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70年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历史底蕴和现实逻辑
李亚男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摘 要：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智慧是一种哲学上抽象的提炼与概括，而中国方案是中国智慧在不同实践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两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它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开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于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以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内容的理论精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成果和经验。
关键词：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国共对比；中苏对比；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公布后，“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成了理论热词。早在20世纪60、70年代，海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新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其中就包含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中国模式”概念的前身是“北京共识”，由国外学者首次提出。“北京共识”这一表述的重点被放在与“华盛顿共识”相抗衡上，因而没有得到国内主流学者的认同，所以很快就被“中国模式”所取代。
2014 年3 月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提出：“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 世纪的各种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提法的首次亮相。从2015年至2016年，习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至少四次提到“中国方案”，主要涉及国际交往、全球治理、话语权等方面，展现了中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和大国使命的担当。在2016 年“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十九大报告对此做了经典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经过以上对这一概念提出的脉络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内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从国际多边外交扩展到国家内政，不再只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领域，而是对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给出“中国答案”。“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正在成为一本展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历史经验的教科书，其内容丰富而鲜活，其经验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可操作性。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证，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然而对于“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概念内涵、历史底蕴、现实逻辑以及二者关系的论述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将从概念解读，国共、中苏执政对比，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对“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进行具体层面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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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辨析：从中国智慧到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理论与经验。这些经验扎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这一概念体现出几个要点：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主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时间点是改革开放时期，内容是建设和改革中的理论与经验。
实际上，苏共曾经依托严格的党建管理制度领导了延续近70 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民族自决原则下，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宣布独立的权利。与此同时，苏共“党中央”对各民族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机构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党组织是不分民族的，各加盟共和国的一把手是党委书记，加盟共和国主席只是二把手。苏联共产党始终控制着各级领导人的任命［3］。也许有一种声音认为，苏联能够保持半个多世纪的稳定单纯是因为实行强硬的一党执政体制，但事实说明，苏联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基础决定了它尚未到达可以发展西式民主的程度。苏联解体后至今，俄罗斯一直保持着多党制的政体，然而其民主政治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集中。2016年俄罗斯联邦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全国仅有5 200 万人参加投票，占全国选民人数的47.8%，创下了近年来投票率的新低，这已是俄罗斯政治生活的一大问题。另一项调查显示，39%的被采访人认为如果普京不参加选举，他们将不知道把选票投给谁。俄罗斯2018年大选结果公布，普京续任第7 届总统，得票率为76.69%，创下了其历次参选的最高纪录，其他党派依然只能做“陪跑团”。这些数据表明，一方面俄罗斯民众对于普京的政绩非常满意，另一方面，解体近三十年后的俄罗斯的确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多党制政体，虽然俄罗斯有上百个政党，但“实际上都是追逐自身利益的政治俱乐部”［4］3，也就是说这些政党尚未发育出执政的能力。这再一次证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实事求是地从苏联的国情和民意的承受能力出发，是绝对错误和失败的。
在改革中稳不住阵脚是政府的治理无能，在改革中变了颜色，是执政党最大的失败。归根结底，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给中国改革插的一根定海神针。突尼斯前看守政府总理马赫迪·朱马表示，“中国的幸运之处在于有着强大的领导力。”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SHEN Hong-jian, XING Peng-fei, ZHANG Yong-xin, WU Tao, ZHANG Yong-wei, KE Jun, LIU Jian-min, YANG Peng-fei,DENG Ben-qiang
基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国共两党指导思想的对比，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理念和精神分析客观形势，牢牢把握住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国时期，这种理念始终一脉相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精髓，也成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原始形态。
开展工程质量监督的范围不够宽和广，政府监管质量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现场质量监督检查时对具体的工序和实体质量问题研究相对多，但对工程宏观上的质量动态掌握不够。个别质量监督人员也存在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不够深入的问题。
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四个概念之间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点和内涵，而且有着内在逻辑上的先后顺序。解放思想、独立自主是“解构”的过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建构”的过程。以往革命不成功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对旧有体制进行彻底的铲除，另一种是旧的被推倒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形成“真空地带”，产生混乱的结果就是传统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卷土重来。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就在于革命的彻底性、执政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这一切都离不开以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精髓的中国智慧。
每个民族和国家在面向未来时都无法摆脱自身传统的束缚，同样也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发展模式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而不是固守对传统缩手缩脚的愚忠或对他国理念全盘接受的自轻，这就是解放思想的含义和要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意味着一代人有一代人独立自主的立场，只有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之上，每一代人才能认清形势，找准自己的使命与立场。完成了“破”的任务，就要实事求是地重新探索发展道路和构建新的体制。每个国家执政群体的人数都是有限的，决策者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广泛的生产实践、科学实验，从而将经验教训汇总起来并提炼出执政方针，这样才能把党的正确主张与群众的自觉行动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663。
1940 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开篇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并且对中国当前形势及未来发展道路进行了清晰完整的规划，在国内产生很大的反响。紧接着在1942年，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写成《中国之命运》，分析战争形势和前途，向世界人民宣布中国必胜的决心和意志。结合《蒋公言论总集》，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执政文化，是建立在“四维八德”的国民固有德行基础之上，他从“力行哲学”入手，希冀通过加强党员、干部、军队、普通群众的伦理道德建设来激发个人内在抽象的“人道”“人性”，从而促使国民都能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力行建国。然而，走向了唯心主义的力行哲学不仅内在地削弱了国民革命的主体力量，滑向了精英主义，而且在政策层面上重道德、轻法治，动摇了国民政府制度化的行政基础。所谓的“精英”并没有起到蒋介石所预期的道德模范作用，反倒在法制真空的环境下为所欲为。由此，在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蒋介石的政治文化根本不具备强大的统摄力，从而不得不诉诸军事独裁统治勉强维持政权。
二、历史底蕴：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色彩
一般而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与模式。如今在很多场合下，当我们追溯一个概念的历史传统时，为了体现悠久和深厚，总是上升到中华5000年，社会主义500年等。有人会问，有文字可考的中国历史历经了四千多年，为何“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到现在才被提出？这个问题反映出在分析“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历史底蕴时，也着眼于如此长的历史跨度似乎并不恰当。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在封建时代也曾进行过文化输出，比如儒家思想一度成为亚洲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积极采取汉化政策等。但这都不符合当今时代提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国际背景与现实需求。如果把中华传统文化都纳入到“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框架内，就不能体现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的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句话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选择，因此“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着眼的历史方位是“实现现代化”，向世界贡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经验”，中华上下5 000年、社会主义500年的广义“中国智慧”并不足以突出其现实针对性。
“中国智慧”在原始形态上脱胎于毛泽东思想，“中国方案”的形成根植于我们党90多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伟大实践。因此，回顾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智慧，可以对“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有更深刻的理解。
可能有人会问，中共的理论精髓能否代替中国智慧？这部分内容的梳理就是在回应这个问题。“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源于毛泽东思想，始于邓小平理论，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正因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出来的，所以必然带有中共政党文化的色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最大优势，因此在核心发展理念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精髓和中国智慧是高度重合的。
三、原始形态：基于国共对比视角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既然当下我们说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的，因此其理论渊源最早应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随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发展与成熟，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不但为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同时塑造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原始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正式成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伟大起点。理论在一脉相承中不断丰富，实践在接力前行中不断推进。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举世瞩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观下中国道路对世界贡献的高度概括。这就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法产生的历史逻辑。
自从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和改良者轮番登台，但依旧无法彻底改变军阀混战与地方割据的局面，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1927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到1949年败退台湾，国民党以执政党身份在大陆只存续了短暂的22年。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众多党派团体一样产生于近代中国的时代洪流之中，但唯独中国共产党能够经受大浪淘沙的残酷检验，这一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时代、人民和实践的迫切要求。十月革命不光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给中国共产党送来了有强大领导力、组织力的政党文化和政治智慧。这样的智慧让中国共产党具备高屋建瓴的大格局和敏锐的洞察力。
孙中山先生根据近代中国的革命形势和需要，将国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大类，主张革命应该以“先知先觉”唤醒“后知后觉”，从而带动“不知不觉”。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面觉醒，从此革命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包括工人、小生产者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参与到了革命斗争之中。众多的党派、社会团体对这种革命形势的变化无动于衷，只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摆脱了以往革命精英化的思维定式，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形势，不但以此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还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统领了这些力量，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奠定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次很划算的收购而已。但从深层次看，从山东金斯顿、黄金集团到高速集团，背后的资本都是国有资产。足以保证球队衣食无虞，而作为民企的西王集团，会怎样经营球队？很多人都打了一个问号。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开始，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等一系列实践过程中，我们党逐渐探索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建军基本原则，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这些革命智慧不仅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开辟出了一条在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通过土地革命，农民阶级被广泛而充分地动员起来，极大地增强了中共在基层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在总结抗战一年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孕育而出，他开篇就以对立统一的观点全面考察了中日双方的立场、各自具备的优劣势及其力量对比。接着又创造性地提出抗战“三阶段”论，通过量变与质变的规律成功预测了战争的走向。
中国方案是中国智慧的实际运用，主要分为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国际方面指中国在解决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思路与新举措，国内方面指解决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新政策与新体制［2］4。中国方案的国际方面，体现在以“一带一路”为依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观上，这种全球治理观与二战后在雅尔塔体系基础上形成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间有着本质差别。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下，各个国家既是中国方案的参与者更是受益者。中国方案的国内方面，在理论形态上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有机统一，它不是一个方案，而是一套方案。在实践形态上，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前30年的积累到改革开放40年的跨越式发展，如今的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力量。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中，中国每一个爬坡过坎的历史性变革都是展示给他国的教科书中最鲜活而生动的范例。
研究这段时期国共各自的指导思想，不光是为了以史为鉴，总结两党在不同革命道路选择中的经验教训，更要发掘其中的现实意义，以及学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王明曾经嘲笑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山沟里实践出真知，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落到实处，并且带领中华民族成功跨过落后挨打的第一道历史沟坎。
“中国智慧”是一种超脱于具体政策形态的哲学抽象，它的精髓在于“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四个概念是我们党重要的思想和工作路线。看似朴素，但却是激发所有生机活力的、最核心的精神内涵，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形成的“中国式哲学”。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这种四个字的词语有很多，但这四个词语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色，最能体现出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成就的思想基础。
四、伟大起点：基于中苏对比视角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经济改革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保持政局和社会的稳定。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实现了华丽的转身。这就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高明之处。
20世纪80年代，中苏社会主义改革几乎同时展开。然而，这两次改革的结果却迥然不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首先从经济方面入手，但积重难返的僵化体制使得改革频频受阻。对此戈尔巴乔夫将其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随之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仅用多党制、总统制代替了苏共一党执政，而且苏共二十八大明确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经济上采用休克疗法，市场经济自由化完全放开，任其野蛮生长，等等。这些做法导致改革逐步失控，社会陷入全面混乱与动荡，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曾经不可一世的俄罗斯走到了“近两三百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的危险”的地步。
20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在各个方面苏联一直是新中国学习和模仿的榜样。但在解决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从效果来看，中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迈进已经突破了苏联曾经给予的经验和定式模板，甚至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得中国超越了曾经的苏联大哥并且占据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标地。
德国“国际钢琴奖”将于2019年3月31日至4月2日在法兰克福举行。该比赛无年龄限制。比赛一等奖奖金为20，000欧元。比赛共分为四轮，预赛轮：DVD；第一轮：独奏30分钟；第二轮：独奏30分钟；决赛轮：独奏45分钟与一场协奏曲。比赛曲目与详情请关注网站。
也许有人会讲，中国又不是第一个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早在20 世纪40 年代末就开始摆脱苏联模式，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可否认，南斯拉夫在改革中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尤其在经济上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最终南斯拉夫难逃解体的厄运，南共也在严峻的民族问题和国际形势中迷失了自我。
“中国智慧”是一种与时俱进、审时度势的思维方式，反映出摒弃陈规、独立自主的政治格局和勇气。没有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也没有一成不变、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事实在生成中所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判断一个理论与制度创新是否成功的标准。也就是说不能用先哲的思想框架、某个特定时期理论权威的政治遗产或其他先进国家已经达到的成就来替代我们今天的实践探索，限制我们今天的创造力。“中国智慧”不存在价值悬设，不是一种“应然”的存在，它既不支持强行给后发国家设置一个先验的前提，也不赞成把“中国模式”定位成其他国家照搬的模板。正如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是在尊重彼此独立自主性的基础上给世界提供一种新的理念，一种新的选择。至于别的国家怎么在借鉴中实现本土化，这是需要本国的执政者和人民自己思考的问题，中国不会也不能替他们下结论。
因为“中国智慧”针对的是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所以要有广泛而全面的涵盖性，具备这种特点的理论必然是一种哲学上抽象的提炼与概括；而“中国方案”是“中国智慧”在不同实践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两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
教学情境是学生学习的隐性环境，生活中处处有化学，创设学生熟悉的教学情景，学生的学习热情会大大提升.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借助生活现象、社会事件、学生的生活经验等.
在政治经济改革上，要“渐进式”“交互式”推动，不要“激进式”“割裂式”突变。从苏联到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变化为中国提供了现实的范例和对照，其改革的经验教训和后续发展也为中国的改革敲响了警钟。市场经济必然呼唤政治上的民主，但民主的门槛一定是有界限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就是在看到不搞改革是死路一条的同时，还依然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不倒，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着政党的生机活力和国家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改革开放为起点扬帆起航，从此，凝结着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向世界展示，一个落后农业国如何在既解放思想又坚守阵地中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
五、新的内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话语体系中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更多地将眼光投向全世界。比如说到改革开放，以往学界专注于研究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本身的意义，现在更多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成果有什么样的世界意义，在全球治理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足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足以载入史册的伟大征程，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逐渐从边缘走近了中央。
马克沁，全名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1840年出生于美国缅因州，从小因家贫而未受过正规教育，但因禀赋过人且极富钻研精神，12岁造出航海计时器，18岁就从马车坊学徒工变成小面粉厂主。为了解决面粉厂令人头痛的鼠患，马克沁发明了一种自动捕鼠器，一晚上轻轻松松就能逮5只老鼠以上。之后，马克沁又发明了退磁器，成功解决了钟表靠近直流电灯而失灵不走的问题，在交流电出现前，美国许多钟表店都使用马克沁的退磁器。南北战争后期，马克沁受聘于奥林福机械公司，又成功改进了气体照明灯，发明了自动灭火器等。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不再满足于服从二战后雅尔塔体系之上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普遍呼吁要求推动世界秩序的重建。二战后世界并不太平，一系列局部战争的爆发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生动写照。经济方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为三大支柱的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为美国对外扩张创造了条件。总之，二战后国际秩序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意志和需要建立起来的，最大的特点是不平等。
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不论是造成毁灭性破坏的世界大战，还是诸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抑或是像反恐、减贫、环保等全球性问题，无数的例子证明，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全球利益链中断［5］。此时中国向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但推动了国际秩序的重建，更是回答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倡议虽然源自中国，但机会是属于全人类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用中国智慧向世界提供的全球治理方案，它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一脉相承。“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让这一方案从理念转变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以此为依托，中国不断向沿线国家、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智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层面上，中国智慧的四个精髓又有不同的理解。解放思想，意味着世界秩序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各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发展，世界格局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根据国际局势的变换及时调整发展思路，适应新的世界秩序。比如美国，要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思想束缚，适应其他国家逐渐加快发展速度的步伐，接受其他国家有可能赶超自己的客观事实。独立自主，意味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下，各个国家要结伴而不结盟，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彼此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权利。而不是到处强行兜售西方的自由民主，大搞颜色革命，挑起局部战争，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事求是，意味着各个国家要减少意识形态偏见和种族地域歧视，客观地评价其他国家的发展现状与现实需求，认清世界大势，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群众路线”，指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而非单向度执行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参与。
员工“守法合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没有纳入岗位责任制和考核评价机制，没有将合规作为岗位培训、日常管理和考核评价的必备内容，“合规要求”没有落地生根；合规管理仅限于合规管理部门，其他部门没有形成联动，没有形成管理合力；合规管理浮于表面。
（3）标准先进性欠缺。受生产条件的约束，使得一些材料采用较低的技术标准，无法彻底满足发动机设计、制造和使用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了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实践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新成就。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比1978 年增长33.5 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 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同时也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世界文明的重要纽带。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区域合作碎片化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严峻挑战。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坚持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习主席反复强调“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由此可见，在全球化逆流中，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正视并积极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呼吁世界各国与中国一道，共同构建更加公正有序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充分体现了倡导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中国智慧，也向世界其他渴望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来发展自身的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可供借鉴的中国方案。
六、结 语
1985 年4 月15 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讲到，虽然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但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6］118。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却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和智慧。长久以来，无论是古希腊罗马哲学还是古老的东方文明，以往一切哲学都带有浓厚的神学和诉诸理性的色彩。马克思实践哲学对于以往哲学的超越，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发展的方向，他把全部哲学问题当作是应该并必须从实践去理解的问题，而不是脱离实践的理论论争、思辨的问题［7］4。“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开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于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形成了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理论精髓。因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的，所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带有中共政党文化的色彩。但是这种文化色彩并没有塑造意识形态的壁垒，而是打通了各文化间的障碍，给中国为其他后发国家贡献中国方案、把中国智慧与全人类共享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推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为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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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033；D0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767（2019）04-0005-07
作者简介： 李亚男（1993-），女，山西大同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童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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