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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建设问题，更进一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问题，无疑将影响到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因此这项工作是极端重要的。但是文化究竟是什么，我们抓文化建设究竟是要做什么，目的是达到什么？等等，对此却不能不有一个明白的定位，不可只凭一种印象或愿望做决断，使之流于表面形式，行之不远。
结合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就需要深入一些的思考：一个关于什么是“文化”，另一个则关于什么是“传统”。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觉得特别要注意防止把文化与文章相混淆、把传统与旧制相混淆这两种观念上的误区，把我们思考的方向搞偏。
关于文化，据说世界上对它的定义有上百种之多，可见要统一说法确有难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基本的概念常识。即文化决不仅仅是精神的（还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而精神文化也决不能完全归结为文人文化和文章典籍。时下关于传统文化的议论和举动中存在着一个将“文化＝精神文化＝文献典籍”、“传统文化＝古代文献典籍”的误区，是值得注意的。否则对于人类文化的理解，将会成为最狭隘浅薄的偏见，“宏扬文化”也会成为最庸俗无聊、华而不实的玩弄形式和文字游戏。
按唯物史观的理解，文化即是人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怎样的，不在于他如何声称或想象自己，而在于他如何生活；社会是怎样的，不要看它关于自己说了什么，而要看它做什么和怎样的。这就是说，精神文化也是个“虚”和“实”的问题，即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所说和所宣传的是什么，与人们实际上所想和所做的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它的文章、文献、典籍的关系，犹如这个民族人的生活方式和实际“所做所为”、与他们出于某种主见而“所言所说”的关系。事实证明，要认识一个民族、一个人有怎样的文化，主要不在于他们的言辞和感情的宣言是什么、表达了怎样的认同，而在于他们是为何和如何（以什么方式）认同和表达的。人们对待自己生活的现实态度和选择方式特征，比他们拿在手里的文化经典更能说明其文化和传统。深入了解人们的真实所想所为远比查阅书本要麻烦得多，但唯其如此，才有资格判断一种文化的完整真实。如果讲文化只关注书本而忽视了人和人的现实生活，讲古代文化只关注古人口中笔下所说的却忽视了他们身体力行所做和所做到的，讲民族文化只着眼于少数精英而忽视了广大民众，等等，无异于避实就虚。这样很容易把一时的愿望当成了恒久的规则，把少数人的感想当成了普遍的事实，把曾有的宣传声势当成了既有的实际成效。这样看历史，就会如鲁迅所说，看人只看“搽了粉的脸蛋”，而未去“看他的脊梁”；这样谈文化，就只会在“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游移循环中兜圈子，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和创造力；这样去设想未来，就总是沉缅于某种昔日的辉煌，用昨天为明天立极，走不出“逆时向思维”的消极心态。
传统是否仅仅等于“过去”或“过去已有的东西”？一说起“传统”来总有不少人习惯于这样想，似乎“传统＝过去”是无可争议的。但这是一种在形式化操作中形成的非常肤浅的表面印象。中外思想家经过认真严肃的考察，曾对“传统”的本质和特征做过各种力求科学的说明。这些说明大同小异，都认为传统是在人们生活中形成和世代相传的思想、道德、习俗等文化内容和形式。传统是把人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连接起来的那些社会因素和方式。就是说，构成“传统”的两大基本要素是：（1）在过去或历史上形成的；（2）并且流传至今、或仍存在于现今的东西。也就是说，传统是指走到“现在”的“过去”，是“过去”在“现今”的存在和显现，而不是仅指过去曾实有、或者人们赋予过去的东西。传统并不是先天注定、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发展着的。古已有之的东西，未必皆成为传统；古未有过的东西，也未必不能进入传统；说到底，在生活中已经死去的、在历史上湮灭了的东西，并不属于传统；只有在现实中仍然活着、并起着作用的既往存在，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传统。单纯用“过去”来解释传统，那么“宏扬传统”就会同复古和保守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这种理解方式还必然会遇到一个难题：“过去”到什么时候？从何时开始有的东西，才有资格称为传统？譬如京剧，如今被公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奇葩。但京剧的形成迄今不过200多年，那么200多年以前它算什么？如果当年徽班进京时，人们以“不合传统”拒之，我们还会有今天这个“国粹精华”吗？
所以，认识传统必须以“现在”为坐标。如果这样比较理智地、科学地看待传统，要了解它的真正面目，就应该是把重点放在现在。要了解中国人的传统，就要首先认识现在的中国人，从现在追溯过去，而不是脱离现实，只知一味地（事实上是按照主观愿望有选择地）回顾过去。立足于现实有助于使我们注意自己思想文化习俗中更深层的、实质的东西，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的形式。例如，爱讲传统，并经常以过去为标本来说明传统，这本身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迄今我们仍在保持。从孔夫子“法先王”、“克己复礼”和“信而好古”起，我们民族（主要是上层精英）就有一种习惯和风气；每当重要的历史关头，就要大力回顾过去，追求先人，喜欢走“托古喻今”、“借古证今”的文化路线。其中包括一些激进的改革者，历来也喜欢从归咎和责备前人入手。对于这种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重在探究过去的逆时序思维传统，它的现实基础、文化涵义、价值导向和实践意义究竟如何，难道不也需要加以省察吗？省察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或抛弃这一传统，但至少可以使我们对此有更明确的自觉，从而追求更科学的方式。可惜的是，已往虽然对此有过反思，但一直很不充分。
事实表明，中国历史上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从来都与传统保守主义者一样，身上带有（甚至有时比后者更深的）传统烙印，——他们往往是以最具传统特色的方式去反对传统。与之相反，那些并非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立场上的外国观察者，当与自己利益不相冲突时，却常常表现得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更多的宽容、理解甚至欣赏态度。这恰好说明，传统本身也是多面的。传统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常常是同一传统硬币的两面。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即传统的主体之人，不论其对民族的传统是爱是恨、态度如何，因为他们正是在这一传统的母体中发育的，所以都并非是、或者很难是能够外在于，超越于传统的人。而真正与某一传统相外在、相背离的，却只能是与它本不相干、对它来说属于“非传统”或其他传统体系的人。
对“传统文化”概念做必要的批判考察，应该破除对它的狭隘化、表面化和神秘化理解，增加一点重视现实，注重实际，尊重群众，依靠科学，面向未来的意识。说具体些就是意识到：“文化”以文献典籍为镜象，但并不仅存于文献典籍之中，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是创造；“传统”从过去而来，但并不等于“过去”；传统存于现在，我们的传统就在于我们的现实；因此“国学”乃中国古今之学，而并非只有“古学”；等等。与对传统文化的传统理解相比，也许这样的说法，更有利于增强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健全意识。
总之，文化是怎样的，归根到底是指人是怎样的；我们的文化怎样，归根到底是我们自己究竟怎样。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谈论传统和文化，就不应该忘记人，不应该忘记我们自己现实的权力和责任。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充分的责任和权力，不仅继承它，而且创造发展它！要建设走向新世纪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也不是从概念出发，完全按照过去的书本模式来设计和规定未来，而要最终从我们自己的现实出发，向前看，在改造和发展实际生活本身的同时，去探索和建立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新思想、新道德、新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