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1903/1936)_投资论文

中国的近代化性质投资影响因素分析(1903～193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性质论文,因素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5)02-0010-05

       长期以来，近代中国的时间序列投资额一直是缺乏的。现有的资料基本上是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个别投资主体和个别投资领域做出的不离散数据的估计，相对来说，应数对外国人在华投资的研究相对充分一些。美国早期学者雷麦(1957)的《外人在华投资》是近代中国外资研究领域的巨著，他以大量亲自调查和外籍人士协助提供的资料为基础，以上下两卷分别论述了“非华人”在华投资及美英日俄法德诸国分别对华投资的历史过程，估算了一些时点上的数据。在雷麦的书出版之前，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刘大钧就有了同名著作(雷麦，1957)，是由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委员会刊印的，该书主要根据中国的资料写成，是雷麦著作的参考资料之一。新中国建立后，也有学者在此领域内有力作，如，吴承明(1955)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和杜恂诚(1986)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等。另外，台湾学者张肖梅(1972)编辑整理了外国人在华投资的历史资料。又如，在农业投资领域，张东刚(1996)估算了若干年份全国农业投资额。在其他领域也有一些对于个别年份投资额的估算与研究，不一而足。总体来看，这些文献在收集和整理数据方面的确是功力非常，但是，这些数据毕竟不全面、不连续，难以据此研究全国性的投资问题，有待于今后有学者冲破原始资料不足的制约，利用某种科学合理的方法估算出全国的时间序列投资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罗斯基(2009)对在1989年出版的《战后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对1903～1936中国近代化性质(Modern-Oriented)投资额数据做了估计，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唯一的34年连续数据，实属难得。他的数据是全国性的，虽不是近代中国34年间各年度的各领域全部投资，但“近代化性质的投资”的研究角度确实意义重大。众所周知，近代时期是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重要历史阶段，因此，对“近代化性质的投资”研究就是这一阶段的核心经济问题了。本文拟就这一重大问题，做一点因果关系分析的工作，求教于学界前辈和同仁。

       一、近代化投资趋势统计描述

       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步时期，投资的增长决定着经济增长，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也是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刘易斯(1994)认为，所有现在的发达国家，在过去某一历史时期中都经历过投资迅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每年的净投资率从不足5％增长到了12％以上，这就是所谓工业革命。在罗斯托“经济起飞”的三个条件中，第一个就是生产性投资率大幅度提高，因为经济起飞要以充足的资本积累作为物质基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就是资本形成不足，而提高投资率是促进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等理论都是在强调投资、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齐良书，2002)。

       在罗斯基教授的著作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研究投资问题。罗斯基深信，“量化方法是构建总体框架最有效的途径，这能加深我们对战前(全面抗战爆发前——引文者注)中国经济增长与停滞有关问题的认识或理解。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里，产出、收入、投资、价格、税收、工资及其他方面的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发展趋势，只能通过数据统计才能确定，其尺度不能靠从个人文字或其他轶闻事录式的资料中推断。”于是，罗斯基首先做了时间序列投资数据的估算，他对投资额估算思路与前面提及的学者不同，他修正了英格瓦·斯文尼尔森的方法，通过构建水泥、钢铁、机械等资本品的表观消费量的时间序列，估计了中国各年度的近代化产业性质的投资额，数据见表1。

      

       利用表中的数据我们做了图1，从图1的曲线来看，1918年之前中国的近代化性质投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且在此期间也有小幅的波动。从大的波段上看，1919～1936年时段的平均投资水平比1903～1918年时段的最高水平高出约150％，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投资是快速增长的。从小波段上看，1912年民国建立后，中国出现了一波的投资高潮，但很快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负增长的趋势维持到了一战结束的1918年。从战后的191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近代化产业性质的投资高潮，1923年虽有所回落，但基本趋势是保持升势的。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中国的近代化产业投资也未受太大的影响，虽1929～1932年有小幅下降，但从1933年起上升趋势依然比较强劲。罗斯基(2009)所做的比较研究结论认为，最晚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关内(指山海关以西，东北地区则称为关外或关东)在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等领域的近代化固定投资规模已接近了日本。

      

       从1903～1936年整个时段上看，34年来，近代化投资指数从7.8增长到了135.2，指数翻了4番还多，这是一个经济质量的巨大进步，是从前任何时代都不能与之相比的。

       二、近代化投资的影响因素的逻辑分析

       中国1903～1936年近代化投资快速增长，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投资增长加速，其影响因素是来自诸多层面的，我们将社会变革因素——如《马关条约》之后洋务派垄断势力的衰微、辛亥革命之后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崩溃等——作为考察的大背景，不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分析框架。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直接影响近代化投资的变量，我们首先从对资本品来源的分析入手。

       中国在1903～1936年时期，近代资本品制造业还不能形成规模，仅有的一些附属于制造业的工厂和作坊也不过是从事加工、装配和修理等方面业务的，向近代化投资提供装备则是力所远不能及的。从郑友揆(1984)先生整理的1933年中国工业产值分业统计来看，占比较大的行业依次为纺织(42.4％)、食品卷烟饮料(26.4％)、电水煤气(13.1％)、化工(火柴肥皂等，4.4％)、纸张和印刷(2.8％)、皮革橡胶(2.1％)和服装(1.8％)，另有产值占7％的其他行业。显然，1933年可能存在的装备制造行业产值就隐匿于这占比为7％的“其他行业”中，而且，最多也不会等于或接近于1.8％(服装行业)的水平。因此，中国近代化投资的资本品绝大部分只能来自进口。

       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的进口和近代化投资在1931年之前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为0.85。之所以1931年之后近代化投资指数和进口物量指数失去了同升同降的趋势，是因为1931年“9·18”之后日本侵占了东北，当年南开大学编制的进口物量指数就无法包括东北地区了，而罗斯基估算的近代化投资是包括东北地区的。于是，从1932年起两列数据的趋势关系就完全变样了。

      

       图2是我们用近代化投资指数和进口物量指数绘制的，图2大致反映出，1931年之前，进口增长投资就增长，进口下滑投资就下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尤为明显。1932年之后居然有负相关的态势出现了。诚然，相关关系只能说明两个变量时序同升同降，而二者的因果关系则需另行判断，但如果存在着因果关系，则二者必然高度相关。1931年之前，应该存在着这样的相关机理：在其他因素对近代化投资形成强劲的拉动时，资本品进口就会增长，当国际因素导致中国进口受阻时，中国的近代化投资就下降。1932年之后，东北地区的进口数据缺失，暂不做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中国装备制造业极不发展，近代化投资的资本品绝大多数来自国外进口”这一结论作为本文逻辑框架的前提假设，接下来的分析将在这一起点上展开。

       1.对近代化投资拉动因素的尝试分析。数据表明，1903～1936年间中国近代化投资是迅速增长的，从投资主体上看，中外厂商都参与其中。投资的主要驱动是获利，而获利的必要条件是有强劲的需求。从事后来看，中国近代化投资的产业方向基本上是消费品制造业、交通运输通讯和公共事业等辅助于消费品生产和流通的行业。于是，拉动中国近代化投资的这个需求就应该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一个通顺的逻辑应该是这样：中国的消费需求拉动了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投资需求拉动了国外的制造业的产出，基本上不能拉动本土的投资。

       可能产生的问题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就一定会拉动投资吗？可以不可以动用闲置的生产能力增加产量呢？此前我们的一个研究结论表明，近代中国的经济态势是“供给约束型”的，即供给能力不能满足需求，需求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被迫适应供给，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总供给一端(刘巍，2010)。因此，在其他条件得到满足时，消费需求的增长必然拉动投资增量，没有闲置的生产能力投入生产。于是有：

      

       式(1)中，I表示投资，C表示消费。导数是对变量符号的逻辑判断，即I是C的增函数。

       2.对影响进口量因素的尝试分析。我们的前提假设认为，中国近代化投资的资本品基本上是进口的，于是，影响进口的因素就会影响投资。进口的影响因素最重要的是国民收入，换言之，是否存在进口的有效需求，然后是实际汇率反映的价格因素，最后是关税水平。于是有：

      

       式(2)中，Y表示GDP，e表示汇率，T表示关税税率。导数依然表示对变量符号的判断，即投资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其他条件不变时，收入增长进口就增长；投资是汇率(直接标价法)的减函数，其他条件不变时，汇率下降投资增长；投资是关税税率的减函数，其他条件不变时，关税税率下降投资就增长。

       3.还要考虑投资自身的惯性因素。投资是连续的，越是大型投资，投资过程所需时间越长。一旦投资开始，如无重大负面因素，投资一般会持续进行，直至投产。因此，滞后若干期的投资对当期投资也会产生需求。近代中国的产业投资大都指向消费品生产行业，投资周期应该较短；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的投资周期会相对长些，但所占比例不大。于是，综合考虑的判断是，代表投资惯性的滞后期数不会太多。于是有：

      

       式(3)中，投资变量的下标代表滞后期数，导数表示任一滞后期投资变量的符号。

       综合考虑上述分析，合并式(1)、(2)和(3)，可以得到下面的函数：

      

       式(4)是本节逻辑分析的最终函数，函数作为因果关系的一种表达式，陈述了中国近代化投资的各主要影响因素。需要说明的是，在式(4)中，我们之所以删除了式(2)中国民收入变量，是因为消费变量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函数关系，两个变量必有多重共线性，应该去掉一个。逻辑分析表明，消费对投资的拉动是比较直接的，国民收入是通过消费这一传递机制拉动投资的，因此，我们保留了消费变量。

       三、近代化投资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前面的逻辑分析结论可以用语言表述为，近代中国近代化投资的影响因素是消费需求、汇率、关税和投资惯性。但是，这一结论是我们逻辑推理的结果，历史经验是否支持这一结论，必须做实证检验方可做定论。计量经济史研究是用数量分析方法做实证，因为这是整个时段上所有时点数据的均值给出的结果，基本上消除了个别案例的偶然性或极端性。实证检验所用数据见表2。

      

       为了消除异方差，我们对数据取自然对数，然后对数据平稳性做了检验。单位根检验数据见表3。

      

       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理论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消费、汇率和投资都是二阶单整序列。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平稳序列，两个解释变量是同阶单整序列，根据协整理论，如果变量没有协整关系，则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是伪回归(虚假回归)。因此回归之前要判断解释变量之间的协整性，有协整关系才可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否则需要另行处理，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上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按照计量经济基本理论可以直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根据理论函数式(4)，假定模型为双对数形式，回归结果如下：

      

       从式(5)的各项检验指标来看，模型效果是不错的，对近代化投资影响因素的解释能力较强。需要说明的是，关税税率数据在模型中未能通过检验，即进口关税对资本品进口的影响不大。我们对投资惯性变量做了反复模拟，最终，这一变量也就涉及到了滞后一期的投资，这说明近代中国投资项目不大，平均二年之内基本上都可以投产了，不再需要后续投资。这和我们先前的判断相吻合。

       进一步地，我们用Beta系数方法对消费和汇率两个解释变量的重要性做了比较分析，分析结论是，消费需求变量的重要性是汇率变量的近2倍。这说明，影响中国近代化投资的主要因素是消费需求。于是，我们尝试只用消费需求变量解释近代化投资，模拟的方程式也是很不错的：

      

       式(6)表明，当期消费需求和消费惯性(滞后一期消费需求)是影响中国近代化投资的主要因素。

       四、结论

       综合逻辑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中国产业以消费品生产为主、资本品制造业极弱、资本品主要来自进口的条件下，1903～1936年中国近代化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消费需求、汇率和投资惯性，关税税率对资本品进口的影响不显著。消费需求、汇率和投资惯性三个变量弹性值依次为0.416、-0.36和0.77，弹性值表明，当其他因素不变时，三个变量若分别变动1％，近代化投资就相应地变动0.46％、-0.36％和0.77％。

       第二，比较分析消费需求和汇率两个影响因素相对重要性的结论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大于汇率。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是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决定着以进口资本品为主要物质载体的近代化投资的增长。这种汇率对进口影响相对较小的历史现象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类似，在经济起步时，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强劲，厂商的投资渴望高企，投资需求拉动的进口需求旺盛，汇率导致的价格变动因素对进口抑制作用不大。

       第三，关税税率对近代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是我们意外的发现。从郑友揆先生(1984)对1926～1936年的研究来看，南京政府的关税确对进口物量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我们的考察结果却显示对以进口资本品为主的投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表明，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关税政策减少了外国消费品的进口，使得这一部分国内消费需求转向国货，对国货需求增长就刺激了投资增长，而关税对投资所需外国资本品的进口影响不显著，就有利于国内投资增长。显然，投资增长是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之下。

       第四，投资惯性变量仅涉及到了滞后一期的投资，这说明近代中国投资项目不大，平均二年之内基本上都可以投产了，不再需要后续投资。

       收稿日期：2014-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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