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导向：迈向“职业自觉”的战略抉择——对高职教育战略定位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导向论文,自觉论文,理性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这是确保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稳步实现的重要前提。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统筹下，实现高职教育超常规发展，需要我们对其战略定位重作一番理性思考。
一、我们的时代真正需要的是高等职业教育
一位丹麦哲学家在距今150年的时候，曾在其日记里写出：我们的时代真正需要的是教育。[1]这项预言已被近百年的教育发展事实所证明。如果审视近半个世纪来高等教育波澜壮阔的世界潮流，我们想套用一下克尔郭凯尔式的语句：我们的时代真正需要的是高职教育。这是历史与现实对我们的呼唤。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我们会赞同克拉克·克尔的观点：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也写到：“当高等教育从为王族和上层阶级，为古代行业和教会服务，转到为近代比较民主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以及建立在新的知识和较高技能基础上的社会的所有人和一切机构服务的时候，它不能回避历史。”
克尔的研究表明：世界高等教育近半个世纪以来，至少已经历过两次大的变革浪潮。六十年代的第一次变革在传统大学以外，创办许多新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技术大学、多科技术学院和两年制的高校”。“在引进短期高等教育方面和职业教育方面取得成功”，[3]为的是“适应在极大地加速的国际经济竞争和暂时的军事竞争中它们所需要的新的技术和更高的技能，目的是国家和地区的进步。注意的领域是生产过程，改革的压力来源是政府、社会的生产手段，以及那些为新的职业寻找培训的学生。”“第二次浪潮已经导致更多地强调技术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独立的工商管理学院以及工程学院”。[4]这是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变革。第一次浪潮主要是指向高等教育的更多的机会方面，实现政治民主化要求。第二次浪潮则指向高等教育应提供培养更高的能力，“改善经济领域的绩效”，而进一步的变革将是“必须把机会和能力这两个主题尽可能结合好”。[5]正是这两次浪潮使世界高等教育取得长足发展，高度选拔型的精英高等教育规模缩小，而选拔型和非选拔型的大众化高等教育赢来黄金时代。
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当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实现其社会化品质的摇篮，去培育提高现实生产力效率，催生社会新产品的创业者，都历史地落在高职教育身上。因为高职教育从它勃兴之时起，就紧密融于社会生活中，以能力为本的课程作载体，以职业取向为中介，发挥着促进学生社会化的主导作用。高职教育既培训个体生存的技能，又推动社会财富的创造。
因此，随着两次浪潮起伏，一面是传统高等教育加强了职业化倾向，鼓励或更多地开设有关职业准备的课程；另一方面则是高等职业性质的教育机构不断发展、壮大。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以及具有师徒制传统的德国等等，都先后卷入了浪潮之中。面对经济的巨大发展，科技的快速创新，职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实践表明：一个国家要保持竞争力，必须对大众进行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大众要赢得满意的社会角色，也必须接受高水平的职业教育。
我国高职教育是在改革开放后于八十年代初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尽管我们有近百年的职业教育史，建国前，近代职业教育思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也发挥过重大作用，平民化、实用化和社会化的职教思想对传统教育产生冲击。建国后，我国的职业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直到改革开放才真正迎来高职教育的春天。而今伴随高等教育深入的改革，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历数走过的步履，八项认识与实践足堪说明高职教育确实应是我们时代的真正需要：
——战略上的一大决策：党中央和政府的多次会议，多项决议中反复强调“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前进中的两大举措：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及“加快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给高职教育以充分的地位和发展时空；
——途径上的三字律：从“三教统筹”、“三改一补”、“三多一改”、“三不一高”到“三合一导”（即产学研合作，就业导向）；
——观念上树四个意识：质量意识、国际意识、终身教育意识、创新与改革意识；
——价值上的五种需要——(1)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的需要，(2)提高民族素质，实现教育大众化的需要，(3)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实用人才的需要，(4)以服务为宗旨，构建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需要，(5)跟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实现生涯教育的需要；
——模式上的六种标准：(1)生产、服务、管理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人才，(2)以职业能力为主线构建培养方案，(3)以应用为宗旨，改革课程体系，(4)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5)坚持能力本位，建构实践教学体系，(6)走产学研合作之路，实践就业导向性培养：
——教学上的七项措施：(1)专业设置以地方经济、产业、行业需求为依据，(2)官产学合作制定培养目标与教学计划，(3)整合知识、能力，调适素质结构，改革课程体系，(4)开发内容革新的高职教材，(5)组建“双师型”、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6)建立校内、校外实训基地，(7)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体系上的八大要素：一个完整的高职教育系统须由八大要素统整，形成特色，即培养目标、人才规格、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培养、教学评价、教学管理、教学技术。
这八项成果正是党中央的决心，政府部门的指导，广大高职教育工作者的艰辛创业以及全社会时时关注与维护，协同创新的结晶。
二、发扬历史智慧让现代高职教育后发先成熟
我们不无欣慰的看到：到2003年全国高职招生已近200万人，在校生已近480万人，分别占到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数的52.3%和在校生数的42.3%，仅仅是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学校已近908所，占到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58.5%。[6]须知我们是高职、高专、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本科院校设置的职业技术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和民办高校等六路大军建“小康”，浩浩荡荡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社会中正在初步建起较好的认同度。
高等职业教育艰辛的发展，令人感悟的心动究竟是什么？是高职教育对人的生涯关照的执著和坦诚。
虽说职业教育的兴起主要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需要，自18世纪中后期开始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出现。但是，也应当看到职业教育对市民及工人子弟的生计关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化国家的职业教育已经纷纷制度化，到20世纪40-50年代现代职业教育已经确立。职业教育以其对社会经济服务的直接性被社会认同，故而发展迅速。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两波大潮，在整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同时把职业教育推向高层化、国际化乃至职普融通一体化。这在德国、英国都是实证卓卓，功效显著的。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先驱者之一黄炎培先生的“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进而“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彰显其对职业教育本质的认识。[7]
在现代社会，21世纪伊始，知识经济山呼而出。职业教育概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一方面，概念内涵、外延更加深刻、广泛，更加丰富、周延，另一方面，对概念的认识与理解也更为众说纷纭，多样，分散。然而仍有人就其本质特征一语破的：是“针对取得某种社会职业资格的教育”。[8]显然，现代社会，社会的现代化，社会与人同进共荣，皆缘在以职业为纽带的人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人本化。
人的社会化是高职教育经由产学合作路径实现成长的一个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专业基本技能的同时，也学习社会知识，获得价值规范，掌握社会经验，养成个性，确立基本的“职业成熟度”。[9]
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人，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才创造出人的现实的正常生存条件。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充分发展，一种以能力发展为价值导向的新型社会——能力社会形态将演化而来。“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当作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能力主导和支配着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世界为人的能力而开放”，社会实现其对人的终极关怀。[10]
可惜，至今对高职教育性质的理解远未在社会中取得共识。领导者有政治的解读，学者们保留传统的看法，企业家只认学术的尊贵，大众偏爱文凭的浮华，学子陷入无奈的选择。于是，忠告“警惕高等教育的职业化倾向”有之；提出“对能力本位的职教体系的质疑”有之；呼唤“现代学术观念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综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学质量问题”；良策不少，倾注心思。虽然，总体而言，我们在为什么要办高职教育，办什么样的高职教育和怎么办好高职教育上“正在形成共识”。但是，缺少某种自觉，使高职教育面向21世纪，难以应对一个劳动力需求结构剧烈变化和高技能人才需求急剧上升的时期“应当有的快速发展之路”。[11、12]关键在于我们的高职教育不仅要在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比较中，寻求改革的关节点，更应当在其深化发展中，准确把握切入点，形成自觉的主体意识。
自人类社会产生分工，便出现了社会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分工不断地分化与整合，职业也进行着分化与整合，“职业生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是居首要地位的活动”，[13]职业这种社会劳动具有经济性、技术性和社会性，综合地反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经济状况、文化水平和思想情操。因而，现代社会，人们对职业的认同、追求和尊重已经蔚然成风，不再像工业时代只是作为同技术与操作岗位对应的某种工作的冠名。如对美国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学术职业化实际上是推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14]今天，恰如德里克·博克所言：走出象牙塔，这是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何况自诩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尽力，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高职教育。应当毫不含糊的如周济部长所宣示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质就是直接面向就业的教育”，[15]而“就业实质上就是人与工作岗位的结合”，[16]真正的结合需要自觉地选择，若变无奈的选择为自觉地选择是来自对高职教育的“职业自觉”。
自觉是使人们对自身或事物有所认识而觉悟的一种能力标志。“自觉性是人们从事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活动的必要前提。自觉才能自愿；自愿才能自动；而自主行动往往是成功的基本保证”[17]我们提出“职业自觉”是希望更深刻地认识提出“就业导向”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希望更准确地理解高职教育的性质和作用。希望更有效地推动高职教育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就业导向”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对高职教育本质属性的明确认识。职业性的张扬有助于我们克服在狭隘岗位针对性同知识学术性的两端摇摆，而能自觉地寻求恰当的平衡。
“就业导向”的实施，表明了我们对高职教育社会功能的一种肯定。职业性的确定将有助于我们避免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嫁接”式素质培养，而努力作好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的构建。
“就业导向”不应该仅仅看到它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而要从理论高度上认识，其是迈向“职业自觉”的战略决策。有了“职业自觉”，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问题，也就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善于从当今的职业转型中求发展，即不失“高等”二字赋予的知识品位，又能发挥好职业性特长。从时代的潮流看，由信息技术革命在当代所引发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不同于前两次产业革命，“信息科学和技术成果，许多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做出来的，科学家的研究行为带有强烈的经济目的和市场行为的色彩”[18]工匠经验式和学者书斋式的技术创新光景不再，产学研合作，市场拉动才保证了有效的经济活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9]需要的是千百万高技能人才。
面对这样一种历史使命，高职教育必须以战略眼光考虑自己的定位问题。不应被因历史、政策和环境“决定”的“现实定位”所迷惑，抓住“就业导向”实现战略定位将势必促进自身的持续发展和对社会的融入。凭“职业自觉”克服“政府、企业和个人角色失调”，[20]树立起“将教育定位于学生及社会未来需要的教育观念”。[21]按照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北美发展起来的“基于结果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简称OBE）的理论诉求：“围绕一个根本目标让所有的学生在完成他们的学习经历后都能获得成功。”[2,2]我们的高职教育将凭“职业自觉”，抓好“就业导向”的根本方向，完成高职教育同社会的接口，开发学生的“就职技能：应用和实践技能”。
一个人成长与发展，实现社会化，就其根源而言，并非一个外在的“控制”过程，而是一个内在的觉醒。从事高职教育的人们，需要有对职业认识的真正觉醒，伴随高等教育的整体改革而着力于高职教育的发展。发扬历史的智慧，学会选择，优化能力，驾驭发展。我们的高职教育应当是培养拥有相关职业专门知识，能了解与职业相关联的问题，并具有投身问题解决的动机、道德和能力，具备认识并发展人同社会关系的技能与态度的一种教育。或者说，高职教育把握职业行为的复杂性、整体性和开放性，应实施这样一类跨学科性课程。这类课程必须是从相关学科中汲取特定内容，施以整合；即保障相关知识的学术性，又能养成解决职业问题的态度和技能，更着力于能力本位的实践活动。从而为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化需求造就生存本领。
就业是取得社会认可，取得生活来源，进而谋得自我发展之本。党的十六大旗帜上“以人为本”四个大字激励着我们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折的关键时期，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好时机，在我国高职教育历经上个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的两波大发展，终于打破毕业同就业那种想当然的联系，设置“就业导向”的“路由器”不仅要使学生在职业生涯阶梯上稳定地迈出第一步，新的战略定位将使政府、企业和个人联合打造学生整个职业生涯的坦途。我们将更加自觉，更加有力地使体系初成的中国特色高职教育不再后发依附，而是发扬历史的智慧，使中国现代高职教育后发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