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中国文学的“寻根”旗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启论文,旗帜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寻根”的昨天与今天 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曾经掀起过很辉煌的“文学寻根”运动。然而，短短两三年间，它就如昙花一现，迅速从文坛消弭，之后更为人们完全否定和基本淡忘。在谈论这场运动时，同时代和后来的许多人几乎一致认为其失败是必然的，理由在于其主张背离了时代潮流，犯了方向性错误。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当时(甚至包括之后)中国文学迫切需要的，是向西方学习而不是向传统回归(寻找)——事实上，取“文学寻根”而代之的正是以追慕西方文学为指向的“先锋文学”潮流。迄今30余年，中国的文学潮流虽略有起伏，但基本方向却从未移易：西方，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主导和最终目标。 然而，我以为，“寻根运动”的失败原因值得重新反思，更不能因其失败而对方向性价值予以完全否定。换言之，“寻根运动”的失败也许并非在于其方向本身，只是由于时代(社会)和个人等一些主客观原因，导致了“寻根运动”未能充分而健全地孕育和成长，从而迅速走上夭折之路。 从时代方面说，社会尚未形成“寻根”的大趋势，致使其缺乏充分而坚实的背景。当时正处“文革”结束、打开国门不久，整个社会都在感叹西方物质的强大和文明的进步，慨叹中国社会的落后和愚昧，无条件向西方学习几乎成为全民共识——除了个别因为意识形态障碍而反对者之外。文学界也一样。作家们面对琳琅满目的西方文学世界，再对比刚刚走出单一和狭隘、处于艰难恢复期的中国文学，自然滋生强烈的落后感和危机意识。追赶西方文学、得到西方文学的承认，不只是个别作家的梦想，更是整个文学界的集体意愿。另外，当时的社会文化主导是“回归‘五四’”，将传统文化视作封建思想的观念依然是时代主流，一般人很难背离时代潮流来进行思考——直到几年后，由“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繁荣而改变了政治文化导向，“新儒家”思想领了时代风潮，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开始在知识界形成剧烈冲击，对传统文化彻底否定的观念才有所改变。 从个人方面说，那些主要由“知青”群体构成的中青年作家，虽然在乡村的人生经验和多元文化撞击的影响下，萌生出对“五四”传统进行反思、对传统文化进行重审的强烈意愿，但是，他们当时的文化积累尚难以真正承担起“寻根”的重任，也匮乏真正立足于传统“寻根”的深层自觉，特别是他们长期接受的是以“五四”新文化为主导的思想文化教育，在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在短期内难以越过“五四”文化的雷池，在完全悖逆于现实文化潮流的道路上走得更远。① 所以，在根本上说，“寻根运动”一开始就不是在完全自然和自发的背景下孕育出来，而是其他因素催生的结果，或者说，它并非独立的自觉产物，而主要是在其他外在因素刺激下产生的，其背后有浓烈的西方文学(文化)焦虑和困惑因素——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我们都承认，“寻根运动”最初和最基本的触发点就是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让一些作家意识到，要追赶上西方文学，除了学习，还可以另辟蹊径，通过“民族个性”取胜，而且，比起一味的向西方学习，这种方式更能让作家们获得心理上的平衡，保持至少是表面上的自尊。 在这个意义上说，“寻根运动”可以说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所以，无论是从运动的一开始，还是在短暂的发展过程中，都可以见到其内在和根本性的缺憾。 其一是仓促草率的准备。“寻根”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至少它需要真正扎实去“寻找”，需要对“根”做出客观全面的检视、甄别和分析，即使是文化功底再好的人，要做好这一工作，也不可缺少较长时间的认真准备。但是，“寻根运动”的兴起却相当匆促。作家们都急切地以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姿态，张示自己的宣言，却缺少具体、细致的“寻找”过程，也难以看到深入沉潜的思索。 以“寻根文学”的主将韩少功为例。《文学的“根”》的呼吁发出不足半年，《爸爸爸》就问世了，再半年，《女女女》也问世了。要知道，韩少功并不是一个以创作量见长的作家，在“寻根”作家群中，他的创作还是属于比较谨慎的，但如此之短促的时间要真正深入地完成理论思考，显然是很困难的(作为个人，韩少功倒并没有真正放弃其“寻根”之举，他1996年问世的《马桥词典》可以说是一部晚到的“寻根”力作，也达到了他个人创作的高峰)。于是，从1984年“寻根文学”口号提出一年多间，“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几乎全部问世——当然，我并不否认作家的创作是长期孕育的结果，也不否认韩少功等作家在发出“寻根”宣言之前早有思考，其“寻根”具有一定的厚积薄发因素。但是，从一个集体行动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跟随者来说，如此之快的创作速度，我们很难想象他们的作品是依靠扎实的“寻找”功底才获得，并且这些作品中又真正蕴含有深刻的文化之“根”。事实上，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短暂的创作冲动过去之后，作家们再无后续之作，根本无法以作品来支撑起“寻根”的大旗。 其二是浅白简陋的内涵。“寻根文学”作品并不算很少，但是，读完这些作品，究竟什么是他们寻找到的“文化的根”，却难以让人言说。正如郑万隆所说：“我小说中的世界，只是我的理想和经验世界的投影”，②除了阿城的《棋王》能够被人解读出有某些道家思想的印记(其实也有牵强和浅白之处)，其他的“寻根”作品很难寻找到真正有内蕴的传统文化内涵，它们更多只是作家自我和某种观念的表现而已。以这样浅陋的内涵来作为“寻根”的成果，自然会让那些试图在其中感受和体会文化之“根”内涵的读者们失望，也难以让“寻根文学”名副其实，产生好的文学效果和社会影响。除了思想内涵外，艺术表现上也是如此。“寻根文学”作品中很少能够看到对“根”(文化内涵及其体现者)的细致书写和深层表现，而是大都采用大而化之的方式，从虚幻处着手。比如其中的“丙崽”“小鲍庄”“葛川江”“棋王”等“根”的意象，都少有对文化深刻的体悟、细致的描摹和真切的展示，更多只有抽象的象征和空洞的抒情。如果我们将之对比一下同时期的以邓友梅、冯骥才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小说”创作，感受更为明显。这些以表现地域民俗文化为特色的作品，虽然在大的文化指向上并不宏阔，但在文化细节展示的细致具体上却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寻根文学”。 其三是矛盾自戕的态度。“寻根”作家们虽然表达了“寻根”的呼声，但其实，他们完全没有足够的底气，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现实中以“五四”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方向。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他们的宣言含含糊糊，根本不敢将他们要寻的“根”与民族文化主流联系起来，只能将它限定在“非主流文化”上。而如果说在宣言中，一些作家(突出如韩少功、郑义、阿城)的态度还算旗帜鲜明、慷慨激昂的话，那么，一旦进入到创作世界，他们的困惑和迷茫就一显无疑，完全被困扰在究竟如何看待传统的困境中。也正因此，“寻根文学”中许多作品的价值指向都模糊含混，难以明确。典型如《爸爸爸》，作品中丙崽的主题意旨究竟是批判还是赞颂一度被人们反复猜测，最终还是以“1980年代的阿Q”成为大家的共识。同样，《小鲍庄》《女女女》，乃至《棋王》等作品，究竟是褒是贬，意旨究竟何在，都引人争议。究其原因，根源正在于这些作品的主旨并不能与作者的“寻根”宣言完全一致，甚至是严重的自相冲突，而其根源正是在于作家们自身精神上的巨大困惑。 如此几方面的缺陷，决定了“寻根运动”虽以“寻根”为宣言，实质上却并没有走出“五四”文化“审根”的窠臼，而它充满自戕色彩的过程和方式，也决定它不可能走得更远。 反思昨天的目的在于启迪今天。我们今天来重新审视这场运动，绝不是为了鄙薄前人，而是相反，我们虽然质疑其仓促和简单化，却敬佩其思想的敏感和行为的果决，敬佩其在时代中的先锋意义。换言之，我以为，1980年代的“寻根运动”虽然有诸多不足，却有意无意地切中了时代文学的某些要害，虽未能深入，却具有超越时代的启示价值。特别是审视“寻根运动”之后近30年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可以看到，对“寻根运动”及其方向的彻底否定，在与“寻根”相反的道路上片面地前行，既严重制约了中国文学的成就，更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巨大隐患。 当前文学最突出的缺憾，我以为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文学思想高度的匮乏。客观说，经过作家们几十年间对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创造，当前文学在技术上已经与西方文学没有大的差距，它最严重的匮乏是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当前中国和整个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但面对如此丰饶的生活，文学没有表现出其在生活之上的整体把握和思想引导力量，无论是在对历史和传统的认知，还是在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和对未来的思索上，中国文学还未能表现出真正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其二是缺乏与社会、与大众的密切联系。文学自己的个人创造物，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部分，真正优秀的文学(特别是一个时代文学的整体)，应该能够深入到民族大众中，在社会文化中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并最终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但是，当前文学与社会大众却是严重隔膜，影响力越来越低，甚至已经基本上沦为自说自话，丧失了在社会文化中应有的发言权。 上述缺憾的原因固然不只一个，甚至与非文学的其他因素也有深刻关联，但我以为，造成这两个缺憾的最根本原因，深刻关联着文学的“根”。也就是说，今天文学的这些症候，与1980年代以来对文学之“根”严重漠视的发展方向有着内在而根本的关系。对中国文学现状及原因的认识，既促使我们重新认识1980年代的“寻根运动”，更是我们主张重倡“寻根”的重要前提。 二、为什么“寻根”与什么是“根”？ 倡导“寻根”，首先要明确的就是为什么要“寻根”以及究竟什么是“寻根”？这些问题，1980年代“寻根运动”中，韩少功等作家进行过阐述，但一则，文学家的笔法偏于感性，理性讨论不是太多；二则，当时的某些认识相对简单，在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变化和发展。因此，有必要做出新的阐释。 文学为什么要“寻根”，这首先需要从一般文学理论的角度来阐释。也就是说，应该立足于文学本土性角度来思考。所谓文学本土性，我曾经概括为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内容。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应该反映本民族生活，展示其日常生活状貌，再现其生活流程和人物事件，揭示其社会伦理情态。同时，更应该反映生活自身的呼吁和要求，提出针对本土现实的问题。其二是来源于本土的精神和思想。它包括本土文化传统和与本土生活的情感和文化联系两方面内容。即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养料，继承和光大其审美传统，同时还能够对生活有深切的关注，潜心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思考。这样的文学作品才能感染其民族大众。其三是融入本土生活。真正成熟的文学应该是融入本土生活，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并产生以精神陶冶为基本方式的社会影响，成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一方面③。我以为，无论从文学个体还是文学整体来说，文学本土性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特别是对一时代文学整体来说，是否具备了本土性的素质，是判断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而文学“寻根”，其内涵与本土性有着直接而内在的关联，是实现文学本土化的重要基础(详见以下关于“寻根”内涵的论述)。 其次，“寻根”还需要结合中国新文学的独特发展历史来说。中国新文学在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诞生，由于特别的现实和文化环境，它是以西方文学为蓝本，在对传统的反叛和否定中诞生出来的。这种诞生环境有充分的时代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它对新文学此后的发展道路却提出了“本土化”的特殊要求——也就是说，发源于西方文学的新文学，需要经过本土化的洗礼，需要将西方文学的因素融汇到本土生活中，需要对曾经简单否定的传统进行更客观细致的重新认定，将西方因素与本土生活，将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切实地融为一个整体，使之真正的中国化和现代化，才能是真正成熟。这中间，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就是“寻根”，就是对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进行重新梳理和辨析，让它们与现代生活和文化结合起来。这既是为今天的新文学寻到精神源头，从而具有更深远发展的基础，也是让传统获得新生的重要过程。 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新文学的本土化工作到今天依然没有真正完成，无论是与传统文学还是与大众的关系，新文学依然还处于严重的疏离状态。前述当前中国文学存在的两大缺憾，正是其典型表现。 从文学层面上说，文学思想的深邃独特，需要建立在在深远的民族文化之上，民族个性化的精神、文化和思维方式，是文学思想最深厚的资源，也是其独特性之根本所在。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有独特审视世界的方式，中国文学也有独特的审美传统，当前中国文学需要与这些传统勾连起来，才能实现其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和审美品格，才能真正深入地揭示现实、特别是现实中的人，也才能以独立的思想和文学审美卓立于世界文学中。正如诗人臧棣所说：“中国当下的诗歌创作是多样化的，但缺少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从而容易产生不同的评价。在日本、美国等国家，一个诗人无论写得多么反叛、怪异，但他的作品总是能够和本国的诗歌传统发生关联，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在中国诗坛，我们缺少一个‘主心骨’，对于什么是伟大的中国诗歌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诗人们的作品放在共同的平台上进行比较，对这些作品的意义也无法作出价值的判断。”④缺乏对民族个性传统的深刻体认和体现，是当前文学未能呈现出独立、深邃文学思想的根本原因，也严重局限了当前文学的总体质量。 从社会接受层面看也是如此。当前文学过于偏重西方文学的接受和认可，相当多的作家完全以西方文学趣味和接受标准为写作方向，严重与现实本土生活相疏离。换句话说，他们写的也许是中国的生活，写作方式却不是遵循真正的中国现实，而是遵照西方式的观念和趣味——1990年代人们曾经批评过的“后殖民主义”现象在今天并未消失，相反却是愈演愈烈，方式更丰富也更隐蔽。同时，正如作家宁肯所说：“中国当下写作的根源似乎都在西方，我们顺口就能说出卡夫卡、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却独独对中国自己的文学传统处于失语状态。”⑤在审美趣味上，作家们也完全忽视与大众接受有深远关联的传统审美方式，拼命追求西方化的文学特征。以诗歌而论，当前诗歌艺术的理性化、知性化特征完全与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相悖，充斥诗歌之中的是晦涩抽象的西方理念，精神和情感都与传统审美严重疏离。而且，在诗歌作品中基本上看不到普通大众的生活，甚至连诗歌意象都是西方式的，如太阳都是“阿波罗”，月亮都是“阿尔忒弥斯”。文学不关心大众，不以大众需要、关切为念，甚至根本就不去写大众，自然是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和欢迎，也肯定产生不了应有的社会影响。 在明确“寻根”意义之后，再来谈“根”的内涵。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既需要吸收1980年代“寻根运动”的某些倡导，接受他们的启迪，但更应该进行全新的辨析和必要的纠偏。 其一，应该在更丰富的内涵上来理解“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个方面，包括儒道释，包括民间文化，其中也包括已经有了近一百年历史的“五四”新文化传统，都应该成为“寻根”的内容。这当中，需要特别谈到主流传统文化问题。1980年代的“寻根运动”明确将“根”集中于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予以排斥。这一看法带有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痕迹，片面性是很明显的。任何文化传统都由主流与非主流组成。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文明传统比较悠久、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度，主流文化绝对是占据中心，成就和厚度也更为突出。寻根，离开传统主流文化显然是难以完成的。 其二，需要更充分地关注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传统。正如郑振铎对民间文学的评价：“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⑥民间文学和文化以边缘的立场表现了对社会独特的审视，其艺术也充分切近着农业文明状态下的质朴生活，具有独特的艺术韵味和魅力。特别是在当下，因为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民间文化和文学的生存正遇到严峻挑战，甚至濒临绝境，汲取其精神和艺术，是丰富文学内涵、拓展其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其三，需要正确和全面认识“五四”新文化传统。很多人认为“寻根”与“五四”文化是完全对立的。其实并不尽然。“五四”文化对传统的鄙薄固然有其局限，但客观上，“五四”一代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传统、借鉴传统，也部分地发展了传统。遗憾的是后人只看到他们当时的反传统态度(事实上，这种态度更多是出于现实需要的考虑，而不完全代表他们真实完备的思想)，却忽略了他们与传统的深刻关联。典型如废名等人创立的“诗化小说”。它是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与现代小说艺术相沟通，将诗的艺术特征融入到小说形式之中，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美学特征。虽然非常遗憾，由于缺乏与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的深度关联，因此丧失了生活本身的鲜活生命力，从而局限了其读者和社会影响力，但他们对传统的许多探索和创新都有很多值得传承和发展之处，值得今天的“寻根”者汲取⑦。 三、今天文学如何“寻根”？ 相对于1980年代，今天的文学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对于重倡“文学寻根”来说，其中既有有利之处，也有艰难的一面。 从有利方面讲，现在的政治、文化环境更为宽松，社会的文化意识也更开放和多元。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更深刻和全面，简单化的思维正为绝大多数人所抛弃。特别是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各个领域学者们对它的梳理辨析更为深入，社会认知更为客观科学，这是今天“文学寻根”很好的社会文化基础。而且，几十年间，虽然受大的潮流局限，真正有“寻根”意识的作家不多，特别是在理论上推进不很充分，但依然有一些作家在创作上进行艰难而自觉的探寻，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对今天的“寻根”活动具有很好的启迪意义。 从不利方面讲，其一，时代文化的西方主导色彩更见突出。随着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全球村”的特点更加明显，西方文化随着商业文化进入中国，并占据了完全主导的位置。可以说，在包括国家行为到一般大众思维，几乎一致地认同西方文化，民族传统被视为落伍的代表。文学的发展与这种潮流基本一致，当年“寻根运动”夭折后，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文学界，作家们避之唯恐不及，基本上回避谈“传统”“民族化”“本土化”这样的话题，思想和创作重心完全放在世界化、全球化方面。虽然在这当中，并非没有反思和理性的呼声，但相比于大的潮流，声音非常微弱，几乎被淹没于无声。其二，文学与传统的关系更显复杂。这主要是因为在当下社会的政治、文化等领域，主张回归传统的呼声也很强烈，虽然其内涵不直接关涉文学，但却有着难以廓清的复杂联系。比如在思想文化界，存在着强烈复古传统文化的新儒家观点；在政治文化界，也有以传统文化对西方民主观念进行排斥的声音。这些思想的存在，客观上会搅乱人们的视线，也会让许多人误以为文学的“寻根”等同于政治上的保守和文化上的复古，从而对之产生反感和犹豫。 上述情况，在客观上导致了“文学寻根”的思想只能是寂寞的，是逆时代大潮而行，甚至可能为人所误解和排斥。同时，它也要求“文学寻根”者需要更严谨地限制自己的行为和方式，在内涵和外延上做出更清晰的辨析，明确“文学寻根”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依附，也不是以文化为旨归，而是主要局限于文学层面。只有这样，它才能不被混同于政治和文化思潮，更清晰地界定自己的目标，不至于走向歧途和逆向。所以，在今天重新提出“文学寻根”，既需要吸取1980年代失败的教训，也需要考虑新的时代变化，在思维、方法上等方面做出改革和调整。具体说，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平等自信的主体性姿态和创造性的现代立场。正如前所述，1980年代“寻根运动”的重要匮乏之一是西方文化主导的心态。在今天，只有平等自信的心态，才有可能有主体性的立场，真正客观面对传统。事实上，面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我们完全拥有平等对话的基础。这不是说我们的文化一定比西方文化优秀，更不认为中国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成为时代主导潮流，而是需要承认，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是有独特智慧、是具有丰富内涵和生命力的，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它当然需要蜕变、发展和更新，但却绝对没有失去存在的意义。相反，它在面对人类的现实处境时能够也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人类解决困境和向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文学方面也是一样。就长篇小说、戏剧等文体，西方文学的传统比中国文学悠久，成就也更大，但传统中国文学也拥有自己的显著个性，同样抵达了文学的顶峰，是优秀人类文学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自信的基础。 但是，平等绝不意味着封闭，自信更不是蛮干。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思想的现代创造问题。“寻根”绝对不是单一的、狭隘的，不是对古代的一味膜拜，不是简单的寻古和无原则的吸纳——这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寻根”不可缺少的精神之一就是批判，它是对传统的创造性再造，是一种现代的选择和批判性吸收。“寻根”绝对不应该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不能成为文化守旧、作传统文化的守灵人。在这方面，1980年代部分作家的创作有着前车之鉴。当时的《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作品，对传统文化(包括一些背离现代文明的内容)一律持怀念和赞赏的态度，结果陷入到文化保守主义的窠臼。所以，对于今天意图“寻根”的作家最需要的，也许不是简单地做某种立场的宣示者和维护者，而是应该立足于客观而深入的展示，以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获得自己的价值。 二是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如前所述，1980年代“寻根运动”作家普遍认为“根”存在于历史当中，因此，他们普遍到古代历史或即将消失的生活方式中去寻根，所写的多是古代的边野文化或民间传说。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追溯远古历史，李杭育“葛川江系列”写即将消失的葛川江渔民。即使是那些涉及现实题材的作品，也基本上不是对现实的写实，而是选择抽象和象征的方式。韩少功的《女女女》、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一代风流》，等等，都是如此。 但其实，文学的基本表现对象都永远是现实，文化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所在也是现实。在任何民族文化中，传统并不是僵死的，不是仅存于典籍的。按照物竞天择的基本原则，只要是能够以健全状态生存的民族，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都会存活于民族生活中，而那些不能留存于现实中的传统必然有其与时代发展不适应处。而且，如果传统需要借助历史的外壳才能呈现价值，那就很难说有生命力了。换言之，传统中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的内涵是蕴含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作为文学的寻根，最首要、也是最有价值的方式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既能赋予传统以鲜活气息，也能促进传统的现实关联。所以，“文学寻根”的首要方式应该是在现实中(或者在与现实密切的勾连中)，通过揭示和探寻现实生活(人)的传统文化因素，让现实与传统得到最直接的关联——寻找的目的不是僵化，不是拉到博物馆去展示，而是赋予它新鲜的生命和活力，让它进入现实生活当中。否则，即使找到了传统，也是僵硬的、缺乏生命力的。 在这方面，新文学历史上除了“寻根文学”的教训之外，也有成功的创作可以作为借鉴。比如莫言，虽然没有广泛地宣言“寻根”，但正如他认为自己“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⑧他应该是当代文学中最成功的“寻根”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始终立足于乡土大地，深深扎根于在《聊斋志异》为代表的齐鲁地方文学和文化传统中，营造出“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从而完整地再现了一部中国近现代乡村历史，是对文学之“根”的多层次多方位挖掘和表现。再如现代京剧艺术(京剧虽属艺术类型，但现代京剧非常重视语言创作，其文本完全具备文学效果)。虽然现代京剧是在特殊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兴起并赢得巨大影响力的，但客观来说，以《红灯记》《沙家浜》为代表的现代京剧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准，特别是在方法意义上，给中国传统艺术形式赋予了新的现实内容，让其获得了新生。 三是处理好思想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寻根，究竟是寻思想，还是寻形式(艺术)？究竟是寻一种抽象的精神，还是具体的内容？对此，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我以为，这二者当然不能截然割裂，在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中也包含有适合民族审美特征的因素，关联着与中国文化一致的思想和精神，特别是在小说的故事化和诗化的融合方面，中国古典文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传统，它们对今天文学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特别是被大众接受，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所以，适度的文学形式、特别是方法借鉴是有必要的。但是，就根本来说，寻根的重点不在器物，不在外形，而在精神和灵魂。不在简单的艺术形式继承，而在对世界的观照方式。内在的思想是“寻根”活动中最根本的精髓。 单纯的形式继承是难以获得成功的。因为具体的文学形式和方法带有很强的时代印记，随着社会生活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那些具体的传统文学形式和艺术技巧大多已经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要将它们与现代生活联系起来，重新灌注其生命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一点，在文学史上已经有教训可寻。比如1980年代曾经流行过“新笔记小说”，它完全借用传统的笔记体小说形式，试图以现代内容使其再生。汪曾祺、林斤澜、何立伟、聂鑫森等作家都付出了不少努力。但客观地说，这一形式取得的成就有限。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作家们太过于倚重传统小说形式，创新和发展上有所不够。再如近年来贾平凹借用明清小说语言来反映当代生活，反响很大，但同样成绩不佳。这些语言在叙述传统的、节奏缓慢的生活书写时也许显示出特色，但在叙述快节奏现代生活时则明显让人觉得生硬和滞涩。 在今天重倡“文学寻根”，不是一件时髦的事情，也肯定有非常大的难度，甚至会遭遇各种困厄与困境。但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来说，它也许是无可回避的选择，至少，它可以以更自主的方式验证一条道路，探索一种文学与民族、与本土关系的深层可能性。 ①参见拙文《“归去来”的困惑与彷徨——论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心理与文化困境》，《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②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 ③参见拙文《新文学本土化理论引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④黄尚恩：《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文艺报》2014年7月11日。 ⑤傅小平：《中国为何缺少“作家中的作家”？》，《文学报》2014年9月4日。 ⑥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⑦参见拙文《中国传统文学的换形变体——论“诗化小说”的兴起与传承》，《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⑧莫言：《十年一觉高粱梦》，《中篇小说选刊》1986年第3期。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寻根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爸爸爸论文; 韩少功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