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变革与文化产业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产业论文,体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1）05－0067－08
文化体制变革与文化产业增长是当代中国特定语境下的一对概念，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制度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是：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基础之上；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够进行适时的调整。中国文化体制变革和文化产业增长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径。研究文化体制变革与文化产业增长的关系，不仅对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构成重要经验，而且对探索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产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文化体制对文化产业成长的阻隔
一定的体制是一定思想观念的外在形式。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时候，显示出惊人的相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们对这些新制度设计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在国家制度选择上，“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629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的有组织和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矛盾。
因此，社会主义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汲取资本主义制度设计的教训，避免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矛盾发生：一方面要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1953年中共中央批转由中央宣传部编写、经毛泽东修改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2]73－74）；另一方面要使整个国家经济像个别企业（大公司）有计划生产一样，有计划地运行。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公司组织将越来越巨大，直到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从而把大公司的内部计划变为全社会的计划。[3]829－832列宁也认为，社会主义在制度设计上，就是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国家雇员，使整个苏维埃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那样组织起来。① 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是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的当然手段。
中国传统文化体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国革命逻辑的必然结果。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体制是三个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文化管理体制的延续和发展，即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宣传教育体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和延安时期党的宣传文化领导体制。从现实基础看，其形成有着深刻政治和经济背景，其政治背景是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政治体制的确立，而其经济背景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制度的确立。[4]21－97因此，它是与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一整套文化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总和。
传统文化体制本质上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计划文化体制，其特点是，政府就像一个超级文化大公司，控制一切资源，依靠政治权威和强制力手段，并通过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事业、企业单位的组织体系，对文化生产和消费进行统一管理（即所谓的四个统一，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生产和统一流通）。按照这个管理体系，文化体制中的基本关系是三个方面的关系：政府、事业和企业单位、人民群众。政府负责文化生产的计划和组织；文化事业和企业单位（计划体制下纯粹的文化企业单位数量不多）负责文化产品生产和流通；人民群众是文化消费者。
为什么这么一个设计缜密的体制后来会出现问题需要改革呢？有研究者认为，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文化体制改革，都是现实所逼。“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5]计划文化体制的弊端具体表现为，从政府方面来看，按照经济学家诺斯的两种成本理论，政府由于没有市场交易成本而必然造成组织成本过高，使得政府陷于一种高成本消耗的被动状态；[6]87－98从生产者的文化事业、企业单位来看，严重缺乏积极性，文化生产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从消费者方面看，文化产品严重缺乏，不能满足文化消费需求。既然这种体制的运行出现了问题，改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实不然。文革后期，毛泽东也有过一次反思，说现在“戏剧、文艺作品太少了”。[7]1－15但是在没有反思计划体制的前提下，这种对一般现象的反思是不可能引发文化体制改革的。
事实上，计划文化体制的致命之处在于，完全迷信和依赖政府的作用，而否定市场的价值。传统文化体制中的政府是一个万能的政府，它既是公有制的代表者，又是计划体制的组织者。一方面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单一化和文化事业活动的非市场化，从而禁止了私人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兴办文化事业单位；另一方面政府是成为一切文化活动唯一主体，直接配置文化社会资源，直接组织和管理文化生产和分配活动，直接控制整个社会文化活动的运行。所有的文化生产活动都是通过政府——文化事业单位这种运行模式得以实现的，完全把文化市场排斥在这一模式之外，因此文化产业在这个体制之下是难以产生和发展的。
在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谈话之前，市场问题一直是最为敏感的理论问题。但是并非理论问题没有澄清之前，现实中就没有市场的存在。事实上，在经济体制改革前，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潜在市场”。这种“潜在市场”首先表现为有一定的消费者的市场需求，其次表现为有一定的生产者的商品供给。尽管有合理的需求和供给的存在，但是却不能进行合法的交易。这种交易在各种严厉的政府管制措施下被阻隔了。市场力量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它能冲破一些行政藩篱，使交易得以形成。所以人们看到，尽管文革期间在各种政府管制措施的高压之下，“地下自由市场”还是屡禁不止。文化“潜在市场”也同样存在着。比如在演艺业就存在某些 “地下书场”，由于存在着强烈的听书需求，一些说书人寻找秘密场所使交易得以实现。
市场是制度变迁动力所在。没有市场的作用，制度体系的变革是不可想象的。改革开放前，一直存在着“潜在市场”与政府管制的博弈。由于市场的顽强抗争力量，最终使行政管制陷于疲态。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执政党对体制和政策的反思，不再相信政府具有万能的力量。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通过改革行政管理制度向市场让渡权力，从而释放市场的能量，让经济得以快速成长。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市场的生长。经济体制改革最初表现为一种松绑式改革，也就是撤除对经济活动的一些行政藩篱，让市场从中生长出来。一旦行政藩篱被撤除，“潜在市场”就会变成真实市场。在撤除行政藩篱、放松管制的时候，文化市场也借机得以生长起来。例如，1979年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电视的第一条商业广告，1979年广州出现了首家音乐舞厅等。正是文化市场这个体制之外的力量，给文化体制改革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支点，撬动了文化体制变革这项浩大工程。
二、文化体制变革对文化产业增长的驱动
尽管改革带来了文化市场的生长和发展，但是文化市场的成长还是受到很多限制。最先成长起来的文化市场，比如舞厅、演艺、流行音乐、录像等市场，是一种自发性的文化市场。由于行政管制成本过高或者难以管制，这些市场自发发展起来，而其合法身份事后才得到政府的认可。对于政府管理成本过高而难以管控的文化市场，采取听任发展、加强监管的办法进行管理；对于政府能够继续通过行政许可等手段控制的文化市场，采取市场准入、严格审批的办法进行管制。这种放松管制实际上是一种有限放松的改革。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市场的发育程度受制于体制改革的力度和进程。改革释放的空间有多大，文化市场发展空间才能有多大。事实上，一些主要文化市场比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由于进入这些行业有极其严格的限制，因此，要成为这些行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改革取向产生了一个矛盾：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体制外的社会投资者进入文化市场受到严格限制和体制内的文化事业单位绩效不佳而导致了文化商品和服务供给的不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政府把改革目光放到了体制内的文化事业单位的身上，即通过赋予原体制中承担公共文化产品职能的文化事业单位以文化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市场职能，让其发展、成长和壮大，而最终成为文化市场主体。中国文化体制改革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径。前期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强化文化事业单位市场职能的过程：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批转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中提出的以文补文、多业助文的政策，1987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布的《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和1988年国务院在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的文化事业单位实行“双轨制”的具体意见，以及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报告）的通知》、1992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意见》、1994年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对宣传文化单位实行财税优惠政策的规定》和1996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文件，都是对文化事业单位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保障性政策措施。
随着文化事业单位市场职能的加强，新的矛盾又出现了。那些有经营能力的事业单位出现了事业与产业双轨混合运行的状况，并且获得了双重身份（事业法人与企业法人）和双重职能（公共职能与市场职能）。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在同一个事业单位内，公共文化产品与文化商品混淆，公益性与经营性活动交叉，公共职能与市场职能重叠，这就造成了多重发展目标相互冲突，运行体制和机制日趋混乱的状况。至此，改革开始真正触及文化体制层面。文化事业单位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焦点。改革文化事业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事关文化体制改革的全局，既关系到宏观管理体制中的政府职能定位和文化市场体系中市场主体的定位，也关系到文化产业格局和文化开放格局形成。由于文化事业单位已经成为文化市场主体，只不过是一个市场职能错位的主体，因此必须通过文化体制改革重塑这个市场主体。
文化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并以此重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既然重塑市场主体处于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那么文化事业单位双重职能的改革就必然成为文化体制改革重点，因为这个改革既关系到政府文化职能重新定位，也关系到文化事业单位公共职能和市场职能的分离，从而使其公益性部分回归公共文化的职能，经营性部分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等一系列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不少学者把2002年党的十六大或者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作为全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的开始，实际上文化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还要更早些。这个逻辑起点应该是对文化事业单位双重职能分离在理论上的构建和实践层面上运作的开始。在2000年之前的文件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关于文化事业单位双重职能分离论述。文化事业一直是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提出的，而该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文化理念和政策取得了重要突破。
这份文件无论对文化体制改革还是对文化产业发展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文件中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理论都取得了突破：第一，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这是首次系统而明确地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第二，明确将文化事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这是首次改变文化事业宽泛无边的内涵定位，明确了文化事业是与公益性相关联的，从而为政府文化职能重新定位确立了理论基点；第三，明确提出了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文化产业概念，这是文化产业概念的首次提出，其意义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尽管文件没有对文化事业单位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的分离进行详细的论述，但是它为此后关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政策的准确表述奠定了基础。
从政策层面看，2000年后政府鼓励和支持文化事业单位“双轨制”政策也不再出台，这一年12月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中对文化事业的定义就是日后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内容。而2001年8月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署下发的《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则从产业角度突出了广电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文件中事业和产业的区分非常明晰。因此，无论是从文化理念还是文化政策的转变来考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都是政府全面启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逻辑起点。其意义在于：它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质性起点。文化体制改革理论和政策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十六大进一步论述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提出了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政策措施。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并提出了分类指导的改革政策。
2003年改革的总体试点方案出台，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的实施阶段。由于改革的重点是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从而大大加速了文化事业双重职能的分离进程。一方面，一部分文化事业单位回归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职能定位；另一方面，一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转为文化企业单位。随着文化事业单位企业化的进程推进，使得这些单位的文化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明确，从而带来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体制变革对产业增长的连锁推动效应非常明显。仅以数据比较齐全的传媒产业为例，即可以看到体制变革对产业增长的强劲驱动力（见图1）。
图1 2004～2009年部分文化产业产值增长率（％）
以上六个行业除了音像制品因为非制度因素原因总体增速下降外，其他都有较快增长。其中，报纸（包括发行与广告收入）2004年384.5亿元，2009年617.4亿元，平均年增幅为10.1％，增长最快的2006年为22％；图书销售收入2004年486.02亿元，2009年557.24亿元，年均增幅为2.794％，增幅最快的是2008年为5.27％；广告（广告公司营业额）2004年282亿元，2009年426亿元，年均增幅为8.66％，增长最快的是2007年为13％；期刊（包括发行和广告收入）2004年121.8亿元，2009年196.7亿元，年均增幅为10.6％，增幅最快的是2008年为24.5％；电影2004年为36亿元，2009年106.65亿元，年均增幅27.7％，增长最快的是2005年为33％。增幅最快的是电影，依次为期刊、报纸、广告和图书。
三、文化产业增长对文化体制变革的需求
文化产业快速增长增强了人们对文化产业将成为中国经济一个重要增长点的信心，特别是文化蓝皮书《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势上升”的结论发表后[8]，这种信心似乎增强了。有数据显示，文化产业增长当下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来自制度层面，但有两种观点非常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文化产业增长机理的理性判断。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文化产业必将随着整个经济的成长而成长，也必将随整个经济的壮大而壮大，而中国经济还有相当长的增长期，所以文化产业也会有一个相当长的增长期。这个分析从表面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如果仔细推敲，却不尽然。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成长与壮大无疑会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尤其在带动文化内需增长方面。但是，文化产业的增长模式与整个经济的增长模式是不同的。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内外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文化产业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体制变革而释放的国内市场空间。
统计分析表明，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97％源于消费和投资两驾马车。我们来考察一下外资和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据有关分析，1980～1999年间，在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约有2.7％来自于利用外资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10.1％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中，直接由外资产生的贡献约为3％，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0％左右。2009年的FDI数据的持续增长说明，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信心。根据联合国的报告，中国2009年共获得95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仅次于美国的1 300亿美元。综观全球，特别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仍是一个很重要也比较理想的投资场所，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仍将起到重要作用。
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样明显，尽管不同的分析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但学术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以往在计算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时，结论过于保守了。吴庆撰文指出，如果我们能关注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渠道而不是“净出口”，特别是关注加工贸易对投资的促进作用，就不会严重低估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他在引用了一位经济学家的计算结果，即自1990年以来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30年平均下来接近17％后说，即便17％的贡献，仍然无法完整地反映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全部贡献。透过对外贸易如何促进国内投资增长，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远大于此前的认识。[9]
外资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文化产业领域是微乎其微的。根据文化部长蔡武2010年4月28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报告时的数据，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的发行企业仅有40多家，印刷企业2 500多家，期刊版权合作50多家，中外图书合作年均600多种。蔡武指出，我国文化贸易逆差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渠道比较狭窄，出口价格远远低于进口的同类产品，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传播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以演艺产品为例，我国引进和派出的文艺演出每场收入比约为10∶1，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不到1亿美元，不及国外一个著名马戏团一年的海外演出收入。[10]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处于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机遇期，随着网络、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证明，技术的不断更新与突破的确影响着文化产业的历史进程。根据尤芬、胡惠林的研究，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三个长波周期应该是2006年至2060年左右，而在2018年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11]随着动漫游戏、数字音乐、数字电影、网络视频、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公共视听载体、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新兴文化产业迅速崛起，文化产业的版图被迅速拓展，以移动媒体、网络媒体为例，增速迅猛。
移动媒体2004年才217亿元，2009年增长到1 544.2亿元，年均增幅为58.9％，增长最快的是2006年，为191％。网络媒体增幅同样惊人，2004年网络媒体是45.7亿元，2009年达到477亿元，年均增幅为61％，增长最快的是2007年，为92％（见图2）。
图2 2004～2009年移动媒体与网络产业产值增长曲线
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虽然新技术的运用的确在文化产业增长中发挥着极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一种新技术手段的生命力及其作用并不仅仅取决于它们本身先进与否，而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对这种技术手段所表现的“文化内容”的喜好。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文化产业“内容”日益成为文化产业增长的关键因素，内容的不可替代性和原创性是文化产业核心价值所在，吸引人们注意的是文化产品所提供的文化内容，而不是内容所依附的介质。[11]“文化内容”恰恰是中国文化产业增长中的一个软肋，而“文化内容”的创新和丰富，取决于制度创新的能力。
中国文化产业处于刚刚起步成长阶段。一个产业的发展，通常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技术，二是制度。中国文化产业的成长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个背景其一是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广泛使用，其二是经济发展对体制变革的需求在文化领域延伸。在技术和制度当中，制度是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因为能否及时而广泛地运用新技术，最终取决于是否拥有与这些新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以传媒产业为例，根据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传媒蓝皮书》，移动传媒与互联网已经成为传媒产业的双架马车。[12]21－24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依旧保持高速的增长态势，受整体宏观经济环境影响较弱，整体市场规模达到743亿，同比增速为30.6％，而此前增幅更猛，2004年增幅为72.6％，2005年增幅为59.4％，2006年的增幅为60.7％，2007年增幅为65.8％，2008年增幅为52.6％，2009年增幅为30.60％（见图3）。
图3 2004～2009年网络产业增长率
表面上看，新兴媒体产业的快速增长是依靠新技术，实际上主要还是靠制度变革的推动。由于新兴媒体产业放宽了市场准入限制，因此，资本市场非常活跃。与传统媒介相比，新媒介在资本市场上的活跃程度、在市场整合的开合度上显然有着传统媒介不能比拟的优势。传统媒介在资本市场上的作为还仅仅是一个试验性的开始，新媒体则从一开始就脱胎于资本市场的襁褓之中；传统媒体在跨地域、跨媒体方面的扩张兼并大体上还停留在“纸上谈兵”的构想上，而新媒体在跨地域方面已经完成全国性的整合，其在跨媒体方面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13]引人注意的是，凡是放宽市场准入的行业，增长都非常迅速（见图4）。②
图4 2009年较2004年部分文化产业产值增长情况
从图4中可以看出，从2004年到2009年6年间，增幅最大的是网络，增长了944％，其次是移动媒体，增长了612％，再次是电影，增长了194％。而传统媒体如报纸、期刊、图书、电视、广告业增长缓慢，而且其产值构成中广告收入贡献力量巨大，增长快，尽管存在行业内广告收入快速增长，但6年间报纸、期刊增幅分别为61％和62％，增长有限，而音响产业增长则下降了36％。
从市场份额来看，新媒体也在迅速增长，仅网络和移动两项就已经占整个媒体市场的36％的份额，预计2010年将达到40％，尽管广播电视业仍以30％的份额占据媒体行业的龙头老大，但从增幅下滑的趋势看，这个位置不久将会让位于移动媒体（见图5）。③
图5 2009年部分文化产业产值比值
增长迅猛不仅表现在网络和移动这些新兴文化产业领域，在放宽市场准入的传统文化产业领域如演出、娱乐、艺术品、网络文化、出版发行、印刷复制等领域都有很好的表现。以演艺业为例，2008年，全国文化部门艺术表演团体总收入80.3亿元，比2007年增长16％，这个比例在传统的文化产业领域是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成绩不是技术带来的，而是由于这个领域放开对其他资本进入带来的。一方面由于市场准入制度的创新，带来这些领域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广电、报纸、图书、期刊等领域增长缓慢而继续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以广电业为例，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广电行业的竞争越来越严峻，并且遭遇到份额增长的天花板。[14]整个广播电视产业的增幅总体是一个迅速下滑的趋势，特别是2007年以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2008年下滑了11.30％，2009年下滑了9.32％。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见图6）。④
图6 2003～2009年广播电视产业增长曲线
现有逻辑的文化体制改革也遭遇到很大挑战。按照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十六大所形成的改革共识，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是改革的基本方略，但是在推行这个方略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特殊部门、特殊行业的特殊问题。在广电、报纸领域，改革前的文化事业单位双重职能继续存在着，使得改革的既定目标难以完成。目前“制播分离”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在广电行业的延伸，尽管理论界并不看好它的意义，但至少表明改革还没有停滞。“制播分离”的问题在于，所谓的制作单位虽然属于企业，却是“台管台控台属”的企业，并没有通过制播分离变成两个利益主体，只是制播出现了部分分工，从准确意义上说，就是实现了一台两制，在电视台这个事业主体之下，出现了一个同样属于电视台的企业主体。[15]也就是说，这样的企业很难通过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制度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指出，制度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诺斯也认为，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按照这个要求，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才刚刚开始。
收稿日期：2011－05－13
注释：
①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
② 图1－4所引数据资料参见崔保国：《2010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③ 图5所引数据资料参见崔保国《2010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10年。
④ 图6所引数据资料参见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