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人文”与语文教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改论文,语文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学术界关于“重建人文”、“重建道德”的讨论十分热烈。这场大讨论，针对社会风气逐渐远离传统、教育失误、价值观“物化”的种种负作用，针砭时弊，目的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恢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复兴我中华。
这场大讨论中，理论家们对于“重建”的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都在“重建人文”上。那么，什么是“人文”？为什么要“重建人文”？“重建人文”与普通中小学的语文教改又有什么联系？这是普通的语文教师不得不关心的大问题。
什么是“人文”？智仁相见。古文献《易》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即是“人文”。最具权威的国学泰斗钱穆先生解释说：“物相杂谓之文，人文即指人群相处种种复杂的形相。”他又说：“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要做人，得在人群中做，得在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人中做。要做人，必得单独个人各自去做，……又必须做一有德人，又须一身具诸德。……人处家庭中，便可教慈教孝，处国家及人群任何一机构中，便可教仁教敬。人与人相交接，便可以教信。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上，一切寄托在人生实务之道德修养上，一切寄托在教育意义上。”[1]这是以“仁”为核心，由人之一的观点，直演进到天下之一的观点。这是强调教化、修养和精神，使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它要求人们做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交，止于信。”[2]这是几经历史变迁，却不改初衷的观点，即“肯定人性的价值，肯定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肯定人是目的，维护和弘扬人的主体性”。[3]
可是，长时期以来，我国忽视“人文”建设，到“文革”期间，竟毁灭文明，那时哪来“人文”，有的只是宗教蒙昧主义的“神文”。近十几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教育失误”，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巨大冲击，而新的价值系统又没有建立起来，“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于物质文明的建设”，所以“人们的心灵无所归依，行为失范，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空前地衰落了”！[4]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衰落的人文精神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广大的青少年，我们的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对此采取了对策，但是在治“本”上还要花大气力。中、小学语文依据本学科特点，在对学生的“人生修养”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上，应该大有可为，但是，努力远远不够。
实现“四化”，复兴民族的希望在21世纪，在今天的青少年。所以“重建人文”对现今的青少年学生，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必须培养高素质人才。其标准，不在其地位的高低和金钱的多少，而在于是否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是否有高的“人文”素质，是否德、智、体等诸方面全面发展，否则难以承担“四化”重任，能以对自己、家庭、社会乃至天下实现“自我价值”。我国的“现代化”，不仅取决于“物”的“现代化”，更重要取决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尤其需要具有“人文”的高素质。
“重建人文”不仅是中国的必须，也是全世界的必要。七十年代以来，东亚崛起，这是“工业文明”与中国儒教的“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产物，西方专家因此称之为“后儒家社会”。这震惊世界，值得我们借鉴。现在，在日本、美国、西欧和世界上许多地方，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对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南朝鲜，则强调以儒学治国；在新加坡，对中学专门开设儒经伦理课，让学生一方面学习“经典”，一方面学习汉语言。七年前，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曾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就同属于全人类所共同有的。五年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我国召开“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对未来人才要求提出了相适应的伦理规范，这就是人和人以及人和自然的八个“关心”，充满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西方发达国家，重物轻人，以力横决天下，人们心为物役，重利轻义，不少人做人丧失原则，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际关系冷漠，现在他们中的有识之士，转向东方，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寻找中国的儒教和“人文”，寻觅中国古老的“东方智慧”，以期获得济世良方。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走势。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抓紧教育，重建人文。
近十几年以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拨乱反正，肃清极“左”。如中学语文大纲对过去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文学课”、“政文课”做法，提出“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要“使学生热爱祖国语言，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是给“语文”作了科学的定性定位。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依纲据本，在语文的德育渗透、在开发学生智力，发展其听、说、读、写能力等方面，从理论到实践上作出极大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语文教法的艺术性探讨、语文学法的艺术性探讨，以及指导学生如何学习和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方面的研讨等等，使语文教改进一步深化，这都应给予充分地肯定和高度地评价。但是整个中、小学语文还存在一些问题，致使不少语文专家们惊呼“速度效率偏低”、“实用性不强”，这原因究竟在何处？
依笔者浅见，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上“重理轻文”、商品经济的负面作用影响学生学习等等，除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些值得研究，如：在强调语文的科学性同时，没有鲜明提出对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修养”的培养。我国的“语文教育”在世界上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具有“中国特色”，它的知识综合性极强，是一种文化教育，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教育，同时也是进行学习汉语语言教育。这一点，从春秋战国时的《学记》到清代的《学海津梁》等众多的语文教育论著所论述的便是明证。到近代废科举、兴学堂之后，“语文”逐渐被“科学化”，但也逐渐淡化了“人文”。现在强调了“学习语言”，是一种进步，但没有鲜明提出“人文”问题，而缺少“人文”，远离传统，语文在其指导思想上，在教材内容上，甚至在教学方法上，就缺少了“生命”的源头活水，它的“舞台天地”太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适应不了“现代化”的需要。我们应借鉴古人，重树具有本民族特点的语文教育观。
正如现今的语文教材，缺少展示中华民族“元典精神”的“经典”。没有这些“经典”，学生就不能直接接触优秀传统文化，也就谈不弘扬它，也就不可能具备“人文精神”。
近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在普及知识教育上，在传播新思想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在对以“经典”为代表的旧文化的清算上，缺乏冷静分析的理智，只凭强烈的爱国热情，全盘否定了“经典”。兹后，独专白话文，而废除了我们祖先的珍贵的典籍，并不断地批判了先哲们的不朽的思想。其实“经典”可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可以“重建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家们重估《学衡》是正确的了。也许有人会问：“三纲五常”也正确吗？回答应是：“三纲”不正确，是负面的，它不符合孔孟儒家传统精神，但它是从汉朝开始起被后人异化的，至于“五常”或“五伦”是可以作现代化的。我们对于传统文化，当然要分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再如在教学方法上，现在重分析、重理解，受西方影响很深。美国杜威博士的理论“教育即生活”、“理解为教育前提”；前苏联不少教育家的理论，他们强调科学，科学讲求的是知识的系统性，要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这对于自然科学的教育行得通，但对于中国传统的语文，不一定行得通。因为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是广义的文化教育，它所突出的是人文教育、文化素养的培养。所以在方法上，注重“时雨春风”的陶冶，讲究“熟读而精思”的读书法，提倡“长善救失”的原则，在教授过程中还强调“身正而行”的为师之道。在语言上，汉语言的特点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特点，因此倘用西方分析语言的方法分析汉语语言，其效果有时甚至味同嚼蜡。著名学者金岳霖先生说：“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是朦胧、模糊，它的涵盖面几乎无边无际，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而西方语言文法的结构比较准确、分明。”接触一下古代经典，读起来赏心悦目，不少语言极具结构美、音乐美、词语凝练美，包括象庄子这样伟大思想家的作品，读起来竞感到诗意盎然。我国古代这些经典作家，他们都是一些最好的语言大师，读经典又可以学习祖国的母语，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但“经典”上语义，绝不是靠西方“科学方法”分析出来的。
“重建人文”与当今中、小学“语文教改”是这样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指导，后者是前者指导下的部分实践；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部分结果。这不正是“大语文观”吗？
注释：
[1]钱穆《民族与文化》第32页—33页
[2]《大学》
[3]郁建兴、王小章《马克思与现代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4]李宗桂《民族文化素质与人文精神重建》（《新华文摘》、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