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甫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陈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光甫(1881～1976)是中国当代著名的金融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长期任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中国现代经营最为成功的银行之一，陈光甫因而被国内外人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金融家”、“中国的摩根”；他亲手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近代旅行社不仅在中国旅游界独占鳌头达数十年之久，并跻身于世界大旅游企业之列。由于陈光甫在中国经济界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注：早在1940年9月，毛泽东曾要求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饶漱石等开展一项社会调查，并亲自列出一系列调查对象的名单，其中将陈光甫列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首位，可见陈光甫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中央档案馆保存抄件）.），国民党政府在1947年力邀他担任国府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则于1949年多次邀请他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多年来却由于各种原因很少受到大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对陈光甫的主要业绩作一简单的述评，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不该忘却的历史人物的注意。
一、杰出的银行家
陈光甫，原名辉祖、辉德，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商人家庭，小时候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孟子》中“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中庸》中“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等富有哲理的语句从那时起就熟记于他的心中。12岁那年，他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汉口报关行当学徒。报关行的主要业务是代为进出口商人向海关申办报税手续，所以需要使用英文填写报关表格，于是，陈光甫开始刻苦学习英文。在报关行和之后在海关工作的几年时间里，他学到了许多商业和金融方面的知识，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并锻造了自己勤奋耐劳的品质，为今后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04年，已在汉阳兵工厂担任英文翻译的陈光甫经买办出身的岳父推荐，被湖广总督端方委派为湖北代表团的随员参加当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半年多的博览会结束后，陈光甫争取到官费留学机会，留在美国继续学习商业金融，并于1909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学士学位。在美国的这一段经历对陈光甫一生的影响很大，一是开阔了视野，了解了世界发展的大势；二是系统地掌握了西方的商业金融知识，熟悉了美国先进的企业制度，为他以后经营现代银行和企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三是在美国期间他曾与孙中山先生会面，从而开始了以后半个多世纪与国民党要人的密切联系。
1910年陈光甫学成归国，先在南京从事南洋劝业会的工作，后任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英文秘书，其能力和品行都颇受赏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光甫被任为江苏都督府财政司副司长，在他的提议下江苏省政府创设了江苏银行。同年底，为谋求更大的发展，经陈光甫力争，江苏银行总部迁往全国的经济贸易中心上海。在陈光甫任总经理期间，江苏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新式的经营方法：采用新式帐簿，使业务管理更具科学性；定期约请外籍著名会计师彻查银行一切账目对外公布，以增强银行的信誉；聘请外商银行的华人担任银行董事，以加强和洋行的业务联系；陈光甫还坚持银行不应成为政府的工具，主动放弃钞票的发行权，以避免政府无限制地向银行借款，同时多方吸收存款，作为周转资金和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江苏银行还是中国第一家参与外商银行票据交换的华商银行。这些措施开中国金融界风气之先，受到银行业界同仁们的钦佩。
主持江苏银行，为学习金融出身的陈光甫创造了一试身手的机会，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作为一个省政府的附属机构，江苏银行最终依然无力避免政治上的压力，1914年，袁世凯政府任命的江苏都督张勋悍然干预江苏银行的业务经营，陈光甫愤而辞职。辞职后的陈光甫审时度势，决心自己筹设一家私人银行。
陈光甫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他深刻了解金融业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一国工商业之发展，全恃金融机关为之枢纽”（注：陈光甫.陈光甫先生言论集[M].台北：台湾国史馆.）；二是切身的经历使他清楚认识到中国要发展必须依靠自己民族的银行，因为在华外国银行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并往往会对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金融业造成威胁，所以必须依靠自己创办的银行“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同时江苏银行的经历又使他懂得与政府有关的金融企业是难以维持独立与稳定地位的，私人银行相对而言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三是陈光甫意识到这时是开办私人银行的极佳时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在中国经济界的实力因而有所削弱，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各行业都迫切希望得到金融业的支持。当时上海的金融业主要由钱庄和银行两部分组成，但曾在金融界起过主要作用的钱庄由于固有体制的缺陷，已无法满足新兴产业对资本的巨量需求；而外商银行受战争的影响，业务大都萎缩甚至停顿；官办银行因受到政府的控制，也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私人银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对于陈光甫等想要有所作为的金融家来说，正是恰逢其时。于是，1915年6月2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正式开业，陈光甫任总经理。这是陈光甫一生辉煌事业的真正开始。
上海银行刚成立时规模很小，资本金一共只有7万元，是当时上海最小的银行。但在陈光甫的经营下业务发展极为迅速，仅经过半年的经营，到1915年年底，银行资本已经翻了一倍；数年后上海银行更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银行之一。陈光甫还长期担任上海13家银行组织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公会”的副会长，在银行界声望日盛。探究上海银行成功的原因，主要有坚持以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提供特有的优质服务、注意信息的捕捉与调查等因素。
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 “办银行者第一在于信用”是陈光甫的一贯思想。在不同的场合，他多次强调：“金融贵在流通，流通贵在信用。”（注：编写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因此，“诚信为本”成为上海银行最鲜明的经营风格。民国初年由于公债投机成本低、获利高，所以许多银行纷纷与政府进行公债交易而置银行信用于不顾。但上海银行即使在创业最艰难的时期也坚决抵制这一诱惑，拒绝公愤投机，从而奠定了信用的基石。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因财政问题下令各银行停止兑现，顿时币值大跌，最低时仅值面值的10%。但为维护银行信用，陈光甫要求上海银行武汉分行依然按面值付兑，竟为此而亏损了200多万现钞。不过此事使上海银行的信用大为提高，很短的时间里汉口分行的业务量就跃为各行之首。之后，陈光甫也坚持不申请发行钞券，不进行房地产业和证券投资，长期保持了良好的银行信用。正是这良好的信用，为上海银行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灵活的经营方式 上海银行初创时，资金不足，又缺乏特殊的政治背景，在与其他银行和钱庄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然而陈光甫以他敏锐的眼光觉察到虽然当时银行众多，但在经营中其实还有许多有待开发的业务，因此上海银行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开拓了许多独特的经营业务，其中吸取小户存款，开展中间服务；银两、银元兼收并蓄；进一步提倡“物的信用”等业务经营方式，在当时都极具创意。
20世纪初的中国的银行一般都以吸取存款为主要业务，但为了业务的方便，都只愿吸取大户存款而不愿吸取小户存款。陈光甫却认为积少可以成多，如果开发出小额存款这个业务既可以取得银行需要的存款，又可以借此扩大银行的影响。基于这一认识，他把银行命名为商业储蓄银行，表明“以发展商业，提倡储蓄为本”的宗旨。银行成立之初就推出“1元开户”业务，这种大众化的银行业务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事实证明，小额存款虽然就每个存户而言数字不大，但这类客户面很宽，存款的流动性也较小，所以聚沙成山，成效非常可观。为方便客户，上海银行先后首创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定活两便、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储金礼券等各种灵活的储蓄方式。上海银行还将客户的汇款看作是一种不需支付利息的短期存款，从而积极开展票汇、信汇、电汇等各项汇兑业务，不仅手续十分方便，而且对个人小额汇款免收汇费，在短短的时间里，上海银行在国内的汇款总额就居于全国各家银行之首。与此同时，上海银行还开设了许多中间业务，如替企业代收水电费，代发工资；并把储蓄网点办到学校，一面吸收学生储蓄，一面替学校收取学生的学费和食宿费。这种种办法大大拓宽了上海银行的业务面，广泛吸引了社会各个层面的顾客。
上海银行成立之初，中国的币制还没有统一，银两和银元同时在社会上流通，但银行业都以银两为记值单位，所以对储户存入银元不仅不付给利息，并要收取将银元折算成银两的手续费。陈光甫为便利顾客，首倡银两与银元并用，两者都付给利息，虽然这样做既要增加许多工作量，又要舍弃折算差额和手续费两项收入。但它使储户减少了损失，并简便了存取时的手续，所以深受社会的欢迎。陈光甫这种舍小利而求大成的做法，既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精明，又表现出了他服务社会理念的诚挚。
上海银行成立前，中国银行业习惯基于对人的信用进行贷款，但在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传统的信用方式已很难适应企业大宗贷款的需要。而上海银行一开办便力排异议，大力提倡“对物的信用”，企业只要以原料、产品或厂房、机器、厂址地皮为抵押就可以向上海银行贷款。这不仅满足了企业的需要，也推动了上海银行的贷款业务，而且因为有物品作抵押，所以上海银行的贷款相当稳妥，是当时所有银行中呆帐、坏账最少的一家。之后，对物的信用在中国银行界迅速普遍实行，上海银行由于是创始者，因而在业务上具有很大优势，到30年代，其在全国各地为货物押款而修建的货栈已达到近50家，具有了颇为可观的规模。
此外，上海银行还是第一家经营外汇业务，第一个将外商企业列入客户名单的中国银行。由于灵活的经营方式而实现的这些创新业务，奠定了它在中国银行业的特定地位。
特有的优质服务 上海银行在采用灵活的经营方式扩大业务范围的同时极为注重提供优质的服务，因为陈光甫清楚地知道：任何业务只有在保证其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持续开展。所以他一再强调“服务最为重要”，并将这一理念付之实行。上海银行独创柜员制，由行员一人负责从验票到付款的全过程，免得顾客为存取款而东奔西跑。陈光甫还要求经理和襄理坐在营业室办公，使顾客可随时找他们解决问题。当银行普遍实行机器记帐后，在办理业务时往往与顾客有所疏远，陈光甫又提出银行不能满足于“机器式的服务”，设法加强与顾客的感情联络。前面提及的上海银行开展小额储蓄服务，替企业代收各项费用，把储蓄网点办到学校等方法，既是为了扩大业务范围，实质上也是为了向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上海商业银行还严格规定，行员在办理业务时绝不允许与顾客发生争执，任何人得罪顾客，都会受到处罚。
上海银行扩大经营业务范围和提供优质服务的效果是明显的，这使得它在短时间内得到了绝大多数市民的认可。在它开办的第一年存款总额仅为57万元，10年后的1926年就急增至3244万元，到30年代银行存款总数更是一直居于全国银行界第一、二位。
注重信息的捕捉与调查 现代商业称得上千变万化，为生存与发展，陈光甫非常重视信息的捕捉与调查。他特意在上海银行成立国外部，后又在纽约成立通讯处。国外部专门租用了英国路透社的电传机，以随时了解世界各地的金融信息、市场动态、经济新闻。国外部中的业务信用调查部门，既通过外国同行调查一些与上海银行有业务往来企业的信用状况，又向国外同行提供相关中国商家的财务情况。之后随着业务的扩大，上海银行再专设调查部，用以调查国内外的经济情报，其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包括金融汇兑、证券币制、工农业主要商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价格变化等，其调查内容甚至还涉及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动态。上海银行注重调查的成效是明显的，银行因此而避免了许多风险损失。如曾有一位大商人是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女婿，许多银行都贷给他大量款项。上海银行经过调查了解到此人主要从事投机生意，随时可能发生风险，所以在给他贷款时非常谨慎。后来此人果然因经营失败而逃之夭夭，别的银行为此损失巨大，但上海银行损失却很小。
陈光甫不仅重视广泛的调查，而且还要求下属对调查所得的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多次强调，“凡事均宜刻意研究”，对社会上的各种商品都要“研究其来源、去路、品质、产量、交易习惯以及各种陋规”（注：编写组.上海文史资料选辑[J].第六十辑.）。研究的目的是使上海银行的一举一动皆与商业“合拍”。为此，上海银行特设经济研究室、农业研究委员会、棉业研究委员会等专门研究机构，经常召开各种专业性的研讨会，并提出建议供总行和各部门决策时参考。上海银行有时还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本行的调研工作提供咨询与指导。世界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证明，商业情报信息的准确与否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往往是至关重要的。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陈光甫就能注意到这一点并付之实施，充分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杰出企业家的远见卓识。
二、中国近代旅行社的创始人
在上海银行顺利发展的时候，陈光甫又着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这是一家在中国现代经济界极具影响的重要企业。陈光甫在晚年时曾表示：创办中国旅行社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作，也是最值得纪念的大事之一。
陈光甫创办中国旅行社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欧美各国有许多银行都附带经营规模不等的旅行业务，并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可能给陈光甫提供了某种启迪；二是陈光甫本人就酷爱旅游，但在旅行过程中深感国内旅行反而不如国外旅行方便，觉得中国必须像欧美国家一样设立为游客服务的企业机构；三是20世纪初，已有相当数量的外国游客来上海旅游，但由于缺乏优秀的导游，使外国游客无法真正领略中国独特的风景名胜与历史文化，陈光甫觉得这有损祖国的形象，认为应该由中国旅行社的导游来提供优质的服务。因此，他于1923年8月在上海银行属下成立了旅行部，并于1927年6月改名为中国旅行社。这标志着中国的旅游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陈光甫的努力经营下，中国旅行社业务的发展极为迅速，从代售国内外的火车、轮船和飞机客票，发展到组织游览、接待会议、经营饭店、开发景区等众多方面。中国旅行社组织游客前往游览的地点北起长城，南至粤桂，东近海域，西达黔滇，遍及祖国的名山胜水，为配合游览业务，中国旅行社还在泰山修理石径，投资景区建设。中国旅行社先后接待了太平洋学会年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大会等大型会议。1932年因日本侵占东三省而由“国联”派来的“李顿调查团”也由中国旅行社这一民间企业负责接待。由于中国旅行社卓有声誉，1935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华民国第6届全国运动会特聘该社社长为大会招待组组长。中国旅行社成立后，感到许多地区旅栈简陋，不能解决旅客住宿的困难，便先后在沈阳、郑州、汉口、青岛、西安、徐州、黄山等地建设招待所和饭店，其中于1935年开业的南京首都饭店是当时最大、最豪华的饭店之一。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现在广泛流行的“招待所”一词就是中国旅行社的创意，它是指设施比较简单，价格比较便宜，能满足旅行者基本食宿需要的经济型旅馆。此外，中国旅行社还在20世纪30年代就代办出国手续、发行旅行支票，代理保险业务，其业务覆盖面之大，就是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也少有旅行社能与其相比。
中国旅行社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这样的发展是和陈光甫独特的企业经营理念分不开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服务社会的精神、严格的管理制度、独到的宣传策划。
服务社会的精神 这是中国旅行社得以发展的最重要原因，陈光甫曾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人惟自利，我则‘服务社会’。”中国旅行社的章程更明确指出：“本社之设，非专为牟利计也，其主要宗旨在为社会服务。”（注：中国旅行社总社档案.卷号Q368-1-560，上海档案馆馆藏.）为此，中国旅行社每位员工办公桌上都印着“服务社会”四字以督促自己。在服务社会精神的指导下，中国旅行社开设了种种民众所需要的服务项目，甚至其中有一些服务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陈光甫坚持：“天地间事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量数之好感，其赢余为何如耶？”（注：编写组.中国大资本家传[M].上海：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他曾指出：上海商业银行从社会上赚了很多钱，应该还一部分给社会，还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旅行社的服务。1930年冬，陈光甫在视察中国旅行社徐州分社时又指出：“现在旅行社只招待一二等客人，而对于三等客人，毫无招待之方，殊觉失宜。”（注：陈光甫.陈光甫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从此，中国旅行社更加注重对广大民众的服务，招待所也是为此而创办的。正是服务社会的理念与行动，使中国旅行社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推动了业务的迅速扩大。
严格的管理制度 这是中国旅行社能够迅速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人事管理方面，社里招聘员工一律经过严格的考试，录用后先要经过为期几个月的专业训练，成绩合格才能正式安排工作。负责人员的任用升降都以才能学识为标准，学历仅作为参考。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中国旅行社的财务管理方面也相当严密。一切费用照例有预算；总社设立稽核所，经常在各地稽查帐目，从而有效的防止了舞弊与浪费；另外，所属分社必须每月填写“经理月报”致总社，详细列出各项业务数字及今后计划，以供总社审察，因而旅行社负责人对社里的各方面情况非常了解，管理十分规范。
独到的宣传策划 企业业务要发展，就必须进行独到的、有成效的宣传。中国旅行社先后编印了多种旅行手册和导游丛书，如《首都导游》、《上海导游》、《杭州导游》、《牯岭导游》等，既方便了游客，又扩大了旅行社的影响。为了加强国外宣传，中国旅行社曾先后向海外各旅游机关和交通部门发出介绍中国风景名胜的小册子共达20余万份。同时，中国旅行社还创办了《旅行杂志》，由国内著名学者教授和特约的国外记者执笔写稿，出版后分送中外旅游机构及高级职员，对扩大业务，弘扬声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中国旅行社独占中国旅游业鳌头数十年之久，而且开始跻身于世界大旅行社之列。甚至可以说，中国旅行社在旅游界创造的辉煌业绩及其形成的广泛影响，即使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尚无人可以超越。
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陈光甫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企业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终其一生，曾先后担任过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国民政府参议员、立法委员、国府委员、金陵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等名目众多、性质不一的社会职务。尤其是他在抗日期间赴美国寻求借款和1947年出任国府委员两事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关注。
1938年，日军开始了进攻武汉的战役，中国抗战进入一个最为艰苦的阶段。当时的中国，国内进行反侵略战争的资金严重短缺，外交上又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为获得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国民政府决定派人前往美国争取援助资金。于是，在美国社会有着良好声誉，美国财政部长摩尔根“异常钦羡信任”的陈光甫临危受命，抱定“效秦庭之哭，以求有效”之决心赴美国办理借款事宜。在贷款谈判之初，美国方面曾对中国的还贷能力表示怀疑，为了消除美国方面的这种怀疑，陈光甫一面竭力争取美国政界、商界等各方面的支持；一面提出中国以出售桐油与锡矿为抵押的建议，得到美国方面的认可。经过艰苦的努力，美国政府在1938年底与1939年初正式同意向中国提供两笔各为2500万与2000万美元的贷款，史称“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这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次外交与财政上的重大胜利。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与陈光甫一起争取贷款的胡适后来回忆说：“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落时的一针强心剂。……中国国际信用，大为改善。关系之重大，不言而喻。”蒋介石特专电赞誉：“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注：杨天石.海外访史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此后，美国政府又参照“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所确立的模式，主动向中国提供了钨砂和金属矿砂两笔贷款，合计7500万美元。这些贷款一是使中国获得了急需的资金，二是打破了中国孤立无援的处境，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中国的抗日士气。同时，这两笔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贷款也标志着美国开始摆脱原先奉行的孤立主义，逐渐走向中美反日同盟。因此，它们对中美、美日、中日关系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形势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陈光甫也因此被人誉为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1947年春，蒋介石为塑造良好的国民政府形象，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决定改组政府，并认为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民间著名人士参加，陈光甫就是其首先争取的人士之一。以前从不愿担任实际政治职务的陈光甫认为这次政府改组是国民党开放政权，逐渐走向政治民主化的开端，而且既然“蒋先生这样坚持，几位老朋友这样敦促，我也不便回却”（注：陈光甫.陈光甫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因此接受了国府委员的任命。之后，陈光甫定期前往南京参加国府会议，并就向美国贷款、发展经济、停止内战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呼吁解决通货膨胀等迫切的经济问题，以使社会安定，民众乐业，并多次表示“要解决当前紧急的经济问题，先得停止内战”（注：陈光甫.陈光甫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他还要求改善国内金融界的混乱状况，提高民族资本的地位，因此社会舆论认为他是一位有良知、负责任的社会活动家。1949年，当担任代总统的李宗仁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和谈时，中国共产党方面一再表示，希望陈光甫是代表团中的一员。是年7月，毛泽东特派章士钊前往正在香港的陈光甫住所，恳请陈光甫到北京参加正在筹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久，陈光甫的好友，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李济深等又分别致电陈光甫，转达周恩来的嘱咐：“劝驾早归，共为新中华努力。”虽然陈光甫最后婉拒了中共的邀请，但从国共两党对他的重视，也足见他社会地位的重要。
陈光甫还积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1921年，针对“上海为吾国通商大埠，商业人材，普通者虽渐见众多，而于商科应有各科目具极深研究、足膺大学专门教授之选者，现尚寥寥之可数”（注：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资料.）的情况，他和黄炎培等社会著名人物筹办上海商科大学；之后陈光甫担任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长多年，对该校的发展尽心竭力；他还在复旦等大学设立奖学金，鼓励莘莘学子为国家刻苦学习，这一切都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受到广泛的好评。
可以说，创办中国第一流的银行、开办中国第一家近代旅行社、进行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任何人只要在一生中能够做成其中的一项就足以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并受到人们的尊重，而陈光甫却同时做到了这一切，因此，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值得人们加以关注和研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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