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与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
——兼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新动向
马千里*
摘 要 日本于1854年开国前在东亚华夷秩序内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已形成一套独特且稳固的战略文化，其内隐层面为具有危机意识、等级意识和大国意识的战略价值观，外显层面为“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不仅主要塑造了明治维新至冷战期间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而且实证检验表明它也主要塑造了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由“脱美自主”到“傍美防华”再到“依美遏华”的调整，这种不因具体历史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主要塑造作用表明它是日本政治精英集团对国际体系结构无政府状态本质的恒常性反应。未来一段时期，在“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的主要塑造作用下，面对亚太地区国际体系中大国国力对比的新趋势，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会逐步呈现“傍美和华”的新动向。
关键词 战略文化 战略思维模式 “晋级比赛型” 日本国家安全战略
“战略文化影响和制约战略选择。面对同样的目标，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往往不同。究其原因，国家战略文化的差异是重要因素。”[注] 周丕启.战略文化与战略选择[J].国防大学学报，2002(2):13. 在冷战后外交政策分析重新兴起的学术背景下，战略文化成为国际安全研究中越来越受关注的领域。[注] 对战后外交政策分析的学术史梳理见郑端耀.国际关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J].[台湾]问题与研究. 2005(1-2):115-140；对战略文化研究的学术史梳理见[加]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M].朱中博,郭树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关于日本战略文化，很多学者认为有“与强者为伍”的特点，但为何历史上日本多次挑战强者？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认为日本战略文化在二战后发生了转型，日本已成为和平国家，但为何冷战后日本军事力量却逐步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而朝外向型、进攻型方向转变？针对日本战略文化研究中存在的这些令人疑惑的问题，笔者通过对日本战略文化的内涵尤其是其中战略思维模式部分的实证研究试图予以解答，以更合理理解和预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一、日本战略文化的相关研究
自1977年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首次明确界定战略文化的内涵之后，学者们对战略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多种看法。[注] 对战略文化内涵的学术史梳理参见赵景芳.美国战略文化研究[J].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33-43. 美国学者约翰·格林(John Glenn)在综合了不同战略文化界定的共性之后取它们的最大公约数认为，“战略文化可以被视为(某一群体所拥有的)一组共享的信念和假定，这些信念和假定源于共同的经验和公认的口头或书面的历史记述，它们塑造该群体的集体认同和与其他群体的关系，并影响该群体为实现安全目的所选择的相应目标和手段”。[注] John Glenn. Realism versus Strategic Culture: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9(11):530. 战略文化主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价值观部分，二是思维模式部分，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思维层面的进一步展开和实现形式，它受第一部分影响，是第一部分的逻辑延伸。[注] 周丕启.战略文化与战略选择[J].国防大学学报，2002(2):14. 其中，战略思维模式作为国家政治精英阶层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的思维习惯或程序，比战略价值观更直接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手段的选择。因此，研究日本战略文化尤其是当中的战略思维模式部分对于把握和预测其国家安全战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当我们从生命的角度看一个课堂时，不如意可能是大多数。我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学生没有那么投入，没有跟着教师的思路走，没有学到教师希望他们学到的东西，会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如果教师不去关注，那么我们就看不到这些课堂隐藏的、微不足道的冲突，看到的只是教学步骤一步一步地推进。但当我们看到这些潜在的或外显的冲突时，课堂就会丰富起来，像一场戏一样，或者就像我们的人生。有时可能谈不上矛盾、冲突，而像杜威所说的“经验的断裂而不是连续”。比如，当其他学生非常配合教师时，一个学生撇撇嘴的表情；当自己的回答没有得到预期的来自教师的点评时，学生失落的表情等。
5.1.2 竞赛教学法可以更快地提高学生的运动成绩。在本实验的耐力项目测试中，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学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说明竞赛教学法同传统教学方法一样，也可以提高学生的运动成绩和身体素质，在体育课堂中的运用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在爆发力项目测试中，所测得实验班成绩提高幅度高于对照班，说明在某些运动项目的教学中，运用竞赛教学法可以更快地提高学生的运动成绩。这对爆发力项目的教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日本战略文化的相关研究现状看，日美欧学者论著较少。日本学界对战略文化的研究始于冷战后，其中防卫大学对此较为关注，他们将战略文化界定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固有的或集团共有的文化和规范，这些文化和规范如何对其安全保障政策或治安政策的形成过程产生影响。[注] 防衛大学校ウェブサイト[EB/OL].资料来源：http://www.mod.go.jp/nda/. 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研究报告《“战略文化”是有效的分析框架吗？——日中战略比较》对战略文化理论分析视角进行了初步探索。[注] 世界平和研究所、『「戦略文化」は有効な分析枠組か:日本及び中国の戦略比較を通じて』、1997. 此后的代表性学者有宫坂直史和西川吉光，宫坂认为日本在反恐政策上的战略文化主要源于二战后较近的历史行为，西川从尊强蔑弱的等级意识、国家主义的大和魂、忠君爱国的武士道伦理和极端追求荣誉的耻感文化等日本战略文化要素出发探讨了二战时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注] 宮坂直史、「テロリズム対策における戦略文化：一九九〇年代後半の日米を事例として」、『国際政治』、第129号、2002年2月、61-76ページ；西川吉光、「日本の戦略文化と戦争」、『国際地域学研究』、第13号、2010年3月、1-15ページ。 美欧学界代表性学者是卡赞斯坦，他认为二战后“非暴力”已成为日本国家管理者的行为标准和认同，冷战后的日本既不会追求中等强国的自主防卫态势，也不会担当“军事超级大国”这一不大可能的角色，亚洲将成为其扮演全球平民国家角色的基地。[注] [美]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M].李小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相对而言，中国学界尤其是军方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掀起战略文化研究高潮以来，对日本战略文化保持了较高关注，他们聚焦于探讨其生成因素、基本特征和影响，主要论述了它的相对主义哲学基础、等级秩序世界观、大国意识、武力扩张传统战略偏好及“与强者为伍”联盟战略思维模式等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它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选择、调整及未来走向的影响。[注] 代表性论著有：张世斌.试析日本战略思维的思想文化脉络[J].中国军事科学,1998(3):75-80；陈橹.日本文化传统与日本军国主义[J].中国军事科学,1999(4):143-149；江新凤.日本战略文化研究[D].军事科学院博士论文，2004；廉德瑰.“位置意识”与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J].日本学刊,2007(3):92-104；刘强.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基于日本战略文化和战略意愿的视角[J].国际观察，2009(3):45-51；李建民.日本战略文化与“普通国家化”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不断深入，但仍有问题令人困惑。如很多学者认为日本有“与强者为伍”特点，但事实是历史上它却多次挑战强者；卡赞斯坦认为“非暴力”已成为日本国家管理者的行为标准和认同，但这与冷战后日本军力逐步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而朝外向进攻型方向转变不符。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日本战略文化的内涵以更合理理解和预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选择；此外现有研究大多未清晰区分日本战略文化形成期与后世战略文化一致期，这容易导致循环论证问题。[注] 江忆恩认为，“一定要在最早的历史切入点开始对战略文化对象做内容的分析，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时期，战略文化偏好的排序有可能已经出现，或者那些继承了这些战略传统的人的思想根源也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确定后来的战略文化是否直接来自于一个形成时期的战略文化”。参见[加]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M].朱中博,郭树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4. 基于这些考量，本文试图从较易把握的战略文化外层即战略思维模式切入，在审视日本战略文化的价值观内核基础上将日本的战略思维模式归结为“晋级比赛型”，随后以1991—2017年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情况进行实证检验以验证该模式是否存在历史一致性，在此基础上预测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
二、日本战略文化中的“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
首先是危机意识。日本人自古便形成了处于大陆强国中国边陲的边境人心性，“从起源处就落后于人”是一种真实、自然状态，这种情况下学习的欲望最强烈。[注] [日]内田树.日本边境论[M].郭勇,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88-89. 历史上，落后于人、有被孤立之危的强烈危机感是645年日本进行大化改新的重要因素，此后它努力学习唐朝，加强中央集权。而日本政治精英阶层在663年白江口海战惨败于唐朝后的种种表现更是折射出强烈的危机意识：虽然唐朝并无进攻日本计划，但其一举一动都让日本贵族集团惊恐，生怕大军压境；天智天皇更是自664年开始下令斥巨资造防线和防城，并最终忧惧成疾去世；此后历代天皇均反省此次惨败，省悟的教训之一就是必须大力吸收大陆先进文化，这成为奈良·平安时代(710—1191年)日本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重要刺激因素。[注] 相关历史资料参见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31-41；王建林.简明日本古代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82-84. 强烈的危机意识稳固地延续下来，13世纪上半叶随着蒙古崛起并在大陆四处扩张，日本虽隔大海却已密切关注其动向并加强军事防御；德川幕府(1603—1867年)建立不久便于1612年和次年两次颁布禁教令，明确指出欧洲国家传播基督教与殖民侵略的关系并发动全国性镇压行动；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惨败震惊日本朝野，老中水野忠邦认为此“虽属外国之事，亦我国之鉴”，“唇亡齿寒，我国虽全盛，亦非晏然自佚之时”。[注] [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一册) [M].姜晚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4. 肯尼思·派尔(Kenneth B. Pyle)对这种危机意识给予了高度关注，他认为日本独特的战略根植于其文化和历史，作为一个落后和资源匮乏的国家，它是如此敏感，不得不把对外政策放在国家优先考虑的位置，国际秩序每发生一次转变，实用主义且机会主义的政治精英就努力确保从内部把日本民族组织起来以在国际上取得成功。[注] Kenneth B Pyle. Author’s response: the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 in modern Japan[J].Asia Policy, 2007(4):209.
(一)日本的战略价值观
日本在1854年佩里二次叩关后被迫开国，之前它是在东亚华夷秩序内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主要与中国、朝鲜和琉球等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互动。[注] 交往对象的长期恒定性有助于考察日本是否形成了一套战略文化。 在地理环境与资源、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特质和国际体系结构等内外因素作用下，日本在东亚华夷秩序内形成了较为独特的战略文化，其内隐层面为具有危机意识、等级意识和大国意识的战略价值观，外显层面则为“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
而等级意识也历史悠久。日本在古坟时代(约3世纪后半叶—7世纪)就已实行等级分明的贵族世袭政治，后随封建制度确立和发展，等级意识渗透至全社会。德川幕府建立后，“士农工商”既是职业划分又作为身份等级区别，身份世袭相传不可僭越。强烈的等级意识也体现在日本对外关系上。421至502年间，日本倭王向中国南朝遣使12次请求授予他“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封号，充分体现出日本向强国称臣的同时又企图假借强国权威欺凌百济、新罗等小国而称霸朝鲜半岛的媚强欺弱等级意识；663年白江口海战惨败后日本开始采取睦邻政策，但对待强弱国家态度迥异，对新罗和渤海国以宗主国自居，对唐朝则贯彻友好政策。[注] 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15-16. 1597年日本侵朝被中朝联军打败后迫切希望复交于明，德川幕府转交明朝的信函中自称“蕞尔国”，并要求“赐予勘合符”，即希望作为朝贡国加入到华夷秩序中去，但同时又写着自身“教化所及之处，朝鲜入贡，琉球称臣”等幻想性语句。[注] [日]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第一卷)[M].周启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10-11. 19世纪上半叶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提出了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国际既成一局就必然要构成秩序，如同国内的“礼”一样存在尊卑上下关系，而确定秩序的因素则惟有军事力量，其国际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注] 高增杰.近代初期关于日本未来的两种探索——佐久间象山与横井小楠的国际政治战略[J].日本学刊, 1999(4):82-98.
此外日本大国意识强烈。大国意识是一国凭己国力追求大国目标及拥有大国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注] 廉德瑰.“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5. 民族文化中独特的神道信仰是日本产生大国意识的主要源泉。神道教作为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日本传统宗教，其产生发展史也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产生发展史。古神道认为组成日本国家三要素的国土、国民和元首无一不起源于同一神族的亲缘，因此日本是神国主义统御的国家，此说被后世诸神道流派继承并加以发扬，如17世纪席卷各阶层、支配日本近世全国思想界的垂加神道即狂热宣扬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神国主义思想，声称与中国天子相比，天皇更高一级，是天本身，这种狂妄自大意识发展到极致就是认为日本负有统治世界的责任，幕末复古神道学者平田笃胤(1776—1842年)和他的门徒即提出了鲜明彻底的神国观，鼓吹神道是世界诸宗教的渊源，日本是世界的中心，天皇是世界的总领袖。[注] 刘立善.没有经卷的宗教——日本神道[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39-40,76-77. 在对外关系上，日本一直以大国自居傲慢对待朝鲜和琉球，将它们称为朝贡国或番邦，并在17世纪初从中国领导的华夷秩序中游离出来后开始考虑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折射出它强烈的大国意识。[注] 日本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相关论述参见陈秀武. 论日本型华夷秩序的“虚像”[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55-60.
(二)“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的形成与历史影响
以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基本与日本持平为标志，中国持续有活力的发展势头让日本强烈感受到被中国赶超的压力，翌年它便明确中国为战略对手。2010年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对“中国威胁”的论述大幅增多且措辞明显严重，认为中国作为国力持续增长的大国，已成为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问题，明确规定将日本防卫重心向西南方转移并强化本国周边海空领域的警戒监视能力，加强针对中国的具体对抗措施。[注] 安全保障会議決定.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EB/OL].2010年12月17日。资料来源: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0/1217boueitaikou.pdf. 日本学者认为，该大纲表明日本已视中国为其防卫假想敌。[注] 上杉隆.「新防衛大綱の焦点は対中戦略」[J].『Voice』, 2011年1月号、43ページ. 在2013年出台的二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政府公开指责中国正根据自己的主张试图通过强力改变与日本等周边各国的关系现状，因此它将采取毅然的应对措施。[注] 国家安全保障会議決定.『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EB/OL].2013年12月17日，资料来源：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4/html/ns007000.html. 从行为上看，2010年9月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故意打破两国“搁置争议”战略默契，不顾中方严正交涉而接连通过“命名”“国有化”钓鱼岛等升级争端的举动主动挑起中日战略对抗，这成为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的最鲜明标志。为谋求对华战略优势，它从2010年开始深化对美追随。日本政府自2010年6月菅直人组阁后均反复强调要深化日美同盟，认为其乃日本安全保障之基石，为此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日美于2015年重新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深化日美军事一体化，新指针在海洋战略、岛屿防卫等内容规定上明显是为遏制中国“量身定做”。为遏华向洋，日本以确保海洋安全为重心调整军事战略，指导理论由“基础防卫力”转变为“动态防卫力”以突出实战性，规定自卫队尤其要“确保日本周边海空领域安全”和“应对岛屿攻击”，军力建设上优先发展海空军力。[注] 安全保障会議決定.『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EB/OL].2010年12月17日,资料来源： 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10/1217boueitaikou.pdf.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日本将之视作重大安全挑战并通过进一步搅局东海、台海、南海和印度洋等方式进行遏制。同时日本于2016年提出“印太战略”，积极构筑“美日澳印四国同盟”以加强对华遏制。
危机意识、等级意识和大国意识战略价值观及它们融合后在思维层面呈现出的“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其一致性偏好排序贯穿日本近代开国以前在东亚国际体系内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历史，标志着日本在东亚华夷秩序内已形成一套独特且稳固的战略文化。历史表明，该战略文化中的“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主要塑造了1868—1991年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根据自身国力发展状况首先视衰落中的中国为战略对手，打败它后与当时亚太地区最强国英国结盟以对抗较弱的列强俄国，打败俄国后又积蓄力量并在二战中挑战新的亚太地区最强国美国，战败后则承认美国的强大并迅速主动地将其视为国家安全的保护者而长期追随。[注] 对二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选择过程的具体历史分析见：肖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在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当日本认为远不足以挑战体系中的最强者中国时，就寻求其庇护以与自身国力相当的朝鲜对抗。如前文所述的倭五王时代12次向中国南朝皇帝请求封号，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认为“日本之所以需要这个称号，是想通过这个称号，说明中国承认其统治半岛各国的正当性，然后借中国的权威君临各国，充分表现出丧失了自主性的自大思想”。[注] [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M].汪向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8. 随后日本积蓄力量向中国挑战，在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2年)便执行对华“对等外交”政策，并在663年挑战中国唐朝的白村江海战失败后又更加积极地向唐朝学习，然后在自身国力壮大后的丰臣秀吉时代(1585—1598年)再次向中国明朝发起挑战，失败后又积极向明朝示好要求纳入中国朝贡体系。由此呈现出“与最强者为伍→挑战最强者失败→与最强者为伍→再次挑战最强者失败→再次与最强者为伍”的历史特点。日本学者松本一男对该思维模式描述道，“不管是多么可恶的家伙，只要胜了，就得服从他，或者不管使用了什么卑劣的手段，只要成功了，旁人就无话可说”。[注] [日]松本一男.中国人与日本人[M].周维宏,等,译.天津：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33.
三、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对
“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的实证检验
2010—2017年经济总量上中日俄均远落后于美国。日本由美国的近40%总体下滑至30%以下，由中国的约93%逐年降至约40%，俄罗斯却一直未达其45%。军事上，俄罗斯军费开支2012年开始超过日本，不过两国差距不大；中国的军费开支持续逐年增大，由日本的约3倍增至4.9倍，不过日本的军力现代化水平不输于甚至部分高于尚在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中国。[注] 如日本目前已着手利用自身情报搜集·警戒监视·侦察(ISR)能力强、反潜水平一流及战斗机整体性能优越等长处加强海空军力，力争在未来维持其周边海域的海上优势。参见国家安全保障会議決定、『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平成26年度～平成30年度)について』、2013年12月17日。资料来源：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8/pdf/H30_MDF_whitepaper.pdf. 因此中国这一阶段与日本仍处于同一国力量级并逐步强于日本但无质的超越。
(一)“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下的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预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因经济长期低迷而与经济进入又一强势发展期的美国的国力差距不断拉大，与此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中日国力逐步接近。日本政治精英阶层迅速认识到国力对比的新变化并因此而再次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它开始逐步确立中国为首要潜在战略对手，为此而重新确认对美追随战略并通过军事、外交等手段不断加强对华战略防范与牵制。1996年台海危机后不久日美便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并于1997年公布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而在制度层面重新确认日美同盟，这标志日本回归追随强者战略，重新确认的日美同盟与冷战时期的最大不同就是明确规定要联合干涉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与此同时，199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将俄罗斯的威胁降为“不透明、不确定因素”，同时首次公开将中国作为防范对象，认为“鉴于中国在推进核武器和海空军现代化，其海洋活动范围正在扩大，另外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造成了台海局势紧张，故必须密切关注其动向”。[注] 防衛庁.『平成8年版防衛白書』[EB/OL].1996年12月，资料来源：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96/103.htm. 此后《防卫白皮书》渲染中国军力的篇幅逐年增加，且从2003年开始将关注对象国排序由以往的朝俄中改为朝中俄，而由于俄只被视为不确定因素，朝为小国，故日本防范的重心是中国。这由2004年版《防卫计划大纲》明确体现出来，因它作为指导日本军力建设的纲领性政府文件首次公开描述“中国威胁”。[注] 孙成岗. 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研究[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49. 可见日本是随中日国力差距不断缩小而强化视中国为首要潜在战略对手的。军事战略上，日本通过2003年出台的《武力攻击事态法》将军事指导方针由“专守防卫”调整为“主动先制”，后又修改《自卫队法》将自卫队海外行动从“附带任务”提升为“基本任务”以更加有效干预地区安全事务，而且逐步将军力部署重点由日本北部调整至西部尤其是西南方向，这显然是为防范和牵制中国。此外日本通过逐步加大对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及强化与印度的政治和安全关系来增强对华战略防范与牵制。[注] 相关分析见吴寄南. 冷战后的日台关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J].国际问题研究, 2011(3):51-57；胡仕胜. 从日相访印看日印关系升温[J].现代国际关系,2005(5):38-40.
叶面锌肥对春小麦的富锌效应及锌素吸收分配的影响………………………………………………… 晋永芬，高炳德，刘美英（60）
图 1 1991— 2017年亚太地区四大国 GDP(现价美元，单位为万亿美元)
注：本图及数据由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https://data.worldbank.org.cn/(访问时间：2018年8月19日)
图 2 1991— 2017年亚太地区四大国军费开支( 2016年不变价美元，单位为亿美元)
注：本图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费开支数据库最新数据自行绘制；每一年份的柱形图从左到右依次为美、日、中、俄四国；中国及1992—2012年俄罗斯的数据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算数据；1991年俄罗斯尚未取得独立国家地位，故无法核算。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访问时间：2018年8月19日)。
1991—1995年日本经济总量由美国的58%逐年升至71%，而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总量均只占日本的10%左右。日本如此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很容易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注] 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大国特别把富裕的国家和朝富裕方向发展的国家看作严重威胁，不管它们是否拥有庞大的军事能力。毕竟，财富能很容易转化为军事能力”([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7)。 这一阶段日本的军费开支也高于中俄，此外二战后日本奉行质量建军路线，自卫队拥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1980年代初海上防卫范围已由近海扩展至远洋并开始谋求地区性制海权。因此在1991—1995年的亚太地区国际体系中，日本国力位居第二且与霸权国美国不断接近。
1996—2009年日本经济总量一直保持第二，但与美国的差距整体拉大，2002年后降至其40%以下；同时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尤其2001年后与日本差距逐年缩小，直至2009年约达其98%；俄罗斯经济总量始终明显落后于中日，1996年约为日本的8%，此后一直未突破其33%。军事上，俄罗斯的军费开支一直低于日本；同时中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大，2001年超过日本，2009年拉大至约为其3倍，虽然日本拥有较为强大的现代化常规军力，但中国从1996年台海危机后开始推进军力尤其海空军力现代化建设，军力现代化水平得到长足提高，一个重要标志是2004年海军战略由“近海防御”向“近海防御、远海护卫”拓展。[注]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2016』、2016年3月。资料来源：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JP_web_2016_A01.pdf. 综合对比可知在国力上2009年时中国开始与日本处于同一量级，这14年成为中国国力不断接近日本的阶段。
3）再次，从会议的主办方来看，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此次中国航海日的志愿者们并未接受任何形式的语言服务培训。73%的受访志愿者们表示可以通过小组训练、圆桌会议、场景模拟等方式来进行语言培训，从而提高自身的口语表达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此外，还有32%的志愿者认为通过开设专门特色语言课程会对自身的ESP使用能力有所帮助。可见受访的志愿者们对活动培训十分看重，其缺失也成为志愿者无法提供便捷到位的语言服务的重要原因。
1991年底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其超群的国力成为亚太地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该地区由冷战期间的美苏两极格局转变为美国独霸的单极格局。[注] 国家在参与构成国际体系的互动并发挥其作用时，通常会涉及地缘、国家实力与利益以及认同等因素。对于日本来说，无论从地缘、国家实力与利益还是地区认同上来考量，1854年开国以来它都主要是与亚太地区国家在互动，其国家安全战略运行的国际体系坐标无疑是亚太地区国际体系[参考李少军.怎样认识国际体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6):18-19]。二战结束以来，该地区中的大国为美国、苏联(俄罗斯)、中国和日本。 国际格局的转变是否会造成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不再受“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这一战略偏好的影响？为此我们将依据该思维模式对1991—2017年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作出预期并进行实证检验。
依据“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我们预期日本会根据国力对比变化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1991—1995年因日美国力不断接近而将谋求日美平等地位，基于此会把二战后长期实施的对美追随战略调整为“脱美自主”战略，并因此而改善日俄关系并进一步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同时军事上努力突破限制以提高军力自主运用能力；[注] 虽然依据“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日本会因国力与美国愈加接近而试图挑战之，但“和平宪法”的限制让日本难以在短期内将巨大的经济力量转化为更多军力，因此日本首先要摆脱美国控制以实现自主而非对抗美国。 1996—2009年鉴于日美国力差距拉大而中国国力与其逐步接近，它会越来越视中国为首要潜在战略对手，为此将实施“傍美防华”战略，即回归对美追随并运用军事、外交等手段不断加强对华防范和牵制；2010—2017年中日国力处于同一量级，故它会明确中国为战略对手，为此而深化对美追随即实施“依美遏华”战略，深化对美追随并积极运用军事和外交等手段强化对华遏制。
(二)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预期的实证检验
冷战结束之际，日本政治精英阶层既已认识到国力对比的新变化并据此调整国家安全战略。1991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指出，“从统计数据如人均国民收入和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看，日本已成长为比肩美国的经济大国”，“日本正处于能对与未来国际秩序相关的所有问题的结果都产生主要影响的位置”。[注] 外務省.『平成3年版外交青書』[EB/OL].1991年12月，资料来源：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contents-1.htm. 相对国力上升让日本不愿再接受对美从属地位，而是谋求日美平等和自主性。为此，日本不仅在日美经济冲突中态度趋于强硬，在安全上也不再视日美同盟为唯一选择，而是希望以大国姿态谋求自主安全政策。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国际紧急救援法修正案》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赋予自卫队自主积极改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新任务；1994年防卫问题恳谈会向村山富市首相提交著名的“樋口报告”，提出“多边安全保障结构”概念，主张“将冷战性质的防卫战略转向多边安全战略”。[注] 防衛問題懇談会、『日本の安全保障と防衛力のあり方‐21世紀へ向けての展望‐』、1994年8月12日。 日美经济矛盾的激化和日本对自主安全政策的追求把日美同盟带入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漂流期”。此外为增强国际权力以更好谋求日美平等，日本着手改善日俄关系并加强日中关系。1993年日俄签署《东京宣言》和《经济宣言》，就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和均衡扩大两国各种关系达成原则共识。1991年11月宫泽喜一组阁后提出“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大车轮”，将日中关系提高到“与日美关系同样重要”位置；[注] 宋成有,李寒梅.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623. 1992年日本天皇访华，作为两千年来的首次将日中关系推向一个高潮；1993年后日本政局动荡，但承继对华友好政策，1995年村山富市访华并成为首位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日本首相。
从“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出发，我们预期日本政治精英阶层会密切关注日本与亚太地区另外三个大国美中俄的国力对比变化并据此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注] 国力对比的可观测指标有很多，鉴于本文侧重于安全和军事领域，故国力对比主要考虑军事力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力量(国家经济规模决定其军事潜力)之对比(参考刘丰.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61)，当然也辅助考虑军力的现代化水平；为使概念可操作化，我们选取被普遍采用的GDP和军费开支作为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衡量指标。 结合图1和图2，冷战后美日中俄国力对比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危机意识、等级意识和大国意识贯穿于1854年之前的日本历史，构成了稳定的战略价值观。它在外在思维模式上表现为日本政治精英阶层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对外部威胁保持强烈敏感性，并根据自身国力在国际体系中的等级变化而迅速调整国家安全战略，但始终不变的战略目的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该模式呈现出独特的“晋级比赛型”特点，即在某一历史阶段，日本视国际体系中国力最强的国家甲为保护者，视国力与己相当即略强或略弱的国家乙为战略对手，在打败乙后开始积蓄力量以在自认为有能力挑战甲时发起挑战，若挑战失败则继续选择与甲为伍并积蓄力量以便再次挑战甲，恰如晋级比赛一样。
实证检验表明，虽然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发生了转变，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依然符合“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的预期。这表明该战略思维模式自形成以来虽历经各种具体历史条件变化而一直主要塑造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也证明它是日本政治精英阶层对国际体系结构无政府状态本质的恒常性反应，即只要国际体系结构本质上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它就会一直主要塑造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
四、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新动向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10月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8年亚太地区四大国美中日俄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9%、6.6%、1.1%和1.7%，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经济总量分别为20.51万亿美元、13.46万亿美元、5.07万亿美元和1.58万亿美元。[注]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EB/OL].October, 2018.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WEO. 由此日本经济总量由2017年约占中国40%进一步跌至2018年约占37%。随着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生产率增长乏力，将使中期潜在产出增长受到抑制”，因此IMF认为2019至2023年日本每年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0.9%以下的低位水平；而中国虽遭遇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不过IMF依据中国经济现实分析认为其经济增长会有所放缓但仍将保持强劲，2019至2023年每年经济增长率均将高于5.5%，2030年有望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同时IMF根据美俄经济走势判断两国2019至2023年每年经济增长率均将保持在1.5%左右。[注] 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首相安倍晋三指示研究70岁退休问题[EB/OL].资料来源：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8/1023/c35421-30357304.html;2019—2023年美中日俄经济增长率分析数据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EB/OL]. October, 2018.资料来源：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datasets/WEO;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具体分析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na’s economic outlook in six charts[EB/OL].July 26th, 2018.资料来源：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8/07/25/na072618-chinas-economic-outlook-in-six-charts. 军事力量上，作为理性国家，经济力量大小限定了军费开支水平。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保证它有能力维持较高的军费开支以维持和获取海外利益，此外它在武器创新方面地位领先，以对亚太地区国际格局影响重大的海军为例，若中国的长期海军发展方案能坚持20到30年则海军力量很有可能追上美国，可见中美仍有较大差距。[注] [美]陆伯彬.中国海军的崛起:从区域性海军力量到全球性海军力量[J].国际安全研究,2016(1):27. 对于中国来说，持续增长的经济力量将能更有效地转化为军事力量，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军队确保到2020年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且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3. 而经济总量上日本相对于中国逐步变小的趋势将限制其相对军事力量投入，俄罗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在亚太地区国际体系中，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国家，中日处于第二等级但日本相对于中国进一步衰落，中日国力对比很可能呈现出不在同一量级的新趋势。
原文包含封号、地域等大量文化负载词，译文在处理时补充了公元纪年、地理方位等文化背景信息，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楚国的发展史和疆土变迁。增加这些信息对于跨文化交流是有必要的，然而译文多次用括号加注信息，会打破读者的阅读节奏，不利于读者消化。可以采用尾注的形式在文末体现出来，这样既保证了流畅的阅读体验，又补充了文化内涵。
在“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主导下，日本政治精英阶层将敏感意识到亚太地区大国间国力对比的新变化并据此迅速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国力虽相对下降，但依然是亚太地区最强国。因此日本将继续追随美国，同时由于越来越难以维持与中国的同一国力等级地位，所以它会逐步调整视中国为对手的战略认知，转而寻求改善中日关系以让自身处于有利国际地位。总体来说它会将“依美遏华”战略逐步调整为“傍美和华”来增进自身国际权力以继续向政治—军事大国目标迈进，2018年以来的日本对外政策已明显呈现出这种新动向。首先日本仍积极谋求维持日美同盟。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国际惯例、特立独行的执政风格日趋明显，日本对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但日本视日美同盟为其外交基石的战略方针并未改变。2018年4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访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举行第六次“特安会”，白宫声明称特朗普与安倍晋三正共同努力加强美日同盟关系；[注] 特朗普会晤安倍晋三[EB/OL].资料来源：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8/04-18/8493805.shtml. 同月26日，安倍晋三首相在官邸与时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至关重要。[注] 安倍与美军太平洋司令举行会谈 确认强化日美同盟[EB/OL].资料来源：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8/04-27/8501192.shtml. 同时日本调整对华政策，通过启动对华全方位对话交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意向等方式谋求改善中日关系。[注] 吕耀东.日本对华政策取向对中日关系的影响[J].东北亚学刊, 2018(4):29-34. 2018年4月日本与中国重启分别暌违8年和6年的经济高层对话及自卫队与解放军校级军官互访交流项目。日本《每日新闻》认为经济实力下降的日本很难正面对抗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共同社称日本政府计划把对华政策基轴从“制约”转向“融和”。[注] 外媒述评 中日向改善关系迈出积极一步[N].参考消息, 2018-04-18(14). 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首次访日，中日签署了海空联络机制和扩大经济合作等10份协议和备忘录，安倍首相称日中关系从竞争进入了协调时代。[注] 外媒关注李克强总理首次访日：中日经贸关系将上新台阶[EB/OL].资料来源：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1/content_5290271.htm. 2018年10月安倍首相正式访华，这是日本首相时隔7年再次正式访华，安倍首相在与李克强总理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日中双方再次确认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原则，并将付诸具体行动，日方愿同中方加强第三方市场、科技创新等合作，以更为活跃的贸易关系与民众交往拉紧两国关系与人民间的纽带，日中对当前世界的重要挑战负有重要责任，愿携手为国际和平与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注] 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会见记者[EB/OL].资料来源： 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607489.shtml.
五、结 语
“战略思维具有延续性，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对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判断也具有连续性”。[注] 廉德瑰.“位置意识”与日本战略文化的特点[J].日本学刊，2007(3):104. 日本战略文化中的“晋级比赛型”战略思维模式主要塑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成为日本政治精英阶层对国际体系结构无政府状态本质的恒常性反应。在该战略思维模式主导下，日本不变的战略目的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为此而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国际体系内国家的国力对比变化不断调整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具体目标和手段。1996—2017年中日关系不断趋于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即在于在该战略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日本奉行“傍美防华”和“依美遏华”战略。客观来看，追随美国以牵制进而遏制中国并未如日本所愿地增进其国际权力，反而因与中国关系恶化而加深了对美国的战略依赖，置己于不利国际地位，损害了自身国际权力。对于日本来说，未来一段时期的“傍美和华”战略调整面临的困境是在美国遏制中国崛起愈加明显的趋势下如何同时做到既“傍美”又“和华”，如果仅是经济上对华合作而在安全和军事上继续追随美国搅局中国周边，那么中日关系依旧前景堪忧，日本也难以有效增进自身国际权力，这是值得日本政治精英阶层慎重思考的问题。[注] 日本《东京新闻》2018年11月4日报道，日美两国政府根据2015年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正推进制订自卫队与美军的首个联合对华作战计划。详见汤立斌.日本针对钓鱼岛再出“险招”！中日关系这个短板必须正视[EB/OL].资料来源：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8/1106/2348822.shtml.
综上所述，当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我国社会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甚至出现了辐射污染的现象。辐射环境监测作为辐射环境评价的基础，同时也起到了良好的监督作用，我们要充分的意识到辐射环境监测对于辐射环境评价的重要性所在，不断强化辐射环境监测工作，进而为接下来辐射环境评价工作提供有利的数据参考，切实提高辐射环境监测质量，促进我国辐射环境监测的可持续发展。
有一件趣事，按当地风俗，成婚时新郎需要从新娘头顶跨过去以示威风，熊老却不肯从妻子头上跨过，坚持互行鞠躬礼。二人从此共同生活，一过就是六十年。熊老对家庭很有责任感，无论是做大学校长，还是兼任其他官职，始终“糟糠之妻不下堂”，对熊老夫人亲敬有加。他在清华大学担任系主任的时候，不时向校工订菊花放置在居所，就是因为夫人名字中带有“菊”字。而1950年熊老半身不遂以后，夫人则尽心尽力地照顾，使熊老得以继续工作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熊老经常半夜起来工作，夫人随时起来伺候，毫无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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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科。
通信作者 及地址：马千里，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邮编：400715；E-mail: qianlima303@163.com.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日海洋安全关系新动向及我国方略研究”(18XGJ014)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李思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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