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骨签中所见的工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所见论文,骨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西汉时有的中都官或地方郡县，设有手工业作坊和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史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极少，过去一般都是从出土器物的铭文来获得研究的资料。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属于中都官者，主要是考工、供工和寺工，地方工官所造者，仅限于蜀、广汉而已。而西汉时设于地方的工官，除蜀、广汉以外还有6处。这6处制作的器物，带有字数较多的铭文则从未见过。西安西汉未央宫遗址中出土的几万片骨签（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此书共著录签文的释文434条，本文所引用者都出自此书。），其丰富的签文内容，正好填补以往器物铭文材料的空缺。这一考古新发现，对于研究西汉官府手工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先对签文的年代、性质作一初步考察。
（一）签文的年代
签文中部分有纪年或年号。最早的年号为武帝时的太初，接着有天汉、太始、征和，昭、宣两世缺元平、黄龙。最晚的有元帝永光三年，这也是有年号的签文的年代下限。
无年号的纪年，从元年到六年。有可能是武帝未立年号以前者，因为当时每六年改一次元，据《汉书·武帝纪》，武帝年号从建元起到征和为止。最后还有无年号的后元元年、后元二年。宋刘攽认为：“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实年号之起在元鼎耳”（注：王先谦：《汉书补注》武帝纪注引，中华书局，1983年。），即认为元鼎四年时才有年号。杨树达据王荣商之看法，以为年号之起在元狩时（注：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清沈钦韩以为年号始于元封元年，“自此以上至建元，皆追改纪年之元”（注：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光绪二十六年浙江书局刊本。）。三家的说法不一，但有一共同点，即都认为武帝早期不用年号，后来有年号是出于“有司所追命”。确实，在器物铭文中虽有建元、元光等年号，但都不可靠，难以为依据。见于铜器铭文者有元封、太初、天汉，见于签文者有太初、天汉、太始、征和，两者非常的接近，似可证实武帝开始用年号，当是后期之事。明确这点之后，把不少只有纪年的签文归之于武帝前期自然就比较合适了。当然，属于部分元年或二年的签文，现在似可以确定其为武帝的后元元年、后元二年，刘庆柱先生已有论证（注：刘庆柱：《汉代骨签与汉代工官研究》，见《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4辑，1997年。），此处不再赘述。
关于征和的年号，有必要作些解释。《汉长安城未央宫》将征和释为延和，这是不正确的。汉代的征字本写作
，签文或汉简皆如此，和延字确实很像。《说文》谈征“或从彳”。可见汉代从彳之征是或体字，后来或体的“征”行而“延”废（注：汉隶中征和延相似，但汉人仍明确年号中只有征和，如应劭《汉书注》对征和的解释，“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东汉晚期，《耿勋碑》、《曹全碑》中的征字，都从彳而不从辶，使征、延两字在写法上有了严格的区别。）。今人不察，常把字误认为延。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签文中征和有五年，而《汉书》征和是到四年为止。居延汉简中也有征和五年之例（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第1443号简，科学出版社，1959年。），或是先称征和五年，后又改为后元元年，则征和五年和后元年皆出现于一年之中。
（二）签文的性质
签文可分两类，一种为物品之代号、编号、物名、数量等，另一种为记录性文字，其中包括纪年和官吏、工匠的名字和他们的职责。在前一种签文中有“力四石”、“服弩力六石”、“大黄力廿石”、“射三百步”之类的字样，其内容是记述弩的名称、强度、射程。大黄是弩名之一，见于《史记·李广传》。在有的记录性签文中，提到“力六石”或“弩官郎中”，而更多的这类签文，其中未出现弩字，仍应和弩有关。或可以说，全部签文当是和弩有关的档案资料。前一种签文内容简单，字数很少，似是器物的标签，后一种内容详细，其格式和铜器、漆器上的铭文一致，能看出它当是弩上铭记的“抄本”。
汉代官府所作的器物，沿着物勒工名的传统，上面必有铭记，弩也不会例外。现在得知，传世的西汉弩机零部件上，常有河内工官或南阳工官的铭记。和骨签同时出土的弩郭、牙、拴塞、悬刀，有的上面也有河内工官、南阳工官“第几”的刻文（同①第85页。）。而西汉时完整的弩还未见过，但估计上面会有字数较多的铭记。现以当时的箭的实物为例，知道箭杆上刻有铭文。过去在居延出土过十支箭，箭铭直到1998年《居延汉简补篇》出版才公布于世（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居延汉简补编》第173页，1998年。）。现抄录一条于后。
五年，河内工官令僵，丞辰武，作府啬夫从，佐望，冗工疑，工子造。丙。现在再抄一条签文与箭杆铭文作一比较：
五年，河南工官令朔，丞果成，作府雀，冗工毕何，工兹造(3:01505)。两者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相同，而且年代也较接近。只有纪年而无年号，都应在武帝之前期。签文既和箭杆铭文大致一样，将其推断为弩的铭文，应没有问题。至于当时人为何要把弩上的铭文转刻在骨片上，目前还无法知悉。
二
签文中所见的地方工官材料，除河南外，还有南阳和颖川。现在依靠这些内容，对西汉地方工官的内部结构做些初步的探索。
（一）令、丞
《续汉书·百官志》本注曰：“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工官等设令、设长，都须根据其规模大小而定。据江苏连云港尹湾出土的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注：《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东海郡下面的盐官、铁官皆置长、丞，长的秩为三百石，丞的秩为二百石，这和东海郡其他小县的长、丞一样，证明《续汉书·百官志》说的“秩、次皆如县道”是可信的。
据铜器、漆器铭文，西汉时蜀中的成都、广汉两工官，其主管者为长、丞，从西汉到东汉一直不变。设于中原的几个工官则不然，从签文看到，自武帝时到昭、宣时，河南、南阳、颖川三工官的主管者都是令和丞，从箭杆铭得知，河内工官也是令和丞。这表明中原的四工官，其规模和重要性都在蜀、广汉之上，故都设令、丞主其事。值得注意的是，丞往往有左丞或右丞，例如：
甘露元年，颖川守卒史□，工官令□，左丞易，掾胜…(3:14368)。
甘露三年，颖川工官工定造，冗工横意□嘉，守卒史信，令横，左丞免，掾…(3:00850)。在南阳工官的签文中也见右丞、左丞，唯河南的不见，但记丞的名字较奇特，如“丞法果成”(3:04987)、“丞成当时”(3:01802)。签文中人名一般都只有名而无姓，而人名不可能有三字，故“法果成”，“成当时”，疑为法、果、成和成、当时，即两丞的名字列在一起之例。汉代地方官的县丞，除长安有左、右丞外，其他的县只设丞一人，从尹湾的吏员定薄得知，西汉东海郡下各县都只有一个丞。有的地方工官如蜀、广汉也如此。设于长安的工官有考工、供工、寺工，从这些机构所作的铜器、漆器上的铭文来看，这三官的主管都是令，令下的丞，有左丞或右丞，和地方的南阳、颖川工官相似。这表明中都官下面的工官，和地方设令诸工官的档次接近。
（二）作府啬夫、佐
签文中在工官令、丞之外，具有重要地位的小吏当为啬夫和佐。啬夫前一般都冠以作府二字，例如：“二年，河南工官令定，丞立，作府延…”(3:08558)。廷为啬夫之名，但啬夫被省去。又如：“太始四年，河南工官令醉，守丞喜，作府啬夫关…”(3:11265)。从上面两例看出，啬夫乃作府之主管。
属于中都官下的考工也有作府，如元康高灯：“元康元年，考工工贤友缮，作府啬夫建…”（注：容庚：《汉金文录》卷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31年。）。缮是缮作、制作之意，过去有的人把缮字连下读，于是认为汉代有“缮作府”这样的机构。现据签文中大量的实例，知道西汉时只有作府，出现所谓的“缮作府”，实出于断句有误所致。
作府之“作”，指生产性劳动，如云梦秦简中称种田为“田作”，《汉书·张汤传》指手工业生产为“手技作事”，《后汉书·桓纪》称刑徒役作之处为“作部”。可知作府为工官下面的手工业作坊。
府本为货藏之所，和库相近，故府、库也能通用，如《周礼》中有各种府而无库。贮藏各种货贿之府库，同时也具有制作器物的功能，如《礼记·月令》说工师与百工用王库的原料以进行造作。战国铜器或铜兵器铭文，常提到库工师和冶工的名字，也出现过“啬夫”或“邦库啬夫”（注：“邦库啬夫”见于十八年韩矰戈，见李学勤：《湖南战国兵器铭文选释》一文，《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库啬夫”见于“十一年鼎”，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上第24页，1943年石印本。）。在魏的安邑下官鍾（注：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塔儿坡出土的铜器》，《文物》1975年第6期。）。铭文中，有“府啬夫哉”。汉的作府或沿此而来。
从签文看出，河南、南阳、颖川三工官下都有作府，据箭杆铭文，河内也有作府。同样作为地方工官的蜀、广汉工官，铭文中看不到作府而有啬失，可能因习惯而在啬夫之前不加作府二字。啬夫的出现，表明必有作府。考工、供工等有类似情况，在铭文中有啬夫而作府较少见。
刘庆柱先生曾注意到一条签文上有好几名啬夫的名字，他据此而认为当时一个工官之下，似设置了不止一个作府（注：同⑤。）。这样推测很有道理。现在若参考一下尹湾出土的定簿，就能更好地得到证实。西汉的东海郡，有伊卢、北蒲、郁州三盐官，以及下邳、朐二铁官。伊卢、北蒲各有官啬夫两人，下邳则有啬夫五人。东海郡下面的盐铁官规模都不大，和河南、河内等工官不能比，而其啬夫大多不止一人，有的甚至多达五人，河南、河内等有多名啬夫就不足为奇了。作府是基本生产单位，啬夫人数多少似反映出工官的规模大小。
签文中居于啬夫之后者为佐。汉制乡啬夫之下都有乡佐，其余如仓啬夫、关啬夫也都有佐。从居延汉简中看到，关啬夫月俸为720钱，啬夫为600钱，而关佐月俸为480钱（注：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见《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因而佐较啬夫略低。在秦的工官体制中，担任手工制作任务的啬夫，也有佐作为其副手，如《秦律杂抄》：“采山重殿，赀啬夫一甲，佐一盾。”采山指矿冶，凡业绩一再上不去者，啬夫与佐都要受惩罚。楚的“熊悍鼎”铭文中有“冶师绍
”和“佐陈共”（注：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字》卷4，中华书局，1983年。）。则秦楚的工官中都有佐，目前只有三晋等国的器铭中尚未见有佐这一职名者。
佐是啬夫的副职，据尹湾的定簿，下邳铁官有啬夫五人，而佐有九人。朐铁官有啬夫一人，有佐二人。但在盐官中则很特别，如伊卢盐官有啬夫二人，可是佐多达二十五人，北蒲、郁州分别为廿六人和廿三人。这表明有时佐似不受人数的限制。现在不知河南、河内等工官下面佐有多少人。
从签文可以看出，在西汉工官体制中，作府啬夫和佐则专管生产和技术这些方面，而作府为手工业生产的作坊。
（三）护工卒史
护工卒史在签文中出现并不早。在河南工官中无年号的签文或太初、天汉、太始、征和等签文中均未见，最早似出现于武帝后元二年。在南阳、颖川工官中出现较早，在有些无年号的签文中即可见到，一般皆作护工。到昭、宣时，地方工官设此官已成为定制，在护工后面还加上了卒史二字。而且在签文中的排名顺序也发生了变化，最初列于令、丞之后，后来则排在令、丞之前。蜀、广汉两工官所作器物，铭文中也都有护工卒史。东汉也如此。明帝永平时曾一度改为护工掾，但到和帝时又恢复旧称（注：永平十一年、十四年的漆杯铭文中皆有护工掾，见日本梅原末治：《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日本京都1943年本。和帝永元时广汉郡所作的书刀，铭文中有护工卒史，取代了永平时的护工掾。刀铭著录于罗振玉的《贞松堂集古遗文》卷15第11页，1931年石印本。）。
中都官下的工官所作器物上的铭文，护工卒史极少见，仅寺工、考工的铭文中各一见而已。而常见的有“护”这一官职名称，在寺工所作的雁足灯的铭文中，护和护工卒史并见，证明“护”不是护工卒史的简省。凡铭文中出现有护，它总是居于啬夫、佐之后，可见护在作府中较佐更为卑微。在签文中或蜀、广汉所作的器物铭文中，从不见有护这一名称，这也是中央和地方工官在体制方面的一点差异。
护工之护，有监督的意思。《汉书·李广传》：“有白马将出护兵。”颜注以为护是监视。东汉永元六年考工所作的铜弩机4件（注：a.容庚：《汉金文录》卷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31年。b.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第11期。c.汉中市博物馆等：《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铭文中有护工掾或监工掾，这是护和监可以等同的一个证据。护工卒史实际上即监工卒史，其主要职责是对整个工官的监察。而出现于铜器铭文中的“护”，似是对作府工匠的监督者。西汉工官中的护工卒史和护，其地位和职务都有所不同。
由于护工卒史要发挥对工官的监督作用，故这一职位似应从工官的上级机构或其他机构派遣而来。汉代工官中的各官的设置，主要是仿照县道的体制，而县道中并无卒史之官。据尹湾汉墓所出的集簿，在太守府中有卒史九人，都尉府中有卒史二人。因而工官中的护工卒史可能是从郡中或别的机构中派来的。为了进一步证实这点，还可看一看下面这两个重要的例证。
1.东汉永元五年弩机铭云：“永元五年，考工所造六石机郭…太仆护工掾崏，令恭，丞霸，掾
，史成，主。”又永元七年弩机也是考工所造，铭文中有“太仆监工掾崇”（注：a.许俊臣、刘得祯：《甘肃环县发现一件东汉弩机》，《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b.容庚：《汉金文录》卷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31年。）西汉时的护工卒史，东汉时曾一度改为护工掾或监工掾。东汉时考工归太仆管辖，负责监督的官吏不能由考工产生，而是由太仆所派下。
2.居延金关遗址曾出土过一支带刻铭的箭，铭文是“元凤三年，执金吾护工卒史喜，考工令通，丞常，令史奉省…”（注：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西汉时考工为少府属官，而在考工执行监督任务的护工卒史则来自执金吾。前例是由上级机构派人到下级去担任监督，而此例是由他官派人来考工。
签文中的护工卒史都不标明来自何官，现在通过上述两例，能弄清汉代的护工卒史和监工掾必来自他官。既然中都官下设的工官如此，则地方工官恐怕也不会例外。
卒史在汉代是秩位很低的官员，其秩不过百石，有人称之为“百石卒史”。在长安者较高，也不过二百石。而工官之令应是千石或六百石之秩。靠一个百石的小吏去监督千石左右的工官令，正体现了汉代官制的一种特点，如刺史不过六百石，而他监察的对象是二千石的郡守。前人以为只有这种“以卑临尊”，方能更好地起到监察的作用。
（四）工与冗工
签文中官吏、工匠的名字都按一定的顺序排列出来。从武帝时到宣帝时期，一般按尊卑而排先后，即在纪年之后，首列工官令之名，依次为丞、护工卒史、掾、啬夫、佐、令史、冗工、工。约从宣帝元康时开始到西汉末，和以前的顺序相反，即最先为工的名字，令放在最后。与此同时的铜器、漆器铭文也如此。
汉代器物铭文对于工匠署名，采取最简单的办法，仅称工某而已。而秦则不然，往往要标明其身份，如云“上造某”，表示为有爵者；如云“工更”，表示为平民在官府服役者；如云“工鬼薪”、“工隶臣”，则言其为刑徒之一。这是秦汉在记工名时的一点差异。汉对有技艺的工匠，也常在工的前面指明为雕工或造工、铜工，这也是秦所没有的。
签文中有所谓冗工者，在河内所作的箭杆铭中也有。在铜器铭文中则极少见，仅见于“昆阳乘舆鼎”，铭中有“冗乐、工国造”（注：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发掘简报将冗字释为“左”，《秦汉金文汇编》将其释为“光”，皆非。签文中冗字甚多，和铭文中冗字同。
冗字按《说文》解释，有散的意思。《汉书·枚乘传》：“与冗从争。”颜注：“冗从，散职之从王者也。”所谓冗工，即冗散之工。“史晨飨孔庙后碑”有记：“国县员冗，吏府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文中将员冗和大小并列，表明冗和员有对立之意。汉代的员是指有固定名额的官吏，相对而言，冗属于员额之外的散吏。冗还有一义，《十三州志》：“议郎，秦官也，冗无所掌”（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冗字条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无固定职掌的也谓之冗。冗工似为无固定职务的工匠。秦律的《工人程》云：“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注：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隶臣妾是秦的官府奴婢。按秦制规定，能称之为工者，必定要具备技艺条件，秦律《均工》云：“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从这里明显地看出，同样是隶臣妾，有技巧者方能够称得上工，条件不够的为冗。故冗隶妾一人的劳动值只相当工的一半。依此推测，冗工在作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都在工之下。估计冗和工的差别决定于技艺水平，冗工或许是零杂工，而工则必须有较高超或专门的技术。成都、广汉两工官所作的器物，铭文中记录了工的不同专长，有画工、髹工、雕工、造工等，可见工官不仅要求工匠有技术，而且还要求工匠有很细的分工，这样才能有精湛的技巧。如果是达不到这些技术要求的工匠，可能就只能归入冗工的范畴了。
现在通过和河南、南阳、颖川三工官有关的签文，可以明确西汉地方工官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管理行政的令、丞和掾等官员；二是管理生产的啬夫和佐，以及承担具体生产劳动的工和冗工；三是执行对工官监督的护工卒史，他们一般是从上面或别的机构派遣而来。
以往大家只知西汉设长的地方工官的结构状况，现在由于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到过去人们一无所知的设令的地方工官的有关材料。这说明骨签的发现，使得工官制的研究可以获得新的进展。
三
签文中大量的内容是有关地方三工官者，但也有少数属于中都官下设的工官的材料，下面对各官的情况分别作些剖析。
（一）右工室
签文有：
“五年，右工室工陋更主，丞乙、佐谈、工谓造。第九十三”(3:12460)。右工室在器物铭文中从未见过。五年当在武帝立年号之前，则此官在武帝前期时还存在。在西汉的封泥中有“左工室印”、“右工室丞”，可见右工室外还有左工室。齐的封泥中有“齐左工丞”，西汉时王国官制多仿照京师，此左工可能为“左工室”之省称。
西汉的工室或沿自于秦。秦不少工官都称为工室，如云梦秦律中的《工律》云：“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嬴斗用升。”在秦封泥中有“咸阳工室丞”、“栎阳右工室丞”、“属邦工室”等（注：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以上诸例为秦有的县邑或属国置工室之证。又五年吕不韦戈铭文中有“少府工室阾”（注：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本文所引其他秦器铭文也都采自此书。），则秦中都官之少府下面的的工官机构亦名之为工室。
西汉地方工官皆名之为工官，和秦称为工室不同，而在中央则仍有沿用秦之旧名为工室者。据《汉书·贡禹传》颜注：“三工官谓少府之属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东园匠也。”但在今本《汉书》正文中并无右工室，颜或据他所见的其他文献。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考工室，班固以为“武帝太初元年时改考工室为考工”。在器物铭文中考工很常见，而考工室则不见。有可能武帝时左、右工室被合并为考工，班固将左、右工室误认为考工室了。
（二）光禄
签文中属于光禄者共有三条，其年代为宣帝五凤四年和元帝永光三年、四年，永光四年签文是：
“…光禄弩官郎中晏，工辅缮。力六石”(3:01008)。光禄勋本为秦、西汉早期的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改为光禄勋，光禄不见于器物铭文。封泥中有“光禄勋印章”（注：陈介祺：《封泥考略》卷1，清光绪石印本。），则此云“光禄”，当为简称。
禄勋在汉代为郎官之总管，郎又分为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签文的光禄弩官，当为光禄下面司弩之官，其主管为郎中。郎中在郎里面最低，秩为“比三百石”，和地方工官的长、丞相近。
弩官始设于何时？不详。今据签文，至少知道，宣帝、元帝时有此官。以后似一直延续下去。河北定县东汉中山王墓出土的铜弩机，上面的铭文是：“建武卅二年二月，虎贲官治十湅铜濡
机百一十枚……”（注：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虎贲一官始置于王莽时，其前身为期门，为光禄属官。则东汉时光禄下面的虎贲官疑即从西汉弩官演化而来，制作弩的任务也循而未改。
（三）卫尉旅贲令
属于卫尉的签文共有四条，现抄录于后：
六年，卫尉工猪缮(3:08354)。
神爵四年，卫尉旅贲令铠，丞万年，啬夫临，工易缮。六石(3:00359)。
卫尉旅贲，初元五年，令铠，丞谊，掾万，啬夫动，工光缮(3:00555)。
永光三年，卫尉旅贲令□，丞谊，令史棱，啬夫志，工万缮(3:00683)。第一条签文无年号。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初年卫尉为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景帝后元只有三年，签文中的卫尉在六年，则此六年必在武帝时。卫尉旅贲也不见于器物铭文。
卫尉的属官有三，旅贲是其一。《汉书》云：“旅贲设令、丞”，签文中有令、丞，和《汉书》所记相合。签文中有啬夫，这是旅贲令下设手工作坊的明显证据。在工名之后有一缮字，前引光禄签文也如此。而地方官都作“工某造”，造和缮略有差别。铜器铭文中大多数也作“工某造”，仅有少数器物上作“工某缮”。造为制作，而缮的含义较广，制作或修整都可称缮，《华严经音义珠丛》：“凡治故造新皆谓之缮也”（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缮字条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则光禄、卫尉的所谓缮，可能是对弩的装配或修理而言，和造有区别。
（四）内官
有关内官的签文有两条：
四年，内官第百卅五(3:01514)，
六年，内官第四十一(3:10693)。《汉书·百官公卿表》：“初内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宗正。”初、中、后皆相对而言，无法知道其较为确切的时间。而内官的出现很早，秦封泥中有“内官丞印”，汉封泥中也有（注：吴镇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封泥考（上）》《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4期。）。还有“齐内官印”（注：周明泰：《续封泥考略》卷1，京华书局石印本，1928年。），则王国也设此官。
内官的职掌较杂，《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又诸公主家令、门尉皆属焉。”《汉书·律历志》又云内官“主分、寸、尺、丈”。王莽时曾将其并入秩宗，秩宗即汉之太常，是掌管“宗庙礼仪”之官。
内官设有手工作坊，这是从器物铭文而得知的。如西安茂陵附近的丛葬坑中出土过一大批铜器，其中有件熏炉，上面刻有“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注：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内者为少府之属官，管理皇帝衣物、器用为其主要职掌，而未央尚卧又是内者的下属，是专掌皇帝卧内诸事之官，而其所用的有些器物则由内官制造。以此熏炉而言，是一件制作极为华丽、精致的工艺品，表明内官在青铜器制造技术上具有很高的水平。不过内官的产品并不仅限于铜器，如江苏仪征西汉墓所出的漆耳杯，其底部有针刻的“内官”二字（注：《江苏严厉打击盗挖古墓犯罪活动》，《中国文物报》1999年12月1日。）。今据签文，还知道内官又是弩一类武器的制造者。
（五）寺工
签文中有寺工内容的仅一条，
二千七十□，寺工，第八十五…”(3:24677)秦设有寺工之官，秦封泥中有“寺工之印”、“寺工丞印”（注：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西安出土秦封泥补读》，《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寺工在秦代是制作铜兵器的部门之一，如“三年吕不韦戈”：“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周，丞义…。”在其他4件吕不韦戈上也都有“寺工”字样。始皇陵附近出土的铜矛、铜铍上有寺工刻铭者颇多。
西汉和秦一样也设寺工之官。传世铜器上有寺工铭文者共4件。一件无纪年，一件为“四年”，另外两件有永光和竟宁年号。可见此官至少从武帝时到元帝时仍存在。铭文最长的一件为竟宁雁足灯（注：竟宁雁足灯铭文：“竟宁元年，寺工护为内者造铜雁足灯，重三斤十二两。护武、啬夫霸、掾广汉主。右丞赏、守令尊、护工卒史不禁省。”同③。），从铭文中一串官名来看，知道其主管者为令、丞，下有啬夫管手工作坊，其规模及规格和考工、供工相似。
现从签文得知，寺工不仅制造青铜容器、用器，同时也制作兵弩等物。在敦煌汉简中，有“盾一，完。神爵元年寺工造”的简文（注：林海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其武器产品不仅供长安或宫禁使用，而且还出现在西北前线。
尽管寺工有铭文的器物不少，而且还看出这是西汉中都官下面一个规模较大的工官机构，但不见于《汉书》的记载。黄盛璋先生以为寺工即《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寺互，互与工形近而寺工讹为寺互了，其说可从（注：黄盛璋：《寺工新考》，《考古》1983年第9期。）。《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初寺互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中尉。”这说明它与内官的情况相像，最初皆为少府属官，后来则几经改属。
《小校经阁金文》卷十一第九十二面著录一灯，铭文为“上林寺工，重三斤十□两”。则寺工似在上林之下，《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御羞、上林、衡官”原来都是少府的属官，后改属水衡都尉。少府和水衡都尉之秩为中二千石和二千石，而上林之主管当属令这一级，如果寺工在其下，寺工的主管就要低于令，可是铭文上明记为令，证明它们为同级，不是上林的下属。铭文中的上林似为地区的意思，当时人有此习惯，如称铸钱的嘺鍾官、技巧等为上林三官，这上林指上林苑，即三官之所在。故“上林寺工”亦应理解为在上林之寺工。
寺工这名称似和宦官有关。如按《说文》的解释：“寺，廷也”。这代表汉代人的看法，寺即官寺、官府。而寺工之名战国时秦已有之，用汉人的定义去解释就未必合适了。
清人顾炎武以为“三代以上，凡言寺者，皆奄竖之名”，并举《易》、《诗》中之“阍寺”、“妇寺”为例（注：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28，岳麓书社，1994年。）。后来王筠也从顾说，以为《说文》的解释不完整，寺有宦寺这方面的意思，为许慎所忽略掉了（注：《说文解字句读》寺字条，中华书局，1988年。）。秦官名中带寺的不少，如封泥中有“寺从丞印”、“寺车丞印”，这里的寺和寺工之寺似都与宦寺有关。西汉时寺工设在皇帝的禁苑之内，这为寺工为宦官所掌管之说又找到了一点证据。当然，后来随着寺工的不断发展，从少府中脱离出来，转到主爵或中尉之下，或许就不再和宦官有关系了。
现在通过签文，对于西汉中都官下属之手工业机构状况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1.过去以为西汉时中都官的少府下面有不少手工业机构，如考工、中尚方、寺工、内官等。现在则知，和少府同等级别的光禄和卫尉，其下也设有制作弩的作坊，并有郎中、啬夫等官吏主持其事。
2.考工、寺工、内官等所作器物多为青铜器物或漆器，是专供宫廷或贵族消费的奢侈物品。现在据签文或其他地下资料，知道以上诸官，还制作弩、盾、箭等作战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