是利用者能够直接看到的工作，即(经过许多复杂的过程、方法，包括档案工作者自身的教育和经验)决定这些已经过严重过滤的档案中的哪一些现在应该在展览、出版物、教育推广项目以及专题参考服务中得到展示，或者被挑选出来列入在线检索工具、制作成数字图像以及提供给虚拟展览，从而使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查阅到。非常实际地来看，由于每项档案业务都要求档案人员对行动方案(或不行动建议)的价值、意义及影响加以鉴定，那么可以这样说，鉴定是“唯一”的档案职能工作——它从不会结束，始终向新的可能性开放。
然而，从狭义和传统定义来讲，档案鉴定工作是指档案馆需要哪些档案和哪些档案实际进入到档案馆。鉴定不仅将某些档案及其形成者(以及他们从事的职能工作和活动)放置在记忆基座上，而且还决定哪些文件被销毁，被排除在档案馆以及接下来的所有档案业务环节和过程之外，从而最终被社会记忆所抛弃。鉴定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严酷的现实，大型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形成的全部文件的1％～5％左右将作为档案长久保存；公民、群体、小型社会组织的文件作为档案长久留存的比例更低。
鉴定从根本上对人们关于档案工作者社会作用的固有成见提出了挑战。通常而言，即便档案工作者不再被描述成埋首于故纸堆中的古文物收藏者，他们也不会被归入那些为了满足或反映当下需要、当代价值和假定而有意识地构建社会记忆，或者通过决定过去的哪些故事和故事叙述者(即档案形成者)将被未来铭记来掌握历史的专业人员。此类介入一般被认为是记者、历史学者以及其他档案利用者所扮演的角色。档案人员仍被普遍认为是档案形成者与档案利用者(包括历史学者)之间最诚实的中介人。这个观点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档案理论的先驱们直到20世纪仍把自身描述为文献历史的守护者和被动保管者，而不是它的诠释者或介入者。英国档案工作者直到不久以前还被称为“keepers”(保管员)，加拿大档案工作者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被视为“历史学者的助产妇”，这些都是此类心态的反映。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者都热切地追求客观、中立、真理，把这些奉为职业美德，从而更加深了上述成见。然而在现实中，要避免主观性是不可能的梦想，诸如档案鉴定这种生成价值和实施价值的活动必定始终存在着。
自1980年以来，中立的档案工作者或仅为史学趋势反映者的档案工作者所代表的传统的保管心态遇到了根本性的挑战。许多学科领域的批评理论或“后现代主义”、新型数字记录媒体、人类文献记录的剧增以及日益觉醒的对多元主义和多样化的尊重，均激发了人们的质疑，并呼唤新观念和新方法。从这场知识骚动与发展中产生的是一种新型的档案工作者，是作为塑造档案收藏之主动代理人的档案工作者，是意义的中介人和诠释者，他们以全新的、自觉的以及更加透明(希望如此)的方式来掌握过去。我主编的这本纪念文集正是这种质疑的继续，同时也是向海伦·维拉·塞缪尔斯这位档案思想家致意，她对如何重新建构记录社会及其公共机构这项档案工作进行了一场革命。
全书分两个部分来展现记录现代社会及其公共机构和档案工作者掌握过去这个主题。
第一部分“记录社会”，多视角地探索了档案鉴定工作的丰富背景。档案工作者怎样决定哪些人物、事件、观念应被记录，哪些文件应该留存以最好地记录这些现象，哪些文件要销毁，哪些文件将构成未来的历史文献遗产——未来的档案收藏？档案工作者如何能够“掌握过去”？即使他们的确在做掌控之事，也往往受其所处工作环境、组织文化、技术和政治难题以及自身的知识预设(和盲点)的反控制，而且所有这些因素都随着时间和背景的不同而快速变化。因此，档案工作者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代理人，他们按照某些理想化的价值鉴定标准来掌握过去，符合这些价值的便成为鉴定坐标上的一部分。事实上，档案工作者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背景的左右，他们是其他诸多背景和制约因素的反映渠道(和发言人)，因为正是他们把现代社会及其公共机构形成的全部文件中很小的一部分挑选出来作为档案长久保存。鉴定过程以这种方式成为透视社会价值的重要镜头。如果档案工作者是社会的专业记忆者，那么这些记忆行动(和过程)本身就是社会的晴雨表。
加拿大档案教育家汤姆·奈斯密斯的文章更新和扩展了塞缪尔斯关于文献记录战略和机构职能分析的研究议程。如果说塞缪尔斯提出了档案工作者要做好鉴定工作就必须回答的许多问题，汤姆·奈斯密斯则以三个根本性的方式扩展了塞缪尔斯的提问：第一，档案工作者在做出未来人类记录文献的鉴定决定时，也即在掌握过去时，他们并不是独自行动。档案工作者借助鉴定成为档案的共同形成者，而档案的主要形成者通常是在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期待中，在组织的文化、法律框架及档案管理实践内进行活动的。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塑造了在第一地点各种人类活动将形成或不形成哪些文件记录。汤姆·奈斯密斯就这些情况提出了一长串问题，需要在档案鉴定实际发生前做出回答，这对于做好鉴定工作，使最终的档案文件为研究利用者所了解是极其重要的。第二，对于那些被记录下来并可供鉴定的人类和机构活动足迹，档案工作者建有一整套的价值鉴定理论和概念，并采用各种战略和方法试图在挑选出来作为档案长久留存的文件中体现这些价值，而所有这些均在档案机构自身的职责、预算、历史及实践范围内进行。汤姆·奈斯密斯指出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最后，他认为，如果利用者要细心敏感地利用档案，就需要查阅档案界对以上两组问题的回答。他建议把档案工作者的鉴定议题、研究结果、最终答案和决定编辑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报告和文章，公开透明地提供给用户，而不是掩埋在档案馆办公室的案卷柜里，其目的就是建立档案鉴定过程本身的问责机制，使利用者(以及未来的档案工作者)更好地了解档案丰富的背景和历史。掌握过去太重要了，不能躲在官僚幕墙之后悄悄进行，不能没有合作，不能不对汤姆·奈斯密斯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佛蒙特州档案馆馆长格雷戈里·桑福德在他的文章中强调了这种更为深入的背景化和质疑的价值。桑福德初入行时与塞缪尔斯一起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全面记录现代科学的口述史项目。他认为档案工作者为准备一个课题的口述史访谈所提的问题和进行的研究，均涉及主动型档案工作者如何有意识地形塑和完善文献记录，填补空白，使档案以及历史更为全面。桑福德讲述了如何受塞缪尔斯启发在佛蒙特州档案馆做了两个项目的精彩故事，它体现了塞缪尔斯的基本假设，即档案工作者要主动地建立伙伴关系，研究档案及其背景，试图收集并向社会提供利用所有相关的纪录文献，无论它们的地点、载体、机构和资源状况如何。在其“持续性问题”创意计划中，佛蒙特州档案馆网站为立法者、记者以及公众用旗帜标注出一系列本州公共政策的热点议题的背景信息、历史先例、设想和行动概述等，所有这些均与真实的档案文件扫描图像相链接。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持续性问题”(信息)被该州的治理工作广泛利用。通过以这种非常实际的方式让州档案馆直接反复地参与政府和公共事务，桑福德和他的小团队打破了人们对档案馆只是历史遗产和过去信息的保存所，与今天的议题毫无关联的偏见。随着偏见被消除，政府认为档案馆应当在机关档案管理(包括电子文件和档案的管理)中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州档案馆已经成功地证明它对公共政策的作用。桑福德介绍说，这些项目最根本的力量在于，档案工作者借助职能分析深入地掌握了政府实际是怎样运转的知识。为了记录社会(及其机构)，档案工作者必须非常深入地了解社会和机构是怎样运转的，同时还要始终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在用其自身的“过滤器”和价值观影响着文献纪录和档案鉴定过程。
分别由档案教育家理查德·考克斯、私营公司档案员布鲁斯·布鲁默及州档案工作者罗伯特·霍顿撰写的3篇论文，主要聚焦现代机构及其文献记录问题。考克斯指出的第一个文献记录问题来自现代文件的惊人数量，它动摇了档案工作者只要技术和经费许可就能够(或应该)保存每份东西这一想象。考克斯指出，现代文件的膨胀是塞缪尔斯开创鉴定新局的动因，之前的档案学者没有像她那样退后一步，以观看到超越一个个案卷的全景图。但怎样才能从亿万份文件中找到它们的代表？为了强调这一点，考克斯考察了组织机构文件制作技术(特别是复印机)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前后铺天盖地的复印机广告表明，复制是现代文件和档案管理中的一种持续存在，人们把复印技术视为解决办公效率和效益的灵丹妙药。当然，复印技术的结果有相反的一面：它在使信息更易分享的同时，也令文档管理系统中充斥着大量的复制件，从而弱化了永久性档案的价值。考克斯就此指出，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出现了惊人相似的情景，这一技术预言要实现无纸办公。现在，我们又一次听到了技术的号角声——由于数字储存成本不断降低，每份文件都能被保存，而日益强大的搜索引擎能找到那些有价值的文件——数字/电子文件被视为新的灵丹妙药。考克斯没有呼吁回归海伦的基本观点(即在宏观-职能层级做出决定的主动鉴定)，而是提出了技术决定机制。
布鲁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记录复杂机构的各种档案解决方案，其中之一就是现代企业档案。多数档案馆，无论是联邦的、州的、地区的、市的还是大学的，使用的均是纳税人的钱或基金会的资助款，这些部门的档案人员所具有的概念和操作假设成为西方档案理论、战略及实践的主要支撑。结果是企业档案工作者(以及教会档案工作者)时常发现他们不如其他档案同行那么重要，在档案协会中感觉像是二等公民。他敦促档案界迅速回到海伦提出的包罗万象式文献记录战略(被形象地描绘成“大帐篷”法)——目标在于建起一座虚拟的包含各领域档案文献的国家(国民)档案馆，鉴于企业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没有人会质疑这其中应包括企业档案。他警告说，若非如此，档案事业将会在需要聚合的时候变得愈加分裂化。
霍顿提供了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精彩案例，反映出现实世界的压力对档案人员记录政府工作(尤其在数字环境下)造成的巨大影响(往往是负面影响)。尽管有良法益规，但政治家之间的同盟和交情(或其他关系)、预算紧缩、隐私问题以及成本控制，这些残酷的现实会让最完善的文档管理战略失效。霍顿以几乎没有特例这一现实表明，无论档案工作者、文件管理员、审计员以及他们的同行有多么好的阐述，全景式解决方案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理想可以立刻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极少如此。档案工作者需要把他们的想法、规划以及行动从公共利益、历史遗产等模糊的大概念转换到确切的说明，清晰而具体地指出档案对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现实有何益处。霍顿对怎样做到这一点提供了建议。总的来说，这3篇文章对完善塞缪尔斯的战略思维和计划以及向所有利益相关方学习的呼吁给予了审慎的注释。
第一部分有两篇文章是展望未来的，它们均断定，记录机构和记录社会将在数字时代急剧转型。两位作者都把他们的论点放置在历史背景中，追溯了组织行为和机构文化的漫长历史以及档案工作如何应对社会的记忆需求。这两篇文章均显示，数字技术在形成、管理、传递、理解以及长久保存档案文件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一切。瑞克·巴里首先分析了文件和档案管理未能成功应对组织变化挑战的原因。在信息技术改变了组织工作、管理以及沟通方式的时候，档案工作者仍固守老一套，他们没有意识到必须通过了解决策的关键点来影响正在变化中的组织行为，植入具有增值性的见解。这些见解来自基于业务过程的职能分析，可为档案工作者提供影响组织行为的机会，并且能使他们更加敏锐地履行鉴定这项重要的业务职能。巴里在文章中为档案和文件管理人员提供了通向成功的一个有用的核查清单。
理查德·卡兹和保罗·甘德尔是信息技术专家，对利用技术促进业务过程和教育特别感兴趣。他们认为，人们用以判断哪些信息能被获知、信任、珍视、鉴定、利用——均是档案工作的根本性问题一的标准正变得难以辨认。组织和机构(被称为“塔”)的力量正在被网络计算机技术和社会互动的虚拟世界(被称作“云”)所取代。塔(作为机构的档案馆以及为档案馆输送档案的组织)与云之间的关系极不明晰，无法使档案工作向这个新的社会现实成功转型，注定造成档案工作与现实脱节。卡兹和甘德尔比较了档案记载的四个主要时期(他们称之为Archive1.0、2.0、3.0和4.0)它们先后是口头文化和讲故事时代；书写记录仍然稀少且被限制利用的时代；以堆积如山的纸质文件为基础的现代官僚时代；以及我们正在进入的数字时代。档案行业必须转型拥抱Achive4.0时代正如它对前面三个时代的适应但要这么做档案工作者则必须继续提问我们做什么、为什么做、哪些原则或理论最为重要、哪些只反应特殊的时代/技术/环境因而不再有用。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背景在数字时代的核心力量(背景是档案工作者的传统强项)但若要在数字时代记录机构和社会需要重新思考和运用背景。
本书第二部分改变了焦点。如果说第一部分探讨的是理解、管理、然后鉴定文献记录以挑选出很小的一部分留作档案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第二部分则是研究对留存文献本身的记录以及谁在做此记录。换句话说，成为永久档案的那一小部分人类文献仍然浩如烟海，其中有数以亿计的文本文件和图像、百万小时的音像资料以及海量的数字信息。这么庞杂浩瀚的档案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著录和描述，从而使人们能够从这个数据和信息的海洋中检索出所需要的档案及其翔实的背景信息？这些数据及其具有附加值的背景信息可转化成可靠的证据并因此成为知识的基础。在文献数量稀少的时代，档案得以很好地延续到20世纪，档案馆仍按件来排列和著录文件；稍后时期至少有案卷级的详细清单或目录卡。然而，近来涌入档案馆的档案数量巨大，尤其是有大量数字形式的档案，若要靠人工介入来提供文件级目录完全不可能了，除非是极为珍贵的“宝藏”和一些非常有限的特殊介质档案，比如艺术品或珍贵地图。戴维·比尔曼和伊丽莎白斯·亚科尔因此提出了传统档案工作之外的令人兴奋的新选择。
这个部分的第二个主题是探索档案工作者的性质，研究他们在档案鉴定和记录社会与机构中以及在档案著录(研究具有增值性的背景)中的作用。档案工作者建立了怎样的心理与修辞模式来构筑他们的世界和工作？档案工作者与历史研究者和历史学之间的传统纽带还剩下什么？档案工作者为世界带来了怎样的特殊视角(如果有的话)？哪些职业伦理问题在塑造这些鉴定和著录方法，或简言之，记录社会及其机构的方法？档案工作者行使怎样的权力进而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对于这些问题，这些作者们进行了富有智慧的思考。
关于档案文件的背景描述，档案理论家和咨询专家比尔曼就运用计算机来解码巨量的数字文献(书籍和档案)的可能性提供了精彩的见解。比尔曼从通常的宏观职能视角(了解职能及其自上而下的构成，人们便可了解档案文件的背景、性质以及内容)转回到微观视角：了解文件的形式，人们便可识别职能和背景。重要的是，计算机可以通过编程在分散的文件中找到并连接相匹配的职能。如果可运用计算机进行格式和结构高度智能化的文献说明或背景描述工作，档案工作者就能够被解放出来，专心研究具有附加值的背景信息。
档案教育家亚科尔证实，档案工作者不是也不应单枪匹马、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从事著录工作。随着社交网络技术改变了多数用户如何查阅信息以及如何与信息保管机构互动的期望，亚科尔令人信服地主张，应该拆除档案馆封闭的高墙。受到塞缪尔斯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团队模式的启发，亚科尔把它延伸到档案著录(她倾向称之为档案表述)领域和更广阔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映照塞缪尔斯的根本问题，亚科尔问道，谁在以档案表述过去。她概括了一个思考档案的新范式，即从专业人员对用户的单向对话转向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双向或多向对话，其中，档案工作者是一个重要的伙伴而不再是控制者。其结果是，档案著录呈现的东西更加丰富。
显然，比尔曼和亚科尔为档案工作者提出了著录和表述档案的新模式，而档案理论家和电子文件专家布赖恩·布罗斯曼探索了不同的模式。他直接研究档案工作者用来表述其概念、战略和思想的视觉模型。这些模式以合理的框架出现(和被表述)，为复杂的思想及相关活动带来秩序和清晰，他指出，如果(这些视觉模型)一幅图片值千字，有时一幅图片就隐藏着一千个问题。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相辅相成，共同探讨了现代档案工作者特性的演变。尽管文件管理者或者说机构档案管理者对现行阶段档案文件的作用以及技术和社交网络技术研究人员潜在的巨大影响不可低估，档案工作者仍然是关键人物，因为他们决定着长久留存下来的档案，提出了支撑上述模型的理论、概念、战略和方法论。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布劳因馆长把现代鉴定放置在上个世纪档案工作者与历史学的密切关系逐渐破裂(他称之为历史－档案分水岭)的背景中。现代史学和档案有着共同的渊源，即19世纪的被动主义的、科学的以及保管性的假定，二者均认为民族国家的主要机构是重要的，并把它们作为历史研究和重要档案来源的焦点，从中获得历史真相。到了20世纪中叶，文件数量激增，但档案工作者仍然试图把反映历史学的主要趋势当做档案价值的仲裁者。然而，自上世纪60年代后，历史学的兴趣扩展到“自下而上”包罗万象的社会和文化历史，这样从理论上说，每份文件都具有潜在的研究利用价值。随着纸质及数字文件数量的大爆炸，随着更多的研究者出于多种多样的目的来利用档案，依靠历史学瞬息万变的趋势进行现代文献记录的挑选便不再可行。布劳因认为，塞缪尔斯为档案历史分水岭造成的困境提供了非常有影响力的应答。档案工作者将从档案本身的背景、参与形成机构重要职能活动的程度、如何被形成、如何在机构、社会各界以及公民之间共享等方面来确立鉴定价值。
如果档案工作者不再是20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型档案工作者，那么他或她的独特视野是什么？档案教育家吉姆·欧图尔以其半个多世纪对档案职业认同感的寻找历程给出了答案。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档案工作者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欧图尔从档案研究生教育、档案人员资格证书、档案机构认证等方面进行了种种身份建构探索。他认为要提出和解答根本性的“为什么”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方法性的“怎样”的问题，并称赞业内外人士撰写的大量档案和文书史研究成果。他最为赞赏塞缪尔斯开创性的工作，坚持概念化必须先于收集，思必先于行，唯其如此，档案视角的关键要素才能够兴盛。
如果说布劳因和欧图尔的文章是从历史视角来看档案工作者，接下来的两位作者则是通过哲学镜头来观察社会的纪录者。南非档案管理专家韦恩·哈里斯考察了档案人员作为决策者的职业伦理，美国档案教育家兰德·吉默森探讨了档案工作者掌握过去的权力。他们分别向我们展示了21世纪初档案的诗意和政治。这两篇文章相辅相成，因为权力的行使总是伴随着伦理和义务，而伦理常常说出(而且应该说出)权力的真相。哈里斯指出“不可能存在纯粹的伦理问题，也不会有纯粹的政治问题，伦理和政治总是相互牵连”。他用现实的事例表明，档案工作者制订的职业伦理守则几乎毫无价值。伦理是随着不断变化的背景环境而持续进行的过程，它反过来要求档案工作者要始终关注把他们的原则、政治、实践放置在上下文中，要认识到他们所包括的也把未包括的边缘化；他们为履行档案职能所做的决定也把其他未履行的职能排除在外。面对这个无法选择的深渊，我们需要对陌生人、陌生事务以及他者怀有热忱之情。哈里斯用阅读曼德拉狱中档案的感悟说明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永远没有完美。但要进行永不停止的、忠诚的追求。哈里斯把档案视为一种准宗教的、精神的追求，他还将塞缪尔斯建立的开放视角作为档案专业走向这个富有挑战但却必要的新方向的根本转折点。
同样，吉默森回顾了塞缪尔斯对奥威尔关于谁掌握过去的分析的著名呼应，再次思考了它对档案工作者的意义，特别是当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自身在塑造现在和未来所知道的那个过去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时。吉默森重新研究了奥威尔的职业生涯和他所有的重要著作，认为他对档案在辅助专制或维持暴政中的作用的态度，在其最后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1984》中达到高潮。在小说中，档案被定期修改、伪造，令人尴尬的记录被销毁，这样“老大哥”和全知的国家就能够任意行事而不受惩罚，逃避问责，摧毁民主，不仅剥夺公民的自由，还要禁锢他们的灵魂。吉默森认为，档案的政治学特别涉及档案的鉴定，档案工作者在做鉴定决定时要筑起抵御现代专制和各种霸权的堡垒。他更尖锐地指出：绝对权力靠的不是大炮而是笔。在塞缪尔斯的启示下，档案工作者试图收集更加多样全面的馆藏，反映更为多元的声音，广泛记录富有同情心的人性，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抵制权力。
塞缪尔斯本人应邀为这本文集撰写了编后语，文章回顾了她从事档案鉴定工作的点点滴滴，感谢了无数同行对她的帮助和支持。
这并非一本普通意义上的纪念文集，它的宗旨在于探讨一个深刻的主题：在记录现代社会及其公共机构时，档案工作者对过去的掌握应该怎样以更适合21世纪的方式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