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之源：新疆三区革命的国际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动荡论文,之源论文,三区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3)03—0037—12
三区革命是新疆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深刻改变了当时新疆的政治生态，而且对其后新疆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学者们也做了许多论述和探讨，总体说来，形成了三种主要的观点：(1)苏联主使；①(2)盛世才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②(3)伊斯兰教和突厥民族主义的传播。③笔者认为，此三说都指出了部分原因，但过多地把目光投射在了苏联和新疆本身。事实上，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缘环境，研究这一时期的新疆问题不能仅局限在新疆地方和苏联，更要考量其后的国际背景。同时，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在它以最终的面貌呈现出来之前，往往会经历长期的积累演化。若要探究三区革命的爆发原因，就有必要回溯到盛世才主新时期，从苏联势力全面深入新疆开始，观察各方因素对新疆时局的作用过程。因此，本文试探讨1933～1944年的这十一二年间，国际时局——尤其是后来二战的局势变化是如何影响中苏美新三国四方的政治决策，进而影响这期间的新疆局势，又是如何演变为少数民族的反抗，最终导致了1944年的新疆危局。
杨增新主新时，苏联通过直接与新疆当局订立条约取得了一定特权。1933年“四·一二”政变后，在苏联的襄助下，盛世才击败张培元和马仲英，取得了新省军政大权。作为交换，盛世才给予苏联贷款、派驻顾问等各项权利，新疆对外(包括对南京政府)交涉及重大事件、重要官员任免都必须告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兼全权代表，省政府一切重要政策的实施不仅要报备总领事，还需相关各厅局顾问的同意才能执行。④同时，新疆以苏联为模板进行了改革，自此，苏联势力全面深入新疆军政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国民政府则在黄慕松和罗文干先后宣慰新疆失败后，无奈地承认了盛世才的地位，对苏联在新疆的存在也无能为力。
抗战爆发后，大量苏联援华物资经由新疆运往关内。藉此机会，苏联也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1938年1月，盛世才以哈密一带局势不稳，物资缺少安全保障为由，请求苏联援助。这正中苏联下怀，6月，苏联红军一团(即红八团)⑤进驻哈密，锁住了甘肃入新交通的咽喉。实际上，苏联出兵哈密不仅是为了保护运输线，更与国际形势密不可分。进入1938年后，抗战逐渐趋向长期化，为了获得稳定的后方，国内有人重提西北开发，而此计划的实施势必导致中央政府对新疆产生影响，这是盛世才和苏联都不愿看到的；同时，日本势力不断西进，对外蒙古、西伯利亚和新疆均构成威胁，因此，红八团的进驻主要是为了维护苏联自身在新利益。事实上，以军事力量支援盛世才和保障自身利益是其时苏联的惯常手段，红八团也并非盛世才时期第一支进入新疆的苏联红军。1933年12月至次年1月，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尽力支持乌鲁木齐当局与马仲英及其他回族部队作战，以使新疆不会被变成反苏活动的基地”⑥，伪装成归化军的两支苏联红军从伊犁和塔城先后进入新疆。1934年4月，又有毛兰诺夫骑兵团在喀什协助省军作战。张培元自戕和马仲英流亡苏联后，前两支红军撤回国内，毛兰诺夫团则留驻乌恰，成为苏联红军长驻新疆的开始。1937年9月至10月，为帮助盛世才剿灭马虎山和麻木提，康斯坦丁诺夫又率军一团入新，配合毛兰诺夫团平定了叛乱。嗣后，康团撤回苏联，毛团则以边防大队名义驻扎南疆。⑦此后，1940年11月，通过《锡矿协定》，苏联又获得了新疆省境内的筑路权和矿产开采权等多项利权。⑧而国民政府因为担心在新疆问题上向苏联施压会导致苏联减少甚至取消援助，不得不暂时保持沉默。⑨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缺乏准备的苏联损失惨重，无法再给予盛世才有力援助，但却未打算放弃在新疆的权益和对新疆事务的干预，这引起了盛世才的不满和疑惧，⑩苏联的失利也使他怀疑苏联的实力，于是考虑另寻出路。1941年，盛世才以打击反苏分子为借口，在新疆制造了“陈、武阴谋暴动案”(11)，清洗异己。同时，以打击托派为名暗中清除苏联在新势力。苏联主持建立的边务处(12)首当其冲，“边务处的人员除焦文儒、张成儒、李文杰、康昇等四人外，其余以武佐军为首先后全部被逮捕入狱……总电台主任许祖德(留苏学生)也遭逮捕死在狱中。”(13)此后，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突然身亡，死因不明，这给盛世才提供了契机，他声称盛世骐的死是“延安与莫斯科共同指挥的”政治阴谋，“最终目的是推翻现政府，并且建立一个与重庆完全无关的新政府。”(14)于是，他逮捕了包括毛泽民、陈潭秋在内的在新中共党员与其他各界人士五百余人，苏联军事顾问拉托夫等亦因此被调回。(15)盛与苏关系的破裂开始明朗化，而这种变化与盛世才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接触颇有关系。
早在1941年冬，盛世才就已与国民政府密通款曲，“迄三十一年(1942)中央大员前后来迪化者有梁寒操、沈鸿烈、何竞武、毛邦初、朱绍良。尤其是朱绍良曾先后来迪化五次。”(16)5月，盛世才派张元夫和五弟盛世骥为代表前往重庆，与蒋会谈。7月1日，朱绍良、翁文灏等携蒋介石致盛世才的亲笔信飞抵迪化谈判。7日，经过之前的联络和劝说，盛世才最终上书蒋介石，为自己过去联苏联共的行为进行了辩白，并表示“今后绝对不能再与此类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合作，誓以至诚，拥护钧座与国民党之领导，效忠党国”(17)。对新疆内附，蒋介石极为振奋，在7月1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若不有此五年来之对倭血战，则今日之新疆决不能使盛世才忏悔归诚，于此可证明公理与正义必能战胜一切矣!”(18)苏联的态度自是截然相反，只是中苏同为反法西斯盟国，又值斯大林格勒战云密布，暂时无法武力报复，只能先以外交手段干预。6月27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捷卡诺卓夫曾到访新疆。按盛世才自述，捷卡诺卓夫此行即在于对其做最后的拉拢尝试。在双方的四次会谈中，捷卡诺卓夫宣称，他的到访是盛氏修复与苏联关系的最后机会，并且所有背叛党和马列主义的人都不要指望不受惩罚，因此盛世才必须审慎地决定新疆与苏关系。(19)由于盛世才不为所动，7月9日，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谈时，潘友新即将莫洛托夫致盛世才函的复本呈交给蒋，函中列举了盛世才过去亲苏的种种行为。潘友新同时称，盛世才过去对国民政府的作为，与今日对苏联的态度，均系错误，其中可能有敌对势力背景。(20)对此，蒋和唐纵均认为，这是苏联在无法阻止盛世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离间策略，希望以此动摇国民政府对盛世才的信任。(21)
苏联之所以担心新疆内附，除了担心在新疆拥有的利益外，更与其将新疆视作卫护西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的屏障有关。1941年4月13日，由于苏联无视中国的抗议，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并中断了对华援助，中苏邦交受到重创，而同时，中美联系却越发紧密。1941年4月16日，罗斯福宣布立即给予中国援助：“已核准以若干现有之军火转让中国，现已可供给中国，此外，政府将命令制造商定造新军火，供给中国。”(22)25日，又向中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1942年3月，美军中将史迪威出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同月，美国同意给予中国五亿美元财政援助，6月，中美签署抵抗侵略互助协定。(23)因此，国民党西进新疆后，美国有可能随之而来。尽管在反法西战争中，美苏并肩作战，但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天然鸿沟，苏联对美国始终深具戒心。(24)
对苏联而言，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由于新疆矿藏丰富，地处欧亚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对新疆地区的兴趣确是与日俱增。1942年9月，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以新疆作为其访华的一站。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庄莱德(Drumright)在备忘录中写到，尽管美国目前在新疆没有侨民和财产，但由于中亚面临轴心国的威胁，美国应考虑派员在那里观察轴心国的动向，并考察中亚的地理、交通、政治、军事以及经济。(25)同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派海军中校梅乐斯(Miles)为驻华代表，梅乐斯则提出希望在拉萨、迪化设立工作站。(26)对美国的想法，早就受到谋求在新疆以美英势力制衡苏联的国民政府的欢迎。(27)对中国的意图，美国人心知肚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表示：由于苏联在迪化有领事馆，所以中国人认为美国领事官员在那里的派驻会是一个不错的政治战略。(28)鉴于新疆的重要性，美国很快接受了中国的建议。1943年4月1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柯乐博(Clubb)就任美国驻迪化领事馆首任领事，(29)这标志着美国对新疆的兴趣转化为行动。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加紧了对盛氏的笼络和对新疆的控制。1943年7月12日，何应钦向蒋介石递交了《收复新疆主权方略》，提出：“为巩固西北边防之目的，应乘此中苏同盟之时机，收复新省主权。”(30)16日，蒋介石召见潘友新，告之：“凡有关新疆省之事，深盼能由贵国中央政府直接与敝国中央政府洽商协议，不可再与新疆省当局迳行交涉。”(31)8月29日，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在朱绍良等人的陪同下，赴迪化宣慰。(32)对宋美龄的来新，盛世才表示这是对他的重视与信任，因此他将矢志拥护中央，尽忠党国，绝对服从领袖。(33)9月8日，吴泽湘出任外交部驻新疆特派员，主持新疆外交，新疆设在苏联的五领馆(34)也被收归中央。11月28日，盛世才被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至此，在形式上新疆的内政外交都已归属国民政府。
盛世才允准国民党中央党政人员在新活动，是以维持他“新疆王”地位为前提的，因此，虽然他曾勉强答应中央军入新，但又多方加以限制。(35)同时，盛也担心驻哈密的红八团会威胁他的统治，所以1942年10月5日，他向苏联新任驻迪化总领事普式赓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除外交人员外，所有苏联人须在三个月内离开新疆。据盛世才的回忆，对此，苏联起初并不打算接受。但在强硬的交涉后，11月14日，普式赓转达了莫斯科的最后决定：所有苏俄顾问、专家、军事人员等，都将在限期内回国。(36)
苏联从新疆撤出军队和顾问，并非打算彻底退出新疆，只不过是迫于国际时局，才有所隐忍。1942年7月至1943年初，由于西线战事紧张，苏联不愿多生事端，更关键的是，苏联担心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导致腹背受敌，所以需要维持与中国的关系，目的是使中国继续拖住日本。(37)
在苏联而言，新疆有着巨大的地缘价值和战略意义，因此不欲他人染指，对盛世才的政治转向、国民政府以及美国的进入，自然大感不满。(38)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必须采取措施，以使盛世才失去在新疆的权势”，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土著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来掌管省内政权”(39)。所以，尽管除外交事务外，苏联在新疆的公开活动基本销声匿迹，但事实上，苏联从未停止对新疆的谋划，尤其是对德作战有所改观后，苏联在新苏边界制造了一系列事端。据驻新特派员公署的统计，自1942年12月底至1943年10月，新苏边界共发生了记录在案的各类事件64起，其中伊犁区27起，塔城区6起，阿山区16起，三地合计49起，占总数的77％，而伊、塔、阿三区正是后来“三区革命”的中心。同时，发生在1943年2月以后的共62起，占总数的98％，(40)也即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可以想见，西线形势的改观，使苏联得以对新疆当局采取一些报复行动。
除了不断增加的边界争端，1943年6月，阿山爆发了乌斯满(41)领导的变乱，并得到了苏联和外蒙古的大力支持。(42)他们不仅向乌斯满提供武器和粮草，还将在苏联受训两年的达列力汗派回阿山与乌斯满合作，随同的还有以波波夫少将为首的12人顾问团。(43)为了平息变乱，盛世才不得不将主力调往阿山，以至省内防务空虚。在此情况下，盛世才感到苏联巨大的威胁，只能同意中央军开入新疆。(44)这些部队在1943年至1944年陆续开入新疆。
国军入新后，以哈密为据点，分布迪化老满城、镇西、吐鲁番等要地，对盛世才形成了一定的压力。(45)更重要的是，在此前后，国际局势有了新的转折。1944年1月，苏军解除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差不多同时，在苏联的支持下，外蒙古与新疆省军在阿尔泰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本已糟糕的中苏关系更趋恶化。对于这起冲突，美国人相信它被极大地夸大了，因此不打算介入。(46)这样一来，盛世才感到投归中央似乎不能保证他在新疆的权位，要想达到这个目的还是要仰仗苏联。(47)他的行动也愈发可疑。
1944年4月17日，盛世才突然拘捕省委刘效黎、程东白和省委党部委员兼中央训练团主任何耿光等十余人，而这些官员都是由国民政府任命或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派的。(48)其后，随着国民政府在豫湘桂战场上一溃千里，盛世才的行动也逐渐升级。6月26日，盛世才逮捕了迪化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一百五十多名。(49)8月11日晚，盛世才又将黄如今、林继庸等中央派新人员诱捕，是为“黄、林案”。(50)接着，他上书斯大林，表示“悔过自新”，但斯大林直接把信转给了蒋介石。(51)这可能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美国的协调。1944年春夏之交，由于新疆问题，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与美国维持盟国团结的政策背道而驰，(52)因此，罗斯福在4月8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要求对新疆问题冷处理，不要有任何可能有损盟国联合作战的行动和观点。(53)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为特使访问苏联和中国，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调解中苏矛盾。可能与此有关，在华莱士访问莫斯科之前，斯大林曾对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表示，尽管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战斗不力，但他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佳人选，因此应当给予支持。(54)华莱士到中国后，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蒋介石表示如果美国愿意促成中苏会谈，他愿“在中苏间建立更为良好之关系”。第二，在经过盛世才上一次的背叛后，苏联对其已不再信任，甚至认为他是改善中苏关系的一大障碍。(55)所以，迫使盛世才下台更符合苏联的利益。(56)
苏联的意图与国民政府不谋而合。早在1944年3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就已意识到“盛世才须调离新省，另派他职。”(57)8月15日，(58)朱绍良受蒋介石委任，飞赴迪化劝说盛世才主动辞职。19日，由于苏联拒绝援手，更因为入新国军已占据要津，盛世才走投无路，只得辞去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29日，国民政府同意盛世才辞去本兼各职，转任农林部长，同时裁撤边防督办公署，以吴忠信为省政府主席。在吴忠信正式上任前，由朱绍良代理省政。
吴忠信主政新疆，是蒋介石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吴忠信系同盟会的老党员，为人处事老成持重，自1936年起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熟稔边政事务。因此，蒋介石认为，由吴忠信出掌新疆，内外均可相信。10月5日，吴忠信在迪化西大楼前召集省府各厅处所属职员训话，宣称要以“天理、国法、人情”作为今后处理公务的尺度，并表示“中苏两大民族有历史传统友谊，新疆地居中苏交通要冲”，是以“对苏外交，亲善邻邦实为当然之理”(59)。
但是，与吴忠信的愿望相反，对国民党在新疆地位的确立，苏联并不乐见。长期以来，苏联一直对新疆颇有觊觎之心。二战爆发后，远东格局为之一变，美国更多地介入亚洲事务，并推动中国进入四大国行列，此种情势下，为了确保重夺中东铁路和旅顺口的控制权，并在外蒙古建立一个苏联控制下的缓冲国，斯大林的对新政策是设法促成一个听命苏联，或者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60)因此，尽管盛世才被迫去职，但国民党控制新疆依然不能令莫斯科满意。然而，无论是考虑到其时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还是从战后世界格局的走向和苏联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追求出发，在新疆事务上与中国翻脸相向乃至兵戎互见都绝非高明的主意。所以，在欧洲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借助第三方力量来实现对新疆的筹划最符合苏联的现实需要。而新疆长期存在的纷繁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为苏联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在运用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对新疆少数民族进行动员之前，苏联也曾尝试用共产主义来宣传和动员，但收效甚微。(61)事实上，对于运动的组织发动来说，“民族主义和种族或宗教总是比社会阶级的绝对律令更可靠，其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促进团结一致和集体认同”(62)，特别在新疆这样长期存在极端宗教思潮和民族隔阂的地区。(63)
得益于盛世才时期的亲苏政策，从1934年开始，到四十年代初，有三万名新疆青年在苏联接受了各种培养教育，(64)为后来的宣传动员提供了很有利的基础。(65)盛苏关系破裂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人员被迫离新，但外交人员和在新疆境内的五个领馆得以继续工作。借此莫斯科加紧了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宣传和渗透。尤其是自1943年开始，苏联采取了多种方式在新疆展开活动。
1.散发关于民族、宗教认同的传单、手册，这也是苏联采用最多的方式。1943年8月19日，吴泽湘致电外交部，称在喀什查获苏联传单及小册子，文字“均系苏联柯文，间有哈、维语文。绝非喀什印刷者”。内容则以“诋毁本省当局，挑拨各族仇视汉族，反对政府”为主。它们的宣传对象主要是维吾尔、哈萨克等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传单中写道：“维、哈、柯等回族(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作者注)同胞们……现在盛督办把你们的武器收去了，企图破坏你们的宗教，而且把你们弄成倾家荡产、人口灭亡的现象”，希望回教同胞“仍然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摧残回教、蹂躏人类、侮辱回教的不道德之现象革除。”小册子则更富煽动性，开头即为：“为民族复兴解放而前进新疆的民众!在被督办压迫下的维、哈、柯、乌、塔、蒙等同志们!”随后大量列举盛世才和汉人的罪状，包括“把无数的回教者屠杀和逮捕了”；“使回教人的生活日趋贫困”等，最后号召成立回教人的政治集团、武装，启发回教文化、宗教，阻止内地人到新疆等。(66)8月25日和9月25日，塔城地区和喀什又分别报告发现反盛反汉的哈、柯文传单。(67)可见，这一阶段的宣传中，苏联除煽动民族、宗教矛盾以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矛头是盛世才。然而盛氏离新后，新疆依旧不断出现针对少数民族制作的传单及宣传册，且力度更大，由此亦可推断，盛世才去职并非苏联对新政策的最终目标。10月，伊宁警察局查获维文宣传册《我们为什么作斗争》，内称新疆自古以来称为东土耳其斯坦，是维吾尔、塔兰奇(68)、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的世居地，四百万新疆居民中，这几族人口占四分之三，民族性的精神发源于中亚细亚，而非中国。同时宣称即便是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族和俄罗斯族，也和这几个民族一样，在“物质上、精神上和民族种族各方面与汉族始终不发生关系。”但是“汉族官僚们，由遥远的中国，移来百万的红胡子……把我们强迫送往内地……而汉族红胡子们，安居我们的房园，占住我们的财产，强奸我们的妇女。”因此，少数民族应当发起反抗汉族的暴动。(69)
2.组织民族、宗教团体和组织。在新疆的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受苏联影响不同程度的组织。1944年5月，曾经留学苏联的阿布力米提·哈吉也夫、买提尼亚孜·哈利等人在塔城县建立了三个战斗小组。同时，在苏联驻塔城领事馆的帮助下，杜别克、恰勒根巴也夫等哈萨克青年也在塔城县成立了以哈萨克青年为主的战斗小组，进行秘密活动。7月10日，在苏共党员阿不拉·热玛扎诺夫的安排下，阿不力米提·哈吉也夫将塔城的三个战斗小组合并。(70)1944年4月在伊犁成立了包括12 名核心成员的伊宁解放组织，该组织直接受苏联驻伊宁领事馆领事达巴申和副领事波列索夫领导，其中的成员包括阿巴索夫、艾力汗·吐烈、热合木江·沙比尔阿吉等人。(71)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吉木乃、青河、塔什库尔干，甚至迪化和阿克苏也都有类似的组织，名称也基本一致。(72)在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叶西艾耶夫建立了“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组织成立后，利用宗教形式和宗教活动，广为宣传泛突厥主义和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推动了三区革命的爆发。(73)
3.鼓动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移民苏联、参加暴动。不仅仅在新疆少数民族中进行民族、宗教认同的建构，苏联人还直接鼓动伊斯兰教民、少数民族或逃离新疆，或参加暴动，或入苏籍。据督办公署报告，仅1944年8月7日和12日两天，就有阿山区哈巴河县牧民约8000人，携带大量牲畜，经萨斯和哈拉哈巴一带逃往苏联。(74)驻苏大使傅秉常就此事曾向苏联提出遣返要求，但为苏联所拒绝：若干避难哈萨克人“系应宗教关系受新疆当局之压迫，故逃避苏境”，“哈萨克共和国政府依照宪法，业予照准。”(75)8月14日，苏联侨民帕提赫·莫斯里莫夫和哈萨克牧民艾克拜尔等人在巩哈县乌拉斯台山区成立游击队，并派人前往加仑库勒、加尔图干、库尔拜依等地号召当地群众加入游击队。(76)此外，1943年10月27日，新疆特派员公署在呈递外交部的报告中称：有苏方特务人员“企图鼓动各族暴动”，及“引诱中民潜入苏籍”(77)。
4.通过报纸、杂志等媒体宣传。苏联人利用开设在迪化的国际书店，“以廉价方法，大量倾销以伊斯兰宗教为号召之共产宣传刊物，致使无知中民趋之若鹜，日有五六百人拥购。”这些杂志包括乌兹别克出版的《东方公理杂志》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其中《东方公理杂志》的主要内容在于“宣扬苏联境内维族人民生活如何富裕、苏联如何保障宗教，并宣传民族思想与民族自由解放。”(78)
可以看到，在苏联人看来，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而言，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俱是动员利器，而对不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来说，民族主义也足以起到鼓动的作用。
注释：
①就笔者所见，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载《新疆近世史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9～213页)、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曹国芳(《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的兴起》，《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苏联与三区革命前夕新疆边境地区的社会政治局势》，《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杜瀚，杜飞舟(《新疆三区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09年第1期)和David Wang(Under the Soviet Shadow：The Yining Incident：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1944-1949，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9)等人持此观点。
②朱培民：《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徐玉圻：《新疆三区革命史》，民族出版社，1998年等著作在论及新疆三区革命的爆发时，都认为盛世才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是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③Linda Benson,The Ili Rebellion: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1944-1949,Armonk,N.Y:M.E.Sharpe,1990.
④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七册，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年，第3541页。此外周东郊的《新疆十年》(作于1948年)、新疆民众编的《盛世才祸新纪略》(油印本，1945年)等书也均有提及。
⑤其名为一团，实则是包括了步炮骑和一个空军支队的混成旅，详见范承渠：《苏联红军进驻哈密事闻》，政协哈密委员会编：《哈密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第64～68页。
⑥Directives for Operating in Xinjiang,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Folder 17.Item.166.File 502,p.5-6，转引自Mirovitskaya,R & Ledovsky,A,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Xinjiang in the Mid-1930s,Far Eastern Affairs,(004 Vo..35,(2007):p.93。
⑦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新疆近世史论稿》，第191页。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⑧条约全文见“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台北：“外交部”，2001年，第48～51页。
⑨约翰·加弗著；王静译：《新疆战场》，《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⑩据《唐纵日记》记载：“盛世才之新疆省政府民政厅长李溥霖与其警务处长李英奇密告盛世才过去之阴谋，谓盛之过去反正之动机，系因苏联欲在新疆扶植一维吾尔领袖打倒盛，盛故投归故国。”《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11月2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468页。
(11)即“陈培生、武佐军阴谋暴动案”。武佐军和陈培生时为新疆边务处第一、第二副处长，盛世才宣称，在两人的主使下，成立了一个阴谋暴动组织，企图推翻他的统治。在盛世才统治新疆的十余年间，阴谋暴动案贯穿始终，包括“1937年阴谋暴动案”、“杜重远阴谋暴动案”、“1942年阴谋暴动案”、“黄、林阴谋暴动案”四次大规模及一系列相对较小规模的“阴谋暴动案”。“陈、武案”可被视作“杜重远案”的延续。但实际上，所谓“阴谋暴动案”均是盛世才一手炮制出来打击政敌和异己、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其实并无其事。
(12)1936年，由新疆边防督办公署成立，苏联边务局派来人员主持，专做新疆境外情报工作，盛世才名义上任处长，但一切权力操于苏方之手，它是苏联在新疆的情报机构，1942年后撤销。
(13)李国卿：《新疆边务处的成立和撤销(1936-1943)》，《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6页。
(14)Allen S.Whiting & Sheng Shih-ts’i,Sinkiang:Pawn or Pivot,East La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8,p.239.
(15)周东郊：《论新疆问题》(下)，《西北通讯》第七期。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九册，第4831页。
(16)周东郊：《新疆十年》，第120～121页。
(17)盛世才：《三十一年七月七日第一次上蒋主席书》。转引自《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2页。
(18)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十三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第61～62页。
(19)关于盛世才对这四次会谈的内容的阐述，详见Allen S.Whiting & Sheng Shih-ts’i,Sinkiang:Pawn or Pivot,pp.244-254。
(2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35～437页。
(21)《唐纵日记》，1942年7月9日，第289页。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04页。
(22)《美国宣布立即增加对华援助》，《申报》1941年4月17日，第2版。
(23)以上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39～433页。
(24)David Wang,Under the Soviet Shadow:the Yining Incident: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1944-1949,p.66.
(25)Memorandum by Mr.Everett F.Drumright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October 2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以下简称Frus),1942,China,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p.687-694.
(26)《唐纵日记》，1942年10月29日，第376页。
(27)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31,Frus,1942,China,p.694.
(28)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31,Frus,1942,China,p.694.
(29)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31,Frus,1942,China,p.695.
(30)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38～439页。
(31)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41页。
(32)据《唐纵日记》1942年9月14日，蒋介石原先曾打算亲自“往唔盛世才，以新疆机场有俄兵数百驻守，故未成行，由夫人前往宣慰”，第302页。
(33)盛世才：《四月革命的回顾与前瞻》，《新新疆》1943年4月12日。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九册，第4908页。
(34)分别为塔什干总领事馆、斜米领事馆、宰桑领事馆、阿拉木图领事馆和安集延领事馆。
(35)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九册，第5122～5123页。
(36)盛世才对这段交涉的回忆详情可见：Sinkiang:Pawn or Pivot,pp.255-267。参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447～448页。“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苏联对新疆之经济侵略》，1950年，第76页。《唐纵日记》，1943年5月25日，第358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九册，第5109页。《唐纵日记》，1943年5月25日，第358页。
(37)Memorandum by 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Vincent)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October 7,Frus.1942,China,pp.245，实际上，直到1944年底，尽管其时日本已经被大大削弱，但是苏联和美国仍然对日本进攻西伯利亚的可能表示出了担心，“11月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如果日本部队选定当月发动进攻，他们有能力揳入东西伯利亚，切断苏联的生命线西伯利亚大铁路，进而孤立滨海各省”。因此，在1945年之前，苏联人压倒一切的考虑是防止日本攻打西伯利亚。可见文安立：《冷战与冲突：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2页。
(38)周东郊：《新疆十年》，第125页。
(39)B·巴尔明：《1941～1949年间苏中关系中的新疆》，巴尔瑙尔，1999年。转引自厉声：《三区革命运动中的“二次革命”及其背景》，《石河子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40)详见《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11～214页。
(41)乌斯满：约出生于1895年，新疆富蕴人，哈萨克族，原为普通牧民。1940年参加富蕴、青河哈萨克牧民暴动。后曾为反对盛世才的亲苏政策和苏联矿业考察团在阿山的活动，率领小股武装活动于青河县新疆外蒙古边境一带。1943年任阿勒泰哈萨克族解放委员会委员长，后任阿勒泰人民临时政府委员长。1946年7月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阿勒泰专员。1950年与尧乐博斯等发动叛乱，1951年4月在迪化被枪毙。
(42)徐玉圻主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21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册，第5189～5192页。孙福坤：《苏联掠夺新疆纪实》下，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第5页。
(4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编：《新疆烈士传》第四辑，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26页。王柯则认为，顾问团的人数是14人，成员包括代号分别为“白房子”和“蓝房子”的苏联顾问和外蒙顾问。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44)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九册，第5123页。
(45)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译：《新疆三区革命资料汇编》第3册，1959年，第19页。李帆群：《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前前后后》，《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
(46)罗伯特·菲斯：《华莱士使华前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八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
(47)1943年9月，盛世才在重庆出席了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后，认为国民党内部混乱，不可久恃。见李帆群：《盛世才投靠国民党的前前后后》，《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06页。
(48)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册，第5952页。《盛世才祸新记略二》，第19页。《唐纵日记》，上星期反省录，第485页。
(49)详见安勇新：《盛世才监狱一百天》，《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6～137页。
(50)金绍先：《国民党反动势力进入和统治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5～36页。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十册，第5955页。
(51)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269页。
(52)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4,1944,Frus Vol.6,p.769.
(53)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April 11,1944,Frus Vol.6,p.772.
(54)罗伯特·菲斯著；林海译：《华莱士使华前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八辑，第122页。《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574页。
(55)David.Wang,Under the Soviet Shadow:the Yining Incident: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1944-1949,p.57.
(56)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16,1944,Frus Vol.6,p.806，三区革命史编写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13页。
(57)《唐纵日记》，1944年3月29日，第419页。
(58)《唐纵日记》中称朱绍良18日赴新，见第455页。《朱绍良年谱》记载为“15日到迪化”，见周开庆编：《民国朱上将绍良年谱》，第35页。Frus中则称朱绍良飞迪化乃是在8月14日，Frus，1944，p.806。而罗家伦在《天山逸史零篇》中写有：“一民在重庆，正拟回兰州而变讯达于中枢，13日奉召赴黄山，商定大计后即奉命入新，于14日飞抵兰州，从事部署；15日晨专机飞迪化”。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0册，第6003页。可见朱绍良应是在14日动身前往新疆，15日抵达，因此唐纵所记似误，应以15日为确。
(59)吴忠信：《吴忠信主新日记》，1944年10月5日，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编：《西北民俗文献》第10卷，线装书局，2006年，第90～91页。
(60)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61)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David.Wang,Under the Soviet Shadow:the Yining Incident: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1944-1949,p.102。
(62)西德尼·塔罗著；吴庆宏译：《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8页。
(63)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新疆近世史论稿》，第194页。
(64)马大正，许建英：《“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65)正如David Wang所分析的那样，“在海外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往往对他们接受教育的国家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一旦他们领导或者掌控某个运动，这种倾向性将会影响他们的政治选择。”见David Wang,Under the Soviet Shadow:the Yining Incident:Ethnic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Rivalry in Xinjiang,1944-1949,p.94。
(66)《新省督办盛世才归顺中央后，苏方即多所策动阴谋，乞中央速示因应方针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198～199页。
(67)《驻新疆特派员公署报新疆喀、塔、和、阿各区警察局捉获苏谍鼓动民变，请转呈委座并请示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02页。《驻新疆特派员公署呈送苏方策动反动文宣品译文》，《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04页。
(68)意为“种地人”，是准噶尔部控制新疆时由南疆被迁移到伊犁地区垦田的维吾尔族农民。盛世才时期划分民族身份时，他们被划为一个独立的民族，1949年后，根据历史事实，他们被纳入为维吾尔族。
(69)《驻新疆特派员公署密呈苏联促使新疆民族解放社散发煽动暴乱维文宣传小册，并请积极禁止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51～254页。
(70)详见徐玉圻主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28～29页。
(71)《三区革命资料汇编》第3册，第14页。徐玉圻主编：《新疆三区革命史》，第36页。
(72)纪大椿：《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新疆近世史论稿》，第193页。
(73)Linda Benson,The Ili Rebellion: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1944-1949.Armonk,N.Y:M.E.Sharpe,c1990,p.35，三区革命史编写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8页。
(74)《驻新吴特派员电部阿山哈巴沼(河)县牧民逃苏交涉案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43页。
(75)《驻苏大使电部，苏外部复查中国牧民自称系因受新省当局宗教迫害而逃苏避难，并云现已受哈萨克当局庇护》，《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50页。
(76)三区革命史编写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8页。
(77)《驻新疆特派员公署请蒋委员长核示如俄民在新不法，应由吴特派员向俄提抗议，并照律办理及呈报中央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10页。
(78)《驻新吴特派员报部准新省警务处查获苏设国际书店散发共产党宣传书看资料，请转中宣部审查示尊由》，《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三册，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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