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成长与外向推动：产业结构演进模式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自主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3)03-0051-16
产业结构成长不同模型区分，是以经济开放度为前提条件。这种开放结构是相对于封闭结构而言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外部不发生联系，其结构的维系与变动完全由国内的相关变量决定的，产业结构成长具有自主性特征；相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资金、技术和信息的交流，其结构的维系与变动不仅受到国内相关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国外的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变动，都会通过种种传导机制传递到国内来，这种产业结构称之为开放结构。一国只要发生对外经济联系，其产业结构就是开放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所有国家，其产业结构本质上都是开放结构，只不过开放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有的国家或地区对外经济交往只局限于较小的规模和范围，外部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是很大，其产业结构只是一种浅层次的开放结构；而有些国家或地区对外交往的规模和范围比较大，外部因素对其产业结构变化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产业结构为深度开放结构。
一、需求、供给、创新：产业结构自主成长基本因素
产业结构是指各生产要素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构成方式，它既包括劳动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构成方式，也包括资产设备、中间要素以及技术等要素在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构成。产业结构成长是指在技术进步条件下，产业结构系统从低度水准向高度水准、较低形式向较高形式的演进过程。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顺向演进的。产业结构成长至少包含有三个层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高效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能力加强和关联水平提高。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的素质之间协调，各产业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断层，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强烈反差；二是产业之间相对地位协调，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各个产业因不同的增长速度而处于不同地位，形成主次有序、轻重有别的排列组合，具有比较丰富的层次性。三是产业之间联系方式协调，通过它们之间存在的生产技术经济联系，发生相互依赖、相互服务、相互促进的关系。
产业结构高度化，在总体上就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还表现为，在加工工业内部由低附加值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逐级向高附加值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大体上包含了四个阶段的序列变化过程：轻纺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化阶段、高加工度化阶段和技术知识密集化阶段。在高科技的推动下，产业结构成长日益摆脱了资本积累的局限性过程，实现向“后工业化”产业结构的转变。
产业结构高效化是指产业结构效率不断提高过程，主要表现为由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行业向高生产率、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演进过程。这是一个动态过程，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因为产业之间效率的差别总是存在的，当原有低效率产业缩小甚至消失之后，还会出现新的低效率产业，又需要通过存量调整，使社会资源由低效产业向高效产业转移，这是永无止境的过程。
产业结构高效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而言，产业结构高效化是以产业结构高度化为前提的，产业结构高度化也会产生产业结构高效化。产业结构成长过程既是产业效率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高效化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不断趋于合理，产业结构高度化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要求打破产业结构低水平的均衡，通过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不断交替更换，实现少数高科技、高效率产业的超前发展，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产业结构高效化，既可以在技术水平不变情况下，通过社会资源转移，使低技术、低效率产业比重不断降低，高技术、高效率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来实现，也可以在产业结构比例关系相对不变情况下，通过低效率产业的技术改造，提升其效率来实现。
产业结构演进、成长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社会需求结构、资源供给结构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包括国际贸易、利用外资）等。为了研究产业结构自主成长规律性，必须排除外部因素（主要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那么决定产业结构有序、自发演进层面的变量主要是区域内的社会需求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
一切社会生产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满足需求是生产的主要动因与直接目的，社会需求规模与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
首先产业结构受到市场需求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扩大是新兴产业产生与独立的必要条件，只有新产业在规模经济范围内所生产的供给能被市场所吸纳时，这种新兴产业出现与独立才是经济的，社会才能得到专业化分工实际利益；当市场需求尚不足容纳一种产业最低规模经济产量时，这种新产业是难以产生的。另外市场规模又是与市场交易的单位费用呈现高度的负相关关系，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会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这又有利于分工由企业内部分工转为社会分工，从而造成产业之间分工的细化与扩大化。因此市场规模的大小往往是与产业分工空间是一一对应的：当市场规模缩小时，产业分工程度会随之降低。美国学者斯蒂格勒曾经以产业生命周期为例予以说明，“当某一产业开始衰退，那些辅助的、从属的和配套的产业也开始衰退，最后生存下来的企业不得不收回那些不再能够以足够数量支撑独立企业的职能”；反之当市场规模扩大时，产业分工的程度也将随之提高，当然两者之间有一个滞后期，因为最初人们对产业分工的利益可能还是缺乏认识，而这种认识是逐步的，有时甚至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产业分工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市场规模扩大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也就具有客观必然性。
其次需求结构的演进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需求结构是按照人们需要等级的先后次序的有机排列和不断演进而不断变化的。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从果腹御寒等最原始、最基本生存需求到发展需求，从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不断地分化、细化与高级化。而需求发展具有引导与牵动生产的作用，需求结构的变动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对产业结构的有序演进具有直接的拉动的功能。
社会需求结构对产业结构成长的拉动效应，主要通过需求结构的收入弹性表现出来。需求结构的收入弹性，是指需求结构变动对收入水平变动的长期反应趋势，最终表现为产业结构变动对人均收入水平变动的反应。收入弹性系数大的产业，增长速度一般要快于全社会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其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也就不断扩大；而缺乏收入弹性的产业，增长速度一般要慢于社会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其在全社会生产中所占份额也就不断缩小。收入水平的提高刺激需求体系进而促进产业体系的分化，引起产业之间、部门之间的利益差别。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趋势是，由以购买用于吃穿的日用消费品为主的低层次消费结构，转向以购买高档消费品为主的高层次消费结构，这将最终促使资源由基本生存资料生产领域的农业和轻纺工业，向加工度较高的综合性生产领域转移，促进生产耐用消费品及其所需要原材料的产业更快发展，适应这种产业重心转移的服务产业也逐步从农业和工业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产业部门。
资源供给结构主要是指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包括资源禀赋、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等。任何产业部门发展都离不开资源，供给结构既决定着产业结构成长的基础或出发点，而且也决定着产业结构的选择与性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拥有量及其结构状况是决定该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的主要因素。作为生产供给能力的各种资源的耗费水平反映其相对成本的高低。相对成本低的产业，就有可能在相对国民收入上占优势，吸引社会资源向该部门流动，使该产业部门得以迅速扩大；相反相对成本高的产业，就可能在相对国民收入上占劣势，使该部门的社会资源向其它部门流动，造成该产业部门的萎缩。
要素供给对各类生产从而对社会再生产中投入产出关系的影响程度，主要表现为生产结构的要素供给弹性。产业结构的要素供给弹性，是指产业结构变动对要素供给水平变动的反应程度。在要素供给一定增长前提下，要素供给弹性系数大的产业增长速度要快；而缺乏要素供给弹性的产业增长速度要慢一些。要素供给条件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对生产结构产生影响：
一是供给条件的结构性短缺，迫使生产结构服从于“短边规则”，保持低水平的均衡。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具有一般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但高素质人力资源却十分短缺，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瓶颈，因此其产业结构多数局限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而高成长、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却难以发展起来。当然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中，“短边规则”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贸易结构的调整功能和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通过要素流动实现要素供给结构的有效均衡。
二是一国基础产品的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是一国制造业发展的基本约束条件。当基础产品要素都无法支撑制造业的发展后，迫使产业体系向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运输业倾斜，形成服务贸易主导型的产业结构，带动社会资源向三次产业转移。
三是生产要素的产出水平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差异，引起在生产循环以要素生产率高的部门为核心，重新组合生产结构，调整国民收入使用额和劳动力的分布格局。要素转移加速低效率、低技术构成部门的收缩、衰退和新兴的具有比较优势部门的扩张，带动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总体水平上升，扩大产业体系的技术容量。当然也有可能使要素转移受到短期利益驱动，加剧生产结构的不平衡，尤其是基础型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在不平衡增长格局中日益衰退，会导致经济体系的潜在增长能力的下降，即所谓“无发展的增长”。
当然生产要素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也不是绝对的。有时丰富的生产资源，舒适的经济环境，反而会造成企业故步自封、不求进步，造成资源的浪费与配置缺乏效率；而人力短缺、资源贫乏，地理气候环境恶劣，反而会刺激企业积极创新，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这里的关键是把不利生产要素转化为有利的生产要素，把初级生产要素转化为高级生产要素。如荷兰是个常年低温、潮湿寒冷的国家，不适合花卉种植。但近几十年以来，荷兰却成为全球第一大鲜花出口国，每年出口的鲜花都高达十多亿美元。荷兰的竞争力主要使源于将不利的生产要素转化为企业竞争优势。为了克服恶劣气候不利影响，花卉企业发展温室栽花技术，培育花卉新品种，并大力发展花卉研发、包装、运输等各方面的支持体系。
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首先要素供给增加或要素生产率提高，要以不断扩大需求为基础。否则产业成长将受到市场瓶颈约束，甚至出现市场价格下降幅度超过生产成本下降幅度，抵消要素生产率上升所带来利益。其次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业部门，只是意味着它有着广阔市场；但如果没有要素供给的相应增加或要素生产率的相应提高，就无法提供有效供给填补需求增长空间，甚至出现“需求泄露”效应，由国外产品挤占国内产品。
总之，产业发展受到资源的输入端与市场输入端的两极约束，即资源约束与市场约束。一个产业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既不能超出所能获得的资源供给数量，也不能超出所能得到的市场需求份额：
T·t′≥P≤S·s′
资源投入×资源投入产出系数≥产业生产规模≤市场总量×市场占有率
产业发展究竟是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还是以资源供给约束为主，主要受到“木桶理论”的短边约束，即当资源短缺时，它主要以资源因素为主，市场因素是无效的；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它以市场约束为主，资源因素时无效的。如果一种约束无效，它就是多余的，可以从联立方程重去掉。即：
其中：T代表生产要素投入，t'代表生产要素投入产出率；S代表市场总量，s'代表市场占有率
长期以来，短缺经济是我国经济的常态，资源约束是企业发展得主要障碍。但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正逐步由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换。我国是第一个走出短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剩经济所带来的困扰与挑战的严重性是史无前例的，市场约束也就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障碍。
当然从现实产业变动的情况看，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扰动，生产率上升率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往往是不一致的，从而使产业结构的演变呈现出种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此消彼长的变化，正是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一次产业农产品而言，其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是相对较低的部门，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一直在下降；农业虽然没有像近代制造业那样呈现出劳动生产率迅速上升的势头，但也一直处于缓慢持续上升。这种上升生产率与持续下降的相对需求结合在一起，必将导致农业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而对制造业的需求首先是上升然后下降，最后是让位于服务业，因此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例会出现一种先升后降的趋势；而对服务部门而言，由于其社会需求增长要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来得更快，因此服务业中劳动力份额会出现持续上升的过程。
在产业结构高度化自发推进过程中有一个内在重要因素，就是产业创新程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表现为产业之间优势地位的交替更迭。如果从某一时间横截面来看，表现为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增长率的并列，结构成长是以不同产业部门增长率的差异为前提，而在其中创新无疑起着主要的、长期持续作用。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引入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从而提高社会潜在的产出能力。创新不但创造了新的产业和新的服务，形成产品差异化源泉，而且可以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提高原有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数量，形成成本领先优势的源泉。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能力是产业结构有序发展的核心动因，唯有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
首先创新决定着单个产业部门扩张与收缩。从单个产业部门看，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往往是与创新相联系的。重大产品创新会导致一个新兴产业出现，而进一步的创新又会大幅度降低该产业部门成本，以获取更高附加值和经济效益，成为资源向该部门集中配置动因。同时产品创新以及与创新相联系的成本降低，也会创造与刺激新的市场需求，既有生产领域的需求，也有消费领域的需求。因此产业创新也获得自身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一方面产业推动了产业技术进步，使生产效率提高；另方面创新所产生新的市场需求，而吸引大量生产要素的流入，使得该产业的生产规模得以迅速扩张，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而创新动力不足，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行业，却可能在成本居高不下与需求不断萎缩的双重打击下，不断收缩、衰退乃至没落。
其次创新决定着主导产业的交替更迭。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不同产业的增长速度和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此消彼长的自然演进构成产业变迁的主要内容，其中最直接的体现是主导产业的更迭，主导产业的变更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标志。主导产业是指由于快速、有效吸收创新成果，满足大幅度的增长的需求而获得持续较高的增长率，并对其它部门的增长有广泛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部门。它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①引入了创新，获得与新技术相关联的新的生产函数；②具有大大超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持续高速增长的部门增长率；③其效果超出了该部门本身，对其它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都有重要而广泛的影响。由于科技创新在不同行业中的分布具有偶然性与非均衡性的特征。如果在某个产业能够率先取得技术上突破，或受科技创新的影响更大一些，那么该行业将首先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和规模报酬递增阶段，其产业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会得以迅速扩大，并通过前向、后向、旁侧的扩散和渗透效应，逐步形成一个新的主导产业群；随着某种创新效应的减弱，原有主导产业开始衰退，又会出现新一轮的创新和新的主导产业部门的诞生。这既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渐进过程，又是一个具有非连续性的飞跃过程，由此形成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整个产业结构正是在这种交替增长的演化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根本性的调整和升级。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所以能够保持，是由于为数有限的主导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而这些部门的扩大又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对其它部门的作用。随着物质生产部门（包括一次产业与二次产业）生产率提高，在社会对物质需求相对刚性情况下，必然造成社会资源向需求弹性系数相对较高的三次产业转移，从而引发三次部类升级。总之产业结构升级一般是沿着以下路径进行：企业内部技术创新－行业内部升级－产业内部升级－产业部类升级，如此不断反复循环、相辅相成，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换。因此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本质并不仅仅是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升降，而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与技术集约化，只有引进新的生产函数，并对其他部门增长有广泛、持续影响的主导部门的更迭，才能导致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没有创新和创新扩散，高增长部门的重复更迭只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低水平循环，并不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本质方向。
总之从深层次来看，产业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演进的机理就在于它导致了不同产业和部门生产率上升率的差异。一般说来，产业创新和技术进步快的产业，生产率上升速率快，产品创新能力强，反之则慢。生产率上升快，意味着投入减少，成本降低，增加收益；产品创新能力强，意味着产品的质量、性能和差异化程度不断加强，有利于扩大和创造市场。这就造成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各个产业和各个部门的不断流动和重新配置，不断从生产率上升速率较慢、创新能力较差的产业或部门流向上升速率较快、创新能力较强的产业或部门，从而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演进。
二、产业成长外向推动的传导机制与基本动因
产业升级外向推动的传导机制，主要是由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技术引进等国际交流方式，实现与产业系统外的物质能量的交换，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结构的均衡协调发展，建立国际协调型的产业结构。
国际贸易对国内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国际比较利益机制来实现的。国际比较利益是建立在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基础上的。由于存在着这种差异又会引起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一国密集使用其禀赋丰富、价格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与其他国家交换自身禀赋相对贫乏、价格相对较贵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其成本相对较低，在国际贸易中会取得比较利益。这种基于生产要素比较优势而产生的国际贸易，将对该国的产业结构演进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会引导该国产业演进向着某种类型的产业结构模型倾斜，如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等；另方面这种相对成本较低的专业化生产，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从而反过来又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导致一国的生产资源的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改善各个国际贸易参与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配置效率与社会福利。H·钱纳利等人（1995年）所进行的实证分析证明，工业化进程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性。通过对日本、以色列、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制造业等加工部门的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很明显，规模较小的经济实体尤为突出。
另外在国际贸易中，后发国家也有可能从发达国家进口创新产品中产生学习效应和模仿效应。美国学者维农(Wernon,1966)将产业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概念引入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国际贸易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描述了产品由出口再到进口的国际贸易发生的全过程：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发达领先国家首先进行产业的创新与开发，通过国际贸易出口到其它国家；由于受到巨大市场份额和利益的诱导，其创新产品极有可能被其它国家学习、模仿，后者凭借其地域优势、资源禀赋优势和后发优势，使得原出口厂商在此产品上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产业的比较优势发生国际转移。国际贸易发展使得多数工业制成品经历了领先国家开发、再被其他国家仿效，最后转到发展中国家的阶梯性的移动过程。较为典型的产品有纺织品、耐用消费品、电子类消费品，乃至汽车、钢铁和机械等，都有通过国际贸易中介渠道产生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
国际贸易对产业升级推动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与贸易对象有着极大的关系。从国际贸易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上考察，国际贸易可分为资本货物贸易、中间产品贸易、一般最终物品贸易和技术贸易。
当两国之间贸易主要是最终产品贸易，则两国产业结构的联系是一种横向联系，即贸易国之间，按照各自的资源禀赋，发展具有各自比较优势的、相互独立的产业，并通过最终产品贸易，满足各自的最终需求。而当两国之间贸易是以中间产品贸易占主导地位，这两国产业结构联系则是一种纵向联系，即贸易国之间通过中间产品贸易，使它们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发生直接的依赖关系，也就意味着两国间产业结构的内在联系不断紧密化。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较之最终产品的国际贸易，对各国产业结构互依型的影响更大；各国之间的中间产品投入产出系数越大、越固定，两国之间产业结构越是紧密互补。而且中间产品贸易的扩大必然诱发最终产品贸易扩大（尤其是资本制品贸易量的扩大），并间接增进两国产业依赖的效果。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国中间产品贸易的扩大，从而导致各国产业结构垂直一体化的增强。为此我们可以采用中间产品贸易量作为划分国际产业结构依存关系不同类型的重要依据。如果两个贸易国的中间产品各有进口与出口，并且贸易量大体均衡，那么这两国产业结构关系属于相互依存型关系；如果两国之间没有中间产品贸易，那么这两国的产业结构是各自维持独立的关系。如果一国的中间产品只有进口而无出口，那么该国的产业结构则是附属于对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关系。在现实经济中，因中间产品贸易扩大而产生的两国产业结构的互依关系处于均衡状态的情况较少，大部分产业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因而附属型产业结构关系多于互补型产业结构关系。
资本货物贸易是指机械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品贸易，也称为技术硬件贸易。而技术专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服务等贸易，称为技术软件贸易。资本货物贸易和技术软件贸易，特别货物资本进口与技术软件引进是我国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渠道，其包括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进口、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从现有的统计资料看，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进口始终是我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方式，其后依次是技术许可贸易、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在1979年我国技术引进几乎是全部是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进口，进口额为24.26亿美元，占全部技术引进总额的97.63%，技术许可与技术咨询服务只占2.26%；随后技术转让、技术许可贸易、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等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998年达到32.54%，成套设备与关键设备进口则降到68.64%，但仍然占主导地位。我国的技术引进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能源、邮电交通、有色金属和石油化工等基础工业行业，近几年这些行业的技术引进都占我国技术引进总额的80%以上。对确保我国重点项目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跨国直接投资有三种内生化模型，即水平型跨国投资、垂直型跨国投资和“知识－资本”型跨国投资。水平型跨国投资主要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相似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从事基本相同的生产经营活动。垂直型跨国投资是指将公司总部与工厂分别设立在地理位置不同的国家，将一个复杂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生产经营分散到各个国家分别进行。“知识－资本”型跨国投资是垂直型跨国投资的深化，母国主要从事研发、设计等知识密集型高科技活动，而把一般的生产活动分散到世界各国，形成“大脑在母国，四肢在世界”的分工格局。“知识－资本”型跨国投资，实际上是垂直型跨国投资与水平型跨国投资的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但利用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也需要大国广阔的市场以获得规模经济，而且更加重视知识资产的运用。
国际直接投资对受资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升级调整起了主要作用，其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三个层次：
首先，利用外资有利于弥补东道国的资金和资源缺口，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发展的全部过程中，资本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所需要资源数量极其巨大，往往对于国内最大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着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注：两缺口理论，又称为两缺口模型，是又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Strout)于1966年提出的。其主要思想是当发展中国家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所需要资源的数量与国内最大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着缺口时，引进外部资源是弥补这些缺口的必要条件。该理论认为外国资本的流入会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从而可以提高国内投资水平，并引进发展中国家自己无法生产的资本品，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率提高。），形成了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而引进外部资金是弥补这些缺口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提高国内的投资水平，引进发展中国家自己无法生产的资本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种瓶颈资源的约束，而且还可以调动和重置东道国生产要素存量，使国内原有资源得以充分利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经济增长是社会收入水平提高的源泉。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不断高级化和多样化，必然会导致产业之间数量比例的变化以及相互关联方式的变化，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出现新的主导产业群取代旧的主导产业群，造成新的关联方式和数量比例形成，从而使产业结构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其次，国际资本进入东道国产业分布具有非均衡性。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主要受到以下条件约束：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战略动机、自身垄断优势、东道国产业的比较利益以及东道国政府的产业结构政策等。因此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产业分布是非均衡的，有的产业进入，有的产业不进入，有的产业投资多，有的产业投资少。国际资本进入多产业可能会得到迅速发展起来，其在产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就会相应扩大；而国际资本进入不多产业发展可能就较为缓慢，其在产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萎缩。这种由于外资产业进入的非均衡性，所造成东道国各种产业此消彼长，产业结构不断演进的情况，在经济开放度较大的国家或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三，外国资本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与借贷资本不同，在现代经济中产业资本一般是与一定的技术相联系的，资本往往是技术的载体。一般说来，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资本的技术含量，会高于发展中东道国当地资本的技术含量，因此伴随跨国资本的进入，会为东道国相应带来不同程度的新技术，包括机器设备等技术硬件，也包括技术专利、人力资本和经营管理等技术软件。高技术、高质量的外商资本进入，不仅可以在东道国创造新兴产业，而且还可以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关联效应，带动当地产业的技术提升和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技术密集化。
伴随着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发展，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国际产业转移。所谓的国际产业转移是指世界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所出现的递级依次转移和连锁变化的动态过程。国际产业转移起始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但和零散的、个别的企业跨国界、跨区域的投资和贸易行为不同，一方面它是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活动长期积累的结果，另方面它服从于大数定律，是在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驱使下，同属于某一产业或几个产业的多数企业寻求空间转换的共同意愿和行为。国际直接投资造成生产要素的国际之间移动，而国际贸易则促进新的、稳定的国际产业分工关系形成，这种由产业成长和产业分工而导致产业结构转换不仅发生在转移对象国和地区，也发生在转移国和地区，并由此使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
国际产业转移往往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开始，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是从相对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由次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样逐层推进。国际产业转移，既是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中国家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达国家为了赢得全球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产业结构制高点，纷纷通过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把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广到全球，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战略，必将进一步扩大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接纳，以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加速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度化，从而大大推动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结构重组与结构升级。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的发展，不仅加快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知识化、高度化，而且使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高度化的新趋势。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开始由原材料向加工工业、由初级产品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服务贸易业、电子信息业、房地产业等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以初级产品产业为主，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转移重点转向金融、保险、旅游、咨询等在内的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知识经济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转移的高度化、知识化趋势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20世纪70年代服务业只占国际直接投资的28%，到90年代增长至50%以上。目前工业发达国家对国外服务业的投资已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60%以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占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总额的比重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46%以下提高到90年代的50%以上。全球知识经济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知识化趋势必将进一步加强。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Kaname Akamatsu)所提出的“雁行模式”，可以基本揭示了产业国际转移的内在机理。“雁行模式”认为，一国国内特定产业生命周期由5个阶段构成，即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增长、成熟和返进口等。在进口阶段国内市场由进口商品占领，国内生产处于小规模阶段，以技术模仿与转让为主。到了进口替代阶段，国内生产增长的速度快于需求增长速度，进口开始下降，国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得以扩大。当国内生产不仅超过需求而且有剩余用于出口，就进入了出口阶段，这一阶段使生产得以进一步扩大；出口阶段的出现意味着后起国已经拥有该产业的比较优势，基本完成了该产业由发达先行国向后起国的转移。到了成熟阶段，生产和出口由于生产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与土地等稀缺资源）的不断上涨而开始下降，生产规模开始缩小，对具有比较成本优势、较落后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加，出现产业向其他更为落后国家转移的趋势。最后低价格同类产品开始进口，国内生产规模加速缩小，该产业又变成净进口产业（其中一部分进口来自于该国在海外的子公司），这时就进入返进口阶段，再次完成了产业国转移。产业国际转移的雁行形态如下图所示：
图1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
在日本学者赤松等提出雁行模式的基础上，日本学者小泽辉智(Teretomo Ozawa)引入了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因素，提出“增长阶段模型”，从而使雁行图形发生变化。小泽辉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跨国公司可以、也确实在产品周期的第一阶段就在国外投资生产，无须再经历出口产品开发东道国市场这一阶段，相应地使得东道国的进口重要性有所削弱。
无论“雁行模式”还是“增长阶段模式”都表明了，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所引发的产业国际转移，既是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也是发展中国家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各种资源，尤其是技术资源和管理技能，不仅有助于东道国建立新兴产业，还能使传统产业升级，使内向型产业向出口导向型、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演进。如果没有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的新兴产业产生和传统产业改造或许不会发生，或许会相当缓慢，并且要付出相当的代价。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纺织业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再转移到东盟国家，而整个典型的产业转移顺序是从纺织业到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再到汽车、电子工业。
当代国际产业转移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又一次大的浪潮。在这次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呈现一些新的趋势。
第一，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发达国家为了赢得全球的竞争优势，抢占全球产业结构制高点，纷纷把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向全球；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赶超战略，也进一步扩大对国际产业转移的接纳，以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加速本国产业的升级和高度化。
第二，国际产转移的高度化。随着高新技术的凶猛发展，不仅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而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开始由原材料向加工工业、由初级产品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特别高新技术产业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领域。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国际产业转移以初级产业产品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转向贸易、金融、保险、旅游、房地产、咨询等服务贸易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在20世纪的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国外的服务贸易业的投资已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60%以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投资额也占其全部投资额的50%以上。21世纪，知识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产业转移高度化、知识化趋势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第三，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化。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迅速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区域内部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成为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特征。目前欧盟国家对外投资的1/3之一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的。在北美，美国与加拿大是最大的互为投资对象国和产业转移国。据统计，美国对外投资的1/5集中在加拿大，而加拿大对外投资的1/3则集中在美国。近几年来，亚太区域内各国之间相互投资和产业转移也日趋活跃。1994年，APEC成员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为982亿美元，比1989年增加了65.9%，1995年进一步增至11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在21世纪，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区域内的贸易与要素流动更加自由化，而区域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则会由于区域经济的集团化而遇到更大的障碍。因此，产业转移的区域内部化必将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
在深度开放结构中，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已经突破国界而走向世界。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往往按照各自资源禀赋发展具有各自比较优势产业，以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为纽带，把各国产业结构有机地联系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完整的产业体系，即国际产业分工与产业关联。在国际产业关联条件下，通过国家之间和区域之间的相互贸易、相互投资以及技术与信息的交流，通过开放系统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可以改变地区之间原有要素禀赋、技术状况乃至产业结构的静态格局，使各种生产要素从相对丰裕或收益率较低的国家或地区流入相对短缺而收益率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进而使各国生产要素的动员程度和要素生产率均会得以提高，使各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升级得以实现。
三、产业成长两种模式的比较
1、产业结构开放度比较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条件下，实行对外开放会导致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而产业结构成长又是以特定开放体系为支撑。如果一国产业结构是与外部经济不发生任何联系的封闭系统，那么其结构的维系与变动完全是由国内的相关变量所决定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成长型的结构模式；反之如果一国产业结构是与外部发生物质、能量、信息密切交流的开放系统，那么其结构的维系、变动要受到国外因素（如国外需求、国外资源、国外技术等）影响，这就是一个外向推动的结构模式。
一个国家开放程度，既可以用开放条件来衡量，也可以用开放后果来衡量。开放条件的指标主要是指贸易壁垒的高低，如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等，贸易壁垒越高，其开放度就越低，反之贸易壁垒越低，其开放度就越高。世界贸易组织（其前身为关税贸易总协定）成立的基本宗旨就是为了降低关税壁垒，减少最后取消各种非关税壁垒，因此开放度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开放结果考察，开放度指标可以用外贸依存度（注：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利用外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等指标来衡量。外贸依存度、利用外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等指标，主要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它是结构开放的必然结果。
从上述两个指标出发，可以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开放度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一是深度开放结构。对贸易不予控制或甚少控制，关税较低，配额、许可证基本取消，汇率比较接近实际供求关系，对外国企业与外国公民实行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世界银行认为，属于这种类型的有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
二是浅层开放结构。注重内销生产，不注重外销生产，但对本国生产的保护程度较低，使用许可证等直接数量限制的办法有限。世界银行认为，属于这种类型的有巴西、泰国、土耳其、乌拉圭等国家；
三是一般内向结构。经济政策明显地对内销生产有利，对本国市场的实际保护程度较高，对商品进出口实行广泛的许可证等数量限制办法。世界银行认为，属于这种类型的有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菲律宾、哥伦比亚、巴基斯坦等国；
四是深度内向型结构。经济政策强烈地偏袒内销生产，对本国市场的保护程度很高，普遍实行许可证等直接数量控制，官方汇率与实际供求状况严重背离。世界银行认为，阿根廷、印度、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属于这一类。
当然结构开放度决定，进而产业成长模式选择，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广泛涉及到国内外的各种因素制约。
结构开放度首先受到生产力水平制约。工业化程度低，产业结构不健全，基础设施薄弱，就难以建立较高水平的开放经济结构，即使把利用外资的因素考虑在内，也还有吸收能力与偿还能力的制约。从动态角度考察，一个国家在其不同发展阶段，其结构开放程度也是不相同的，结构开放程度往往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而提高的。当经济发展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时，产业结构变动较为缓慢，其国内的供给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适应，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其结构开放的要求较弱；而当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产业结构往往处于急剧变动阶段，国内的供给条件往往难以适应变动要求，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补充，因而其结构开放要求比较强烈。
其次结构开放程度还受到国内资源禀赋与市场规模的制约。一般来说，大国的资源禀赋相对丰裕，并且有较大的市场空间，所以不仅它自身所提供的生产要素能大部分满足自身生产需要，而且庞大国内市场需求也能基本满足产业发展所需要规模经济要求，从而在相同条件下，大国的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的内向性。而小国的资源禀赋一般来说比较贫乏，资源结构也不均衡，而且市场规模极为有限，必须通过产业开放，从国际市场获取短缺资源，并借助国际市场从事大规模生产，从中最大限度地享有规模经济好处。
2、产业结构偏差度比较
产业结构偏差度是指一国产业结构标准与国际标准结构所存在的偏离度。产业结构国际标准是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主要用人均GDP来衡量）世界多数国家产业结构的平均标准数值。这个标准数值首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与塞尔昆对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构造出世界发展模型时提出的。钱纳里认为，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经济结构与之相对应，如果不对应，则说明该国结构存在着偏差。这就为不同国家分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是否正常提供了依据。
一般说来，在经济相对封闭条件下，以自主成长为主的产业结构与国际标准结构存在着较大偏差，因为国际标准所选取的样板国家或地区多为开放型的，自主成长产业结构与外向推动为主产业结构必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而在相对开放条件下，以外向推动为主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能存在两种不同情况。一方面在开放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调整产业结构，实行国际分工，必然会拉大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分工体系。而另方面在开放条件下，原先在封闭条件下不能流动的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流动起来。要素的流动从更深层次、更大范围推动相互开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趋同。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相互开放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存在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资本会从资本相对充裕、边际报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流向资本相对贫乏、边际报酬相对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以消除资本－劳动比率的差异；同时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来弥补，而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的成本要比技术创新的成本要低得多。由于上述因素会消除相互开放国家或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造成人均收入水平的趋同化，进而在总体上就表现为一、二、三次产业之间比重逐步趋同的规律性。以下是中国产业结构与多国标准结构的比较。
表1 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 单位：%
指标
1952年
1978年
2000年
多国标准结构
人均GDP（美元） 140 9002100
第一产业57.8126.6
6
第二产业25.0025.1
39
第三产业17.1948.3
55
人均DGP（人民币）
119 3977078
第一产业57.7228.4
15.9
第二产业19.5248.6
50.9
第三产业22.7623.0
33.2
中国与多国标准的偏差
第一产业-0.091.89.9
第二产业-5.4823.5
11.9
第三产业5.57 -25.3 -21.8
注：①中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②多国产业标准数据，来源于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发展模型1950-1970》等。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从1952年到1993年中国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了36.5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提高了32.28和4.24个百分点，这是符合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二是在1952年中国产业结构同人均140美元的标准结构十分接近，其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在140美元以下国家多数是属于经济封闭型、贫困国家，所以产业结构也比较相似。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时间推移，中国产业结构与多国标准结构的差距开始拉大。1978年中国第一产业的比重与多国标准接近，但第二产业的比重比高2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比重又低25.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上一世纪50年代以来，标准结构样板国的开放度不断提高，产业升级外向推动力度加大；而中国从上一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将近三十年中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产业结构以自主成长为主，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与国外标准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在1978年以后，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1993年中国结构同国际标准结构的差别又有缩小趋势，其中第二产业与国际标准结构的差距，从1978年的23.5个百分点减少到11.9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差距，从-25.3个百分点减少到-21.8个百分点。
3、产业结构演进方式比较
各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演化和升级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是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和作用的共同结果。这些因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在市场机制自发对资源实施配置基础上的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外部因素主要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国际经济关系各个方面的影响；主观因素主要指国家按照其不同的战略目标自觉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并通过实施各种经济政策而对产业发展所造成影响。在封闭条件下决定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变量是内部因素和政府各种产业政策与经济政策；而在开放条件下外部因素（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产业结构演变函数的重要变量，而且开放度越高外部因素的影响权重也就越大，这就使得产业结构演进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多样性。
首先是经济开放度对主导产业演化的影响。美国学者罗斯托认为，各个国家经济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相应的起主导作用的产业部门，而各个阶段的演进都是以主导产业的不断更替为特征的，主导部门通过回顾、旁侧和前向三种效应方式，带动其他部门发展。
一般说来，在封闭条件下产业结构是相对独立演进的，主导部门交替更迭过程往往是渐进有序的，是有其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从发达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历史考察，主导产业群更迭交替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18世纪的60年代至19世纪的60年代，由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结构形成了以纺织工业为核心的包括纺织工业、冶金工业、采煤工业、早期制造业和运输业等五大部门为代表的主导产业群。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由于第二次产业革命中的电力发明和应用，形成了以钢铁工业为核心包括电力工业、铁路运输、重型机械工业、汽车工业以及电讯业等主导产业群体，钢铁工业替代了纺织工业成为主导产业。19世纪末至20世纪深化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成果形成了以汽车工业为核心，包括石油、化工、电力、电机等主导产业群体，电力、汽车、化工、钢铁等工业合并成为主导产业，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开始了第三次产业革命（又称科技革命），形成了以信息工业为核心，包括宇航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生物工程、新材料工业、新能源工业等主导产业群体，信息工业、新材料工业、新能源工业以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尽管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横截面考察，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会呈现出不同步、不同类的特点；但各个国家或地区时间纵截面考察，主导产业的更迭演进序列一般不会任意改变的，只不过后发国家往往要重复先发国家的演进轨迹。
但在开放条件下，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并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主导产业的快速、跳跃式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从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到以现代高技术为基础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过程，迄今为止整整花了200多年。而后发国家或地区往往只要20年、30年、40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就能走完老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产业成长过程中所走过的一、二百年的路程。如日本，从战后50年代算起，只花了40年时间，亚洲四小龙也只花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其次经济开放度决定产业结构的协调方式与变化速率。一个国家内部三次产业之间以及各次产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怎样才算协调合理，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但有两个基本准则是广泛适用的，给定时期内的产出符合市场的需要，不存在明显的过剩与短缺。二是现有的生产资源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
与经济封闭条件相比，市场开放条件下产业结构演变往往更能符合上述的两个标准。因为在开放型经济是以整个世界为平台实行资源配置，由于资源配置空间扩大，有利于避免市场狭窄所造成的生产与需求的脱节，防止效率低下的产业占用过多的生产资源，使闲置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利用，使自然资源变成经济资源，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以国际市场为平台的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和规模经济性。当然在结构变动较为缓慢时，其国内的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适应，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其结构开放的要求较弱。但是当产业结构处于急剧变动阶段，国内的供求条件难以适应其变动要求，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补充，因而其结构开放的要求比较强烈。而且开放经济体系中主导产业往往是面向国际市场，出口竞争力强，技术创新往往再国内的各类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主导部门的技术创新引导着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
但是开放的经济结构稳定较差，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干扰和冲击。在封闭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定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或刚性，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其特定的转迹演进，因此除了重大的科技突破，在一般情况下只能在既定基础上进行微调，既不会出现重大跃进，也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但在经济开放条件下，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各个国家内部产业结构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失去独立性，而成为整个世界产业链一个环节，各个国家之间产业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只要有一个国家产业环节出了大问题，往往要通过进出口波动、汇率变化、国际资本流动，向其他国家波及、传递，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另外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实行对外开放，其产业结构必然会发生很大的调整与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一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也并不一定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考虑时，其矛盾有时甚至会相当的尖锐。有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有力推动了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进程，逐步步入发达经济的行列；有些国家则在实行对外开放之后虽然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有较大发展，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以解决；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对外开放的时间并不短，但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产业结构不仅没有得以改善，反而趋于恶化。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缺乏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单纯依赖初级原始的资源禀赋确定自身在国际分工中地位，企图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无法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必然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不利。
众所周知，中国产业结构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封闭的特征：产业结构系统与他经济系统之间以及产业结构内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实行封闭运行、自我平衡；即使出现结构矛盾和比例失调，也往往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思维定势出发，进行封闭型的结构自我调整。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整个经济发展和结构演进趋于国际化，即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不仅面向国内市场竞争，而且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作用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除了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之外，还面临着国外跨国公司强大的外在挤压力，特别是在当今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对我国这样一个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有着较以往更大且更多方面的影响力。因此在日益加速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国产业结构已经逐步融入到国际分工合作为主线的国际产业结构体系之中，其产业结构调整已不是传统意义上产业结构调整的延伸，而要以构建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为导向，形成与开放经济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流程和利益分配机制，使我国将要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不仅需要数量关系的明显变化，更需要在质量方面大的改进；不应当继续追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大而全的产业结构，不应当局限于国内市场需求来设定产业发展目标，而应当以资源利用效率的国际比较来确定不同产业的比例关系和发展重点。整个产业结构重组应当以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为立足点，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中心，使生产结构适应国内、国际的市场需求结构及其变化，才能达到产业结构演进、升级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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