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
刘韵竹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以经济发展带动世界各国繁荣和谐的新愿景和行动纲领,是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尽管“一带一路”倡议在根本上以经济建设为主导,但其影响早已逾越了经济领域,在政治互信、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等多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既对我国以及沿线国家和地区意义重大,同时也必然会激起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上的涟漪。
语言与文化的融通能力、语言人才的储备能力、语言应用服务能力、语言学术研究能力等都属于国家语言能力的范畴,应当在语言规划、人才培言、语言服务、语言研究等方面开展工作,以便不断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近年来,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纷纷开展“一带一路”倡议研究,他们紧紧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需求进行调查与研究,提出了许多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措施和实施方案。本文拟从“一带一路”倡议与语言的关系、国家语言能力及构成、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是当务之急三个方面,集中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家语言能力提升这一课题。
曹欲晓(2001)分析了以“代理说”为理论基础的现行增值税处理方法“扣税法”存在诸多弊端,反驳论述了增值税“代理说”的不合理性,并从会计学定义出发分析论证了增值税费用化的理论基础——“费用说”。[1]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语言的关系
“一带一路”的焦点内容是联通,这种联通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语言、文化等方面,着眼于未来,民心相通才是最高层次、最有意义的联通,才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最难的联通。
首先,语言为“民心相通”提供根本保障。“一带一路”既是经贸通道,也是文化互鉴之路。互联互通的基础是语言互通,“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德国学者威廉洪堡特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只有在此基础上,各国人民才能生发出思想理论上的共鸣,为达到共识、谋求共同利益提供可能。
其次,语言为互联互通的确立提供重要支撑。语言的互通和共融为“一带一路”的实现提供重要条件。正如陆俭明先生在《推进“一带一路”需提升国家语言意识》中所指出的:“信息化时代,国家语言能力与获取信息的能力,信息资源的储备、利用、保护的能力,国际空间开拓的能力,以及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成正比。任何国际交往和国际利益的争取与维护,都需要有很强的语言能力的支撑。”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沿线各国人员之间往来更加频繁,关系更加紧密,合作机会日渐增多,合作深度也日益加强。过去,精通沿线国家和地区语言的人才需求量并不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必然形成巨大的人才缺口,也对这些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掌握金融、法律、工程、文学等方面过硬的业务知识,更要熟练掌握当地的语言。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校在语言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培养出精通“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中国学生,同时培养来自“一带一路”区域知华、友华的外国人才,并且二者要协同促进,努力形成相辅相成的人才培养体系。
古代的“丝绸之路”是中西方文明互通有无之路,也是中国文明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之路。当今“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丝绸之路”一脉相承,是再次启程的经贸联通之旅,是一次复兴的文明交流之旅。语言作为一种软实力,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推进力量。可以说,民心相通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社会根基,而保证民心相通的关键和基础则是要做到语言先行。
最后,语言是彰显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西班牙语言学家内布里亚在《卡斯蒂利亚语语法》一书中指出:“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这句话道出了语言的兴衰与国力强弱休戚相关。“国之强,则语言强。”正是由于昔日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需求,我国早期的外语教育才得以萌芽,所以已知的最早的外语教育发端于汉唐时期。“国之弱,语言亦弱。”到了明清时期,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我国的经济发展陷于停滞,更遑论国家外语能力的发展。可见,一个国家语言能力的强弱,既关乎国家的盛衰,更关乎国家的存亡。
二、国家语言能力及构成
语言能力分为个人语言能力(母语能力、多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各种职业、专业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行使国家力量时所需的语言能力,如在抢险救灾、反恐维稳、海外维和、远洋护航、联合军演、护侨撤侨及各种国际合作中,国家语言能力都起着重要作用),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问题恰恰就属于国家语言能力的范畴。本文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语言与文化的融通能力
再次,语言是丝路安全战略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容小觑,不仅可以起到防范、规避和预警作用,在消除和化解民族误解的过程中,语言也表现出显而易见的作用和价值。
语言是人与人顺利沟通的媒介。没有语言就无法沟通,不沟通的后果就是彼此之间难以理解甚至产生误解。中国文化想要走出去,最无法离开的基础单元就是语言,语言交流是文化交流的第一步。由此可知,语言文化的交流能力不仅仅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二)语言人才的储备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互联互通过程中起先导性作用的是文化与教育,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能够确保“一带一路”倡议走得更长更远。因此,“一带一路”的文教融合,应当主动与沿线各国对人才的需求接轨,有针对性地开展人才培养工作,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实现教育方面更广范畴、更深层次上的合作与交流,增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
语言服务的关键是语言人才的培养。然而遗憾的是,我国专门语言人才的培养在长期以来都未能实现双向思考,人才培养的目的性不明确,因此我国专门语言人才十分匮乏,复合型语言人才、语言应用研究及教学人才和非通用语种人才等都有巨大缺口,这项短板甚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般情况下,具有普通意义的可视化能够展示分析结果。可是采取交互式可视化的方式,能够对进行探究式的询问,从而让分析有新的线索,从而形成分析迭代以及可视化。当前,该领域研究的重点,包括以大规模数据为基础的实时交互可视化分析,以及该过程引入的、自动化相关的要素。
(三)语言应用服务能力
“一带一路”倡议的语言应用服务指的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向相关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家庭或者个人的语言咨询、语言教育、语言翻译、语言技术支持等方面的跨语言服务。随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施行,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人员流动量会骤然增大,在语言使用方面,原本稳定的语言格局将被打破,复杂多样的语言环境随之产生。这样一来,语言服务的需求量必然大幅增加,如个性化翻译服务、语言培训、语言家教服务、语言资源平台服务等。以个性化翻译服务为例,除了最基本的语言翻译,语言服务工作者还需要对东道国的法律、银行、信贷、税收、市场准入条件、行业规制等方面有深入了解,这样的服务建立在语言能力之上,又超越了语言能力,这样才能帮中国企业在落地时少走弯路。
第一,语言功能规划。语言功能规划可以从两个方面用心着力:一是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通用语运用现状、分布等情况的调查工作,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的通用语战略研究;二是努力扩大汉语在沿线国家政府和主要建设领域的主导地位,保证汉语在重要活动、重要领域、重要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把汉语确定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通用语言而不懈努力。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翻译中心主任陈圣权在观察华为的国外业务时,总结了一条规律:“市场做得好的地方,语言服务肯定也做得好。”“一带一路”倡议促使我们尽快培养懂得各种语言的人才。在顺畅交流的基础上,逐步培养他们熟悉当地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宗教信仰,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正常生活。懂得如何与当地人交朋友,进而渗透到当地社会中的人才,才是真正善于交流、懂得经营的不可或缺的人才。
(四)语言学术研究能力
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还需要语言方面学术研究的支持。首先,要注重构建具有中国思想的国际话语,因此,“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的语言表达应该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素材,学者应当致力于构建得体的“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争取理解、规避误解,不断扩大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为真正实现语言的平等互惠做好准备。其次,要重视跨境语言的研究。跨境语言指的是分布在不同国境中的同一语言。在广义上,跨境语言的内涵是两个或多个接壤或不接壤国家所使用的同一种语言,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都使用英语;而狭义的跨境语言指的是相接壤的不同国家中的同一种语言。语言文字事关国家安全,跨境语言文字则事关国家周边安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跨境语言地位独特,它将扮演十分重要的沟通与认同的角色。“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开始,国家应尽快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着手制定总体的“一带一路”语言规划,重视治理以跨境语言文字使用为主要特征的边疆语言生活,将其做为“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重大研究课题。
三、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是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国家语言能力已经深刻影响到国家方方面面的发展,包括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大众生活等。它不仅是国家的软实力,而且正在逐步转化为硬实力,可以说,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核心利益息息相关。然而,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比较薄弱,远远不足以与日益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相适应。因此,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任重而道远,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在当前形势下,亟需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提升我国的语言能力。
基础网络系统平台在4k技术电视播放实践一体化网络系统中的功能主要分为数据传输和信息通信两个部分,它可以结合不同业务子系统的实际需求,为其提供稳定高效的路由支持和网络接入。业务支撑系统平台是4k技术电视播放实践一体化网络系统的联通和管理枢纽,它对系统信息、接口协议进行了定义和实现。主体业务系统可以细分为新闻、非新闻类节目、广告、媒体资源管理等多项系统。其他业务系统是指不属于主体业务范围的其他业务的支持系统。[2]此外,各技术系统之间存在系统接口,系统接口关系是指两个系统之间的定位关系。
(一)重视顶层设计,完善语言规划
第四,语言服务规划。“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过程中,对外,我国企业需要面对诸多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问题,显然,对跨语言翻译和咨询的需求必不可少。而有了语言服务规划的可靠保证,既可以使语言和语言研究为企业助力,也会对语言学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南澜沧江地区,构造、岩浆作用的发生都受到特提斯的演化的影响。伴随着火山岩浆的喷溢,深部的大量成矿元素被带到地表附近,形成矿床。早二叠世开始,澜沧江洋壳向东俯冲消减,引起了早三叠世思茅地块和保山地块发生碰撞,至中三叠世进入了碰撞作用的晚期,俯冲的大洋板块在深部发生了拆沉,导致本区的构造机制从挤压变为伸展,在伸展作用下形成了双峰式火山岩。伴随中晚三叠世火山活动,成矿热液沿火山通道上升,并在火山通道或火山碎屑岩中发生矿质初始富积。晚期矿化作用,由于该区域构造运动明显加强,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气体以及英安斑岩的侵入作用使铜矿物质再次富集,从而形成与火山-次火山岩(英安斑岩)相关的铜多金属矿床。
201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2018年印发的《金融业“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均提出,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建议根据《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借鉴国际标准,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破产处置条例》,明确包括系统重要性银行、农信社在内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特定条件下接管、重组、撤销、破产的处置程序和机制,加快建立问题银行市场化退出机制。
第二,外语语种规划。在外语语种规划过程中,一方面要做好地区通用语规划,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除了政府间交往以及处理外交事务外,在进行跨国合作和民间贸易时都会用到当地的一些非官方语言,所以地区通用语规划不能忽视;另一方面,不能忽视战略语种的规划,应当注意到,“一带一路”沿线局势并不稳定,存在着一些非传统安全风险,因此应当在战略语种规划上下功夫。
第三,语言传播规划。第一步,国家应当高屋建瓴地统筹规划汉语国际传播,根据“一带一路”的内容设计将汉语国际传播纳入“一带一路”的行动系统当中;第二步,充分发挥孔子学院在国家语言传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依据“一带一路”经贸和产业合作格局,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全面细致地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供确实有效的语言资源。
显而易见,要想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使之为“一带一路”倡议“铺路搭桥”,首先必须在国家层面树立并增强语言意识,充分认识到国家语言能力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国家应尽快组织专门力量,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在调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各种语言需求、问题和薄弱点的基础之上,强化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并落实全方位的国家语言能力发展战略及实施计划。这些规划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二)加快对语言人才的培养
三是导向性原则。职称量化考核体系不仅要使评审结果客观公正,更是引导专业技术人才成长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对专业技术队伍建设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量化评审要突出工作实绩,体现公平竞争,摆正生产与科研、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做到能力与水平兼顾,成果与业绩并重,不能倚轻倚重、顾此失彼,更不能本末倒置,防止片面性和论资排辈等不良倾向。量化评审应尽可能地反映出申报人员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鼓励先进,鞭策后进,防止平均主义,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引导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正确方向成长,促进专业技术队伍整体素质提高。
其中,参数λ>0和R分别表示耦合强度和噪声强度; 表示独立白噪声标量;aij(x)表示个体之间的连接强度,满足定义1,具体表达形式为aij(x)=1/(1+‖xj(t)-xi(t)‖2)β(β≤0.5)。
要使这些问题得以解决,需要改善语种结构,提升人才标准,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培养模式,加大精通沿线国家和地区语言的高层次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在语言培养的同时,不忘将国际视野渗透其中,力求培养出真正的跨文化沟通行业专才。
同时为保证挖沟机能够正常越障,车体与地面的最小离地间隙应作为重要参数进行考虑,可以得到如下安全的离地间隙[8],即
(三)强化语言服务体系的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所包含的语言服务主要包括翻译、咨询、教育等方面。可以预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开,语言服务将成为一个新兴产业,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家庭以及个人对该项服务都有着迫切的需求,因此语言服务的调研工作刻不容缓。
一是建立“一带一路”国家或区域的“多语言服务联盟”,力求把我国打造成为基于大数据的全球语言集散中心;二是创新语言服务模式,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灵活多样的语言服务;三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各种移动通信平台,努力搭建样式多、覆盖范围广的语言使用服务平台和多语言咨询服务平台。先要整合资源,利用互联网这一平台将翻译资源和术语语料进行知识资源的整合,之后要着力发展现代化的新型服务样式,从而实现严谨细致的翻译效果。
(四)加强语言学术的研究
作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基石的语言学术研究,尤其是语言应用方面的学术研究,为国家语言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同时也是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全面顺利推行的强大支柱。不过,一直以来我国语言研究重理论轻实践、重静态轻动态,导致语言应用研究长期得不到重视,研究人员不多,成果少得可怜,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更不能满足“一带一路”背景下新形势的需要,因此国家有关部门的科学布局、大力推动显得迫在眉睫。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的新形势,至少以下两个方面亟待加强。一是“一带一路”话语分析。我们需要对“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话语进行梳理,对核心词汇以及相关术语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尽快落实对外宣传的话语策略。二是“一带一路”术语翻译。术语翻译是语言研究、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译什么”“译成哪些外语语种”是核心问题,我们急需全面总结相关工作的经验,制定一张明确的术语表,将“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术语充分规范化,为沿线各国的沟通交流提供便利。
结语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必须以语言沟通为前提。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着力开展“一带一路”语言规划、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重视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势在必行!
[作者简介] 刘韵竹,山东传媒职业学院新闻传播系教师。
[责任编辑:刘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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