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文论文,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本文所说的“汉文学史”，指的是以汉字撰写文学的历史，也就是历史上汉文化圈地区的文学史，除了中国，其范围还包括当时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突破国家和地区的限制，以更为广阔的眼光来审视汉文化的发展和变迁，是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呼吁的课题。这将在我们面前拓开一个全新的视野，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即试图以汉文学整体为背景，讨论其在不同地区势力消长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从整体上研究汉文学史，人们首先会注意到中国文学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学之间的关系，但同时也应注意周边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学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审视汉文学在相同或不同时空间的展开。一般而言，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学的普遍认同是其常态，但周边国家之间对彼此文学的看法就不能一概而论。同时，这种看法的改变也会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产生连锁反应。
汉文化圈范围内的文学交流，可谓由来已久。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士多有诗文赠答，这早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而此下的使臣往来，每多唱酬，也是史不绝书。宋代有《高丽诗》、《西上杂咏》，乃高丽使臣与宋代君臣的唱和诗。至明代使臣出使朝鲜，形成“诗赋外交”，而有《皇华集》之编印。至于在周边国家之间，虽有语言障碍，却不妨诗文酬答。丽末鲜初的权近(1352—1409)在《送日本释大有还国》中云：“情怀每向诗篇写，言语须凭象译通。”(《阳村集》卷二)江户时代石川贞《呈朝鲜国副使书记元玄川》云：“不愁相值方言异，清兴熟时挥彩毫。”(《星槎余响》卷上)即指出汉诗对于各自语言的超越。特别是明代《皇华集》的编印与流传，形成了汉文化地区外交场合中的典范，已不限于中国使臣之出使外邦。正如中村荣孝指出：“在外交场合以汉诗唱酬笔谈，乃中国文化圈的同文诸国间习惯化的国际礼仪。”①而朝鲜通信使与日本文人间的唱酬，其渊源虽可远溯春秋列国之赋诗言志，但其心中的样板则是《皇华集》。
朝鲜王朝建立以后，以“事大交邻”为基本国策，其原则是事大以精诚，交邻以信义，所以向明、清王朝派遣朝天使或燕行使，而向日本派遣通信使。所谓“通信”，一指传通音信，一指敦睦信义。“通信使”原是朝鲜王朝派往日本使臣的称呼之一，前后多有变化。自仁祖十三年(1635)以后恢复此称，遂成定名。在德川幕府时代，朝鲜从宣祖四十年(1607)到纯祖十一年(1811)，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十二次外交使团，学术界也往往统称为“通信使”。关于朝鲜通信使及其与日本文人的唱和笔谈，韩国和日本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先行研究，为后人的继续探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朝鲜通信使团是一个庞大的组成，人数一般在四百多。主要人员有正使、副使、从事官(原名书状官，以上总称三使)、制述官(原名读祝官)、书记、写字官、画员、医员以及军官、译官等。而负责文字应酬的主要是制述官和书记(共三名)。申维翰(1681—1752)《海槎东游录》卷一云：“倭人文字之癖，晚近益盛，艳慕成风。呼以学士大人，乞诗求文，填街塞门。所以接应彼人言语，宣耀我国文华者，必责于制述官。是其事繁而责大。”(《青泉集续集》卷三)因此朝鲜方面每次都会派出富有倚马之才的文士担当此任。此外，三使书记的人选也同样须是文采斐然。而日本方面也会派出一些文学之士来接应，在彼此唱和之间，展示本国的汉文化水平，同时也在较量高低。所以，虽然出席的人数或有多少，却足以充当国家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唱和双方内心对彼此文学的评价，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对两国文学水平的评价，其变化也就透露出文学风气的转移和创作水平的升降。
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通过甲申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朝鲜英祖四十年，日本宝历十四年、明和元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和笔谈活动，考察其在汉文学史上的意义。从汉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这一年的唱和笔谈具有历史性的转折，似为前贤所忽略，有待发覆阐微。
二 甲申行唱酬笔谈之特征
此行朝鲜通信使以赵
(1719—1777，号济谷)为正使，李仁培(号吉庵)为副使，金相翊(号弦庵)为从事官。掌管文事的有制述官南玉(号秋月)，书记成大中(1732—1812，号龙渊)、元重举(1719—1790，号玄川)、金仁谦(1707—1772，号退石)。他们于英祖三十九年癸未(1763)十月初六离开釜山，至次年甲申(1764)正月二十日抵达大坂城，二月十六日入江户(今东京)，三月十一日自江户返程，四月初五回到大坂城，五月初六离开大坂，六月二十二日回到釜山。此行文献众多，正使赵有《海槎日记》，制述官南玉有《日观记》，正使书记成大中有《日本录》，副使书记元重举有《乘槎录》、《和国志》，从事官书记金仁谦有《日东壮游歌》(谚文)，译官吴大龄有《癸未使行日记》，军官闵惠洙有《槎录》等。从唱和笔谈来看，此行之特点首先在于参与的人数和唱酬笔谈的数量都颇为惊人，因此遗留下的文献也很多。
元重举《书那波孝卿东游卷后》云：“筑之东，武之西，三四月之间，揖让一千余人，酬唱二千余篇。”②壹岐岛在筑前之东，江户在武藏之西，这概括了朝鲜通信使在日路途。而赵《海槎日记·筵话》载此行归国后向国王英祖复命时的对话云：
上曰：“南玉得名云矣，何者多作乎？”对曰：“四人所作之数略同矣。”上曰：“南玉作几篇乎？”玉对曰：“作千余首矣。”上曰：“壮矣。汝得彼人诗来乎？”对曰：“彼人先作，然后和之。故彼作果为持来矣。”赵曰：“彼人之诗大抵无圆成之篇，无足可观也。”……上曰：“成大中何如？”对曰：“非常矣。元重举、金仁谦亦作千余首矣。……”上曰：“南玉比洪世泰、申维翰何如？”对曰：“诗与文皆有所长，而仓促所作，皆能善成矣。”上曰：“彼以谓朝鲜人文武才皆难以云乎哉？”对曰：“然矣。”(《海行总载》四)
按照这样推算，制述官加上三书记，在日所作唱酬诗总数约在四千余首。洪世泰(1653—1725)擅长诗笔，器宇轩昂。肃宗八年(1682)以副使稗将的身份赴日，“蛮人持彩笺缣乞求诗墨……公倚马挥扫，骤若风雨，诗思腾逸，笔亦遒妙，得者皆藏弆以为宝。倾慕喧噪，至户绘其像焉”(郑来侨《墓志铭》，《柳下集》附录)，为朝鲜国赢得荣誉。申维翰为肃宗四十五年通信使团制述官，文名甚高，在日本与诸人唱酬，有笔扫千军之概。著《海游录》及《海游闻见杂录》，为人所重。英祖以此二人与南玉相比，亦显示出对此行“文战”的关注。而赵对日本人诗“大抵无圆成之篇，无足可观也”的评价，以及对英祖“彼以谓朝鲜人文武才皆难以云乎哉”之问的肯定答复，可能更多是为了投君王之所好，未必是客观之论。
通信使此行一路唱和，不仅人员和作品数量众多，而且也结识了一批日本的英髦之士，南玉、成大中、元重举等人对之皆印象深刻。泷长恺《长门癸甲问槎》记录与南玉的问答云：
鹤台：诸君东行浪华、江都及其他处处，藻客髦士抱艺求见者定多矣，才学风流可与语者有几人乎？
秋月：江户诸彦中，井太室、木蓬莱，仆辈尤所拳拳者。……浪华木弘恭之风流，合离之才华，平安那波师曾之博学，释竺常之雅义，尾张州源正卿之伟才，冈田宜生之词律，二子之师源云之丰望，皆仆辈所与倾倒。而那波与之同往江都，情好尤密。足下若与从容，当知仆辈此言非阿好之比，幸为致意。③
大典禅师《萍遇录》卷下录成大中《复蕉中禅师》云：
仆入贵境以来，接韵士文儒多矣，而于筑州得龟井鲁，于长门州得泷弥八，于备前州得井潜，于摄津州得木弘恭、福尚修、合离，于平安城得那波师曾，于尾张得源云、冈田宜生、源正卿，于江户得涩井平、木贞贯，而最后得蕉中师。
元重举《和国志》地卷“诗文之人”条云：
以今行所见诗文言之，在江户则柴邦彦文气颇健，而但其为人清浅谝僻；其次冈明伦也。在名护屋则冈田宜生、源正卿年少夙成，俱受业于源云；云温厚，有老成之风。西京则冈白驹、播摩清绚、芥焕，号为“西京三杰”，而实不知(案：疑为“如”)其名。大坂则永富凤似优，而合离次之；木弘恭以诗画标致，开蒹葭堂，以交四方游学之人，而但地太微、名太盛，恐不能自容也。备前州则井潜、近藤笃，俱以江户游学，辟为记室。潜赡敏，笃沉静。长门州则龙长凯、草安世，而凯颇老成，且有人誉；安世稍清秀。筑前州龟井鲁，年少有逸才，亦声名太早，恐不能见容也。……余于唱酬之席，如得可语之人，则辄曰：“天道自北而南久矣，观贵国人聪明秀敏，此诚文化可兴之日。”
以上举到的人物，在江户有涩井平(1720—1788，号太室)、木贞贯(1715—1765，号蓬莱山人)、柴邦彦(1724—1807，号栗山)；在浪华有木村弘恭(1736—1802，号蒹葭堂)、合离(1727—1803，号斗南)、福原尚修(1735—1768，号石室)、永富风(1732—1766，号独啸庵)；在平安有那波师曾(1727—1789，号鲁堂)、释大典(1719—1801，号蕉中)、冈白驹(1692—1767，号龙洲)、清田绚(1719—1785，号儋叟)、芥川焕(1710—1785，号养轩)；在尾张有源正卿(1737—1802，号沧洲)、冈田宜生(1737—1799，号新川)、源云(1696—1783，号君山)；在筑州有龟井鲁(1742—1814，号南溟)；在长门有泷长恺(1709—1773，号鹤台)、草安世(号大麓)；在备前有井上潜(1730—1819，号四明)、近藤笃(号西涯)。从地域来讲，他们从东到西，分布在今日的自福冈到东京之间；从年龄来看，多数人在三四十岁，都是当时在儒学和文学上颇有造诣者，多有著述传世。
朝鲜通信使对日本文人予以如此大规模的好评，可谓空前。这成为此行唱酬笔谈中最突出的特征。即便如正使赵对日本的学术和文学颇有苛评，但也还是有这样的基本认定：
盖闻长崎岛通船之后，中国文籍多有流入者，其中有志者渐趋文翰，比戊辰酬唱颇胜云。戊辰为英祖二十四年(1748)，即十六年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明确将此行酬唱与上一次作比较，从而得出“颇胜”的结论。我们有理由相信，此行通信使对日本诗文的评价，既是一种直接的印象，也是在与以往的对比中得出的。此行出发时，赵曾携带历来的使行日记，其《海槎日记》十月初六记载：
前后信使，毋论使臣员役，多有日记者。洪尚书启禧广加搜集，名以《海行总载》，徐副学命膺翻誊之，题以《息波录》，合为六十一编，以为行中考阅之资。……余固未及详览，而概见之。(《海行总载》④四)
而“行中考阅”诸家日记，也不是正使的专利，他人亦得以浏览。例如在成大中的《日本录》中，既有《青泉海游录钞》，包括“文学”、“理学”、“禅家”等条目；《槎上记》又提及仁祖十四年(1636)副使金世濂(东溟)的《海槎录》。可以确定地说，朝鲜通信使此行对日本诗文的评价与过去迥异，是在对比中产生的。我们不妨也对此略作回顾。
早期的日本行纪对于其文学皆不着一字，直到宣祖二十三年(1590)副使金诚一(1538—1593)的《海槎录》卷二《赠写字官李海龙并序》中，提及宣祖临行之教曰：“闻倭僧颇识字，琉球使者亦尝往来云。尔等若与之相值，有唱酬等事，则书法亦不宜示拙也。”于是有写字官李海龙同行，到日本后大受追捧，“求者云集，馆门如市”。金诚一感叹道：“当初海龙之行也，国人皆以家鸡视之，岂料其见贵异邦至于此耶？”这里流露出的当然也是在文化上对日本的藐视。自光海君九年(1617)正使吴允谦的《东槎录》开始，出现了朝鲜使臣与日本僧人的诗文酬唱纪录。但朝鲜方面往往流露出不屑之意，有时甚至对日本首唱拒不应和。文人之作，也同样受到轻视。孝宗六年(1655)从事官南龙翼(1628—1692)《闻见别录》“文字”条载：
僧徒外称为文士者，必刺发，或称法印，而实非僧人也。所谓行文颇胜，而犹昧蹊径。诗则尤甚无形，多有强造语。写字则无非鸟足。皆学《洪武正韵》，而字体轻弱横斜，不成模样。画则最胜，无让于我国。(《海行总载》三)
又“人物”条列“古来文士二十人”，自大友皇子至藤敛夫；又列“称为文士者八人”。林道春是日本太学头之始，日本人称许他“最为我国之儒宗也”(石川丈山《与朝鲜国权学士菊轩笔语》，《新编覆酱续集》卷十六)，南龙翼与他也有诗歌唱和，而在南氏眼中，林氏诗作亦不过尔尔。在朝鲜通信使臣日记以及各种唱和笔谈文献中，需要厘清官样文、应酬语和由衷言的区别。比如仁祖十四年(1636)吏文学官权侙(菊轩)与日本诗仙堂主石川丈山(1583—1672)的笔谈，权评石川之作“意圆而语新，法古而格清”，许以“贵邦诗家之正宗”，时而说其诗“真与大历诸家互为颉颃”，时而又推为“日东之李杜”(《与朝鲜国权学士菊轩笔语》)，显然属于随口敷衍的恭维之词。不过，随着日本诗文水平的提高，即便是才华杰出之士出使日本，也被提醒不可掉以轻心。申维翰于肃宗四十五年(1719)以制述官身份赴日，行前拜访昆仑居士：
公时以病阁笔研，出架上《白石诗草》一卷示余曰：“此乃辛卯使臣所得来日东源玙之作也，语多卑弱，差有声响。君今与此人相对，可以褊师敌之。然余意日东地广，闻其山水爽丽，必有才高而眼广者，不与使馆酬唱之席，而得君一二文字雌黄之，有如葵丘之盟，不无一二心背者，则是可畏已，君勿谓培
无松柏而忽之。即千篇万什，骤如风雨，可使巨鹿诸侯惴恐，不可使一孟获心服。”(《青泉集续集》卷三)
申氏此行，虽然也遇二三可其心之人，但对日本文学的总体评价仍然不高，所谓“使之为歌行律语，则平仄多乖，趣味全丧，为我国三尺童子所闻而笑者”；“人人自谓欲学唐音，而无一句画虎于古人”；“与余对坐酬唱者，率多粗疏遁塞，语无伦序”(《青泉集续集》卷八)，等等。即使考虑到申氏的恃才傲物，有时不免有过激之言，但当时日本的诗文在整体上还不能入其眼，恐怕也是事实。可见，甲申年朝鲜通信使对日本诗文现状的评论，实为一重大转折。即由此前的基本否定转变为基本肯定，由此前对个别人的欣赏转变为对群体的称赞，由对自身文明程度的骄傲转变为对自身的反省。当然，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这一重大转折的发生也是其来有渐的。
朝鲜学人的印象与日本诗人对诗史的回顾也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广濑淡窗(1782—1856)在《论诗赠小关长卿中岛子玉》中这样叙述：
昔当室町氏，礼乐属禅缁。江都开昭运，数公建堂基。气初除蔬笋，舌渐涤侏
。犹是螺蛤味，难比宗庙牺。正、享多大家，森森列鼓旗。优游两汉域，出入三唐篱。……(《远思楼诗钞》卷上)
可知正德(1711—1716)以前的诗尚有五山僧侣文学之余习，在荻生徂徕(1666—1728)的倡导下，强调古文辞，特别推崇明代的李攀龙，形成“萱园学派”或称“古文辞学派”，“遂使家有沧溟之集，人抱弇洲之书”(俞樾《东瀛诗选序》)。不仅在诗风上受其影响，文风遂而兴盛，而且在“高自夸许”的精神气度方面也得其仿佛⑤。这在日本文人对朝鲜诗文的评价上也能有所反映。
概括地说，在甲申年(1764)以前，日本对朝鲜的诗文书画，皆以一种仰慕的态度追捧之唯恐不及。以近五十年前的申维翰所记为例，其《海游闻见杂录》卷上《风俗》载：
日本人求得我国诗文者，勿论贵贱贤愚，莫不仰之如神仙，货之如珠玉。即舁人、厮卒目不知书者，得朝鲜楷草数字，皆以手攒顶而谢。所谓文士，或不远千里而来待于站馆。一宿之间，或费纸数百幅。求诗而不得，则虽半行笔谈，珍感无已。盖其人生长于精华之地，素知文字之可贵。而与中华绝远，生不见衣冠盛仪，居常仰慕朝鲜。故其大官、贵游则得我人笔语为夸耀之资，书生则为声名之路，下贱则为观瞻之地。书赠之后，必押图章以为真迹。每过名州巨府，应接不暇。(《青泉集续集》卷七)
这种状况是举国皆然，不分贵贱，亦无区域差别，已成为一种“风俗”。他们视朝鲜为“小华”，是先进文明的代表，这在称呼上也有所反映。朝鲜人语及日本，往往呼“倭”称“蛮”，而日本人却以“唐人”尊之。申维翰曾记录他与雨森东(芳洲)的问答云：
余又问：“贵国人呼我曰‘唐人’，题我人笔帖曰‘唐人笔迹’，亦何意？”东曰：“国令则使称客人，或称朝鲜人。而日本大小民俗，自古谓贵国文物与中华同，故指以唐人，是慕之也。”(《青泉集续集卷八)
到了甲申年，固然仍有延续以往的情形在，而其变化之处则是惊心动魄的。例如，撰于甲申春三月的山根清《长门癸甲问槎序》云：
余及觏韩使四修聘也，阅其所唱酬者，辛卯幕中李东郭超乘矣，尔后此行南秋月、成龙渊亦为巨擘焉。然而皆操其土风，苏、黄末派之雄耳。如夫笔语者，应酬敏捷，颇似得纵横自由者也。是其生平之所业，习惯如天性，而唯是应务而已，何有文章之可观。盖韩土取士之法，一因明制，廷试专用濂、闽之经义，主张性理，以遗礼乐。故文唯主达意，而修辞之道废矣，宜乎弗能知古文辞之妙，而列作者之林也。此邦昌明敦庞之化，有若物夫子勃兴，唱复古之业，五六十年来，多士炳蔚，文者修秦、汉已上，诗亦不下开、天。吾藩之设校也，先得其教者也。观辛卯以来唱酬集梓行于世可见矣，矧乎此行以鹤台氏之业莅焉。与彼曷争晋、楚之盟，吾小儿辈亦从行，如执旗鼓而周旋，则报淝水之捷，亦何难焉。虽然，韩使修聘，固大宾也……唯恐违国家柔远人之意也，以故柔其色，孙其言，而不相抗，从容乎揖让于一堂上，固君子无所争，亦可以见昌明敦庞之代而已矣。(《古事类苑·外交部》十一《朝鲜四》)
对朝鲜诗文的如此评论，亦可谓得未曾有。山根清曾四次遇见朝鲜通信使，当为正德元年辛卯(1711)、享保四年己亥(1719)、宽延元年戊辰(1748)和宝历十四年甲申(亦即明和元年，1764)，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这五六十年来的变化，从而得出了一番全新的见解：第一，就历次朝鲜使臣在唱酬中的表现而言，能够得到肯定的首推李礥(东郭)，其次是南玉(秋月)和成大中(龙渊)。其余皆碌碌辈。而即便如上述三人，也不免“操其土风，苏、黄末派之雄耳”之讥。第二，朝鲜文人在唱酬笔谈间唯一擅长的是“应酬敏捷”，但这主要得之于平日的训练，“习惯如天性”而已，却无“文章之可观”。第三，朝鲜以科举取士，惟重濂洛性理之学，其文章不识修辞之道，不知古文辞之妙，故其人亦不得“列作者之林”。第四，日本自物徂徕提倡古文辞，人才辈出，文学秦汉，诗效盛唐，在“辛卯以来唱酬集”中已可见日本诗文主盟的地位。第五，因为朝鲜通信使是国家之“大宾”，所以尽管日方在文学上已占有优势，但也依然要秉承“君子无所争”之训。这样的评论，一改以往之仰慕步趋，完全是足以分庭抗礼甚至是居高临下的语气和姿态。然而这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同年五月奥田元继跋其所辑《两好余话》云：
余详察朝鲜人作为文章，固不为韩、柳、欧、苏，又不为李、王，实有方土俗习。而一守其师承，不复少变矣。固陋之甚，阅古今笔话可知也。今兹甲申聘使同行四百八十有余人，其中笔翰如流，语言立成，间有奇妙可评者，唯秋月一学士而已，龙渊犹可谓具品也。其他则元、金二书记，良医(案：指李佐国慕庵)、医员(案：指南斗旻丹崖、成灏尚庵)之属，虽稍构短辞作笔语，然迟涩钝拙，为秋月、龙渊之下远矣。又云我(案：即李彦瑱)者杂言数条，伊人逸才英发，学士之言固不罔矣。余与夫徒所讨论方俗同异或文变诗话，随得辑录，尚唱酬之诗若干首，悉具别集。然要之共无用亦无足观者。唯以异国异音而同文之妙无意不通为奇会，则此册亦幸不可弃矣。
奥田元继是那波师曾的弟弟，《两好余话》是他在通信使一行从江户返回到浪华(大坂)时，与南玉、成大中、李彦瑱(1740—1766)等人笔谈酬唱的记录。他的印象是：第一，朝鲜人的文章不学唐宋八大家，也不学李攀龙、王世贞，所以有“方土俗习”。而这些恰恰是当时日本人习文的入门读物⑥。第二，朝鲜人的文章固陋而缺乏变化。第三，此行文才可称道者仅南玉和成大中，其他人不免“迟涩钝拙”。第四，总体而言，这些笔谈酬唱“无用亦无足观者”，仅仅是因为“异国异音而同文之妙无意不通”的“奇会”，此书尚有其存在价值。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山根和奥田的评论也是在历观数十年来日鲜双方唱酬笔谈的基础上提出的，所谓“观辛卯以来唱酬集梓行于世可见矣”，“阅古今笔话可知也”。日方将与朝鲜使臣的唱酬笔谈刊行于世，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从天和二年(1682)开始，其刊印者不仅数量多，而且速度快。将这些“文战”的记录公之于世，也许隐隐地表达了这样一番意思，即日本的文学水平与朝鲜已堪对话，并具有应战乃至分庭抗礼的能力。所以，到甲申年山根和奥田提出上述意见，形成一个大转折，这也是从自身的不断进步中获得的信心。
日本文坛从正德(1711—1716)、享保(1716—1736)至明和(1764—1772)、安永(1772—1781)，大致是在李攀龙、王世贞的诗风笼罩之下。广濑淡窗《论诗》指出：
独怪正、享时，唐宋分天渊。……却使王、李舌，谩握生死权。……一诗孕千句，千诗出一肝。(《梅墩诗钞初编》卷二)
时人仿效李攀龙，号称“字字拟唐人，句句同唐人，自以为得唐正鹄”(山田宗俊《作诗志彀序》)，而就其本质言，惟模拟是务，所得也仅仅是明诗体格。其风气之发生根本变化，是在安永末、天明初，由山本北山(1752—1812)振臂一呼，展开对李攀龙及其伪唐诗的追随者的批判。甲申年恰值宝历(1751—1764)、明和之际，正是王、李诗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日本文人持此为衡，自然就会对朝鲜诗文感到不满甚至产生轻视。上文所录山根、奥田的两段话，无一例外地都批评朝鲜诗文“不为王、李”，“弗能知古文辞之妙”，其背景正在于此。然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某些先觉者，此时重新提倡宋学，在与朝鲜通信使的唱酬笔谈中，又得到了进一步鼓舞。其代表人物就是那波师曾(鲁堂)。琴台东条《先哲丛谈后编》卷八“那波鲁堂”载：
明和甲申岁，韩使来聘，鲁堂与其学士南秋月唱和宾馆。又请阿波侯从其东行，相与到江户，屡诣旅舍笔语。秋月喜鲁堂精于理学，称为“日东儒学第一人”。鲁堂以旅笥中所携《剑南诗钞》一帙赠之，秋月固喜陆务观诗，因赋一律谢之。
现在保存下来的《韩人笔谈》，就是鲁堂与南秋月、成龙渊、元玄川等人的笔语记录，其中颇涉明人诗风和日本当代诗坛。略举如下：
中华诗格，唐后屡变。明人浮靡，固亦可厌，敝邦人往往有学之者。而中华今复宗香山髯苏，间取义山西昆用之。余颇爱之。诗唯宜锻字炼句而后入格而已。其以眼前江头论之，盖回护饰陋也。(鲁堂)诗论正矣。然徒效西昆，组织纤浓，反失大雅之本意，不如且熟看三唐、草堂，傍取香山、剑南，是近体之指南。(秋月)
明人诗
明人诗如大声而语，此成学士之语。雨芳洲谓，其咀嚼则无味之谓而已。如何？(鲁堂)成学士何岁来此？(龙渊)辛卯岁。(鲁堂)成啸轩学士，仆之从祖也。一生用功于诗，其定论仆之家世守之矣。(龙渊)⑦
朝鲜英祖(1724—1776)、正祖(1776—1800)朝的诗风，从总体上看是兼采唐音宋调，其标志之一就是正祖亲自编纂了杜甫、陆游的诗选(《杜律分韵》、《陆律分韵》、《杜陆千选》)。南玉的一番意见，“熟看三唐、草堂，傍取香山、剑南，是近体之指南”，反映的也是唐宋兼顾的审美思想。至于谓“明人诗如大声而语”，其实并不是出于己亥岁(1719)副使书记成梦良(啸轩)，而是辛卯岁(1711)制述官李礥(东郭)。成大中对于明人之作无好感，认为其意浅而无味⑧，这个观念与上述意见还是一致的。元重举也发表过类似的观感，他在指出日本文坛多效李、王诸子后云：
大凡明无文章，又无理学。抛掷明代文章，做文做诗，有何不可哉？(李德懋《观读日记》，《青庄馆全书》卷六)
这些人的意见，对于那波鲁堂而言，无疑是一个强烈的支撑和鼓舞，从而更加坚定其信念。在《问槎余响序》中，他把这一点表现得透彻淋漓：
岁甲申有韩国聘使……其为诗也，翻窠换臼，不剿不袭；横心所出，笔受腕运；变态触发，唯其所适。……呜虖！世方贵嘉、隆之伪体，乞腐吓鼠，烂熟溢目。余所以特喜诸学士者，以其新也。……盖诗新者，岁月之后，第取而读之，其色鲜妍如旦晚脱稿，墨斗而烟，无论工不工，即使人思其笑语，思其志意。腐则才离笔研，即已陈茤，将从何处寻其生灵耶？诗道贵新贱腐，为此也。
将当时日本诗坛的模拟之作斥为“伪体”，显然是后来“伪唐诗”说的先驱。鲁堂当时“专唱性理说，以排击古学以(为)己任，遂以是名于当世”(《先哲丛谈后编》卷八)。所以，从日本汉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此后二十年山本北山等人对追随李攀龙之诗风的批判，导致天明朝以下的文学风尚转向宋诗，其渊源实可推溯至甲申年那波师曾等人与朝鲜通信使的唱酬笔谈。此亦常为文学史家所忽略，故揭示于此。
文明的进步往往是整体性的，甲申朝鲜通信使不仅对日本的诗文有高度评价，对其书画篆刻收藏也投以惊异的目光。如中村三实、平鳞(1732—1796)、木弘恭、福原修等人，都曾为南玉等人篆刻私印。成大中《槎上记》五月十五日载：
日本人雅善图章，所谓一刀万像者名于天下。而今行所见，则三实为最，江户平鳞、西京长公勋次之，浪华木弘恭、福尚修又其次也。
又有韩天寿(1727—1795)者，字大年，多蓄中国古碑法书，名其斋曰“醉晋斋”。此外，如木弘恭之藏书，平鳞之蓄金石，收藏之富之精，皆引起朝鲜通信使的惊诧。而平鳞所赠《峄山碑》拓本，由成大中携归朝鲜，后为金正喜(1786—1856)所得，复以之赠送给翁方纲，翁为赋长诗《秦峄山碑旧本》，成为东亚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⑨。
总之，甲申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和笔谈具有明显的特征，双方对彼此文学的评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数十年来的总体趋势上看，这一变化是在朝鲜方面对日本诗文水平的逐步肯定，以及日本方面对本国汉学日益提高之自觉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结果，从而使得1764年成为汉文学史上富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关捩。
三甲申行在朝鲜文坛之反响
成大中、元重举等人结束使命，回到朝鲜，此行对日本的印象和观感尚萦绕心头，不能自已。元重举将此行日本人的赠答之作带回朝鲜，又撰写了《和国志》及《乘槎录》二书；成大中则口陈笔撰，称道日本人及其文学。这直接导致了朝鲜第一部日本诗选的编辑，孕育了朝鲜文坛对日本诗文的第一次高度评价。
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日本诗选，就是由李书九(1754—1825)、柳得恭(1749—1807)、朴齐家(1750—1805)、李德懋(1741—1793)等人参与编纂的《日东诗选》，又名《蜻蛉国诗选》。据柳得恭《日东诗选序》云：
日本在东海中，去中国万里，最近于我。……风俗儇利，多淫技巧匠，而独不能工诗。岁癸未，前任长兴库奉事元玄川重举膺是选(案：指书记之职)。……玄川翁雅笃厚，喜谈程朱之学，彼中益重之，必称老先生。其能文之士，率多医官、释流，而合离、井潜、那波斯曾、富野义胤、冈田氏兄弟，尤为杰然，皆与之深相交。及其归后，姜山居士抄其《海航日记》中赠别诗六十七首，名曰《日东诗选》，属予为之序。其诗高者仿真三唐，下者翱翔王、李，一洗侏之音，有足多者。按日本之始通中国，在后汉建武中，而后……辄为中国所摈，绝不与通，文物因之晼晚。编次属国诗者，置之安南、占城之下，讫不能自奋。比闻长崎海舶往来杭浙，国人稍解藏书，学为书画，庶几彬彬焉。三代之时，国小不能自达于上国者，附于大国曰附庸，今以此集流布广远，为采风者所取，则我东诸君子之所不敢辞。(《泠斋集》卷七)
综合上述言论，乃谓日本自来“独不能工诗”，近年由于长崎与中国交通，大量书籍传入，使其国人“解藏书，学为书画”。元重举于癸未年(1763)赴日，归后将日本文人的赠别诗编为二册，李书九(姜山居士)从中抄出六十七首为《日东诗选》⑩。其诗已非昔日之比，“高者仿真三唐，下者翱翔王、李”。而在柳得恭看来，编纂此书的另一个意义，是要让中国人了解日本的诗文水平，不再将他们置于安南、占城之下，并以春秋时小国附庸大国以进于上国之例，把这项工作当作朝鲜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见，《日东诗选》的底本实出于元重举甲申行所携归之赠别诗，参与编选之事者，实不止李书九一人。在李德懋致成大中的信中，就有“昨日柳、朴二寮果来书局，日本人诗略加抄选”(《青庄馆全书》卷十六)云云，当指柳得恭和朴齐家。又《清脾录》卷四《蜻蛉国诗选》云：“柳惠风《巾衍外集》载《蜻蛉国诗选》……余又抄载若干首，摘若干句。”补抄了合离等人的七首诗和守屋元泰等人的六联句。所以，首部日本诗选的编成，屡经李书九、柳得恭、朴齐家、李德懋之手，而这四人就是朝鲜文学史上所称的“后四家”，是当时文坛上的杰出代表。
在柳得恭看来，日本人诗文水平所发生的变化在当时尚未为中国人所知，故编辑属国之诗，日本往往在安南、占城之下。而他已认识到日本诗文水平的今非昔比，所以在其编纂的当代诗选《并世集》(此书编于正祖二十年丙辰，1796)中，首先录中国，其次是日本、安南、琉球，根据的就是他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其卷二所收日本诗人及作品如下：
1.木弘恭《题兼葭堂雅集图》；2.合离《题蒹葭堂雅集图》；3.冈田宜生《席止(上)赋赠玄川元公》；4.冈田惟周《奉别元玄川》；5.富野义胤《晚过兴津》；6.那波师曾《早行偶兴》；7.草安世《怀元玄川》；8.源叔《奉送玄川元公》；9.冈明伦《奉送玄川元公》；10.田吉记《送别玄川词伯》
以上十首诗来源有三，其一是《日东诗选》(亦即《蜻蛉国诗选》)，分别是3、8、9、10，其二是李德懋补抄《蜻蛉国诗选》，分别是4、5、6、7，其三是成大中所携归的《蒹葭雅集图》，分别是1、2。柳得恭在木弘恭(世肃)名下有一段附记云：
世肃构蒹葭堂于浪华之渚，贮图史，与越后片猷字孝秩、平安那波斯曾字孝卿、合离字丽玉、浪华福常修字承明、冈元凤字公翼、葛张字子琴、淡海僧竺常、伊势僧净王相唱酬。甲申通信，时成龙渊舟过浪华，世肃见之托契，临别写《蒹葭雅集图》以赠之，笔意淡沲，学元人。(《并世集》卷二)
《并世集》所选两首与蒹葭堂有关的诗，当是直接从该图中抄录下来。可知此书的日本部分，凝聚着柳得恭等人文学团体的意见，也都与成大中、元重举的甲申之行有关。
成大中对其在日本所获之《蒹葭雅集图》是颇为珍视的，《青城集》中有《咏蒹葭雅集图》诗。这种珍视不仅在于书画本身的价值，而且还蕴含着两国文人之间的友谊。李德懋《耳目口心书》四载：
木弘恭字世肃，日本大坂贾人也，家住浪华江上，卖酒致产，日招佳客赋诗。购书三万卷，一岁所费数千余金。以故自筑县至江户数千余里，士无贤不肖，皆称世肃。又附商舶得中华士子诗数篇，以悬其楣。构蒹葭堂于江滨，与竺常、净王、合离、福尚修、葛张、罡元凤、片猷之徒作雅集于堂上。甲申岁，成大中士执之入日本也，请世肃作雅集图，世肃手写，诸人皆以诗书轴，竺常作序以予之。竺常，释也，深晓典故，性又深沉，有古人风。净王，常徒也，清楚可爱。合离亦奇才。(《青庄馆全书》卷五十二)
又录竺常之序云：
乃今会朝鲜诸公之东至也，如世肃者，皆执谒馆中，诸公则悦世肃如旧相识。及其将返，龙渊成公请使世肃作《蒹葭雅集图》，同社者各题其末曰：赍归以为万里颜面云尔。呜呼！成公之心与夫寘身蒹葭之堂者，岂有异哉？则世肃之交一乡一国以至四海固矣。……余也文非其道，然亦辱成公之视犹世肃也，其感于异域万里之交，不能无郁乎内而著乎外也。(《青庄馆全书》卷五十二)
在元重举、成大中等人的影响下，李德懋在其诗话随笔中首次对日本诗文作出较高的评价。
关于李德懋的日本观察及评骘，已有学者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1)。本文着重就其对日本诗文的评价继作探索。
李德懋本人并未去过日本，他对于日本文学的印象受到元重举、成大中的很大影响。就其与元重举的关系而言，他们之间属于姻亲，《清脾录》卷三《功懋诗》云：“(元)若虚名有镇，玄川之子，余之妹婿也。”(《青庄馆全书》卷三十四)故其《挽元玄川》诗云：“赍咨仍痛哭，不独为姻亲。”(《青庄馆全书》卷十二)元氏癸未(1763)年赴日本，李德懋以诗相赠。元氏归国后，他们也常常互相酬唱论诗，其中自然会讲到日本诗文。《观读日记》甲申(1764)十月癸未载：
余近与逊庵元丈谈文章升降，逊庵曰：“余新游日本来，其文士方力观《白雪楼》诸子文集，靡然成风，文章往往肖之。大凡明无文章，又无理学，抛掷明代文章，做文做诗，有何不可哉？”(《青庄馆全书》卷六)
李德懋显然接受了这种观察，《清脾录》卷一《日本兰亭集》云：
《兰亭集》，日本人诗也，命词奇健，骎骎于《雪楼》之余响。……门人杵筑山维熊子祥著《墓志》曰：“……自物夫子倡古文辞，彬彬作者，不可枚举，而擅诗名于海内者，特先生与南郭服先生二人焉耳。于诗专门，初沿唐人体，后刻意于鳞而能得其体。”……癸未岁，元玄川之入日本也，与弥八笔谈，尝称博学谨厚，风仪可观云。(《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二)
《兰亭集》作者是高野惟馨，而“《雪楼》之余响”，就是元氏所谓“其文士方力观《白雪楼》诸子文集”，“文章往往肖之”的意思，实即指明代李攀龙的影响，这与元玄川的意见一脉相承。李有《白雪楼诗集》，《墓志》中说高野“刻意于鳞而能得其体”，也是同样的意思。又《蒹葭堂》云：
善乎元玄川之言曰：“日本之人，故多聪明英秀，倾倒心肝，炯照襟怀。诗文笔语，皆可贵而不可弃也。我国之人，夷而忽之，每骤看而好訾毁。”余尝有感于斯言，而得异国之文字，未尝不拳拳爱之，不啻如朋友之会心者焉。(《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二)元重举最为人重视的著作是《和国志》，其中有对日本文学及文人的评论，这些大都被李德懋所接受。例如，《清脾录》卷二《倭诗之始》多本于寺岛良安《和汉三才图会》卷十六“艺能篇”与《和国志》(李引作《和国记》)地卷的“文字之始”和“诗文之人”等条。李德懋评论日本早期诗作云：
朴澹高真，不冶之矿，不琢之璞。元玄川曰：“气机初斡之际，穿开昏蒙，透露微萌。”(《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二)
此言亦见于“诗文之人”条。李德懋又有《蜻蛉国志》，其《艺文》有云：大抵日本之人，聪明夙慧。四五岁能操毫，十余岁咸能作诗。(《青庄馆全书》卷六十四)
这同样见于《和国志》。可见元重举对李德懋日本观的影响甚大。
甲申年成大中的日本之行也同样给李德懋的文学评论带来很大影响。成大中初识李德懋之名，就是癸未出使时读到其赠送元重举的诗并序，“光芒射人，不可狎视。惊问其谁制，则乃懋官也。及归，即就之”(成大中《李懋官哀辞》，《青城集》卷十)。李德懋任奎章阁检书官时，成大中为秘书，曾一起监拓正祖御定之《八子百选》。一度又前后比邻而居，“朝夕过从，若形影之相随，一日不见，旷若三秋”(同上)。成大中虽年长德懋九岁，但钦佩其学问，故经常讨论学术文章，并互相批评。所以，他对于日本的观感和印象也给李德懋很多刺激。
从来朝鲜人对日本人的观感，若以一字而蔽之，则曰“诈”，李德懋也不例外。他在《奉赠书记逊庵元丈重举随副使之日本》中写道：“岛俗多狙诈，外面待朝鲜。揖让升降际，忠信当勉旃。”(《青庄馆全书》卷二)希望元玄川到日本后，在揖让之际能勉之以忠信。但自甲申通信使归来后，受其影响，李德懋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例如，成大中《书金养虚杭士帖》云：
吾尝观日本，其人亦重交游，尚信誓。临当送别，涕泣汍澜，经宿不能去。孰谓日本人狡哉？愧我不如也。(《青城集》卷八)
又《书东槎轴后》云：
吾盖以文采胜也。……然彼中文学，非昔日之比，安知无从旁窃笑者耶？(《青城集》卷八)元重举《和国志》地卷“诗文之人”条云：
混窍日凿，而长崎之书遂通见。今家家读书，人人操笔，差过十数年，则恐不可鄙夷而忽之也。……虽谓之海中文明之乡，不为过矣。
李德懋《清脾录》卷一《蒹葭堂》云：
岁甲申，成龙渊大中之入日本也，请世肃作《雅集图》。世肃手写横绡为一轴，诸君皆记诗于轴尾。书与画皆萧闲逸品。……嗟呼！朝鲜之俗狭陋而多忌讳，文明之化，可谓久矣。而风流文雅，反逊于日本。无挟自骄，凌侮异国，余甚悲之。(《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二)
其态度的根本性转折，无疑是受到了成大中等人甲申之行的影响。
甲申通信使之行，对日本诗文高度评价，对日本人物由衷赞赏，从而影响到朝鲜文坛对日本文学的整体改观(12)。第一部日本诗选由此应运而生，文学评论界也一改过去对日本诗文不屑齿及的态度，出现了整体性的高度评价。虽然此前的通信使对日本文学也偶有赞美，但或为应酬语，或仅限于个别，因而未能在朝鲜文坛引起回响。所以，从使行之言转化为文坛认识，其关键性的转折也是在1764年。
不仅是日本文学，李德懋对于朝鲜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评论，也有与甲申通信使相关之处。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对女性诗文的关注。
朝鲜人对女性的文学创作向来不提倡，间或有之，亦不甚关注。在此之前的洪万宗(1643—1725)，其《小华诗评》卷下云：
我东女子不事文学，虽有英姿，止治纺绩，故妇人之诗罕传。
与李德懋同时代的洪大容(1731—1783)，在英祖四十一年(1765)赴中国，在北京与潘庭筠(兰公)、严诚等人见面笔谈云：
兰公曰：“东方妇人有能诗乎？”余曰：“我国妇人，惟以谚文通讯，未尝使之读书。况诗非妇人之所宜，虽或有之，内而不出。”兰公曰：“中国亦少，而或有之，仰之若庆星景云。”……余曰：“君子好逑，琴瑟和鸣，乐则乐矣，比之庆星景云，则过矣。”兰公曰：“贵国景樊堂，许篈之妹，以能诗入于中国诗选。”余曰：“女红之余，傍通书史，服习女诫，行修闺范，是乃妇女事。若修饰文藻，以诗得名，终非正道耳。”(《湛轩书》外集卷二)
这里提到的景樊堂，即许兰雪轩(1563—1589)，她的诗在中国非常流行，但朝鲜人似并不以此自喜。反之，当柳如是揭发《兰雪轩诗集》中多阴袭中国人诗句，朝鲜文人却津津乐道。其心理背景，恐怕与压抑女性的诗文创作有关。以洪大容这样对北学、西学都深感兴趣的人物，尚且认为女性“以诗得名，终非正道”，遑论他人？然而在元重举的《和国志》地卷中，却观察到日本“女子之能诗能书者甚众，殆若唐人之诗外无余事”，又列举“人君诗文自天武天皇始，释氏诗自智藏始，女子诗自大伴姬始”，这些话，都被李德懋原封不动地搬进其《蜻蛉国志·艺文》中。很可能是在日本“女子能诗”的刺激下，李德懋也特别留意起朝鲜、中国和安南的女性作品。
首先是对女性作品的评论，如《清脾录》中有七则与女性创作相关的条目，涉及到士大夫家室、妓女以及中国女性的诗歌及书法之作，其评价用语亦多属正面。如评金高城副室李氏诗“多有警句”，评福娘诗“婉韶堪选”，评云江小室李玉峰“能大书，东国所罕”，评中国三闺人诗“甚雅正”，评妓女一枝红“能诗，挠笔支颐，斯须而成”，等等。而在“芝峰诗播远国”条中，他也忽然岔出一笔，评论起安南的闺秀诗。在朝鲜文学史上，对女性诗歌创作如此的关怀，是有些异乎寻常的。而结合李德懋的交游，这又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是对于洪大容言行的纠正。《清脾录》卷三《潘秋席》谓其“妻湘夫人亦工诗，有《旧月楼诗集》，几欲出示，湛轩庄士也，不喜谈诗，次以妇人能诗为不必佳，遂怃然而止”(《青庄馆全书》卷三十四)。而李德懋则致书潘庭筠曰：
前因湛轩闻先生贤阁湘夫人有《旧月楼集》，闺庭之内，载唱载和，真稀世之乐事。诗品与桐城方夫人、会稽徐昭华何如也？似有刊本，愿赐一通，留为永宝。(《青庄馆全书》卷十九)
又潘庭筠与洪大容笔谈女性能诗时，曾举到朝鲜的景樊堂诗，洪大容义正词严地说：“此妇人诗则高矣，其德行远不及其诗。”而李德懋对此评论道：
尝闻景樊非自号，乃浮薄人侵讥语也。湛轩亦未之辩耶？中国书分许景樊、兰雪轩为二人，其诬亦已甚矣。兰公若编诗话，载湛轩此语，岂非不幸之甚者乎？且其诗为钱受之、柳如是指摘瑕颣，无所不至，亦薄命也。(《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三)
对洪大容颇为不满，而对兰雪轩却抱有同情。
第三，积极搜罗女性作品。《清脾录》卷三《高丽闺人诗只一首》，其内容与技巧皆不足论，但因为是仅有的高丽女性诗而获登载，显然有保存文献的意识。李德懋在正祖二年(1778)入燕，与朴齐家往琉璃厂抄书目，“只抄我国之稀有及绝无者”(《入燕记》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七)，除了通常的经史子集外，还特别留意禁书以及女性创作，其中就有《名媛诗钞》和《名媛诗归》。
李德懋在当时虽官阶较低，但在文坛上的影响很大，去世后由正祖特赐钱印制《雅亭遗稿》，“进献七件，家藏八件，诸处分传一百四十二件”(李光葵《先考积城县监府君年谱下》，《青庄馆全书》卷七十一)，可谓文人之殊荣。他的《蜻蛉国志》，柳得恭曾劝人“读之以知海外诸国之情状”(《蜻蛉国志序》，《泠斋集》卷七)。他的《清脾录》则流传于中国，李调元为之刻入《续函海》中；又传入日本，引起文坛上的反响。所以，他和他的文学同好，以其鲜明的理论主张，在当时的知识文化界刮起“北学风”，其势力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四 甲申行唱酬笔谈之文学史意义
一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乃至流行，总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我想仅就甲申唱酬笔谈影响及朝鲜、日本汉文学史上某些观念的演变继作申论，这也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其文学史意义。
就朝鲜方面而言，此时有了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即日本文明之进步，与大量中国书籍之输入长崎有着密切关系。元重举《和国志》地卷“诗文之人”条云：
其后混窍日凿，而长崎之书遂通见。
李德懋《蜻蛉国志·艺文》云：
近者江南书籍，辐辏于长崎，家家读书，人人操觚，夷风渐变。(《青庄馆全书》卷六十四)又《天涯知交书·笔谈》云：
日本人通江南，故明末古器及书画、书籍、药材，辐辏于长崎，日本蒹葭堂主人木世肃，藏秘书三万卷，且多交中国名士，文雅方盛，非我国之可比。(《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三)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五“我书传于倭”条云：
倭子慧窍日开，非复旧时之倭。盖缘长崎海舶委输江南书籍故也。这种看法已成为趋势，稍后的金正喜(1786—1856)《杂识》云：
今见东都人筱四本廉文字三篇，一洗弇陋僻谬之习，词采焕发，又不用沧溟文格，虽中国作手，无以加之。噫！长崎之舶，日与中国呼吸相注，丝铜贸迁尚属第二，天下书籍无不海输山运。(《阮堂全集》卷八)
又李尚迪(1803—1865)《读〈蔫录〉》云：
近来中国书籍，一脱梓手，云输商舶。东都西京之间，人文蔚然，愈往而愈兴者，赖有此一路耳。(《恩诵堂集续集·文》卷二)
如果说，日本能够由“蛮俗化为圣学”(李德懋《盎叶记》五“日本文献”，《青庄馆全书》卷五十八)，是由于大量吸收了清朝的文章和学术，那么，朝鲜是否依然能够以“小华”自居，而以“夷狄”视清呢？以往所坚持的华夷观是否又有改变的必要呢？诚然，李德懋等人在当时是属于强调“北学”的，但这种观念却是后起的。英祖三十五年(1759)，十九岁的李德懋曾与漂流到朝鲜康津县的福建人黄森问答，发出了如下的感叹：
顾今六合之内，浑为戎夷，薙发左衽，无一干净地。独我东尚礼义而冠带之，于今觉幸生东国也。(《青庄馆全书》卷三)
而当他目睹日本文明之进步，就不仅不再以“蛮”视之，同时也很容易联想到不能以“虏”视清。他在甲申年七月所写的《琐雅》中说：
今清之文章，李渔笠翁为翘楚，而五六十年前人也。日本文章，物徂徕茂卿为巨擘，而专尚王元美、李于鳞，闪烁倏幻，时有可观。(《青庄馆全书》卷五)
便是将清朝文章与日本文章相提并论。显然，李德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从而改变了过去的认识，成为那个时代的先觉者之一。在其与赵衍龟的信中说：
东国人无挟自恃，动必曰“中国无人”，何其眼孔之如豆也？(《青庄馆全书》卷十九)又云：
世俗所见，只坐无挟自恃，妄生大论，终归自欺欺人之地。只知中州之陆沉，不知中州之士多有明明白白的一颗好珠藏在袋皮子。只独自喃喃曰“虏人”、“夷人”，何其自少乃尔。其为不虏不夷之人，行识见识果如中州人也乎不也？(同上)
朴齐家《北学议》外编《北学辨》指出：
下士见五谷则问中国之有无；中士以文章不如我也；上士谓中国无理学。果如是，则中国遂无一士，而吾所谓可学之存者无几矣。……夫载籍极博，理义无穷。故不读中国之书者，自划也；谓天下尽胡也者，诬人也。
而成大中在正祖十四年(1790)《送徐侍郎浩修以副价之燕序》中说：
夫集天下之礼乐而折衷之，是之谓大成。如其可采，夷亦进之。……况彼中土，实三代礼乐之墟也，故器遗制，犹有可征。书籍则宋、明之旧也，测候则汤、利之余也。若其兵刑田郭之制，简劲易守。建酋之所以并诸夏也，取彼之长，攻吾之短，不害为自强之术也，在吾人博采而慎择之耳。(《青城集》卷五)
尽管此处仍然以“酋”呼清，但核心思想是要“博采而慎择”，不可“自划”。从整体上看，这是“华夷观”的改变。以文学来说，是就要虚心向清朝学习。可以说，朝鲜人是先认识了日本文学的价值，从中受到刺激而反思，然后才认识到清朝文学的价值。李德懋《寒竹堂涉笔》上指出：
至若昭代则人文渐开，间有英才，虽无入学之规，年年陆行，文士时入，而但无心悦之苦，诚如梦如睡，真成白痴。无所得而空来，所以反逊于新罗之勤实也。大抵东国文教，较中国每退计数百年后始少进。东国始初之所嗜，即中国衰晚之所厌也。(《青庄馆全书》卷六十八)要改变这种现状，就是要“心悦”中州文学，不能概以“胡人”而藐视之。李德懋在正祖元年(1777)致李调元的信中说：
不佞樗栎贱品，瓦砾下才，只是秉性适直，爱人信古。只自恨口不饮江河汉洛之水，足不蹈吴蜀齐鲁之地，枯死海邦，有谁知之？每诵亭林先生“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未尝不泫然流涕也。(《青庄馆全书》卷十九)
这与十多年前以“幸生东国”而自慰的观念相比，相去如霄壤。李书九云：
东国人心粗眼窄，类不能知诗，而至于清，则不问其人之贤否、诗之高下，动辄以“胡人”二字抹杀之。……如贻上(王士禛)者，至今犹不识其为何状人也。……余酷嗜贻上诗，尝以为非徒有明三百年无此正声，求诸宋元，亦罕厥俦。(《清脾录》卷三引，《青庄馆全书》卷三十四)将清人作品凌驾于明人之上，这在朝鲜真是破天荒的议论。因为要特别关注当代文学，柳得恭《并世集》遂应运而生。其序云：
言诗而不求诸中国，是犹思鲈鱼而不之松江，须金橘而不泛洞庭，未知其可也。……读陈其年《箧衍集》、沈归愚《国朝诗别裁》，益觉中土人文之盛，而独未知不先不后与我同时者为何人也。十数年来，同志数子，莫不涉马訾踔辽野而游乎燕中，所与游者，皆二南十三国之地之人。……言诗而不求诸中国，恶乎可哉？辄录其唱酬篇章及因风寄声流传海外者，手自点定为二卷。
此书编于正祖二十年(1796)，言诗必“求诸中国”，已成为他坚定的信念。从文坛趋势来看，这种认识也愈来愈普遍，且愈来愈强化。如洪奭周(1774—1842)云：
近世我国文人如丁洌水、金秋史辈最称博学，其外亦无多人。然向余入燕，访见太学贡生诸人，与之谈论书史，皆随问应答，轮笔递写。……是不过远方赴举，失第未还，旅食京师之无名小生也，而以余观之，无非丁洌水、金秋史也。我国人才学，其能当中州人三四分乎？(《智水拈笔》)
又徐有素《燕行录》(写于纯祖二十三年，1823)卷二“文学笔翰”云：
中国人非惟天姿颖悟，闻见极博，且有积工一生从事于文学。……其规模工程，决非我国之文所可跂及也。远省举人之来留候选者，作小说鬻于市肆，即不过稗官鄙俚之作，而其运意排铺之法，操纵短长之手，亦非我国能文之士所可能也。
至此，朝鲜人对清朝文章学术的看法，亦可谓彻底改观。而要追溯这种改观的起因，则不得忽略甲申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酬唱笔谈活动。衡论其文学史意义，此可谓其一。
其次，与第一点相联系的，由于日本文学的迅速成长，在朝鲜人眼中已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进而反省自身对于清朝文学的认识，从而又是一番改观，形成了汉文学圈整体视野的雏形。比如柳琴曾编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四家诗为《韩客巾衍集》，并于英祖五十二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携带入燕，请李调元、潘庭筠撰序评点。其后，柳得恭编《巾衍外集》，李德懋为之补充，其内容分别是中国和日本诗：
湛轩编陆(飞)、严(诚)、潘(庭筠)三公笔谈、书尺为《会友录》，又于录中抄铁桥(严诚)语及诗若干首，使余校勘，藏于家。柳惠风又辑三人诗为《巾衍外集》。(《清脾录》卷二，《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三)
筱饮斋(陆飞)诗一卷一百三十八首，柳泠庵选五十一首为《巾衍外集》，余又抄若干首。(《清脾录》卷一，《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二)
柳惠风《巾衍外集》载《蜻蛉国诗选》。……余又抄载若干首，摘若干句。(《清脾录》卷四，《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五)
内外结合，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汉文学圈。柳氏又编辑《并世集》，其书以酬唱诗为主，既录中国诗，又录日本、安南和琉球之作，其视野显然是整体性的。又李德懋《清脾录》卷四《芝峰诗播远国》云：
万历丁酉，李芝峰睟光朝京，逢安南使臣唱和。……芝峰又逢琉球使臣，芝峰撰《赠答录》，跋其尾曰：“琉球国使臣蔡坚、马成骥并从人十七人，皆袭天朝冠服，状貌言语，略与倭同。愿得所制诗文，以为宝玩，故略构以赠。而坚等短于属文，不足与酬和耳。”(《青庄馆全书》卷三十五)
值得注意的是，李德懋在指出芝峰之作“播远国”，以至于安南文理侯郑剿“以朱圈批”，“儒生人人抄写诵之”的同时，也载录了安南使臣冯克宽及琉球使臣蔡坚、马成骥等人诗，并评论道：
冯克宽诗固圆熟赡富，而蔡、马诗亦真实。钟(惺)、谭(元春)见之，应圈字眼而评曰：“灵厚”。(同上)
作为明代竟陵派的文学观念，钟惺(1574—1625)等人主张“诗为清物”(《简远堂近诗序》，《隐秀轩集》卷十七)，强调诗的“灵”与“厚”(《与高孩之观察》，《隐秀轩集》卷二十八)。诗而至能“灵”且“厚”，可谓“无余事矣”。李德懋以“灵厚”评蔡、马之作，与李睟光的评价似有天壤之别。其揄扬虽或不免过分，但其视野却是开放的。李德懋把李睟光比作“东国之升庵”，把李书九比作“东国渔洋”，又留意朝鲜、中国和安南的女性诗歌，在在体现出以汉文学圈整体为背景的思考路径。在二百多年前的朝鲜，他们已有这样的胸怀和眼光，是值得我们赞赏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集中体现李德懋文学思想的是《清脾录》一书。此书初稿完成后不久，就由他本人在正祖二年(1778)带到中国，遍示祝德麟、唐乐宇、潘庭筠等人，最后由李调元为之刊刻于《函海》和《续函海》中(13)。不仅如此，李调元在其《雨村诗话》中还加以引用，因而其书在中国颇有名气。中国人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学的关注，虽说由来已久，但在文学批评中予以正面评价，却颇为罕见。《雨村诗话》多有对安南、琉球、朝鲜人诗的评论，可能也受到《清脾录》的刺激。
就日本方面而言，在其平安时代的文学史上，文人间就有了“斗诗”活动，且认为这是日本文人的创造性活动。本来，文人间的诗歌唱酬，就是既交流情感又彼此较量的“文战”，而在两国之间文人的唱酬中，这种试比高下的因素往往更为加强。石川丈山在宽永十五年戊寅(1638)所写的《与朝鲜国权学士菊轩笔语跋》中云：
宽永十三年丙子十一月，朝鲜国贡献，三官使……来朝……岁丁丑正月中旬还京师，馆于本国寺，余为试其才识行而往候焉。其徒有中直大夫诗学教授权学士者，出而与余臆对矣。……余此行也，不设难问，啻记取会次之风雅，以为文战之征矣。(《新编覆酱续集》卷六)
判定“文战”之胜负，往往是以速度来决定。朝鲜方面派出的人员，就特别挑选那些具备倚马之才的文人充当制述官或书记，以应付此类场面。权侙(菊轩)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学士雄赡博识，词才敏速，文不加点，诗不停笔，辩论如流，吾邦之骚人墨客，谁获当其词锋哉？(《覆酱集》卷上)
日本的汉文学史上，堪称第一捷才的当数祗园南海(1676—1751)，十八岁时曾有一夜百首的创作记录。肃宗三十七年辛卯(正德元年，1711)朝鲜通信使制述官李礥(东郭)为其诗集作序，叹赏其才，又赠诗称他为“诗仙”，南海则将彼此的唱酬诗编为《宾馆缟纻集》。不过此后的日本人记载中，竟然出现在临别之际，“南海仗剑立赋《赠别二十四章》以寄之，东郭逡巡，不能和一诗，大惭恨而去。相传东郭至釜山海，呕血猝死”(14)的故事，其产生背景就是日本人希望自己在酬唱之际能够以速度战胜对方。既然无此可能，不妨向壁虚构，以求心理满足。甲午年朝鲜通信使之行，尽管亦有捷才随行，且赢得荣誉，但面对日本诗文水平的迅速提升，有识之士也会有所反省。那波师曾云：
时蕴尝谓余曰：“贵邦人竞进不已，不得不用行云流水法，中夜思之，愧汗沾背。”士执亦曰：“草卒属篇，虽使李、杜当此，未必能尽作《清平三叠》、《秋兴八首》。”益知其所蓄有渊源矣。(《问槎余响序》)
上文所引山根清、奥田元继对此行朝鲜通信使酬唱笔谈的议论，惟一觉得其尚有优势的方面，就在“应酬敏捷”，“笔翰如流，语言立成”。朝鲜通信使再度赴日，已是纯祖十一年(文化八年，1811)。松崎复《接鲜暗语》卷上记林衡对朝鲜使臣语云：
两国相交业已二百年，各宇靖宁，得与诸公遇于一堂上，真是太平乐事也。从前缟纻相赠，动辄强辨夸辞，更相争竞，恐非君子相待之道。
又云：
旧时贵价入境，所在小有词艺者，杂然而前，布鼓嘈嘈，一概以拙速相抗。如此陋习，识者固已哂之。然今废之，又何用叙情？
朝鲜正使金履乔回答道：
盛教拙速相抗，识者哂之，果是知言。况文章不系迟速乎，往复足以叙情。(以上均见《古事类苑·外交部》十一《朝鲜四》)
“巧迟不如拙速”原来是中国兵法上的话，用到诗文酬唱上，显然也是“文战”用语，早为中国有识者所讥(15)。日方提及以往的“强辨夸辞，更相争竞”、“一概以拙速相抗”乃为“陋习”云云，首先浮现在心中的应该是最近一次的情形。审其语气，虽较山根、奥田更为从容，骨子里却更为高傲。如将朝鲜使团中的文章之士视作“小有词艺者”，而“拙速”二字，也只能属于速度快的一方。从整体趋势来看，日本文坛对朝鲜文学的贬低更甚，这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动向。
上文已述李德懋《清脾录》中对日本诗文的肯定性意见，此书完成不久便传入日本，西岛长孙(1780—1 852)在二十岁前后所写《敝帚诗话附录》(16)中加以引述并评论道：
观此二节，则韩人之神伏于本邦可谓至矣。如高兰亭、葛子琴易易耳，若使一见当今诸英髦，又应叹息绝倒。
不止在文学方面自傲，日本人在艺术方面也不再对朝鲜那么恭敬了。纯祖十一年辛未朝鲜通信使之行，在对马岛接应他们的有古贺精里(1750—1817)、草场偑川、以酊庵长老等。兹举古贺的三段文字为例，《题冈本丰轴韩客唱和诗帖》云：
丰洲以计属供办韩客于对岛，偶有以其诗什示彼者，叹赏不已，恳求相见，而法不可。因寄数首，获丰洲和章而去。韩客乞和诗，实为仅事。事传播远近，操觚之士多钦仰其诗名。(《精里三集·文稿》卷二)
朝鲜人对冈本丰洲的诗“叹赏不已”，乃至首倡“乞和”，这样的殊荣致使国人“多仰其诗名”。此为文学。又《题尔信画》云：
向余赴对，与韩客接也，丹邱草场生从行。生有文才，傍善绘事，韩客争求，陆续寄纸绢。发帆之前，至累日废他事应副之。是时尔信随聘使来，余偶得其画，示之生。生云：“韩画无法，不足观矣。”(《精里三集·文稿》卷四)
以往是日本人争求朝鲜人画，现在是朝鲜人争求日本人画。更有甚者，在日本人的眼中，“韩画无法，不足观矣”。此为绘画。又《题韩人皮生帖》云：
盖彼中书法，从前为松雪(案：指赵孟
)优孟，使人厌恶。辛未来者，正副使则袭故态，而制述以下，则往往步趋玄宰(案：指董其昌)。清国主多模仿玄宰，韩业为其属国，纳岁贡，字画亦不免效颦也邪？(《精里三集·文稿》卷五)
以往日本人那么热衷追求朝鲜人书法，得片纸寸楮皆以为宝，而现在的评价是“使人厌恶”。即便模拟董其昌字，亦不免“纤佻有习气”。此为书法。从总体上看，日本人之看待朝鲜的文学艺术，渐由仰视、平视乃至俯视了。
与此同时，就是日本文坛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有时几乎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此前日本人学习写诗，根据他们的普遍认识，诀窍就是要多读诗话，这当然主要指读中国诗话。以此为背景，导致了江户时期大量中国诗话的传入与翻刻(17)，并激发了日本人写作诗话的热情。而在此时，就出现了对中国诗话的全面批判之著。古贺精里之子古贺侗庵(1788—1847)，在文化十一年(1814)撰写了《非诗话》，对中国历代诗话作了高调门的叱责：
诗话之名昉于宋，而其所由来尚矣。滥觞于六朝，盛于唐，蔓于宋，芜于明，清无讥焉。其嵬说谬论，难一一缕指。(《侗庵非诗话》卷一)
撇开其个人因素不论，这种批判与当时日本文坛的大势是一致的。他们拥有的愈来愈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使他们在评论中国和朝鲜的文学艺术之际，有时显得非常尖刻。虽然这还是在自家门内说话，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话是他们真实观念的自然流露。
五结语
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
1.甲申1764年朝鲜通信使在日本的唱酬笔谈活动是汉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2.这个转折点表现在朝鲜方面，是使臣对日本文坛整体的全新认识和高度评价；在日本方面，则是对朝鲜诗文开始流露出贬抑之情。
3.通信使将其对日本文坛的印象和评价带回朝鲜，从而在朝鲜文坛引起反响，不仅改变了他们对日本文学和人物的态度，而且影响到对本国文学及中国文学关注点的转移。
4.甲申唱酬笔谈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促使朝鲜人从日本文明的进步中转变了其对清朝文章学术的认识，并刺激他们形成了汉文学圈整体视野的雏形；而日本文人也从自身文学的不断进步中获得自信心和优越感，对朝鲜乃至中国文学日渐轻视。
对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东亚文化的走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一方面是朝鲜学术与清朝文化的日益接近，而另一方面，是日本开始对中国、朝鲜的逐步轻视，强调日本中心主义，以东洋之英国自负，主张“脱亚入欧”(18)。本文讨论汉文学史上的1764年，似乎也可以从一个方面加强以上的判断。因此，就其在汉文化圈内的影响和意义而言，1764年不仅是汉文学史上，更是汉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
注释：
①《朝鲜の日本通信使と大坂》，《日鲜关系史の研究》下，东京：吉川弘文馆，1969年版。
②原件藏那波利贞家，那波孝卿(师曾)为其五世祖，此据那波利贞《明和元年の朝鲜国修好通信使団の渡来と我国の学者文人との翰墨上に于ける応酬唱和の一例に就きて》引，文载日本《朝鲜学报》第四十二辑，朝鲜学会，1967年1月。
③此书为李元植家藏本，未见，引自其《朝鲜通信使》，首尔：民音社，1991年版，第220页。
④案：关于今本《海行总载》的编者及篇目问题，学术界通常采用日本学者中村荣孝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今本的编者是成大中，其篇目少于赵氏《海槎日记》所列举者，是因为在活版印刷时已散佚的缘故(见《国史大辞典》第三卷“かい二ぅそぅさい海行总载”条)。我以为值得商榷，据元重举《和国志》人卷“我朝通信”条云：“右通信条只录送使年月与事之梗概，便略而不详者，盖各家《日录》皆有该载，而寒井徐公命膺一皆誊书为《海门(行)总载》卷，而济庵赵公方欲删繁就要，编为一统卷帙。余且俟其成焉，姑存其大略如此耳。”可知今本《海行总载》的编者为赵，而篇目的多寡，则出于赵氏的“删繁就要”。而今本的最后完成，将赵之《海槎日记》作为压卷，则或出于成大中之手。
⑤与当时的文坛主流相比，荻生徂徕显得非常“另类”，对朝鲜文人及文学非但全无敬意，还常常语含讥讽、嗤之以鼻。其《与江若水》第四书中云：“三韩犷悍，见称于隋史，而不能与吾猿面王(案：指丰臣秀吉)争胜也。后来乃欲以文胜之，则辄拔八道之萃，从聘使东来。……去年来，一国人如狂，吾不知其何为而然也。晁卿之雄，与谪仙、摩诘相颉颃，距未千岁，乃至惮此辈(案：指朝鲜通信使)，为何其衰也，使人叹息泣下。”(《徂徕集》卷二十六)即为明显一例。此则材料承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提示，谨致谢忱！
⑥申维翰《海游闻见杂录》卷下《文学》：“日本为文者，皆以《八大家文钞》读习专尚，故见其长书写情，则或有理赡而辞畅者。诗则人人自谓欲学唐音，而无一句画虎于古人。”
⑦转引自那波利贞《明和元年の朝鲜国修好通信使団の渡来と我国の学者文人との翰墨上に于ける応酬唱和の一例に就きて》，第32—33页。
⑧李德懋《耳目口心书》四录成大中语：“大明人诸文集观之则无味，以其意浅故也。”(《青庄馆全书》卷五十一)
⑨参见藤塚邻《清朝文化东传の研究》“归东篇”第四章第四节，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年版。
⑩李德懋《清脾录》卷四《蜻蛉国诗选》引用柳序，作“及其归也，抄其日本文士赠别诗，编为二册，李姜山从而选之为六十七首，名曰《蜻蛉国诗选》(原注：日本地形似蜻蛉，故自称蜻蛉国)”。依此说，则乃元氏先编为二册，李书九复选其六十七首而成其书。李德懋与元氏为姻亲，且其文出于柳氏之后，当是有据而改。兹从之。
(11)参见《朝鲜実学者の见た近世日本》第二章第三节“李德懋の日本观”，东京：べりかん社，2001年版。
(12)河宇凤先生认为，李德懋对于日本文章学术的看法，在同时代人物中属于例外，因而值得注目(见《朝鲜実学者の见た近世日本》，第216页)，并举出甲申年通信正使赵《海槎日记》中对日本学术文章的酷评作对比(见第231页)。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李德懋的日本观，既受到元、成等人的影响，也代表了当时的新趋势，不是什么孤明先发，亦非孤掌难鸣。他们所形成的一个舆论氛围，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而赵对日本文章学术的酷评，恰恰仅是一种特殊语境中的官样文章，反而是缺乏代表性的。
(13)参见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二十一“《清脾录》大小刻本辨证说”。首尔：东国文化社，1959年版。
(14)西山拙斋《闲窗琐言》。原文为日语，此撮译其大意。
(15)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巧迟不如拙速’，此但为副急者道。若为后世计，则惟工拙好恶是论，卷帙中岂复有迟速之迹可指摘哉？”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敝帚诗话附录》之附语云：“右附录十数则，是不系(疑当作“佞”)少作，近日所漫著也。”又其《敝帚诗话跋》云：“余幼学诗，好读近人诗，遂有所论著。裒辑作编，名曰《敝帚诗话》，实在廿岁左右也。”可知此书写在1800年前后，与林衡语正可互相印证。
(17)参见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第五章“清代诗话东传日本之时间及数量”，中华书局，2007年版。
(18)参见《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