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新殖民主义及跨国公司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殖民主义论文,跨国公司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2456（2000）02—0074—05
一、何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
“全球化”，是一个主要在经济领域（包括金融领域）使用的，用以描述世界经济特别是20世纪中叶（二战后）到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术语。从其内涵与外延来看，它不是一个包容度很广的术语。目前中国学术界与欧美学术界一样，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存在着任意扩大其使用范围的倾向。正如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马斯奥·米约西（Masao Miyoshi）教授（注：Masao Miyoshi:UC San Diego 比较文学及比较文化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批评理论及英语文学、东方（日本）文学研究。）所指出的一样，“‘全球化’这一术语（term）与‘后殖民主义’一样，差不多被用滥了”[1]（p337）。不过， “全球化”这一术语虽不应“滥用”，但却完全可以作为谈某些问题的一个背景来处理，如环境问题、文化问题、文学问题等。“全球化”之所以能成为欧美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并影响到我国学术界，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外，大多是由“全球化”理论及事实所具有的这种“背景”功能决定的。
关于“全球化”这一术语，在目前的欧美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正如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斯所说：“全球化这个概念……它有多种含义。目前，它几乎成了一种标签，用以描述任何一种方式的国际关系和市场的国际化。就是在科学著作中，也被理解为各种不同的内容，没有统一的定义。”[2]（p2）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 除了上面所述的“滥用”原因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全球化”描述的既是一种状况，又是一个过程，其定位较为困难。那么，我们是否就真的无法给它下一个定义呢？我认为，只要从“全球化”这一术语的起源及理论内容入手，还是可以对其下一定义的。“全球化源起于传播媒介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和传媒研究”[3]（p139）。 “全球化理论主要探讨全球同步传播技术和一体化的横跨大陆的流动影响，探讨既非被历史也非被地缘结合的共同体的形成，也更深入地探讨‘世界经济’对地方和民族经济的胜利。”[3 ]（p141）根据欧美和其它地区的学者使用这一术语的情况及这一术语的起源、研究对象来看，“全球化”似可定义为：它是一个主要在经济领域使用的，既描述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又描述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术语。这一术语与另一术语“一体化”（integration）有着密切联系，“一体化”可谓是一个总术语， “全球化”则是一个具体术语，它是描述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较高阶段的术语，其意是指世界经济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一体化方面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阶段”，形成了一种全球规模。我之所以如此界定，主要基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具体进程。一般说来，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随着“跨国贸易”的出现就已开始。在西方，随着哥伦布越过大西洋就已开始。在中国则可追溯到“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郑和下西洋”壮举的出现。不过，“二战”以前出现的这种“一体化”的经济趋势，还只处在“初级阶段”，因为，作为经济一体化重要内容的跨国贸易及后来的国际贸易，在这一时期各国经济中所占的比率还较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作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较高阶段”的“全球化”时代，它的“新颖之处在贸易、资本、劳动力、产品、消费信息、技术等的展开程度方面，这种展开的程度已庞大到足以由量变到质变的程度”[1]（p343）。同时，就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来看， 我们无法预测这种“一体化”可能达到一种什么程度，而这种可能达到的程度，与现在“全球化”的经济状况相比，也许会更高，所以，用“较高阶段”来称谓“二战”结束到目前这一阶段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状况，不仅使“全球化”这一术语显得较有弹性，而且也符合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也便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全球化”这一术语的内涵与外延。
同时，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全球化”是一个主要在经济领域里使用的术语，不仅是针对国内外学者“滥用”的倾向，而且是基于这一术语所适用的范围而言的。就目前世界各方面的发展来看，除经济领域已达到了一体化的“较高阶段”外，其它领域如政治、文化等并未达到一体化的“较高阶段”，所以，不适于用“全球化”来描述。就政治来看，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并未走向一体化，相反，随着先前二极对立的政治格局的打破，世界政治正日益走向多极化。文化的发展虽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但民族文化的主导地位并未动摇，马克思在19世纪所描述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化的时代，离我们仍很遥远。同时，就政治、文化、经济各自的影响来看，由于各自一体化程度不同，其影响也不同。未达到一体化较高阶段的政治，其影响的地域性特征往往很明显。一般说来，一国或一地区的政治危机，往往局限于某国或某地区，很难产生世界性的连锁反应，如中东、伊拉克政治危机，科索沃政治危机，它们往往只局限于这些地区或国家，对别国的政治影响十分有限，有的因地域关系，甚至对世界其它国家根本就没有影响。究其原因，也主要是因为世界政治并未达到相互依存、兴衰与共的一体化的较高阶段。文化的发展与建设也是如此。由于民族文化仍占主导地位，世界文化的一体化程度不高，因此，一国或一地区文化出现危机，也无法产生连锁性的文化震荡。与此相反，达到了一体化较高阶段的经济，则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某国或某地区的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往往会产生世界性的经济震荡，如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更早些时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等，不仅使这些国家或地区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直接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并迫使各国采取相应的对策。如美国，面对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不得不采取降低利率的经济对策来稳定世界经济。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时，为避免这种金融危机的扩散，美国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紧急决定拿出200亿美元给墨西哥。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因为， 已达到一体化较高阶段的经济，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往往相互依存，兴衰与共。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危机，不仅会“殃及池鱼”，还可能危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正是经济“全球化”的特有现象。
关于“全球化”这一术语，在目前不仅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的定义也主要是我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的），而且关于“全球化”这一术语的使用，在欧美学者中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主要有三种观点：（1 ）以英国的两位经济学家帕尔·赫尔斯特（ Paul Hirst）和哥拉哈姆·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为代表。他们认为，用“全球化”描术世界经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状况是不准确的。他们主要提出了四点论据：首先，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全球化主导因素的跨国公司“都不隶属于任何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真正的跨国公司是很少的，大公司中的大多数公司都是‘多国’（Multinational）公司”[1]（p340）。其次，“他们争辩说，国际贸易与其说是全球性的，不如说是地区的”。因为“欧盟、美国和日本内部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80%”。其三，“他们认为，国际贸易除欧共体成员国以外，是大多数国家的整个经济活动的较次要部分”。其四，“他们相信，两个最成功的经济大国，德国与日本，经济的成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经济是‘国家化的’”， 而不是“全球化”的[1 ]（p341）。 他们在其代表性论文《经济与社会》中列举了一系列详尽的数据。（2）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为代表。 他在其专著《后现代性的条件》中，亦列举了大量事例，反驳了赫尔斯特和汤普森的观点，认为“全球化”这一术语，不仅有效地概括了后现代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且含纳了目前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化的政治、社会、文化基础。他从意识形态、社会基础及文化本位的全球特征方面进行了论说。米约西教授也持这种观点。（3）以叶尔金和斯坦尼斯瓦夫为代表。 他们认为，“全球化”这一术语已无法概括当今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而应代之以“全球性”（Globality）的概念。 他们在其合著的《制高点：政府和市场间的战争正在重塑现代世界》一书及相关文章中，以近十年来欧美一些超级大公司的合并为例，从工业逻辑的角度，阐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性”特征。“全球性”（Globality）这个词， 是他们的创造，在目前出版的各种英文辞书中均无法查到。
欧美学者的这三种观点的分歧是很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他们都主要是在经济的层面上谈“全球化”问题。这也就告诉我们，“全球化”主要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状况的一种描述。尔后，这一术语逐渐运用到政治交往与文化传播等超越国家或大洲的领域，但此时使用的“全球化”术语已是其引申义，或更确切地说，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政治交往与文化传播的“全球化”问题，而“全球化”作为一个描述“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状态的术语，正是这一术语的学术规范之所在。
在关于“全球化”的上述观点中，较为切实和有说服力的观点，是哈维的观点。他的观点不仅理论丰富、论证充分，而且比较切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全球化”这一术语的内涵与外延。赫尔斯特与汤普森的观点，则有明显的“资本主义中心”的倾向。他们之所以认为“全球化”这一术语不适应于描述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早已国际化了”[1]（p340）， 无须再用“全球化”这一术语来描述以前和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与他们两位相反，叶尔金与斯坦尼斯瓦夫两位的观点，又过于“超前”。他们的观点得以建立的重要论据——超级大公司的合并，虽受制于工业逻辑，却很难说这种合并具有“全球性”，因为，从他们提供的材料来看，合并后的超级大公司，主要是势力更强大了，各子公司的经营战略、职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主导作用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二、全球化与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
“新殖民主义”是米约西教授使用的一个概念。他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开设的“全球化”课程里， 有一个专节的题目就是 Neo —Colonialism。这一概念的含义，按他的解说， 是对“二战”后殖民主义瓦解到80年代“跨国合作主义”兴盛这一阶段美国经济、政治政策的描述。这种政策的核心就是进行战争和加强战争机器，以便遏制共产主义，刺激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发展。这一概念与我们所熟悉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概念的含义很不相同。米约西认为， 正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为经济的全球化打下了广泛而有效的社会基础。所以，他称“新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到跨国合作主义之间的过渡”[1]（p350）。从一定意义上讲，“新殖民主义”， 正是经济全球化滋生的土壤。
米约西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正如我在第一部分所说，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国际化，而这种国际化的过程，正是新殖民主义经济、政治政策促成的。1948年2月， 美国的财务报表坦率地陈述了“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政策，其中说：“我们拥有世界财富的大约50%，却只有世界人口的6.3%。在这种形势下， 我们必须设计一种关系式样，这式样将允许我们在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没有绝对不利的情况下，保持这种悬殊的位置。……当我们将不得不用直接的强力概念来对付的时候，这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4]（p8）。 这里所说的“强力概念”就是战争。米约西教授认为，战争，作为新殖民主义的核心内容，它直接促进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甚至是很小的战争，都常常对资本主义有帮助”。如“二战”后的第一年，美国经济即出现了衰退，但随后，“美国在经济方面的不景气，被美国在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干涉中改变了”。同样，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虽然至今也没有人能弄清美国究竟为什么亲自出兵参战，但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韩战’给美国和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53年朝鲜停战后，美国立即以向法国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借口出兵越南了。因为，对当时的美国来说，任何战争的结束，即使是以美国的胜利而结束的战争，都将意味着美国经济发展的停止，“胜利，无论如何不是延续经济繁荣的保证。”如“二战”，虽以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凯旋而结束，但美国国内的经济在当年即已停止了发展，第二年则由二战时的高速增长开始了大幅度下滑。相反，“美国经济的生长，自从‘韩战’以来，尽管有一些后退，但仍是稳定的。‘在越南的战争’就国家的经济增长来看，也是一个传奇”[1] （p345）。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了，为什么在“二战”后，美国推行以“强力概念”——战争及战争机器为核心内容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了。
正是通过直接战争，美国在刺激本国经济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资本、技术、管理观念，直接输入到了战争的发生地，如韩国、越南南方等，为本国及盟国的各大公司在这些战争发生地开拓了市场，而“跨国合作主义”也就从这时开始了自己的历程。按米约西的说法，其时间约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同时，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为了有效地遏制自己的对手，大力扶持自己“二战”中的敌对国，如日本、前联邦德国、意大利，给在“二战”中元气大伤的英国、法国输血，帮助他们发展经济，“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作为新殖民主义政策的结果，不仅使美国及盟友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促进了“跨国合作主义”的发展，也扩大了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影响，巩固和加强了美国的“盟主”地位。到了80年代，“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布什的领导下，跨国公司变得重要起来”，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此，在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基础奠定了。这个社会基础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及相关经济联合体。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虽为经济的全球化打下了社会基础，但在“冷战”结束以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全面展开的。这是因为，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以遏制共产主义，干涉第二、第三世界国家为目标；另一方面，又以扶持自己的盟友、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为目标。如此一来就使“冷战”时期的“跨国合作主义”仅限于美国及其盟友，即西方世界。从“冷战”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主要有两种格局：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格局；一种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格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格局，直接受惠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在经济和技术上占世界经济的主体，也是跨国合作主义的主体。据英国两位经济学家赫尔斯特和汤普森提供的数据表明，90年代以前，欧盟、美国和日本内部的贸易额就占世界贸易额的80%。与之相对，为了抵制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组成了“经互会”，也试图进行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合作。但由于它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主要以“进口替代”为中心，其所谓的国际经济关系隶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大目标，加之所奉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局限等原因，所以，其经济格局的实质是一种扩大了的集体闭关自守，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格格不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其经济格局的实质也基本是苏联似的格局。由此看来，“冷战”时期，在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影响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只能称为“半球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及两种政治、经济格局的被打破，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才得以蓬勃发展，一个新经济的时代才真正来临了。
当然，“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也并不是在完全平等的社会基础上展开的。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影响，既造成了西方世界强大的经济实力，也当然使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获得了绝对权威。在世界经济领域，西方世界既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因素，也是世界经济秩序中各种国际规则、国际协议的主要制定者。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竞争中，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就使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实际上是按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意图进行的。作为世界经济秩序三大支柱的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及后来代替关贸总协定的世界贸易组织，都是由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主持的。各项所谓“国际准则”，也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的，这些准则，当然不会牺牲发达国家的利益。同样，这些准则，也不会大幅度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发展中国家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实行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意图，当然就只能首先是遵守这些“国际准则”，而无权也无力去改变这些准则。因为，世界经济秩序的组成和调整，决定的因素是经济实力。当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和技术的时候，它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也就难以争到表决权，甚至也难以得到发言权。世界经济秩序不相信眼泪，也不同情弱者，更不理睬“清高”。发展中国家要想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得到发言权甚至表决权，首先要做的就是面对“国际准则”并向其靠拢，以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加入到全球化经济中，即使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作出一些让步与牺牲，也是自然的，合乎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的。
三、全球化与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跨国公司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而出现的经济实体。在“二战”以前，跨国公司就已利用各种形式开始了自己的“全球化”运作，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GM ）， 福特汽车公司（Ford ）， 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等。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些跨国公司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在“冷战”结束后，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实体，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日益显示了自己的主导作用。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是使资本国际化。资本，主要有三种形式，一为商品资本，一为货币资本，一为生产资本。比尔和亚格梅安在谈“二战”后资本的国际化时认为，资本的国际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商品资本的国际化、货币资本的国际化和生产资本的国际化”[5]（p33）。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跨国公司这一媒介而出现”了“全部资本流通的国际化”[5]（p33）。从这两位外国学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二战”后资本的国际化，虽然政治、文化等因素都起了重要作用，但其中任何一种因素所起的作用，都没有跨国公司所起的作用大。跨国公司不仅实现了“全部资本流通的国际化”而且创造了资本国际化的“顶峰”。比尔和亚梅安认为：“生产资本的国际化是国际化的三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顶峰”[5]（p33），而跨国公司正是生产资本国际化的主体和直接实现者。
在使各种资本国际化的同时，跨国公司还凭借其巨大的生产规模，使生产世界化，让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这是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所起的主导作用的第二个方面。跨国公司的“生产世界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使“产品世界化”。正如外国学者阿兰·伯努瓦所指出的一样：“今天，全球资本一体化已经打破了生产体系的国家界限，把各个部分重构为一个全球生产体系。这一生产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是分散的，远远超出了公司所在的地理位置，有时甚至不受公司的财政控制。产品凝聚了如此多产地的技术成分，以至于人们无法辨认每个国家的具体贡献，也无法区分该商品的劳动者的国籍。罗伯特·莱西指出，当美国人从通用汽车公司花2万美元购买一辆车时， 其中属于美国生产者的不到800美元”[5]（p6）。第二是使世界劳动力一体化。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之前所使用的劳动力，主要是本国的，当其跨国经营后，不仅将第二世界的劳动力纳入到了自己的体系内，而且将第三世界的劳动力也纳入到了自己的劳动力体系中，实现了劳动力的一体化。劳动力作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体，它的一体化，既是经济全球化最显然的内容，也是经济全球化最深层的内容。这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不仅需要资本、资源、信息等的全球共享和优化组合，更需要经济观念、价值观念的相通、相容，这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层保证。世界劳动力的一体化，不仅直接使生产的一体化成为现实，也为各种观念的全球认同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世界各地的劳动者在接受各跨国公司生产、经营等技能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接受相应的经济、价值乃至于文化观念。如果说产品、贸易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内容的话，那么，劳动力自身观念的一体化，则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构成了经济全球化必不可少的深层内容。而这一切，都与跨国公司分不开。
当然，跨国公司使生产世界化，即使“产品的世界化”和“劳动力一体化”的主观动机，并不是为谁服务或支援谁，而是一个古老的信条：获取最大利润。正如美国总统克林顿1996年3月23 日在辛辛那提的依柯瓦大学的讲话中所说：“获取利润是商家最根本的责任”[6]。 这也就决定了，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既崇高又卑鄙的。跨国公司的“崇高”表现在，它为世界经济，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经济注入了现代生机。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改变了昔日“南北贸易”的格局。如昔日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主要是西方国家出口产品、技术、资本，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而现在，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也能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西方各国。在美国市场，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生产的玩具、小电器、服装及其它日用品，也能看到印度尼西亚、泰国、中国生产的世界名牌产品，如“耐克”鞋、“卡西欧”计算器等。同时，跨国公司在促进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也扮演了一个卑鄙的角色。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跨国公司一方面在西方国家缩小规模，以减少人工费，另一方面，将公司或工厂迁往第三世界国家，利用第三世界廉价的劳动力。跨国公司在如此运作的时候，正如米约西教授所说，是根本不考虑什么人权、公民权、女权和环境保护的。米约西教授举了“耐克”鞋的例子。到目前为止，“耐克”公司所有的耐克鞋都是在美国之外生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很简单，在美国生产耐克鞋的人工费太贵。按美国劳动法，一个劳工每小时的工资不得低于5美元（现在上升为5.15 美元），而“耐克”公司在印度尼西亚的子公司雇佣一个女工，这个女工每天工作8小时（无偿的加班等还不算），所得的人工费（报酬）才1.35 美元。后在有关方面的压力下，才涨到了1.80美元。这样一来，随着人工费的大幅度下降，耐克鞋的成本也大幅度下降了。1997年前，在印度尼西亚生产一双耐克鞋的成本仅为6.50美元，而这种鞋一转手在美国市场则以50——100美元的价格出售。为了获取最大利润， 跨国公司就这样使自己的子公司走遍了世界。
当然，指出跨国公司的“卑鄙”，并不意味着否认它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我之所以这样论说，无非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关系。
收稿日期：199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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