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时代的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范 磊
（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014）
[摘 要] 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指的是香港青年对自身的“中国人”身份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以及由此而塑造并在与国家的互动中所不断强化的国民意识和国族观念。也就是作为香港人的自我的个体认同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与内地各省份以及整个国家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融入强化认同中国人身份的过程。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建构一直是香港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自1997年回归以来，如何在香港青年中构建明晰的国家认同，推动香港社会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国家和香港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港澳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前沿平台，其社会文化意义不亚于其经济意义。大湾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为强化香港与内地的联系和交流，增进香港本土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对祖国的认同都提供了宝贵的机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粤港澳大湾区；路径选择
2018年一项针对香港青年对大湾区发展前景态度的调查显示，75%的香港青年对大湾区前景表示乐观，但是也有57%的青年表示不希望到大湾区发展，原因是不了解大湾区或者不希望离香港太远。[1]相应地反映到对大湾区以及祖国的认同方面，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选择和走向。而香港回归20多年来香港社会尤其是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建构与国民意识塑造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既取得了积极的成绩，也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当下如何利用大湾区发展的大好形势助力香港社会尤其是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建构，将成为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选项，也将成为香港青年在新形势下的新选择。
一、国家认同建构：路径选择与现实发展
认同是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是个人或群体在情感上、心理上从异质逐渐走向趋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2]就个体而言，认同体现着行为体的动机和意图，“会赋予一种个人的所在感，让行为者的个体性拥有稳定的核心”[3]。而集体层面的认同注重的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互动，通过持续的社会化互动来形成特定意义上的集体身份，以此来弱化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并在互动中实现行为体自我与他者的超越，完成自我与他者的相互融入，实现“行为体所固有和呈现出来的借助与‘他者’的关系而塑造的特有属性以及形象接纳”。[4]
这太阳还毒着呢，能有个屁雨。我没看出来有雨。不像你说的，我咋乱睡女人了？肚脐眼放屁没影的事，叔是不是把我当瞎包孩子啦？你老人家总是隔着门缝看人，不就是八万块钱吗？我心里有数，我还你。
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不同的次国家行为体或者个人始终在进行着“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5]，这就是认同的进程。这也就意味着国家首先要建基于超越特定族群、地域等次国家行为体属性的国家民族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塑造出同一的国家认同，并能为其政治管理范围之内不同层级的次国家行为体所接受。而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差距、历史传统以及特定的政治遗产（比如香港的殖民政治遗产）等等都会对国家认同构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所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都是基于全体国民的利益和规范趋同，既会涉及对不同群体的自然身份的考量（这将影响不同群体之间交往的亲近感），同时也会基于社会整体的社会文化特质以及政治属性，同时还会顾及特定的历史与政治遗产，不仅实现地域和制度上的整合，还要做到心灵上的同一。
国家认同的核心则是基于对这个政治共同体内部政治结构以及公共权力分配的接纳程度。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言人，在协调不同的次国家行为体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推动公共资源与权力分配、整合撕裂的社会以及化解社会纷争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亦即政府首要的是作为一个协调者或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而非麻烦制造者。只有这样，以政府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体系才会赢得国家共同体内部不同群体的支持和认同，并进而巩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结构与存在基础。而次国家政府在推动国家认同建构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做好区域性的本地认同与上位的国家认同的对接与整合，因为在民族国家框架下，二者原本就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对国家而言，良好的治理能力是其能否整合国家的基础性保障，能否平等地对待不同类型和层级的次国家行为体，体现出国家是否拥有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在民族国家的生成过程中，基本都经历了整合国内不同族群或者部族而塑造同一国家认同体系的过程。当国家建立以后，国家框架下进行的诸如“创办学校、征调青年人入伍或者建立地区的工业，都可能被一个种族或宗教团体看作是对自己的整个社会和宗教结构的威胁”[6]，以致会引发不同的次国家行为体对国家政策和制度建设的反弹，强化群体边界与结构性的张力，激化社会矛盾。尤其是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而曾经与国家这个母体有过分离的区域或者地方实体，更有可能会被激活这种张力和边界，一旦如此，这些次国家行为体及其成员往往会产生对国家的不认同或者认同淡化，严重时就会出现分离主义，造成国家分裂。所以，国家认同建构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都是国家认同的重要层面,他们共同创造了公民对国家忠诚的感情”[7]。
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建构、政治与社会理想的塑造和追求以及良性的政治参与关乎香港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关乎香港对国家的认同和“中国人”这一国民身份的强化。回归祖国20多年来，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是近年来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更为明显。香港亚太研究所2019年1月的一项电话调查发现，约有三分之一的受访市民认为如果有机会将准备移民或者移居他地，而且年龄和教育程度与移民意愿之间呈统计上的正相关性，年轻的市民表示如有机会将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的比率较高，18至30岁受访人士为51%，而51岁或以上的仅有21.1%。按教育程度分类，具大学或以上学历的市民移民的意愿较高，为47.9%，具中学、小学或以下学历者的比率只有27.8%和9.8%（见表1）[9]。移民倾向突出的最大内部推动因素是受访者对本地政治争拗太多和社会撕裂严重的不满，以及对本地居住和生活环境的不满。而之所以出现这些不满，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当前香港同胞对香港本土社会以及政治发展的认同度在降低，归属感和参与感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而青年人的移民倾向更为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当前香港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的不足。
新时代如何推动香港青年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增进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不断强化作为“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也将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用香港社会能接受、能支持、能参与的方式来解决香港问题，理应成为接下来具体工作实施的基本出发点。正所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所以，有必要对香港青年按照对国家认同的态度做一下区分。第一类是主流的爱国爱港青年，他们一直都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中国人”的身份抱有强烈的认同感，对“一国两制”以及中央政府的其他治港政策都持认可态度；第二类是有港独倾向的激进青年，由于受到境外多元化思潮、殖民主义遗产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加上主客观方面与祖国内地的疏离，所以对内地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和发展模式都持否定态度，对“中国人”身份持有较深的排斥甚至敌意；第三种就是游离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中间派，他们对政治不热心，国家意识不强而社会观念较重，注重个人利益但是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所以他们容易被煽动堕入第二类的青年群体，但是如果加以积极的引导，他们也会成为明确的爱国爱港群体。面对这三类青年群体，要充分利用更加灵活且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平台上塑造香港青年的国民意识，持续推进香港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建构进程。
422 Senescence-associated secretory phenotype and its complex regulation networks: a review of molecular mechanisms
就香港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以及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其对中国人身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中国这个政治实体的认同的直接塑造来自于香港特区的国民教育以及社会治理的引导，而从根本上来讲这一认同建构则是源自香港青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中国这个政治实体内部的政治结构以及公共权力分配的接纳程度。近年来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对祖国内地的疏离运动即是源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以致造成当前香港社会存在着被撕裂的危险。这也给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建构历程：基于教育路径的分析
对于社会共同体多元的国家来说，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要比狭隘封闭的文化更为有助于推动国家整合与社会和谐。可以说，“国家文化的外向程度越高，越容易吸收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并把他们同自己的传统相融合……如果生活在崇尚这种文化观的国度里，这种文化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你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看法”。[8]在多元体系的国家中，如果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缺失了平等性或者人为误导了社会对于平等性的认知，使得整个社会或者区域社会因为信息不完善而出现开放包容理念的缺失，最终引发的将不仅仅是社会的歧视与裂痕，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撕裂与民族分离。在香港以中华民族作为共同的认同对象的国家认同建构中，目前就面临着因为社会撕裂而造成的国家认同弱化以及分离倾向增强等不良趋势。
表1 不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人士有否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的差异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系列活动的讲话中强调，“要注重教育、加强引导，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10]可以说，为了保证“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实现爱国爱港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就必须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要把历史文化和国情教育摆在青少年教育的突出位置，让青少年牢牢把握香港同祖国紧密相连的命运前程，增强投身“一国两制”事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11]。董建华在1997年的施政报告中曾指出，“教育主宰香港的未来”。在认同建构方面，教育是认同建构的基础路径，国民教育则是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养成的关键环节。对于香港而言，教育在其发展以及国家认同建构中意义重大。胡锦涛同志在香港回归十五周年时也指出，“希望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努力加强人才培养。要高度重视爱国爱港人才特别是优秀年轻政治人才培养，使爱国爱港传统薪火相传、‘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12]可以说，从中央政府到特区政府都已经意识到加强教育尤其是青年人的教育是强化香港社会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的重要途径。有研究也揭示，“从1870年到1970年的百年间，在宪法中明确提出国家有义务提供国民教育的个案从43个增到139个，重视国民教育已成为当今国际惯例”。[13]
在英国殖民时期，港英政府推行宗主国意识渗透和灌输英国优先的思想，以培养亲英势力和服务殖民统治为目标。二战结束以后，英国政府开始考虑在其所属的殖民地强化宗主国教育，提升各殖民地对英国本土和制度的认同。为此，香港政府教育部门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1950年港英当局邀请曼彻斯特首席教育官菲沙（N.G.Fisher）访港并拟定了一份被称作《菲沙报告》[14]的教育文件。文件明确指出：港英政府要为香港学生提供包含“英国人的理想与习俗”的基础性教育。为此开设的公民课主要是灌输宗主国观念、传播英国制度的优越性、自由价值规范以及关于世界和平的理念等等。
在社会配套方面，当前大湾区的“居住、教育、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政策不完善，在粤发展缺少配套的‘港人港味’综合服务，都给香港青年带来陌生感”。[28]目前虽然已经有52万香港同胞在广东工作定居，但是相应的配套公共服务依然是一大短板。这部分人中很大比例是青年人，而这一状况的存在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香港同胞对内地以及国家的认同感，甚至因为某些社会政策和制度的限制，而给这些在内地的香港同胞有种被视作“他者”的剥离感。为此，广东省政协委员霍启山提出了探索推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卡的方案[29]，以此来为在大湾区的内地区域求学、就业、创业和生活的港澳青年提供在交通、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配套公共服务和支持，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区域青年的相互融入，不断提升社会融合的层次和深度，在底层设计的社会层面助力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建设。
1985年香港电台举办了一次由港岛27所中学的学生参加的公民教育常识比赛，其中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题目有30条，但是所有参赛选手不知晓答案的题目达到了24条。这次活动明确凸显了港岛青年由于长时间的殖民教育影响而造成了与祖国内地的疏离与陌生。而随着香港进入回归过渡期，香港的前途已经明确，强化香港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对祖国的认同和归属感已经成为适应时代变化和顺应香港繁荣稳定需要的必然选择。彼时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人对祖国内地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教育部门也有意识地减少了殖民教育的内容，但是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造成部分青年对内地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香港的未来等产生了疑虑，而港英政府在注意到这一趋向后，即通过“居英权”方案鼓动香港居民尤其是学历较高的青年大学生移民到英国本土。而部分青年也因为受到舆论和某些政治势力的挑唆，对内地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产生了质疑，最终走向了对立面。
第三，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改革。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财政部门将全面落实“放管服”的改革要求。当政府机关发布系列政策为会计行业松绑时，也意味着会计人员将承担起财政部放权后的部分责任，若是企业财务人员对于知识掌握得不够牢固，则会增加职业风险。
可以说，港英政府长期的殖民教育都是从英国利益出发，对接英国国家认同和历史文化；而长期的疏离教育则造成了香港青年人缺乏对中国的认同，文化层面的归属感亦非常淡薄。当然，即使在港英时期，也未能实现在广大香港青年中塑造出英国国家认同的目标，作为殖民地的香港，以及作为宗主国子民的香港居民在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方面其实是有着微妙的心态的。不论是对宗主国还是对祖籍国都未能完整地构建起明确的国家认同，尤其是在青年人中间。所以，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群体出现彷徨和失根在回归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形成了认同困境。不过港英时期，香港以香岛中学、培侨中学、福建中学、汉华中学及劳工子弟学校为代表的几所爱国学校一直坚持爱国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保持香港青年人对祖国的了解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那天李老黑跟我谈话的时间并不长，可是内容非常重要，通过他的话，也让我终于明白，我实际是钻进了李老黑预先设的套子。我把那天李老黑的谈话内容简要记录如下，请各位读者自己判断：
香港教育局1997年10月发布的《九年强迫教育检讨报告》明确指出，香港的“公民教育须予加紧推行，加深学生对中国、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认识，加强他们对中国、香港的感情和关心，让他们以身为中国人而自豪，同时不单乐意为香港、更乐意为整个中华民族做出贡献”。[16]后来在2001年的一份报告中特别强调要将“培养国民身份的认同”作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通过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杰出历史人物辉煌事迹的学习来塑造对祖国的归属感、荣誉感和国民认同感。[17]2014年10月，特区政府在综合回归以来国民教育课程发展经验与教训基础上重新修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18]中，明确将“德育及公民教育”内容列于四个关键项目之首，以此来表达对加强国民意识教育提升香港青年学生国家认同的决心和态度。这些政策调整和一系列爱国主题活动的开展都为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建构和国民意识塑造提供了积极的推动力。
三、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困境：现实表现与问题成因
20多年来，香港中文大学就香港人的个体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了一项长期追踪电话调查[19]，以“香港人、香港人但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但都是香港人、中国人”四个选项为调查题目，整体来看香港市民表现出了对香港的本土认同和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双重属性，且强调自己是中国人国民认同身份的整体比例呈上升态势。从这一点上来看香港回归以后的国民教育整体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单一选择“中国人”选项的比例由1997年的32.1%下降到了2014年的8.8%，虽然2016年略有回升，但是相比1997年的比例已经大大下降。而选择双重身份选项的比例则均有上升，比如选择“香港人，但都是中国人”的比例在2010年更是达到历史最高点43.9%，2016年的调查显示这一选项又在2012年和2014年两度下降的情况下回升至42.8%（参见表2）。
表2 香港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调查（1996-2016年）
在这项长期的追踪调查（参见表2）中，还有多个针对香港市民对一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标志性符号的亲近感、抗拒感、自豪感等有关的问题，其中对特区标志的区旗（徽号）、国旗、国歌等认同符号的自豪感分别在2010年达到最高，到了2016年则在经历了2012年和2014年的回落以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在抗拒感方面，数据显示，香港市民对普通话、国旗、国歌、解放军等标志性的政治认同符号的排斥情绪自2008年以来，整体呈上升趋势，对特区徽号的排斥更是在2014年达到了自开启调查以来最高的7.9%。而香港其他机构进行的类似的调查也大致凸显了这些问题与挑战，可以说近年来随着香港社会发展的撕裂以及有所抬头的“港独”势力的活跃，对香港青年人的国家认同构成了较大的挑战。
清晨空腹状态下采集所有患者的静脉血，并将其分别放入两支抗凝真空管中。一管采用深圳雷杜血球仪来检测血细胞，将血常规相关指标详细记录下来，并用仪器配套的校正品来校正检测到的数据。另一管血液标本则采取离心操作，将血清分离出来，然后采用型号为迈瑞BS-2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血清展开生化指标检验，其中所用到的试剂包括质控品（需维持在控制范畴内）以及仪器配套试剂。
上述种种表现既体现了政治认同上的倾向性，也凸显了文化认同上的亲疏性。而由香港大学进行的民意研究计划调查也显示，香港市民对“香港人”身份的认同指数保持了高点的80.8分，但是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指数则比上次调查时的66.6分还要下降，跌落到62.4分，成为2014年12月以来的新低。[20]而自称“中国人”或者“香港的中国人”的比例仅占到所有受访者的32%。整体来看，十年来香港市民的“香港人”身份的认同程度一直高于“中国人”身份的认同程度，十年间的本土认同变化不大，但是国民认同已经有了明显的下滑。这项调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香港社会的认同取向，也意味着当前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已经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而香港的国民教育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种挑战和压力也通过一系列的以香港本土意识不断强化的活动和运动得以体现。
2011年香港岭南大学的陈云出版了《香港城邦论》，激化了香港的本土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将原本统一的两种不同层次的认同推到了对立的前沿，为“港独”张目并提供了理论支撑。随后几年间出现的“反蝗虫”“反双非孕妇”“反水货客”“反自由行”等运动中香港青年提出了“捍卫本土”的口号，错误地将香港与国家、将本土与内地对立起来，更是直接激化了香港和内地的矛盾。2012年7月，香港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编订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因为内容与以往相比变动较大，所以引发香港社会出现了对国民教育课的部分质疑声音，甚至将这一旨在强化国家认同的课程视作是“洗脑宣传”。有些极端团体更是趁机煽动市民静坐示威，对特区政府施压，要求其取消国民教育课程。面对这一压力，特区政府综合考虑后做出了“不会强制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反对国民教育的部分团体的气焰，不仅影响了国民教育课的正常开设，也冲击了国家认同的建构进程。
根据表2各路拳法的应用情况统计可知：1）冲拳和贯拳在比赛中使用的频数较多，这也是诸多选手习惯操作和应用最为广泛的拳法技术，对于抄拳和鞭拳的应用情况则相对较低，并且冲拳和贯拳的使用率占到拳法应用总数的90%以上；2）对于各路拳法每局应用的数量来看，冲拳占据明显优势，然而出拳成功率却较低，可见冲拳和贯拳战术上属于虚招，有利于配合其他技术动作的应用和战略战术上的制衡；3）在各路拳法使用成功率上，鞭拳和抄拳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可见这两路拳法技术适合比赛中的关键制胜环节，对于战胜对手取得比赛胜利有着决定性意义[8]。
2014年2月，香港大学学生会更是以“香港民族、命运自决”为主题鼓动香港社会尤其是广大青年的本土意识。当年10月发生的非法“占中”运动则将这一趋向推向了高潮，部分本土青年高举“龙狮旗”宣扬“港独”，并散播美化殖民主义的言论，甚至希望让“激进的反对派人士”甚至是“对抗中央的、不爱国爱港的人士”来竞逐特首职位[21]。虽然整体而言这部分人以及这些言论并非香港社会的主流，但是确实在香港本土社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借助媒体传播对“一国两制”以及中央政府的治港方略造成了负面的冲击。近年来发生在香港的这些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虽然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0余年，但是人心的回归并没有完成，而且近年来还有倒退倾向，国家认同问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而多项调查结果甚至显示回归以后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认同在部分年份甚至低于回归初期，这也就意味着香港的国民教育在整体上是不怎么成功的。
就时代大背景来看，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近20年来影响人类社会最大的事件，相应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形象和声望都在持续提升，国内的社会发展环境更加开放包容。但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不升反降，各种缘由令人深思。概括下来，香港社会尤其是青年人的国家认同自回归祖国以来发生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多元化、自由化甚至分离主义思潮的冲击，也有内在的源自香港社会内部的阶层分裂、国民教育成效不足、媒体误导以及殖民时代的历史遗产等因素的影响，还包括与内地的交流互动出现了隔阂、误解、猜疑等情况，最终引发矛盾甚至将内地和整个国家放置到对立面。其中，作为国家认同建构基础性路径的国民教育受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国民教育发展受阻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与香港社会受到外来思潮的影响以及长期以来未能根除的殖民遗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至于香港部分青年人对内地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和社会发展模式等抱有偏见，所以在多次运动中走在前列，抵制和抨击“一国两制”以及特区政府的政策等，从而由抵制国民教育而发展到拒绝国家认同和消解国民意识。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及相关部门也要反思，为什么强调爱国爱港的国民教育课程就成了港人排斥甚至抨击的靶子。有学者指出，“这次围绕国民教育所起的波澜，与我们对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的认识落后，依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方式与实践方式上看待与处理国民教育问题，试图把内地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和做法简单地移植到香港有很大关系”[22]。
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新时代的新选择
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要继续坚持“一国两制”这一基本制度，提升香港青年对这一制度的支持和拥护，一方面要引导广大香港青年在国家认同问题方面要着眼大局，理性沟通，凝聚共识，另一方面则要在更宽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赋予香港青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一国民身份的存在感和使命感，从而将其对祖国的国家认同真正融入个人发展的基因。这就要求在“一国两制”这个大的制度框架下，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大的国家发展战略，自上而下地做好顶层设计，实现粤港澳三地的跨区域整合，通过大湾区的建设推动香港这个多元社会找准身份，既要注重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吸纳效应，也要强调中华文化这个文明主体的软性滋养作用，通过软硬并举在香港同胞尤其是香港青年中建构起坚实而有力的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实现香港领土回归和人心回归的完全统一。
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建构一直是香港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是自1997年回归以来，如何在香港青年中构建明晰的国家认同，推动香港社会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国家和香港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具体而言，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指的是香港青年对自身的“中国人”身份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和文化认同，以及由此而塑造并在与国家的互动中所不断强化的国民意识和国族观念。也就是作为香港人的自我的个体认同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与内地各省份以及整个国家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融入强化认同中国人身份的过程。
在临近回归的1996年，港英政府才在当年重新修订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中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开始涉及祖国以及爱国主义等课题，但是就具体内容和整体架构设计来看也未能完全对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很难实现国民教育所具有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感情培育目标。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首任特首董建华在就职典礼的演讲中指出：“由于香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祖国分离，香港同胞往往对国家缺乏了解。在‘一国两制’的新环境下，我们将会有许多机会和充分条件，去认识国家，认识民族；去热爱国家，热爱民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新接上中华民族的根，‘一国两制’的事业才能成功。”[15]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特区政府对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通过强化国民教育活动，不断增强了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归属感和中国人的国民身份认同，广大香港青年在原本就富有爱国情感和时代感的爱国群体的带动下逐渐成长为香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8年香港广东青年总会等机构就香港青年在大湾区的升学就业创业等问题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近六成的香港受访者表示知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计划，同比增幅达到25%，香港青年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了解程度亦有显著提高，增幅达到25%；接近半数的香港受访者认为大湾区的发展会为香港带来机遇，相比去年增长13.75%”。[25]该项调研中，有43.51%的香港本地青年认同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会为香港带来机遇，而在广东工作、学习、创业及生活的香港青年受访者对大湾区的认同度则高达63.99%。这在一个侧面印证了交往交流交融与认同构建的正相关性，也意味着大湾区内的多层次多领域多元化的交流互动对于提升香港同胞对内地以及祖国的认同感和国民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利用好大湾区的规划建设来推进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构建和国民意识塑造与强化，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也注重底层设计，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以及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等不同的路径依赖来实现“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的愿景是时代赋予国家、大湾区和香港的责任，也是香港青年的未来选择。
第一，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做好顶层设计，在“一国两制”大框架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实现跨区域整合，为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构建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核包含着求同存异、共存共荣的精神，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曾强调，“‘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26]回归20多年来的香港所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涵盖在“香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还需完善，对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等等多个方面。而所有这些问题对于当前香港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构建都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23]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地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不仅为两地的社会和同胞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利益，而且对化解当前港澳地区与祖国之间认同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两地社会所存在的内在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这一规划建设也契合了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坚持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24]这一发展愿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规划的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平台，不仅为大湾区三地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同时对于增进粤港澳三地社会层面的交流和融合也打造了一个更为开放包容的舞台。
第二，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步强化底层设计，进一步构建和完善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构建的社会基础，推动民心相通，积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发展共同体。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以及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保障，而作为底层设计的社会层面则是整合大湾区的重要基础，是一种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推动社会共同体建设的有效途径。在双方交流方面，当前香港与内地青年之间的交流是比较通畅的，但是交流层次和规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表现为交流方式比较单一，深层的交流项目比较匮乏，交流覆盖面过窄和过于集中。这些都不利于通过双方或者多方的互动交流来提升国家认同。今后的工作中，加强粤港澳青少年交流平台建设理应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选项。近年来珠海等城市积极利用区位优势，以“青年同心圆计划”和“新时代大湾区青年启航计划”为统领，大力推进在内地工作生活的香港青年、香港本土的青年以及内地青年的融合交流合作，不断拓展交流合作领域、提升交流合作层次，积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发展共同体”[27]，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从二战以后到回归以前的几十年中，港英政府一方面试图在青年人教育中通过“去中国化”的“疏离教育”来弱化香港青年的中国认同，疏离香港青年的中国观和对祖国的亲近感。同时，通过强化对英国规范、习俗和价值的教育来塑造香港青年人对宗主国的认同和对殖民统治的认可。另一方面，以社会观念对冲国家意识，以“去政治化”的社会建构来淡化国家观念，这种“无国家教育”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青年人的国家意识淡薄，政治参与度不高。最终，香港出现了对中华民族认同的缺失，爱国教育和爱国群体的活动受到港英政府的长期限制和打压，香港几代青年人形成了重实用主义且缺少国家意识的发展特点，最终导致了像浮萍一样的集体失根现象。
第三，以由外而内的方式积极推动内地与香港的对接，向香港社会呈现内地的发展活力、开放动力、制度潜力以及合作诚意，通过广东省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带动和反哺作用，促进香港青年对内地的认知和认同的提升。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的和平崛起，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以广东为代表的内地省份在多项指标中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些中小型国家的经济体量和发展规模。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省份，有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活力和开放动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制度潜力和治理能力也得到了有效的释放和发挥。广东省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具活力的龙头区域，不得不承认当前其已经对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了较强的示范效应。相比此前香港对内地的带动作用，广东省的崛起有着明显的反哺特征，进而通过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群建设实现与香港的协同发展，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以不断强化的参与感和融入感来提升大湾区各次区域青年群体对国家的认同。
将图8与图2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相较于普通支护，改进后的强护表高韧性整体支护更能有效控制围岩，特别是顶板的变形及破坏范围大幅度降低，两帮的破坏范围也有一定的降低。
2019年2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广东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8-2025年)》明确提出，要深化实施“青年同心圆计划”，建设青年家园、创业基地等港澳青年综合服务阵地，开设港澳青年服务热线，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公共服务有效衔接，为港澳青年来粤学习、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30]这是广东省在官方文件中就进一步深化粤港澳青年交流而制定的最新详细规划，并就相关的保障制度建设给出了明确的思路。此举必将对香港青年尤其是往来于粤港之间或者定居在广东的香港青年群体提供明显的吸引力，弱化他们来内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忧虑，提升他们对广东省以及大湾区建设的热情和参与度，长期来看则将对他们的国家认同建构由外而内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A.现在大多采用灯丝、永磁电离室或RF射频波电离室(也有用潘宁源)产生等离子体，在加速电极作用下、行成正或负离子流，再通过中性化室，形成高能中性的原子、分子束流。能量转换效率可达30%，粒子能量可达10kev以上，流强可达20A。其能量、流强的范围很广，运动不受磁场影响。具有加热等离子体和输入燃料等作用。也是特殊热处理的工具(材料改性)，空战中，也是一种武器。
第四，以由内而外的方式发挥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以香港自身的复合型优势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进程中推动香港青年同步融入大湾区建设，同时加强国民教育、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序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引导和规范。经济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香港一直以区域龙头的地位而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整个区域的金融、商贸、航运和服务中心。而如今随着广深佛城市群的崛起，对香港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城市地位的转换相应地在部分香港青年的心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一定的失落感。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完成，推动香港梦与中国梦的融合统一，将香港的发展纳入国家的发展体系，通过与内地的深入合作逐步恢复香港的发展活力，有效提振香港的传统优势和发展士气。而香港与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与复兴发展，必将有效地增强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和国民意识。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香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发展战略中发挥优势和作用。”[31]所以，就香港自身而言，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时代，切实维护“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主动融入大湾区建设，持续拓展与内地的合作关系，将成为推动青年融入内地的重要基础和保障。作为时代发展最活跃的群体的青年人始终是这个大时代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者，爱国爱港旗帜的关键还在青年人手中。所以，在香港主动融入大湾区建设的进程中，要通过不断创新的思路来推进香港社会国民教育体系的升级发展，以香港同胞能够认可且积极参与的方式强化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善治的理念引导广大青年对政治的有序参与，在复合层面不断推动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构建和国民意识塑造。
五、结论
总之，香港回归20多年来，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经历了从回归前的疏离到回归初期的懵懂再到后来的强化的转变。而近年来，随着香港社会内部的撕裂、殖民政治遗产根除的不彻底以及全球性的民族分离思潮，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部分青年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知基础，助长了“港独”等一系列不良的现象和运动。另一个层面在香港青年人中间也出现了对香港的未来失去信心，寻求移民或者逃避现实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不论是国家还是社会，不同的层面都应该反思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去化解直至最终的解决。随着国家推出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建设与发展，港澳地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已经大大超出了以往的程度，利用大湾区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粤港澳三地的资源整合与分配，提升港澳地区与祖国内地的亲近感和对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感，将成为未来大湾区建设的重要使命，也将考验着湾区建设甚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因为强大的国家认同“能为国家这一共同体维系自身的统一性、连续性、稳定性和独特性提供保障”[32]。
正如吉登斯所言，“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人们从不怀疑自己是特定国家的公民，而且也无不注意到国家在其生活中所扮演的多样性角色”[33]。国家认同强调的就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每个个体对这个共同体的归属感。一个现代国家尤其是多元化的现代国家，强烈的国家认同是维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纽带，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国民所拥有的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认知。当前，香港青年只有明确其“中国人”身份这一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才能在接纳国家的同时为国家所接纳，才能形成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才能将自身发展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系统应该包含“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两个部分，但主观评价要以客观评价（量化评价）为依据，如图2所示。
（1）生活办公区域布设：所有的生活区以及办公区房屋均采用简易房建设，统一白色墙体和蓝色屋顶，设置单独的大门，实行封闭式管理，严禁任何非工作人员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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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4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2019）01-0044-11
[作者简介] 范磊，国际政治博士，山东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公共外交、新加坡政治。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加坡族群多层治理结构研究”（16YJCGJW003）的阶段性成果；山东政法学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2015年度课题“济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与价值观认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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