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曲艺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曲艺论文,近百论文,中国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0X(2003)05-0012-09
中国曲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历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在先秦文献中，已经有曲艺艺术萌芽的记载。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近千年的酝酿和培育，曲艺艺术正式崛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发展于元明，繁荣于清代。然而关于中国曲艺艺术的研究，在古代却没能全面展开，也缺乏自觉的研究意识。其研究或限于某一门类的鉴赏，如关于话本小说的评点，或以其他艺术研究为主而兼及曲艺艺术，如在音乐大类中偶尔谈到曲艺音乐，而比较多的则是在记述某种史料的同时对一些曲艺艺术略加评论，因而只是东鳞西爪，不成系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曲艺生长在民间，劳动群众没有艺术研究的迫切性，即使有一些曲艺活动的记述和评价，也很难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是曲艺一向为正统文人所鄙视，其在文学艺术上的地位从来没有得到真正的承认，因此即使有所研究也少得可怜，更不可能有比较全面深入的曲艺理论研究。尽管如此，中国古代的曲艺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重实录、重直觉的学术品格仍具有一致性。至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曲艺研究，则出现在20世纪。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曲艺艺术也转入现代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发展局面。当时的中国曲艺研究，不仅确立了曲艺艺术在文学艺术中的应有地位，还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曲艺艺术的发展。
20世纪的中国曲艺研究，基本上经历了拓荒的奠基期与建设的发展期两个阶段。一般而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50年。
前一阶段，是中国曲艺研究的拓荒与奠基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曲艺研究从小到大，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并且建立了独立的曲艺学科。
“五四”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社会思潮发生巨大变革，并随之引起学术思想、学术观念的更新。其中文学研究观念的更新，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学的价值观念，使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第一次科学地说明古代的歌谣、《诗经》中的“国风”、《楚辞》中的“九歌”、乐府诗、六朝民歌和后来的俗文学，以及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学发展中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因此，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民间的文化和艺术，致力于俗文学的研究，使一向被文人士大夫看不起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曾被正统文学艺术排除在外的小说、戏曲，在二三十年代更是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曲艺研究虽然尚显不足，但由于一批学者潜心研究民间艺术和俗文学，做了大量切实有益的工作，这为开展中国曲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首先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学者自觉意识到要运用现代学术观念和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这对于确立中国曲艺独立的学术地位和建设学术研究的现代形态具有重要意义。王国维在20世纪初主张中外兼通、光大国学。他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1]因此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王国维能开风气之先，第一个将戏曲做为中国正宗文学来研究，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宋元戏曲史》；第一个运用西方美学来研究《红楼梦》，写出了具有现代美学意义的《红楼梦评论》，从而使受古代正统观念鄙视的戏曲(包括曲艺在内)和小说成为正宗的文学艺术。胡适明确主张引进西洋学术观念和手段，即应从学术体系重造的意义上清理文学史料，也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胡适的这一主张对现代学科建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具有一定的创造性。1928年胡适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强调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以民间文学为主题的白话文学才是富有生气的文学，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趋势。这里显示出的是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对拓宽学术研究领域，促进研究的深入，都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学者们倡导对民俗文化以及俗文学的重视和研究，并为此切实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深刻地影响了曲艺学科的基本建设。其中郑振铎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8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两部著作，肯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对研究俗文学和曲艺艺术都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意义。在郑振铎的视野中，曲艺是俗文学的一部分，研究俗文学应包括曲艺在内。所谓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3](P1)因此在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中，曲艺是不可缺少的对象，而且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还不是完全独立的研究对象。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把历来不为文人雅士们所看重的戏曲、小说、弹词、宝卷、变文和平话等以三分之二的篇幅最早地写进文学史，首次把曲艺作为与诗赋散文平等而独立的文学现象加以评述。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郑振铎不仅第一次勾勒出中国俗文学史的概况，系统地讲述了中国民俗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同时也第一次系统地讲述和研究了中国曲艺艺术的渊源、衍变、消长的发展过程。作为系统的开山之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俗文学史》在中国曲艺研究史上显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从观照曲艺历史的观念、史料的利用和分析以及编写体例来说，《中国俗文学史》集中反映了当时曲艺研究的基本面貌，后人往往把它作为确立中国曲艺研究学科地位的标志。
这一时期的曲艺研究，主要从整理曲艺资料、出版一系列曲艺研究和涉及曲艺研究的著作两方面展开。关于整理资料，有两方面的收获。第一，影印或刻印了一些新发现的曲艺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敦煌千佛洞第163窟中唐五代佛经写本和俗讲底本文本的被发现。在这些敦煌遗书发现以后，1904年罗振玉影印了其中一部分变文，很快就得到学界的特别重视和研究。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一文中指出：“一时代之新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流。”敦煌遗书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重要价值，使它被发现后不久便出现了新的学术研究热点，即敦煌学。不仅如此，新发现的敦煌遗书还为当时正在成为文学研究时尚的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学术研究资料。郑振铎认为，敦煌发现的变文是讲唱文学的祖弥，只有从变文开始，才能发现中国讲唱文学衍化流变的踪迹和脉络。陈子展也指出，敦煌发现的俗文学是宋代以来各种平民文学的来源。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曲艺艺术来说，敦煌遗书是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宋末罗烨编撰的宋代戏曲话本小说资料《醉翁谈录》，在日本被发现后，于1914年影印传世；宋人说话话本集《京本通俗小说》，在上海发现后，于1915年刻印；中国最早的话本丛刻明嘉靖年间刊刻的《清平山堂话本》，于1929年自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六十家小说》残本影印。这些新发现并影印的文献，成为曲艺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出版了学者们校订和选编的一些曲种作品集或目录。包括郑振铎选编的《白雪遗音选》(1932年)，李家瑞、刘复编纂的《中国俗曲总目稿》(1932年)，李家瑞编著的《北平俗曲略》(1933年)，章衣萍点校的《霓裳续谱》(1935年)，赵景深的《弹词选》(1937年)，顾颉刚编订的《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云游客在三十年代编写的《江湖丛谈》，王重民在三十年代末为抄录敦煌遗书而写的题记《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傅惜华编的《子弟书总目》(1946年)，张长弓的《鼓子词存》三集(1948年)等。研究工作从基础做起，既能把新发现的资料用于研究，也可以以新观念来把握和分析作品的艺术品格，使整理和选编的曲艺资料也融入新的研究。
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和对各种曲艺资料的整理，曲艺研究从一开始就把新发现的敦煌变文作为重要的对象。从1909年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缪荃荪等人开始致力研究敦煌学以来，大量的敦煌学研究文章纷纷问世，其中有许多内容就涉及到说唱艺术。文章包括：向觉明的《论唐代佛曲》，张长弓的《唐五代的俗文学》，郑振铎的《变文的出现》、《什么叫做“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从变文到弹词》，关德栋的《谈变文》、《略说“变”字的来源》等等。对敦煌变文和说唱写卷的研究，不仅揭示出敦煌遗书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重大价值，同时也反映出唐代曲艺的历史状况，为厘清曲艺从孕育到形成过程中的脉络提供了珍贵的线索。郑振铎正是在对敦煌变文及说唱写卷研究的基础上，描述出曲艺在唐代以后是如何衍变和发展的。由此可见，敦煌遗书的发现，在中国曲艺研究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曲艺研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或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或在某一专题的体系内加以正视和研究，或把曲艺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多样化的研究中，从戏曲、文学、民间艺术与俗文学角度来进行曲艺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形式，显示出在学科研究与建设的初始阶段曲艺研究还不能完全独立的情况，同时也凸现出曲艺在中国艺术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意义。在这方面，先后出版的著述除了前面提到的《宋元戏曲史》、《白话文学史》外，还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冯沅君、陆侃如的《中国诗史》，冯沅君的《古剧说汇》，洪亮的《中国民俗史略》，杨荫浏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等。诚然，从曲艺之外的角度研究说唱艺术，有助于提高曲艺的地位、扩大曲艺的影响，但是专门以曲艺为研究对象毕竟是建立曲艺学科的基础。只有有规模有实绩的研究，才会有学科的地位。因此，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关注并研究曲艺，先后推出一系列有影响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这不仅大大改变了人们对曲艺的认识，而且推进了曲艺学科的确立和基本建设的展开。其中研究著作有陈汝衡的《说书小史》，赵景深的《弹词考证》、《大鼓研究》、《<弹词选>导言》，阿英的《女弹词小史》、《小说闲谈》等等。另外还有不少论文散见于报刊之中，包括对评书、弹词等曲艺曲种的研究。其中有胡适的《三侠五义序》(1925年)、《宋人话本八种序》(1928年)，郑振铎的《明代之短篇评话》，关德栋的《谈变文》、《读<唐代俗讲考>的商榷》、《变文目》，老舍的《谈通俗文艺》、《通俗文艺的技巧》等等。这些著述，肯定曲艺艺术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阐释曲艺(或某一曲种)的艺术特性、发展历史，初步建立了曲艺研究的基本框架，显示了中国曲艺研究在拓荒与奠基时期的实绩。
总起来看，经过拓荒与奠基时期的中国曲艺研究，终于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产生了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深远的著述。但是由于其重点在于梳理中国曲艺发展的脉络、描述部分曲种的艺术特色，因此对于曲艺艺术的精神、曲艺理论的体系与框架、曲艺艺术在现实发展中的经验与问题、曲艺与文学艺术中其它门类的关系等问题，在研究中尚未全面展开，并且缺少深入的分析和理论上的认识。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曲艺研究建设与发展的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现在，中国的曲艺研究进一步巩固了曲艺学科的地位，扩大了学科研究的领域，深化了一些基本问题的研究。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曲艺艺术的发展和建设，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推陈出新的方针。同时，为了推动曲艺事业的发展，及时制定曲艺发展的工作任务。1951年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61年发出《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提出要采取各种记录方法，努力“抢救遗产”。1980年发出《关于收集整理曲艺遗产及曲艺史料、资料的通知》。同时，为发展繁荣曲艺事业，建立了各种机构，促进发展曲艺、研究曲艺。1949年7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曲艺改进筹备委员会。1953年成立了中国曲艺研究会。1958年成立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1979年10月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改名为中国曲艺家协会。此外还建立了各种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曲艺学校。党和政府对曲艺艺术发展的关心，极大地提高了艺人的社会地位，促进了曲艺艺术的发展与革新，同时也推动了曲艺研究的展开。
首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曲艺”作为古今说唱艺术总称的确立，明确了学科所涵盖的对象和范围，直接影响着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曲艺”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文王世子》“曲艺皆誓之”，其含意与现在有明显的区别。郑玄注：“曲艺，为小技能也。”清末民初，曲艺的词义渐指“评书”，“鼓曲”、“八角鼓”、“相声”、“十不闲”、“莲花落”一类的口头语言艺术形式，同时还有“戏法”、“杂耍”、“皮影”、“傀儡”一类民间“吹拉弹唱”的“玩意儿”。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商定以“曲艺”为名界定所有说唱艺术后，1949年国家批准成立中华全国曲艺改进筹备委员会，1951年政务院在《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都肯定并明确了曲艺是所有说唱艺术的总称，杂耍、戏法之类的玩意儿从此不在曲艺之中。
回顾20世纪后五十年的曲艺研究，由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状况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十分重要，曲艺研究一般分为“文革”前17年、“文革”时期、新时期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由于“文革”期间曲艺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也就谈不到开展曲艺研究。需要注意的是，1967年在上海发现了一批明成化7年到14年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计16种。1973年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影印出版，合称《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丛刊》。这一批说唱词话的发现，把词话底本作为独立的文学读物流传的时间，向前推进了200年。在20世纪后50年，曲艺研究主要是在“文革”前17年和新时期以后。随着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环境，曲艺研究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曲艺研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科建设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在进一步开展曲艺研究的过程中，由于曲艺研究队伍自身的原因，党和政府对发展曲艺的政策导向往往成为研究工作的重点，而对曲艺自身特点的研究则相当薄弱。因而这五十年的曲艺研究的总体特色是，为发展曲艺事业而有组织地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曲艺资料，加强了学术研究的基础，但是又难以深入和提高；研究工作一般只围绕着曲艺发展与改革的工作而展开，却往往忽视对学科理论深度的要求。
在“文革”前的17年中，曲艺研究的重点是结合曲艺的推陈出新与发展的需要开展研究工作：一方面进行有组织的资料整理，挖掘艺人的说唱书目与说唱经验；一方面加强曲艺艺术的革新与创新，注重提高曲目的创作和表演艺术水平。在这方面，老舍和赵景深的演讲与研究文章有着一定的理论深度。比如老舍的文章有《大众文艺怎样写》、《学习民间文艺》、《关于业余曲艺创作的几个问题》、《积极发挥文艺尖兵的战斗作用》、《谈相声的改造》、《谈讽刺》、《多编好相声》等等，结合着曲艺现实问题，阐述曲艺的特性和艺术特色，在当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多编好相声》一文，至今也是相声创作与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文章。赵景深在曲艺研究中也特别重视结合曲艺现实发展的需要，他的《北方曲艺形式的革新》、《怎样写通俗文艺》、《谈曲艺创作》等，都强调曲艺艺术的民族特色及其地位，积极促进曲艺艺术的发展。
在配合现实和曲艺革新的需要开展研究的同时，更多的研究工作是在个人的学术活动之中，使这一部分的曲艺研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资料整理方面，主要有周绍良编的《敦煌变文汇录》，王重民、周一良、王庆菽、启功、曾毅公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胡士莹编著的《弹词宝卷书目》，赵景深编著的《鼓词选》，傅惜华著录的《北京传统曲艺总目》等。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傅惜华的《曲艺论丛》，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孙楷第的《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李啸仓的《宋元伎艺考》，叶德均的《宋元明清讲唱文学》，谭正璧的《话本与古剧》，陈汝衡的《说书史话》，关德栋的《曲艺论集》等等。曲艺研究的问题较前五十年更加深入，研究的领域包括曲艺史、敦煌遗书与曲艺、曲艺与戏曲、曲艺与文学、曲艺文学、曲艺艺术等。虽然研究工作还保留了第一个五十年的特点，不少研究从戏曲、文学和民间文学着手，未能把曲艺作为独立的学科来对待，但是还有一批著述加强了曲艺学科的学术地位，显示了曲艺研究的新气象。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思潮、新思想活跃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给曲艺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生机。不过，这一时期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特别关注和讨论的各种方法论和各种思潮与主义，在曲艺研究中却很少被借鉴。曲艺研究发展的新契机是按照自己的学科特点，注重把曲艺艺术作为一种民族的民间的表演艺术，重视曲艺艺术的表演特色。再有，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同志关心曲艺的发展，对曲艺研究也提出过许多具体意见，更加促进了曲艺研究工作的不断展开。大略而言，新时期以来曲艺研究的主要收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这个时期，曲艺研究不仅是研究工作者的一种学术活动，而且成为曲艺艺人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自觉追求。如有着丰富表演经验的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自觉地意识到曲艺理论对发展曲艺艺术的重要性，深切体会到曲艺艺术缺乏理论指导是影响曲艺发展的重大障碍，遂提出要进行相声理论研究。他告别舞台，全力从事相声理论研究，与人合作完成了《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曲艺概论》和《侯宝林谈相声》。在曲艺界，一个表演艺人自觉地重视曲艺艺术理论研究，侯宝林是第一个，反映出艺人重视艺术理论提高的自觉意识，反映出提高曲艺艺术水平和发展曲艺事业的必然要求。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从前曲艺艺人在艺术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往往只是把这些经验加以传授。一般来说，艺人与曲艺研究并无直接的关系，艺人在长期的演艺生涯中获得的很多实践经验往往难以得到理论工作者的充分重视，更难以成为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侯宝林结合自己的艺术经验研究曲艺理论，必然会使曲艺理论研究更加丰富，更有针对性，因而也更有意义。再如著名的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根据自己多年的表演经验和带徒传艺的体会，完成了《山东快书漫谈》、《山东快书艺术浅谈》，促进了山东快书表演理论的完善，为说唱艺术的理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其二，在这个时期，整理出版各种曲艺研究资料，其规模体现了深入研究曲艺的现实需要。包括说唱作品和各时期的曲艺研究著述。在旧作出版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中国俗文学史》，最重要的资料可以说是在八十年代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曲艺研究资料丛书》。其它大型的曲艺资料，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选编的《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宝文堂选编的《传统戏曲曲艺研究参考资料》、全国图书馆文献复印中心与首都图书馆联合出版的《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此外，还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曲艺卷》、《当代中国·曲艺卷》。为了全面反映新中国以来各地区各曲种发展的状况，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曲艺家协会联合发出《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曲艺志>的通知》和《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的通知》，大力组织整理和编写曲艺资料。目前，《中国曲艺志》和《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已经完成过半。
其三，在这个时期，随着曲艺创作和演出的空前繁荣，曲艺研究也迅速全面而深入地展开。曲艺史研究、曲艺理论研究、曲艺美学、曲种研究、曲艺音乐研究、曲艺文学研究、曲艺表演艺术研究、曲艺与敦煌学、曲艺与民俗研究等等，都是曲艺研究关注的对象，其研究范围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研究中对曲艺艺术的把握和认识不断加强和深入，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
曲艺史是这一时期研究中的重点。在曲艺史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从“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一方面也使曲艺史研究更加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先后出版的一批曲艺史著作，既有个人修史，也有有组织的集体编写，既有独立的通史和专门的曲种史，也有断代史和地方史。通史研究的主要著述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曲艺卷(1983年)中有《中国曲艺发展史》的介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曲艺基本情况，重点在叙述古代曲艺发展史和近现代曲艺发展状况；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集体编写的《说唱艺术简史》(1988年)，这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简要介绍中国说唱艺术的简史；倪钟之的《中国曲艺史》(1991年)，对古代曲艺发展史进行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薛宝琨等人的《中国说唱艺术史论》，重点记述了在曲艺发展史中的宝卷、子弟书；蔡源莉等人合写的《中国曲艺史》则简要地介绍了中国曲艺发展的基本状况；贾德臣在《中国艺术》一书的《曲艺篇》中，简要的叙述了从古至今、从萌芽到新繁荣的曲艺史，是曲艺史著述中历史时间跨度最长、距今时间最近(写至1999年)的叙述。在专门的曲种史研究方面，有陈汝衡的《宋代说书史》(1979年)，对宋代说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介绍了“说书四家”的基本内容；薛宝琨的《中国相声》从相声形成写起，历述了相声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以及新的崛起；王兆一、王肯的《二人转史论》(2002年)，考察了二人转的发生、发展史，并研究其特点、规律与优势，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二人转的发展史和艺术品格。曲艺有400多个曲种，其中有许多种具有悠久历史又深受群众喜爱。故应该描述出具体曲种的专门史，但是至今尚未见到一部完整的曲种通史，比如评话和弹词；还有的虽有雏形，但仍有必要深入研究、进一步修史，比如评书史和相声史。地方曲艺史研究是随着曲艺史研究不断深入而出现的，也是和各地重视研究地方曲艺史分不开的。目前已有《苏州评弹史稿》及张军等人合著的《山东曲艺史》、张凌怡的《河南曲艺史》、刘梓钰的《天津曲艺史》、张鹤琴和姚惜云合著的《津门曲艺史话》等。曲艺史研究正从各个层面展开，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在这些曲艺史的研究中，“著者用力所在，既填补了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一部分空白，也开阔了我们对文艺研究多方面的理解”。[4]不过也无庸讳言，诚如关德栋先生指出的：“对于说唱艺术总体系统完整的概述，并阐明其艺术发展规律而形成体系的论著，却尚较缺乏。”[5]可谓一语点中中国曲艺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实际上这也应是中国曲艺史研究的方向和要求。
在曲艺理论研究中，首次提出了曲艺基本理论的建设问题，对曲艺艺术的特性、不同曲种艺术的特点、曲艺的创作与表演、曲艺的欣赏与批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开始了曲艺基础理论的研究。曲艺理论研究的收获与问题并存：一方面是展开了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曲艺艺术的本体特征论、表演论、文学论、音乐论、曲种论、民俗论、鉴赏论，涉及曲艺文本与说唱的关系、曲艺表演与听众的关系、曲艺创作与表演的关系等问题，但基本上还是零散的，缺乏系统的整体性，还有的基本问题没有引起重视，比如关于曲艺批评论的研究就没有涉及；另一方面是对诸多曲种艺术进行研究，重点探讨了相声、评书、京韵大鼓、评弹、二人转、山东快书、快板书等曲艺形式的艺术特色，但是由于在研究时往往囿于某一曲种的艺术特色，所以研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因而不能全面而深入地阐释某一曲种的艺术精神。在众多的研究著述中，《曲艺概论》作为第一部出现的曲艺理论著作，曾经在曲艺研究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是曲艺理论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包括曲艺艺术的历史源流、曲艺艺术的基本特点、传统曲艺遗产的评价、建国以来曲艺艺术的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曲艺艺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以及鼓书、相声、评书、快板书、山东快书等曲种的历史源流、写作规律和艺术特色。此后出现的研究著述，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却失之零散，难以深化，无法建立一个自成体系的曲艺基础理论框架，这就给今后的曲艺理论研究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曲种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具体曲种的研究、对曲种体裁特征的认识、对古今曲种流变的认识、研究古代曲艺与戏曲小说等艺术的关系、阐明曲艺在中国艺术与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等等。经过长期的发展、衍化，曲艺形成了400多个曲种。其中，说类曲种有四分之一，唱类曲种达四分之三。那么如何从曲种的整体上把握这么多曲种的艺术特征，就是曲种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根据曲种特征，现在一般有“四分说”和“三分说”之别。所谓“四分说”，有的指曲艺有说的、唱的、又说又唱的、似说似唱的四类；还有的指以说为主的、以唱为主的、以说唱相间为主的、以韵诵为主的四类不同体裁。“三分说”即指曲艺可分为说的、唱的、有说有唱的三类。几种分法大同小异，不同之处在于说唱并举、散韵结合的曲种应当如何归类。在曲种研究中，重点还是在对具体曲种的研究上，主要有相声、评书、评弹、山东快书、快板书等。一般来说，有一个完整的表演体系、有一大批表演艺术家、有一大批迷人的曲目的曲种，往往是艺术上相当成熟并且产生较大影响的曲种，也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曲艺表演艺术研究中，研究者们不仅重视研究有广泛影响的曲种在表演艺术上的特色，也注意认识地域性强的小曲种表演特色；不仅重视探讨表演上的一般特色，也注重不同流派在表演上的特殊性。其中主要著作有：汪景寿的《中国曲艺艺术论》、《山东快书概论》、《高元钧和他的山东快书》，薛宝琨的《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骆玉笙和她的京韵大鼓》、《中国的相声》，刘梓钰的《相声艺术的奥妙》，陈汝衡的《说书艺人柳敬亭》，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漫谈》、《山东快书艺术浅论》，王决的《京韵大鼓的说唱与表演》、《中国评书艺术家记》等等。在研究中，一般是就曲种的表演而言，并不做展开的讨论。
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研究曲艺文本，或者从戏曲的角度来研究曲艺艺术，一直是曲艺研究中主要的方式。研究的着眼点和重点虽然在于文学与戏曲，但文学与戏曲研究的深入，不仅描述了曲艺艺术的面貌，而且揭示出曲艺文本的内在精神及其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关系，推进了曲艺研究的发展。其中有任二北的《优语集》，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叶朗的《中国小说美学》，程毅中的《宋元话本》、《宋元小说研究》，刘光明的《古代说唱辨体析篇》，李小荣的《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等。甚至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关于曲艺艺术理论的研究。尽管曲艺批评史研究尚未展开，但文学研究的先行和深入，使曲艺批评的研究成为曲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在曲艺与民俗的研究中，一方面关注曲艺流变与民俗的关系，一方面关注曲艺在民俗活动中的方式，提出了“曲艺文化”的概念。倪钟之的《曲艺民俗与民俗曲艺》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
总之，新时期以来，曲艺研究的全面展开和研究的深化，提高了对曲艺艺术的理论认识，进一步加强了曲艺学科的基本建设。但是，由于曲艺学科的发展在总体上还比较滞后，严重影响了曲艺学科在文学与艺术研究中的学科地位。特别是在很多情况下，曲艺往往被放在戏曲门类之中，甚或找不到应有的位置，这对于曲艺研究来说非常不利。这种现象表明，虽然曲艺学科已经建立，但曲艺研究的规模与作为一个学科应有的规模之间尚有不小的距离。
纵观20世纪的中国曲艺研究，它是和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学术的新思想新观念，肯定了中国曲艺研究独立的学术地位。一些有影响的学者重视曲艺艺术的研究，率先取得了曲艺研究的重要成果，既显示出中国曲艺研究独立的学科价值，也扩大了中国学术研究的领域。在中国曲艺学科的建设中，一方面，曲艺研究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曲艺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文学和戏曲的层面来进行的，虽不失为曲艺研究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毕竟不能全面地把握曲艺的艺术精神，不能算作独立的曲艺艺术研究。曲艺研究要加强学科建设，这既是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在进入新的世纪之后，曲艺发展面临的困惑与挑战对曲艺研究提出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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