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区”研究的主要学派与整合框架：学习型产业区的理论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学派论文,学习型论文,框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06)06-0097-07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创新与知识创造及其主导下的区域发展等问题迅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有活力的区域，如美国加州的“硅谷”、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意大利的“爱米利亚—罗马涅”等，在性质上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剑桥经济学家马歇尔(A.F.Marshall)所提出的“产业区”非常相似。由此，在区域发展研究和经济地理学领域，迅速复兴了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并将其作为当代经济学的“新异端”(New Heterodoxy)和以促进内生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为目标的区域政策设计的重要理论基础[1]。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在遵循马歇尔“产业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新形势，相继提出了一些侧重点有所不同的产业区运行机制，从而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学派。虽然这些学派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发展实践均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也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本文的目的是在阐述不同学派理论建构的特点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探讨通过学习型产业区的理论建构而对这些学派进行互补、整合的基本途径。
1 弹性专业化学派
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学派发源于意大利，因此又称意大利学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Bagnasco、Becattini等。该学派对马歇尔产业区理论的复兴，最先源于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一些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意大利工业发展与区域差异的研究。长期以来，意大利经济一直被认为是二元的：发达的、以大企业为主导的西北部与不发达的、以小企业为主导的南部、中部及东北部。但经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发展，意大利的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7年，意大利社会学家A.Bagnasco率先对这种二元结构提出了挑战。他基于对意大利工业化进程的观察，独创性的提出了“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的概念[2]。作为对传统二元结构模式的替代，它用于指在1960和 1970年代经历快速工业化过程的意大利的中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一地区的发展同不发达的南部以及传统的工业化的西北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中小企业的地理集中以及部门专业化。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也发现，这一地区的发展突出表现为依附的、无效率的小企业主导的工业模式向小企业作为面向最终市场的、自主的、有效率的经济成分的转变。1979年，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Becattini提出，这一地区的工业发展同20世纪初马歇尔的“产业区”模式非常相似，并倡导用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解释其发展[3]，从此拉开了马歇尔产业区理论复兴与产业区理论论争的序幕。到20世纪80年代初，意大利学者的研究引起了美国社会学家Piore与Sable的高度重视。他们于1984年合作出版的《第二次产业分水岭》，就基于意大利以及德国（西）等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材料，提出了资本主义由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体制向后福特主义的弹性专业化生产体制转型的观点，极力推崇意大利基于专业化的、技术先进的中小企业空间集聚的工业发展模式，并将其作为弹性专业化生产的典范[4]。从此，弹性专业化的工业发展模式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并有力促进了对“产业区”现象研究的复兴[1]。
弹性专业化学派最忠于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传统，同时广泛吸收了美国经济社会学家Granovetter的社会根植性(Embeddedness)思想[5]，它关注于中小企业的分工、专业化、信息网络和生产弹性，重视既竞争又合作的本地网络及其对本地独特社会文化的根植性，强调地方产业增长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基础，认为制度、劳动分工和学习创新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区域发展的关键，马歇尔所强调的共享知识、信任和“产业空气”不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促进合作、创新和创新扩散，特别是通过非正式的“干中学”和“用中学”等意会知识的转移而不断创新。因此，这一学派认为，新产业区作为弹性生产综合体，它具有两个最根本的特征：弹性专业化的本地网络（包括企业网络和劳动力市场网络）和本地网络对本地社会制度文化的根植性。但同时，该学派还认为，产业区并非是稳定的组织模式，发展与变化是产业区的自然性质。有的学者提出，受全球化力量的导引，马歇尔式的产业区可以发展成为全球网络中的“马歇尔节点”(Marshallian nodes Within Global Networks)[6]；有的则认为产业区作为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它可以进一步演化成为更高级的形式。但产业区究竟能否走向持续发展，关键取决于其内生的创新能力，即产业区内中小企业通过激进创新（而非渐进创新）打破路径依赖和改变技术轨迹的能力。由于产业区内的渐进创新并不能保证甚至会阻碍“激进创新”的实现，因此通过政府干预，如建设一定的制度氛围和机构密度(Institutional Thickness)，来提高产业区获得新技术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7]。
2 新的产业空间学派
新的产业空间(New industrial Spaces)学派又称加利福尼亚学派，其研究阵营位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其代表人物主要有Scott、Storper等。20世纪80年代初，Scott在研究洛杉矶妇女服装工业时，开始将产业的垂直分离、劳动分工、交易费用和地理集聚联系起来[8]。之后，Christopherson和Storper在关于好莱坞影视产业研究中，同样也发现了产业的垂直分离现象[9]。80年代中后期，受Piore与Sable《第二次产业分工》著作的影响，该学派吸收了马歇尔产业区理论和弹性专业化学派有关劳动分工的弹性专业化思想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全面关注于劳动分工、交易费用和地理集聚之间的相互联系，特别强调在新的劳动分工背景下新的产业空间形成的“交易费用”机制。该学派认为，不确定的市场条件和技术路径促使企业发生外部化的垂直分离，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生产能力过大（包括生产和劳动力囤积）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取专业化的好处并降低技术锁定的危险，但这也由此大大增加了企业间投入产出联系的交易费用。由于企业外部交易的频繁性、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交易费用对地理距离就变得非常敏感，而本地化投入产出联系和生产协作网络所形成的弹性、降低风险和专业化等相互依赖的外部经济优势，能够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并保护合作，因而能够促使企业集聚。这样，在强烈不平等竞争和新技术、新产业快速兴起的工业化过程中，一些新的产业空间（如硅谷）便应运而生，同时那些传统产业区（如好莱坞）也通过组织和技术变化从大规模生产和空间扩散走向垂直分化和再集聚。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对创新问题的重视，该学派在产业集聚“交易费用”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企业集聚不仅仅是由于节约“交易费用”的努力，更为重要的是，集聚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流动（特别是投入产出系统中的信息流动），而知识和技术的流动能够产生创新，因而集聚本身就是产业内在动力的源泉；但仅仅通过市场（制度）并不能成功协调产业集聚区中的各种交易关系，同时知识和技术的流动也并非简单的市场交易的结果，因为许多知识和技术是不能或不能完全编码的，是“意会”的，而是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等众多机构通过信任、合作、面对面交流等“非贸易相互依存”(Nontraded Interdependence)的产物，而“非贸易相互依存”又依赖于区域特定的制度文化[10]。这样，该学派已从Williamson的“交易费用”机制转向“非贸易相互依存”机制，并在强调演化和制度文化的作用方面，与弹性专业化学派日益趋同。但与弹性专业化学派相比，该学派一方面将产业区模型的应用范围从传统产业扩展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以及生产与金融服务部门[11]；另一方面在 90年代以来广泛吸收了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将交易费用经济学、劳动社会分工的动态理论和交易地理学有机结合，创立了技术（空间）、组织（空间）、地域（空间）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特别关注技术变化的新经济学以及演化与路径依赖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强调地域的空间接近是劳动社会分工的一种重要投入，它允许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专业化试验，并通过特定地域空间中组织之间的正式交换和非贸易相互依存等集聚的外部经济实现技术创新和递增收益，而地域空间中组织之间各种关系的协调并非单纯基于理性和市场，地域的惯例、制度、文化作为地域特定的关系资产 (Relational Assets)在决定经济主体的“行动能力”(Action Capacities)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0]。因此，该学派最终超越了正统经济学的个体最大化假设，转而走向不确定条件下动态的相互依存，从而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异端” (New Heterodoxy)。
3 创新环境学派
创新环境(Milieux Innovateurs-milieu)学派源于欧洲大陆特别是由法国、意大利、瑞士区域经济家组成的GREMI(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upopeen sur les Milieux Innovateurs)小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一系列工作，其代表人物主要有Aydalot、Camagni等。该学派在遵循“自下而上”发展、“产业区”和“地方生产系统”等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将区域发展解释为一定地域内创新活动和创新环境协同的结果，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技术创新和创新环境上[12,13]。但对创新环境的认识上，该学派内部也存在一些差异。一些学者将创新环境描述成导致创新的区域制度、规则和实践系统，该系统协调着区域的各种行为者组成的投入产出网络。与美国经济社会学家Granovetter的根植性(Embeddedness)思想相似，这些学者强调创新网络根植于特定的创新环境之中。另一些学者则将网络本身看作是创新环境。他们认为，地域由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产生的关系空间 (Relational Space)构成，时间则体现为学习和创新过程的步伐，地域由于在减少创新企业动态不确定性方面的独特作用而成为经济活动的控制者。因此，创新环境由一组关系 （市场关系、权力关系、合作关系等）或网络构成，通过这组关系或网络，地方生产系统、各种参与者和它们的代表以及产业文化得以统一起来，从而产生了地方化的动态的集体学习过程。特别是合作关系或称地域网络，包括地方网络和跨区网络，构成了创新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以一个集体的社会化的方式，通过“近邻效应”(Proximity Effect)和社会化效应(Socialization Effect)，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减少了创新的静态和动态不确定性，并为学习过程提供了持久的基础与保证[14,15]。
与弹性专业化学派和新的产业空间学派相比，该学派的特色在于强调特定地域中的技术创新过程和创新环境的重要性，同时该学派也认识到，长期中地方环境并不能保证创新能力的连续再生，跨区域网络和创新环境的结构变革对持续的创新非常重要。
4 产业集群学派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学派源于美国哈佛商学院波特(Porter)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展的对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该学派从公司战略管理的视角出发，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的产业是通过一个高度本地化过程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这些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进行持续的创新和升级，而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关键取决于“钻石模型”：一国的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以及厂商战略、结构与竞争等4方面因素的相互配合，并通过地理集中而大大强化[15]。这样，在某一特定领域内既竞争又合作而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专业化供应商和服务商、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有联系的机构的集合，便构成了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该学派认为，在新竞争经济学中，对公司最为重要的，不是投入和规模，而是生产率。集群可以使公司更有效的获取专业化的雇员、供应商、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使集群的成员之间拥有良好的多样化的互补性和共用性，使公司获取更强大的竞争压力、发展动力，使公司的业绩评判也非常便捷有效，而这些都能提高集群内公司的生产力，并促进创新和生产力的增长，同时还有利于新公司和新业务的形成。因此，集群一旦形成，其发展就具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循环机制，但集群也会由于技术和需求等某些外界因素的变化或内部的僵化而丧失其竞争地位。该学派强调，对公司决策者来讲，要理解集群，就需要在战略性议程上重视区位选择、本地参与、集群升级和集体协作等4方面议题[16]。显然，与上述3种流行于地理学家和区域科学家的学派相比，在战略管理领域流行的产业集群学派特别强调公司区位、公司战略与作为商业环境的集群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对公司生产率、创新能力的影响。
5 区域创新系统学派
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学派源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学者将新区域科学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结合，其代表人物主要有Cooke、Morgan和Asheim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理学科和创新研究学科的日趋融合促成了“新”区域科学的兴起[17]。在某种意义上，弹性专业化学派、新的产业空间学派、创新环境学派也可以看作是“新”区域科学研究的三个重要学派。伴随着90年代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将新区域科学同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学习型区域等概念[17-19]。该学派遵循新区域科学研究中区域环境—学习创新—竞争优势—区域发展的理论框架，借鉴国家创新系统对知识流和政府政策的关注，认为在社会向知识推动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区域的学习创新能力是其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而创新是人员、企业、大学、政府研究机构等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而促发的知识流动和知识转化的过程，空间接近和产业集群有利于这种知识流动和知识转化。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公司和组织都在一种根植于制度文化环境的特征下致力于相互学习和合作。因而，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区域制度和组织上的系统创新，尤其是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区域金融、财政等制度安排和开放、求知、分享信息的“合作文化”以及区域的信任机制，在区域创新系统结构中具有重要作用。
6 第二级城市学派
第二级城市(Second Tier Cities)学派源于90年代以来新产业区研究中关于弹性专业化和本地根植性的争论。该学派认为，马歇尔式的产业区及其变体意大利式的产业区，并不能解释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等传统大都市区之外区域的经济、就业、人口的快速增长，因而极力主张新产业区概念的一般化和类型的多样性[20,21]。所谓第二级城市，实际上是某类“新产业区”的代名词，特指地处传统大都市区之外、以特定的贸易导向型产业为基础并繁荣的经济、就业、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特别是新兴的中小规模城市[22]。该学派在网络和产业区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国家的作用、大型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地方经济的行为者同区外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及对其的根植性（非本地根植性）以及第二级城市随时间转换其性质的动态潜力。基于理论分析和案例调查，该学派认为，第二级城市或新产业区的结构大致可以划分为 4种类型[22,23]：①马歇尔式产业区(Marshallian District)。意大利式产业区是其变体形式。作为一种弹性专业化的本地合作系统，在这种产业区中，由于高质量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个人在企业间的流动性较强，工人对区域而不是对企业承诺，但区内企业同区外企业的联系与合作却很少。②轮轴式产业区(Hub-and-spoke District)。这种产业区由在一个或多个产业中的一个或几个垂直一体化的大企业支配，在其周围环绕着大量的较小或较弱的供应商、相关企业及不相关企业。核心企业与区域外部的竞争者、顾客、供应商等有大量联系，在区域内供应商通过长期契约和承担义务与核心企业联系密切，但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却较少。这种产业区的典型例子有美国的西雅图、底特律等。③卫星平台式产业区 (Satellite Platform District)。这种产业区主要由跨国公司或多厂企业的分支工厂或机构组成，它往往是在开发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区内企业间缺乏联系和合作，但每个分支工厂却与区外的母公司和供应商、客户等有紧密的联系，企业生产经营的关键资源如管理人员、技术专家、投资决策和生产服务等均来自区外。这种产业区的产业技术水平可高可低，类型十分多样，因此分布较为普遍，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北卡罗来纳的研究三角园。④国家力量依赖型产业区 (State-anchored District)。这种产业区由一个或几个大型国家机构（如军事基地、国防工厂、武器研究室、大学、政府办公机构等）所支配，其经济关系主要取决于国家政治而非私营部门。因此，支配机构、供应商和买方间的合约和承诺是短期的，地方私营部门间的合作程度也非常低。但支配机构与总部在区外的供应组织和外部企业有高度的合作与联系。因此，与其它几个学派相比，该学派对新产业区的认识最为宽泛，不仅承认弹性专业化与本地根植性，同时更强调大宗生产系统和非本地根植性；不仅认识到区域发展存在的自主模式，同时更强调区域发展的区际依赖；不仅看到区域发展的地方化力量，同时更强调国家政府对区域发展的深远影响。
上述6个学派的代表文献、共同的理论基础、所采用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学术观点可用表1来概括。当然，对产业区进行研究并不仅仅限于上述6个学派。除这些在地理学、创新研究、区域科学、战略管理等领域流行的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是“异端”的学派之外，在主流经济学领域，也有两个学派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进行了有力的解释，一是以 Krugman为代表的地理经济学，另一是以Arthur为代表的演化与复杂性理论[24]，虽然这两个学派的理论并不是专门用来解释“新产业区的”，但他们的思想正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也正在被上述学派在批判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进行吸收。显然，有关产业区机制的各种解释是相互交织的，但不同的学派又有各自的理论重点。伴随着理论和案例研究的深入，不同学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成为一种趋势。
7 不同学派的整合：学习型产业区的理论建构
综合产业区各个学派的主要观点，可以发现，产业区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如何才能获得并保持其长期的竞争力？在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劣势区域如何才能摆脱依赖发展或不发展（被边缘化）的宿命？上述有关产业区的不同学派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解答，并对强调市场机制的新古典经济学主流范式提出了挑战。因此，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异端”，上述一些学派扛起了“新区域主义”的旗帜，试图通过区域内部资源的动员和内生发展能力的培育，来为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多样化的思想基础[25]。
但是，上述不同学派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一些学者对全球生产体系的研究表明[26,27]，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生产者驱动、购买方驱动和互联网导向的全球商品（价值）链对区域经济发展已产生重大影响；一些学者特别是法国规制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协调与社会生产体制的多样化模式的研究表明[28]，并不存在一种永远可以借以提高社会生产体制竞争力的方法或者把资本主义经济有效协调起来的最好组织方式，任何社会生产体制的优越性不仅是由其制度安排而且还是由其竞争对手的制度安排以及它所在的宏观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在大批量标准化社会生产体制之后，存在着四种可能的后继社会生产体制模式：定做生产、多品种大批量生产、灵活得多品种大批量生产和适应性生产，并且每一种社会生产体制的有效性都需要市场、网络、会团组织以及层级制（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混合。对于“新区域主义”的上述理论学派而言，一些学派过于强调本地网络和本地根植性，而忽视全球商品链对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一些学派过于强调某一单一的社会生产体制模式，而忽视不同的技术和市场条件下生产体制模式的变异；一些学派过于强调某种单一经济协调机制，而忽视市场、网络、会团组织以及层级制不同协调机制的配合。因此，要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区的发展提供一种全面、系统、综合的解释，并为产业区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提供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还需要在吸收全球商品链、社会经济体制分析有关认识的基础上，将上述学派进行有机整合，来构建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在经济全球化和创新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区域经济活力的源泉在于以知识创造和扩散为核心的学习创新，而产业区的学习创新既与其主导的社会生产体制以及其制度根植性息息相关，同时也与这种社会生产体制与全球商品链的联结模式密不可分。因此，通过将产业区、学习创新、全球商品链和社会生产体制几种理论工具进行整合，可构建一个具有较强通用性的学习型产业区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以生产体系的学习创新为核心，以生产体系对社会生产体制和相应制度的根植性为基础，以生产系统对全球商品链的外部联结通道和对地方网络的内部联结通道为媒介。因此，无论是进行产业区的理论分析还是经验研究，均需要从相互关联的以下
3 个维度出发：
第一个维度是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大体上可以分为 7种基本类型[28]：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福特主义的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弹性专业化生产、多品种大批量生产、灵活得多品种大批量生产、适应生产。前三种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主导下的产业区可以看作是“传统产业区”，后四种则为“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新产业区”——学习型产业区。由于不同的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具有不同的技术复杂性、技术变化速度、产品市场需求特点、协调模式和宏观经济背景要求，因此对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新产业区——学习型产业区来讲，前述6大学派均告诉了人们有关某类产业区发展的故事或分析框架，但均未能对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进行深入的类型学研究，意大利、德国和美国的产业区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不能忽视美国“硅谷”、德国巴登—符腾堡、“第三意大利”学习创新模式之间的重大差别。
第二个维度是维持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的制度安排——治理与协调机制。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治理与协调模式依据行为动机和权力分配大体上可以分为7种基本类型[28]：社会（传统）、市场、私人层级组织 （企业）、国家、会团组织、网络、超国家组织，其中市场和私人层次组织主要是为了私人利益，而社会和国家则是出于义务责任；市场和社会侧重于从水平方向上进行平等、自愿的协调，而私人层级组织和国家则侧重于从垂直方向上依靠权力进行规制；会团组织、网络和超国家组织则介于市场、社会、私人层级组织和国家之间，兼有私利与公益、权力与平等的混合特征。如果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对产业区的分析侧重于企业、国家和市场，那么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对产业区的研究更关注社会（如社会资本）、网络、会团组织和超国家组织。但实际上，由于任何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的运行均依赖于7种协调模式不同程度的混合、共生和互补，因此，在理论和政策上过分偏执于某一协调模式或不同协调模式之间的替代是危险的。
第三个维度是地方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联结通道：全球商品链或全球生产链[29]。在当今社会，日益开放的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这种全球资本主义以激烈的全球竞争与新的生产中心的出现、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快速革新、跨国公司的扩散与重构、全球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在WTO框架下各国日趋开放的政策体系为特征，并受技术—制度—组织创新、跨国企业网络以及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管制力量交互作用的影响。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生产力其实就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各个产业区中，并通过全球商品（生产）链深化并改变着全球化生产分工及与目标市场的联结格局，同时也改变着各个产业区自身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长期竞争力和经济地位。到目前，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支配结构的全球商品链：生产者驱动、购买方驱动和互联网导向，并通过6种贸易联系将各个产业区同全球生产和贸易相连接：初级商品出口、出口加工装配、零部件供应转包、原始设备生产、原始商标制造、原始设计制造。由于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强调的是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中跨国公司和其他大型一体化公司对生产系统特别是大批量生产的控制作用，购买方驱动的商品链强调的是大型零售商、品牌销售商和贸易公司在建立劳动、设计、销售密集型消费品工业生产贸易网络特别是弹性专业化网络中的支配作用，而互联网导向的商品链则强调的是电子商务对生产者驱动和购买方驱动网络的影响，因此，在诸如美国硅谷、台湾新竹这样的IT产业区中，这三种驱动机制可能是并存的，许多时候可能还是互补的。但无论是什么样的驱动机制，产业区与全球的联结通道对产业区的知识创造和产业升级都是必不可少的[30]。
战后以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全球商品链的持续升级，无论是对工业化国家还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产业区的学习创新，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和有选择的多种国家干预形式的共同作用下，其产业区已实现从初级商品出口、出口加工装配向零部件供应转包、原始设备生产的成功升级，并且已经开始了向原始商标制造、原始设计制造的更高目标攀登。一些学者指出[26]，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能够取得出口产业的成功升级，关键在于有高效的网络服务于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供应商以及其已经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地方设计、金融、交通和通讯服务，特别是其所形成的海外购买方、本地和低薪国家独特的“三角型生产关系”。但与此同时，连贯而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公司运作的制度环境也十分重要。事实上，产业区与全球商品链的升级，最为本质的还是在产业区和全球商品链的互动中通过技术、制度和组织上的各种创新（包括激进的突破性的创新，创新扩散和渐进的创新以及系统化创新）实现的，一个产业区若不能实现与全球商品链的联结，其学习创新就会像单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那样，失去学习创新的机遇、动力和压力。由于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挤压下，面向出口型工业化已经变成了世界各国几乎共同的发展战略，而面向出口型工业化的投资却更倾向于以某一国家的具体部门和地理区域（即特定的产业区）为目标，因此，依据技术和工资等资源禀赋的差别，在国内外发展多种形式的“三角形生产关系”并以此来扩展全球商品链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
总之，学习型产业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产业区各学派所强调通过地方生产系统的集聚与外部经济而形成的地方化的学习创新固然重要，但一方面，这种学习创新需要嵌入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尺度的制度安排与协调治理模式中，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与全球商品链或全球生产链的有机联结。因此，通过以学习创新为核心，在吸收产业区各个学派合理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生产体系（社会生产体制）、制度安排、全球商品链（生产链）三位一体的学习型产业区的理论框架，无论是对产业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对各种产业区的经验研究及政策思考，均是有益的。
收稿日期：2005-11-11；修订日期：200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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