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式转变的科学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方式转变也许是当下国人争议最小的课题。认同的背景既是资源、环境承载已到极限，也包含若干年来已形成几乎无差异判断：难点不在于“要不要”，而在于如何转变。其实，这里同样存在科学化问题，即转变发展方式命题的本身就需要作科学界定。面临的问题至少包括：概念甚至口号表达，尤其是地方政府，并未进入实质性的工作部署；战略性的目标与阶段性重点选择不明确；作为需要中华民族整体贡献的系统工程，缺乏全民参与、推动的共同平台。如果说转变发展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所在，那么，转变发展方式的科学化研究则是关键性实践的基础或前提。
一、基础性问题
何谓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究竟要解决怎样的基本问题？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科学化的首要问题。
发展方式，说到底就是指推动经济发展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经济发展。人们熟知的区别于粗放型的内涵，集约型发展方式就是依赖要素优化组合、要素质量提高和要素可持续使用去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聚焦于解决三大基本问题：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生态运行。
（一）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涉及三种涵义的产业结构变动：一是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一、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服务业产值比重上升（已实现工业化国家更为典型），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普遍占80%以上；二是在三次产业内部，尤其是制造业，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所带来的产值比重上升；三是在各类产业形态中，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上升。
以产业升级最具代表性的美国为例①：
产业升级目标必须围绕三大结构变动而构筑体系。首先，对于三次产业比例，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须作战略安排，每个五年规划应提出明确要求。“十一五”规划制订时，国务院对某些城市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至少表明决策层对此开始关注。当然，明确提出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存在难以实现的风险。以上海为例，“十五”计划编制时就要求2005年第三产业比例提升到55%，然而，实施结果并未达到（2007年底为51.9%）。这样，“十一五”规划就表述为“服务经济为主”。笔者以为，规划的指标更多应体现指导性、前瞻性，其意义在于促使政府通过产业调研、政策实施、公共服务、文化塑造等产生推动效果，若过程中出现某类不确定因素导致目标实现的偏差应予以宽容（如上述上海产业结构变动实际受到两大因素影响：一是第二产业正值前期投入的高增长期；二是股市等金融服务业处于低谷）。因为具有一定程度上体现科学性的指标导航不仅产生动力，而且伴随着责任与压力，使政府的使命感体现得更为充分。其次，在规划三大结构变动中，必须凸现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提升的引擎作用，以恰当的增长比例导航。这不仅因为它制约上升中的第三产业质量，而且对于每一产业走向高端产生推动功能。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常有两种类型：一是在第二产业增速趋缓、停滞甚至下降的基础上上升，这时的第三产业往往以传统的商业形态或者以低层次时尚消费形态出现，它与真正涵义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无缘；二是在制造业增长基础上提升，此刻的第三产业必然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展开，并且延伸出以金融服务为核心的种种类型的现代服务业。由于现代服务业发展无法离开现代制造业，而现代制造业又总依赖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如信息产业（我国就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等，这就决定了高新技术产业引领服务业发展的走势。此外，对于各类产业走向高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起决定性作用。最后，由于产业升级与产业形态创新具有内在统一性，必须关注和推动创意产业增长。拥有以创意带动的创新产业必然占领产业高端，故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将创意产业纳入产业升级规划。在美国，创意经济成为新经济的核心内容。阿特金森和科特于1998年就明确提出，美国新经济的本质，就是以创意为本的经济。
（二）结构优化
即指基于产业同一层次之上的结构协调。经济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部运行过程。从生产环节看，存在投资结构、产权结构、企业结构、要素结构、技术结构——；从交换环节看，有供求结构、市场结构、流通结构——；从分配环节看，涉及分配结构、收入结构、利润结构、税收结构——；从消费环节看，则存在消费品结构、消费量结构、消费倾向结构等等。然而，经济结构的核心是产业结构，包括产业动力结构、产业类型结构（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空间结构和产业形态结构等。经济结构扭曲的根源往往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经济结构的突出问题就集中在由产业结构的三大失衡所派生的三种现象上：
一是“过度依赖”现象。众所周知，产业运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三大需求，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所谓“过度依赖”，一是在总需求结构中，过度依赖于出口（我国对外依存率超过60%）；二是在内需结构中过度依赖于投资，消费不足严重制约着产业发展的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虽然增长较快，但消费率偏低且呈下降趋势。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1年的最高点52.5%下降到2008年的35.3%。我国消费率水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一般在70%～80%之间），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2007年，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消费率分别达到75.7%、64.9%、67%，而我国当年最终消费率则为49%。②
二是“恶性重复”现象。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活动中的类同、重复应属市场竞争的正常行为及其反映。然而，特定时期的过度重复、恶性竞争现象发生则受制于产业技术结构的低层次及其平面化，同时也与调控体系、机制不健全关联。这在我国目前工业结构内部表现得极为充分。伴随金融危机的冲击，钢铁（过剩超亿吨。2008年底，我国粗钢产能达6.6亿吨，加上2009年以来在建项目新增产能，预计2009年底国内粗钢产能将达到7亿吨③）、水泥、电解铝、煤化工、平板玻璃、烧碱等行业产能过剩更加突出。不仅传统产业在建产能逆势扩张势头强劲，而且近期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新兴行业盲目扩张、重复建设的趋势也已经显现。以风电产业为例，“欧洲发展新能源的经验是将新能源发展纳入电网规划，先规划电网，后建电站，而我国正好相反”。④2001～2008年，8年内风电装机翻了30倍。若按风电装机总量计算，发电比例仅为38%，闲置率高达72%，并且还在提升。由于风电稳定性差且成本高，这一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⑤
三是“畸形差别”现象。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别具有历史必然性。然而，如此凸现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于我国几乎所有地区，这是产业空间布局严重失衡的结果。目前，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主要存在于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之比长期处于3.2∶1区间波动），尤其是城市与广大中西部农村之间发展水平的悬殊。有一种观点将这种“落差”直接归结为产业资源配置不公，并且将“剪刀差”赋予新的内涵：“工农产品剪刀差，从1950～1994年的45年间，政府通过剪刀差从农民身上净拿走了20100亿元（扣除国家对农民的投入）。农民工资剪刀差，从全国看，农民工对我国GDP增长贡献率大约15%～30%，不低于出口和国债的贡献率。据测算，一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大约在25000元，而工资至多在8000元左右。征地价剪刀差，从1979～1997年，在18年间国家和城市从农村共拿走2.7亿亩土地，国家和城市获取6万亿～10万亿元，而将耕田无地、做工无岗、经商无资本、养老无保障的4000多万“四无”农民留给了农村。教育和医疗剪刀差，大城市高考分数线比农村低，而大学生的支出占家中收入农村比城市高等等”。⑥2006年夏季，笔者曾在牛津大学与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一位教授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竟然形成如下判断：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总体感觉是“欧非共同体”。
因此，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实际出发，应着力通过优化三大结构，即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以消除、减缓上述三种现象。若从经济均衡理论的角度判断，也可表述为实现三大均衡：需求均衡、产业均衡和城乡均衡。
（三）生态运行
生态、环保型发展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追求，而其核心是低碳经济。将低碳运行纳入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既契合全球经济发展文明走势，也是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当下最大碳排放国家的应尽责任。当然，对于不考虑历史性积累和人口因素而对我国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过分降幅要求理应拒绝（占人口六分之一的发达国家目前占全球排放总量的50%以上⑦），但自我加压的“节能减排”战略及其实施（我国“十一五”已明确提出要求）显然有益于提升国际地位。
遵循环保型发展方式、低碳经济的运行规律，主要在三方面规划并提出要求。一是节约资源，降低消耗。简言之，用占全球30%～40%的原材料生产不到7%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状态亟待改变：
图1 2008年全球GDP情况
二是低或零排放。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总量排放大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自2005年起占全球排放20%左右，已成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严峻障碍。近年来，尽管通过进步了的治污技术可以抵消一部分，特别是可降低单位价值污染排放量，但集聚污染的问题始终突出。国家环保总局官员曾在《中国的环境保护(1995～2005)》白皮书发布会上说，生态环境的破坏或者环境污染的影响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做过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析结果是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世界银行提出的比例是13%。“我们在西部调查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个分析，损失大约11%左右。这几个数字强调的角度不同，差别比较大，总的来说，大概就是10%左右”。⑧可见，从一定意义上看，“减排”的任务更加艰巨。三是循环利用，即循环经济。排放物循环利用的层次上升不仅对原有排放量起抑制、下降作用，而且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开发和排放量的相对减少。
总之，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生态运行是发展方式走向科学化的标志。面对这三大基本问题的挑战，攻坚克难是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所在。
二、关键性选择
解决上述三大基本问题显然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偏废。然而，它们之间存在着支撑点或称支撑平台，这就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从核心问题导入，寻找关键性环节，才能形成全部工作着力点。
三大基本问题的依存性主要体现在：任一问题的突破均离不开其他两大问题的解决。从产业升级看，一是结构矛盾恶化，如国内消费需求不能支撑，稳定持续发展遇到挑战，产业升级缺乏基础性保障。二是继续置环保而不顾，资源、环境承载必将走向极限，也就必然失去产业升级的动力和空间。同样，结构优化的目标只有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由低产业层次所派生的产业同构化恰恰是我国目前产业内重复甚至恶性竞争的根源。并且，产业发展走向绿色、低碳必然依靠科技进步中的产业升级。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丢弃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怀念工业化前的田园式落后生态不仅不现实，更意味着愚昧。即使就结构优化与生态经济的关联而言，也是相互促进的。结构优化，第三产业比重愈来愈高，产业走向轻型化实质上表明愈来愈有益于低碳化（工业是目前碳排放的主要产业载体）。反之，环保力度提升，就会逼产业升级，从而使产业结构在错位、复合中优化，淘汰落后成为现实，最终使产业结构变动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面对由三大基本问题构成的相互依存的系统，当务之急是在兼顾的前提下找准核心问题，把握关键性环节并作出相应的战略性选择。不难发现，这一核心问题就是产业升级。即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带动结构优化和生态经济发展。如前所述，只有在动态中实现产业升级，才能从根本上结束产业同构格局中的恶性竞争状态，才能形成与发展相一致的走向低碳经济的根本道路。这样，促进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即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就成为整个生产方式转变科学化的关键环节。对此，中央决策层的高度认同，也提供了相应的科学实证：“我们经济上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焦点还在于如何调整经济结构……。更为重要的就是要运用科技的力量来转变发展方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所在。”⑨
关键性选择效应的显现同样是系统工程。这至少包括：与国情相吻合的自主创新战略方向与重点选择；科技成果多途径并加速产业化；基础理论研究扎实推进等等，此处不再赘述。“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为什么目前我国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进展如此缓慢？⑩笔者以为，除受阶段性的客观国情制约外，实施主体的行为缺陷主要是未能明确或确认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的平台或载体。实际上，科技创新必须凝聚于品牌这一载体，才能真正起到带动整体产业上升的功效。否则，产业无法在世界范围内真正走向高端，高质量的科技成果也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检验和应用，甚至仅能产生展示效应。
所谓高端产业、高技术含量、先进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其支撑形态就是世界品牌，如我们熟知的美国有通用、花旗、微软；德国有西门子、宝马、奔驰；英国有维珍；法国有系列香水……从这个意义上看，技术创新只是起步推动，唯有品牌诞生才真正意味着产业升级。因此，自主创新是一条漫长的路，只有在这条路上诞生了世界品牌，它对产业的贡献价值才能真正显现。过程中的每一项创新、每一项专利的获得只能视为自我积累，视为涓涓细流，唯有系列的世界品牌才成为影响全球的浩瀚潮流。那么，处于“Made in China”阶段，是否具有打造国际品牌的可能性？其实，当年日韩的松下、日立、丰田、三星、现代等世界品牌无一不是在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基础上逐渐诞生的。
然而，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品牌带动必须具有特定的文化生态。这往往是经济学人忽略的。其实，人类活动的背后无一例外地受文化根基支撑，经济活动无法另类。支撑产业升级的文化生态至少涉及民族精神、知识产权观念、品牌意识等。这里仅就促进品牌诞生的民族精神作些探讨。对于与产业升级、打造品牌紧密相连的民族精神，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持否定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含民族主义色彩，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具有不利于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韩国为例，“韩国人强烈的民族情绪，在我看来，是日本留给它最恶劣的一种影响。人人坚决抵制洋货。遇到金融危机，人人争相献金，这是很多中国人高度赞赏的韩国人的民族精神。而我觉得，韩国人身上可学的东西很多，但这种民族精神恰恰是不能学的。”原因是：“经济发展，遵循的是市场规则和资本意志，如果被为民族争光的强烈意志支配，那就是不和谐的指令，它的经济成就就是不健康的”。(11)赞成者则认为，民族精神与民族产业可以互动。一些学者通过网络辩论，发表如下见解：“在汉城街头奔驶的不是现代，就是大宇。同样的，从手机到各种电器，完全也是三星、LG的天下。在汉城，类似土壤出产的韩国米，价格是泰国米等进口米的数倍，还供不应求，不知是民族精神推动了民族产业，还是民族产业发展造就了强势的民族精神”，“中日韩文化本是同根，今天中国也进入一个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的时代，但是，中国人似乎却找不到主张，乃至敌对，商人之间互相欺诈毫无诚信……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乃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12)
应该看到，与产业支撑相联系的民族精神应具有时代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包含理性激情、群体意识和时代性等特征。民族情结、国家意识，这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具有的精神现象，对于无国家意识或相反者至少被认为是另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从本质上看也是对理性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背叛。因此，这里存在着介于两种极端意识（国家、民族冷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的国家理性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至少包括以下特征：其一，具有爱国主义的激情。说到底，激情来自于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它警示劣根，但包容不足；它期盼国家、民族能融入世界文明，能在世界文明前进的进程中步步赶上甚至走向前列，并能为此而牺牲自我。与此相反，则以所谓“极端民族主义”为挡箭牌，将自身置于“脱离”状态，体现出所谓的“冷静”，实质为“冷血”，或者“爱”在嘴上，从无行为展示。其二，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前提下，选择符合法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判断和行为举措。相反则是在情绪自发波动中产生行为，容易失去理智，非理性举措常常发生。所谓群体意识，即指对于某种行为的判断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被多数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认同。认为某种行为方式发生对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总体上是有益的、必须的，即使在特定时期民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也值得。因此，就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而言，判断是否属于肯定的领域，有无群体意识特征是重要的标志。时代性往往与国家意识、民族精神表现形式相联系，如封建社会的时代性通常表现为反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当资本主义的列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经济行为表现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成为主要状态，如贸易保护、国内主要产业和市场保护等。与此同时，民众自发地通过消费选择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逐渐成为重要的形式，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居弱势，爱国的民族情结与经济活动、产业发展更加紧密地相连也在情理之中。
相对于市场自身的内在机制，以扶持民族产业、塑造民族品牌为特征的精神支撑行为也可称“外部性”，这种“外部性”的正负效应获取依赖于“度”的把握。一般而言，在不破坏正常的竞争机制前提下，民众“自发的”（即使有某些组织进行暗示或引导，进入市场的主体必然是消费者自身，因而消费选择行为始终具有自主性，只有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才能出现强制性消费现象）对其需要的消费品作选择以推动本国打造品牌、战略产业升级，促进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进而在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过程中，通过以税收及增加员工收入等多种形式回报国民应毫无争议地界定为“正效应”。相反，若一味追求降低成本，要求百姓长期勒紧裤带，大幅降低生活水准，即通过保护落后，破坏市场竞争机制来获得企业成长条件，最后必然导致得不偿失的“负效应”。然而，这种情况在正常市场经济运行的状态中是很难发生的，韩国的民族精神所支撑的产业发展状态也决非如此。“三星”、“现代”等国际品牌的诞生不仅意味着企业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的地位，而且也带来了不俗的经营业绩。以三星集团为例，该企业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包括26个下属公司及若干其他法人机构，在近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300个法人及办事处，业务涉及电子、金融、机械、化学等众多领域。集团旗下3家企业进入美国《财富》500强，有近20种产品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居全球企业之首。实际上，韩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的表现折射出文化对产业升级的特有贡献。
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紧迫要求看，民族精神和品牌意识更具有先导意义。在产业升级这一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课题面前，唤起民族精神是一种最具可行性的重大举措（尽管同样存在某些人文艰难），而这一举措实施的集中体现就是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形成全民族的自主品牌意识及其人人支持与奉献的精神状态。对此，现实的巨大反差则是：“一家大型国有通讯公司今年进行了高达几个亿的政府采购，在其设立的各种技术门槛前，国内只有一家企业幸运中标”。“优质的产品在国内并非有好的出路，设立门槛就是要让外资品牌唱‘独角戏’，国产品牌无缘插足”，“国家三令五申地要求地方政府采购优先采用国产品牌，但国产装备制造产品始终遭遇较为严重的歧视性采购”，“一方面政府采购青睐于外资品牌，另一方面又对国产品牌拼命压价。为了分到蛋糕，装备制造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每年近两成收入投入到人际公关上，而技术开发的投入只占5%”……(13)此状态既可窥视出当前我国产业升级缓慢的根源，也展示着未来我国解决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性问题以及推进产业升级的真正空间。
三、阶段性制约
抓住关键性环节，面对深层性障碍而奋力扫除，全速推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等，即使处于如此理想状态，也难以逃脱当下国情的制约，体现出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性特征。
以产业升级中的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为例，虽然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是趋势，甚至认为改变目前过低的状态（2008年仅为40.1%）是当务之急，也无法跨越新型工业化阶段的总体制约。那种期望尽快赶上或至少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心态与当年严重脱离国情的“大跃进”思维其实无本质差别。
人类社会产业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到以制造业为主，再到以服务业为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制造业为主是以改变农业为主结构为前提的，同样，服务业为主是以改变制造业为主结构为条件的。类似于人类不能跨越市场经济必经阶段，一个国家也无法跨越制造业为主即工业化阶段。从内在经济联系看，服务业发展对于制造业至少存在3个依赖：一是服务对象依赖。正是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从研发到销售一系列服务需求，服务业才应运而生。从一定意义上看，绝大部分服务业是围绕工业产品而展开的，离开了工业品载体依托，单纯的自我循环服务必然趋于“空心化”。即使对第一产业展开服务，如作为旅游观光的现代农业，其根基也是先进制造业所提供现代化装备的支撑，体现为信息化、智能化农业、大棚农业等等。二是服务结构的依赖。以现代服务业中航运为例，集装箱运输是其发达的标志。而围绕集装箱运输的一系列载体，甚至包括电子标识也离不开制造业的供给。三是服务手段的依赖。可以说，现代服务业的一切交易活动均离不开信息制造业。当今社会，无论是金融交易，还是商务交易，发达的网络信息系统已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网络瘫痪就意味着股票、债券、外汇、黄金、衍生品等金融交易的瘫痪。并且，随着电子商务比重提升，网络购销日渐普遍。需要说明的是，制造业为主是相对于第一、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而言的，并非要求必须在总产值50%以上。
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给人以负面相对较小的感觉，除金融开放度有限、政府及时干预的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三次产业结构的转型目前还基本符合国情，即改革开放后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注重接受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因而导致虽然无法拒绝转移中的一些冲击，但强化制造业本身就会派生出一种对虚拟经济的“抗体”。
实际上，即使目前某些能使服务经济为主的地域（城市），囿于“市管县”的历史，降低制造业比重也不能急于求成。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受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半年），上海经济增长状态就是一个例证。明显低于全国增长速度3个百分点（全国6.1%；上海3.1%；低于“十一五规划”要求的6个百分点）的一季度业绩告诫人们：现阶段上海经济稳定增长还离不开工业的基础性支撑。2009年一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之所以增长6.1%，工业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1～2月3.8%；3月8.3%）。相反，上海一季度工业产值下降9.9%。籍此，作出上海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不足的根源在于工业下滑的结论无可置疑。与此同时，理应形成如下判断：当优质的服务产业资源由于种种配套条件制约而不能弥补其他产业贡献时，现有时空的制造业只能在促进能级提升的基础上作结构性调整，而不能过大力度地选择产业替代。
再从技术创新路径选择看，受阶段性国情制约，也只能采用二次创新带动原创和集成创新的战略，而不是片面追求原创。
理由之一：高端原创必须以前沿性科研积累为基础。所谓发展中国家实质上就是科技落后的国家，要想在当前科技主要领域走向前沿，进入创新高地，取得原创性成果，这是不切实际的。仍以我国科技创新领先的城市上海为例，到2007年底，上海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工业总产值5231.62亿元，占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93.3%。调查中发现，外资高新技术企业出于垄断核心技术的目的，在沪研发活动往往处于“研发流水线”的环节，对核心技术基本不涉及，技术辐射效应甚微。因此，尽管上海近年来各方面均很努力，并取得一些成效，支撑着先进制造业逐步升级，即R&D接近国际先进标准并且政府与企业投资结构正在优化以及产学研一体化水平日渐提升，但总体仍然远离核心技术层次。笔者对此曾在《产业升级中先进制造业成长规律研究》(14)一文中将其中的直接原因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受制于经济发展总水平，人均R&D偏低。2007年，上海R&D人员人均4.45万美元，虽居全国之首，但与OECD主要国家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如2005年，美国23.27万美元、英国22.46万美元、法国19.52万美元、日本18.6万美元、韩国17.89万美元。这对积聚研发中最稀缺的人才资源带来困难与风险。第二，由于体制机制的障碍，产学研一体化并未取得整体性、根本性突破，制约了科研成果开发、转化的程度。(15)第三，核心技术研发尽管不可能完全被垄断，上海已在一些领域有了突破或另辟蹊径(16)，但大面积跨越并非一日之功，需要艰苦的积累，加上众多国外跨国公司走上了“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的轨道，即通过建立知识产权体系，将私有协议提升为垄断性行业标准，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行业科研方向，更增加了国内企业通过市场方式在产业核心技术上另辟蹊径的难度。若进一步探底求源，就会发现此乃发展中国家现实状态所使然，归根于阶段性国情。
理由之二：二次创新是在引进基础上的再创新，即通过学习借鉴先“追赶”（缩短距离），之后进入原创轨道，实现“超越”目标，具有符合创新规律的可行性。这种创新的可行性又可具体表述为“5个创新”：一是适应性创新（包括适应市场需求结构、自然环境、民族习惯等）。我国著名的靠技术引进后诞生的“海尔制造”，其销售的不可或缺部分是受环境影响的差异性再造品，如上世纪80年代电冰箱为适应上海市民住房面积小并喜欢外观灵巧而创造了“小王子”，为适应农村低电压，重新改造压缩机，迅速打开农村市场等等。有时，为了适应特殊的自然环境，可综合、差异性选择多国适应性技术，进行改造性创新，日本钢铁业战后迅速发展就属此典型。为适应日本频繁地震、软质地基和用海水冷却等自然环境，日本钢铁企业先后从美国和原联邦德国引进生产铸铁的高炉以及轧钢技术、从奥地利引进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法、从瑞士和前苏联引进连铸法，从而形成适应性创新的技术体系。二是完善性创新。当今世界高新技术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日新月异，在市场需求变化和企业竞争双重推动下，二次创新往往主要表现为款式、功能等完善性创新。以录像机为例，最早索尼引进后生产出1小时录像品种，之后松下开发为2小时型号。在你追我赶过程中，3年之内达到可摄录6小时，即满足顾客需要倍速增长。三是选择性创新。赋予消费者选择功能是现代产品创新的重要方面。当下消费环境中，商业购买类型选择、金融投资品种选择、各类服务形式选择……总之，这是一个朝着选择性社会演变的创新社会，因此，二次创新就离不开选择理念，从一定意义上看，选择性强就意味着生活质量。我国在引进基础上出现的电视机，一开始并不存在频道的同时选择性，后来出现了“画中画”，可随时变台选择，现在又出现了同频道下一时段的预告等等，让消费者更自主地在时空中选择自己的行为。四是兼容性创新。如果说增加消费者选择的空间有益于实现消费者主权，那么，兼容性创新则有利于增强消费者便利以及由一物多用所带来的降低成本的福利。对此，信息化产品中的“三网合一”，使一台电脑发挥了兼容电视、电话功能，这种兼容性创新模式必将更广泛地走出虚拟时空。五是替代性创新。既可以是原材料替代，也可以是产品内部零配件替代。我国汽车行业从原装进口到今日走上自主创新品牌的探索之路，期间的零配件替代创新功不可没。上汽集团有的车型，其国产化率达90%以上。近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专家对2009年初全国范围内汽车零配件主要系统（发动机、变速器、车桥、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基本具备发动机整机局部技术升级和变型产品开发能力；发动机5C件中的缸体和缸盖以自制为主；机械变速器产品开发能力较强，总成及零部件开发均可由国内自主完成(17)……尽管替代的比例还不够高，尤其是涉及关键技术刚刚进入研发阶段，但毕竟已经开辟了这一领域替代创新的崭新道路。
理由之三：通过二次创新走上形成自主品牌的原创道路，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韩国已成为典范，即使在我国也不乏成功的范例。笔者曾参加过一次由上海市生产力经济学会举办的在上海日立现场召开的“海立创新力”研讨会，更是增加了对这一问题思索的底气。以下是上海生产力经济学会对“海立股份”自主创新成就客观描述和评价：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靠下属的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通过企业创新力的不断培育，成为拥有空调压缩机领域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相应市场份额的世界第三大空调压缩机企业，全方位地实现了空调压缩机产业从发达国家到中国的大转移，提供了国内产业升级的一个成功范例。2005年，公司年产空调压缩机超过1000万台，连续12年位于国内第一，目前居全球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成功培育了该领域第一个中国驰名、世界具有一定影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空调压缩机品牌——“海立”。
如果说在1997年以前，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还仅仅是一个以引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和品牌为基础的空调压缩机加工制造基地，那么，随着国家级压缩机研发基地和“海立”品牌的确立，它就开始成为中国空调压缩机产业的技术研发基地、海立品牌打造基地和世界市场营销基地。从中不难发现，要尽快改变当前中国大部分工业开发区还是停留在国际跨国公司加工基地的现状，必须强调引进外资过程中的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国际品牌的打造，逐渐停止单纯作为外资加工基地的合资企业建立，这应该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由此，我们可以感悟出一条中国技术创新的转型之路，这就是在二次创新的征途上追求原创和打造世界品牌。
四、体制性突破
面对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问题，将关键性选择与阶段性设计紧密结合起来，使发展方式转变既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又可产生符合国情的有序推进之效，此乃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科学要求，而这又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突破。对此，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做到“四个退出”。
所谓“四个退出”，是指地方政府阶段性、递进性退出的主要领域。即：一是退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二是退出消费采购者身份（政府采购通过市场组织实现）；三是退出经营性投资主体地位；四是退出产业调节者角色等。目前，以上四种退出尽管总体上均不尽如人意，但相比较而言，第一、二种退出力度较大，并且在不断深化和规范。第三种退出也在逐步推进。如国务院已颁布《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明确提出，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即使是对投资项目的审批，也明确规定：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困难最大的是第四种退出，现在总体上还未提到议事日程。
客观而言，这里也体现着阶段性国情的种种制约。目前，若各级地方政府均退出产业调控极易导致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甚至衰退的后果。然而，也应该看到，不退的负面效应已开始显现并正在扩大：一个管理幅度极为有限的乡、镇政府实际上无法把握产业发展的未来态势，却在制定和设计所谓的“十一五”、“十二五”规划，而且重点是产业发展规划。长此以往，政府如何能从直接控制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干预经济活动中淡出，产生发展方式转变的真实状态？因此，从体制转轨的目标看，地方政府的第四种退出具有根本的、标志性的功效，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真正走向“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科学发展轨道。为此，从我国现实出发，地方政府的第四种退出可先从发达地区开始尝试。发达地区GDP增长压力相对减缓，促进经济增长更应注重从转变发展方式，尤其是注重市场监管、社会服务上做文章，通过增长速度的“自律”，推进整个社会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为全国范围内政府职能转变承担先行示范的责任。这次国务院将上海浦东地区作为综合试点先行区，其效果理应辐射到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
着眼于未来，在地方政府完成“四个退出”的任务后，国家级的产业政策调节虽理应存在，但须真正体现在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功能之上的“四两拨千斤”作用，使政府职能的转变真正寓于发展方式转变的科学化过程之中。
注释：
①引自《美国引领全球产业升级意味着什么》，《上海证券报》2006年7月17日。
②高尚全：《在改革中凝聚转型新力量》，原载于《政策内参》2009年第34期。
③郭锦辉：《提高集中度成钢铁业调结构关键》，《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2月4日。
④王月金：《破解风电产业的“金箍咒”》，《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9月15日。
⑤同上。
⑥《用头行走》第164页，文汇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⑦从1850年至2005年的155年间，全球共排放二氧化碳11222亿吨，发达国家共排放了8065亿吨，占全球总量的72%。世界人均173吨，中国仅71吨。摘自：张安华《全球碳排放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月5日。
⑧参见《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0%》，《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6月6日。
⑨温家宝：《明年投资力度不减，不断提高政策针对性》，《上海证券报》2009年12月28日。
⑩质检总局发布报告：中国制造质量竞争力下降。2005年以来，我国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增速均低于销售收入的增速，技术改造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企业拥有发明专利数增幅也在下降。2008年增幅从上年50.72%下降为27.72%。《中国工商时报》12月15日。
(11)《经济发展必须遵循市场规则》，《青年参考》2004年7月10日。
(12)《中国民族精神vs韩国民族精神》，《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13)陈冀：《“潜规则”挡道优秀国货》，《瞭望》2009年第49期。
(14)王国平：《现代制造业成长规律研究》，《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15)2006年，笔者在英国牛津大学所看到的产学研一体化运作：牛津大学全部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由学校垄断，学校聘请著名企业家组建公司ISS成为成果转化平台，通过牛津开发区吸引社会企业并将成果一一转化，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著名的上市公司。
(16)2008年，处于上海浦东的中微半导体公司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65纳米工艺技术沏干法等离子刻蚀设备，打破了美欧日在这一前沿领域的垄断。《文汇报》2009年1月6日。
(17)张文杰：《中国关键零部件企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分析》，《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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