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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2)02-0019-04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努力掌握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领导艺术、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是和党的思想路线、党的作风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对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研究，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前提。
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一个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毛泽东选集》第4卷1128页)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只能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为广大群众谋利益。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只能是对人民负责，为人民着想，在工作中自觉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首创精神，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这一点似乎人人都懂，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听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话，这话本身没有错。但往往有的人却把为群众做了一点好事作为一种恩赐和施舍，还有的人则以此为进身之阶，办了几件事就伸手要官。这些人实际上把手中的权力当成了个人的一己之利，忘记了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这个基本常识。另外，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些人打着研究领导科学的旗号，推销所谓“厚黑学”、“权谋学”，把领导艺术当作“领导权术”，极力推崇封建帝王和资产阶级政客那一套愚弄群众、欺骗群众的把戏。这是当前研究领导科学的一个误区。为人民服务当然要讲究方法和艺术，但对同志、对群众如果搞欺诈，耍权术，那就站到同志和群众的对立面去了。
“领导就是服务。”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三个代表”的要求中最重要的一 条，就是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应当体现在领导工作的全过程，应当体现在一件件的具体工作中。领导者就是服务者，领导工作就是服务工作。这就意味着奉献，意味着应当比一般人多一些付出。
第二，领导工作必须遵循一个根本出发点。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同志指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邓小平文选》第1卷244页，第2卷114页)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1308页)领导工作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作出符合事实的判断和决策，就会带来严重的损失，甚至造成可怕的恶果。我们党在这方面是有过经验教训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由于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大二公”，搞“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使我们吃了大亏。尽管如此，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在一些领导者那里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时至今日，我们还经常看到有的领导脱离实际，搞瞎指挥；热衷于数字出官，搞“假大空”，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些做法都是违背实事求是这个根本出发点的。正确的方法论必须建立在正确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决不能离开客观实际讲方法。“文化大革命”似乎也很讲究方法，先是“发动群众”，后来又搞“三结合”夺权，还派“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单位，但由于发动这场“革命”的时候错误估计了形势，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成了“大灾难”。
一个根本宗旨，一个根本出发点，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尊重群众、尊重实践”的哲学思想。我们只有从本质意义上领会和把握这一宗旨和这一根本出发点，我们在研究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的时候才会方向正确，头脑清醒，才会懂得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在领导学的范畴，领导方法是一种技术，更是一门科学。它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个性特点。从技术的意义上讲，它具有普适性和相对稳定性；从科学的意义上讲，它又具有可变性和不断整合的发展向性。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到来，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变换，不同层次、不同人群思想和观念的激荡，领导方法研究的任务，更显得十分迫切。它一方面要坚守党性原则与党的群众路线，因为领导方法科学化的目的和归宿，是对于国民思想文化素质提升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整体推进。另一方面，它必须尽快地完成领导方法对于新形势和新问题的适应、调整、驾驭和驱动的功能转换任务。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总结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当前在领导工作中特别需要重视和处理好这样一些关系。
一、调研与决策的关系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工作方法，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搞好调查研究，对领导者来说是一项基本功。毛泽东同志打了一个比方，“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110页)陈云同志说：“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陈云文选》第3卷189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掌握工作发言权、主动权和决策权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
一个领导者，无论是作报告、发指示、下结论，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作调查研究，就会摸不清底细，掌握不了第一手资料，遇事只好“拍脑袋”，表态只好“拍胸膛”，弄砸了只好“拍大腿”。决策是领导者首要的职能，领导决策的过程就是在掌握大量信息、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判断、推理、分析、综合，对预定目标和实施方案的选择过程。因此，要作出科学决策就离不开深入调研。调查调研一定要注意定量分析，从本质上看问题。在一项重大决策之前，一定要充分听取多方面的意见，了解支持的人有多少，反对的人有多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领导者的知识和能力往往是有限的，要作出科学决策，尤其需要听取专家的意见。对待不同意见，要有从善如流的气量。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切忌先定好一个框框，然后去找一两个个别的例子印证，因为任何观点要找到一两个例证都是可能的。当然看准了的，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应当办的事，也不能为闲言碎语所左右。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看来是大好事，但当时也确有人骂娘。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总之，我们就是要通过调研，定量定性分析，看到实质，抓住关键，然后进行科学决策。
二、重点与全面的关系
领导工作要注意抓重点。重点和一般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重点，也就谈不上实施正确的领导。抓重点就是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必须分清楚哪些工作是重要的，哪些工作是次要的；一段时间内哪些工作是重点，哪些工作是一般。领导者抓工作要力戒平推。一个单位的工作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求样样冒尖恐怕很难。领导就要做领导的事，那就是抓重点。领导者对于重点工作，一定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但抓重点又要兼顾全面，要学会“弹钢琴。”对一些非重点工作，“弹钢琴”老是点不到这些部位，也会影响全局工作的协调发展，有时还会对全局造成危害。同时，重点也是变化的。有些非重点工作和非主要矛盾，在一定时期一定情况下也会上升为重点工作和主要矛盾。
在谈到抓重点时，必须注意到一种倾向。时下，一些领导同志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才是重点，而精神文明建设则不是重点。这显然是不对的。重点论不是一点论。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建设当然要搞上去，但决不可因此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还是要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三、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稳定压倒一切。领导首先要确保大局的稳定。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这是就大的社会环境而言，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也是如此。不稳定就谈不上创新，谈不上发展。但稳定和创新并不矛盾，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要在稳定的前提下，出新招，出新的工作思路，求得新的发展。领导者要通过提出新的工作思路和新的阶段目标，引起下属的足够重视，激发他们的工作兴趣，而不应当停留在固定的模式上。
由于我们的领导干部经常处于交替和变动之中，所以在谈到稳定和创新的关系时，特别要注意处理好新旧班子、前届后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后任的同志要做好工作，正确客观地评价上一任的工作，不要动不动就把前任打下的工作基础全盘否定。一般说来，对上一任的客观评价是新班子搞好本地区、本单位工作的第一步。上一任工作不完善的地方要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完善，存在的问题要在实际工作中去纠正。即便是出台涉及群众利益的改革发展措施也要考虑稳定的要求，切不可为一时一利损害大局的稳定。
领导者的工作风格各异，单位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单位在上一届发展比较快，下一届就可能要相对放慢步子，集中精力巩固和完善。有的单位在上一届发展比较稳健，也就为下一届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事物总是波浪式前进的，任何地方和单位的发展都有相对的渐进期，象当年农业学大寨那样，要求“年年都有新套套，天天都有新面貌”，那也是不现实的。尤其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发展形成了正确统一的规划后，就要一届接着一届干下去，不是出现了明显的差错，就不应推倒重来。群众最怕那种“翻烧饼”折腾的领导，“王乡长来了要这样干，李书记来了要那样干”。当然，任何地方和单位最终要靠发展。没有发展，一潭死水，稳定也受到影响。发展是硬道理，是总趋势。没有发展的稳定同样也是不可能的，要通过发展来稳定人心，凝聚人心。
四、治内与外联的关系
对于一个地区和单位的领导者来说，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上，内部工作是第一位的，“守土有责”，首先应当集中精力“治内”，把内部工作做好，完成党组织和人民赋予自己的职责。但同时，也不可忽视与外界的联系，要为本地区、本单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能否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对实际工作影响甚大。
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领导者首先要把单位内部的事情办好。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发展首先有赖于自身的力量。治理一个国家是如此，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把中国的事办好了，对世界是个贡献。同样，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把自己的事做好了，也是对全局、对国家的贡献。领导者固然要做好外联工作，善于借助外部力量，但如果自己的事不认真办，而是一味地去寻求外援，外援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现在有两种不良倾向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把过多的精力花在对外联系上，而忽视内部管理，不注意治内。外部关系搞得好固然有益，但起决定作用的还要靠内部工作，否则外部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这样的领导也容易失去群众基础。二是有的单位内部还过得去，但不注意外部环境，不注意外联，结果好的经验学不到，好的机遇抓不住，最终工作还是上不去。每个地区和单位都处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封闭起来，关起门搞建设是不行的，还是要拓宽视野，寻求能加快发展的外部支持。
五、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讲政治，要有纪律，要以法治国，“要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求领导干部在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第94、101页)由此可见，原则性是对领导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讲原则，就是讲政治、讲正气，讲纪律、讲法制，是共产党员党性的集中表现。不讲原则，不要规矩，也就谈不上正确的领导。尤其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领导者如果不讲原则，随心所欲，有章不循，有法不依，就会造成一片混乱，使好人受气，邪气盛行，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近年来，一些人以“开拓”为名，藐视一切权威，不要任何原则，主张乱闯“红灯”，自行其是，弄得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已经给某些局部的工作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有的领导干部自己也因此走上了严重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个教训十分深刻。事实上，否定权威，不要原则，也就否定了领导者自己。正如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
当然，我们强调领导工作要讲原则，并不排斥灵活性的要求。尤其不应当思想僵化，墨守成规，重蹈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坚持那些不是原则的“原则”，或者已经过时了的“原则”，就会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的创造精神。在正确的原则指导下，我们完全应当而且可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在遇到一些情况特殊、时间紧迫的问题时，更需要领导者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防止可能出现的被动局面和重大损失。当然，灵活性的运用，需要把握正确的“度”，不违背总的基本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当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但目前，对许多领导者来说，应当着重强调的是原则性，是纪律和法制，是中央政令的畅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稳定，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成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领导方法问题，也是一个组织原则问题。一个领导者在任何单位都应当把自己当作是集体中的一员，是班子中的一员。既然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组织赋予的，那我们就只能是群众的代表，单位的代表，而不应当过分夸大和突出个人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句话，没有你，地球照样转。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是我们党的根本领导制度。共产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每个领导成员都要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决不能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大事一定要集体研究决定，尤其是涉及到方针、政策和与大多数人切身利益有关的重大事项，不能个人决定。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决定，因为集体的智慧总比个人强。古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议决重要问题，一定要充分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否则，容易造成失误。当然，该决断的时候也要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不能因为怕担担子而不敢负责。工作中有了成绩，要归功于集体，出了问题，要勇于承担责任。
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往往还涉及到正职与副职的关系。处理好正职与副职的关系，关键在于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正职和副职的关系是主角和配角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正职要讲团结，自觉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中，不能把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当作个人的领地；副职要积极配合，要补台不能拆台。正职要平等待人，让副职有职有权；副职要尊重正职，遇事多与正职商量，负责地向正职提意见和建议。正职要正确行使决断权，副职也不可遇事推诱。正职要主动承担责任，谋划大事；副职也要独挡一面，和衷共济。总之，正职和副职相互之间要勤交谈，常通气，多商量，建立起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同志关系和友谊。
七、上级与下级的关系
陈云同志说过：“领导方式的中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陈云文选》第1卷221页)要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服从上级与指导下级统一起来。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党的纪律。对上级首先要讲服从，讲尊重。因为上级的指示和决策是来自下级、来自群众的，而且是对全局而言的，许多时候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你不服从上级，不听指挥，无形中也给下面带了个不好的头，人家也可以这样对待你。但服从不等于盲从，不等于照搬照抄，当“留声机”、“录音机”。贯彻上级的指示一定要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对下级，领导要及时指导。一项大的工作，事先要有布置，中间要了解情况，最后要进行检查。不能把会开完就完了。下级工作中遇到了困难，要给予支持，有了毛病，要及时指点，不能等问题成了堆后才来作一次总解决。下级反映的情况有道理，要认真听取；不对的也要作好说服工作。要关心下级的困难，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总之，工作上要严格要求，生活上要关怀爱护，有成绩要给予肯定，有困难要给予帮助。
陈云同志说过：“做领导工作，能做到使下级敢说话、敢做事六个字，工作效果一定会好的。”(《陈云文选》第1卷119页)下级长期在某一地区、一个单位工作，一般说来，情况最熟悉，工和也要靠他们去做。所以，要让他们敢讲真话，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上下级关系要融洽，但也不能庸俗，不能搞吹吹拍拍，拉拉扯扯那一套。
八、知人与善任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而要用好干部，首先必须了解干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知人，一是听其言。领导者要乐于与下属打交道，要让人敢在你面前说真话、讲心里话。与人谈心是一个好方法。在这方面，领导者要尽可能挤出时间，主动一些，不能光等人家找上门来。领导主动找人谈，既体现了诚意，又可解除他人的顾忌。坐等人家找上门来，往往难以听到客观真实的情况，有时还会助长跑官要官现象。二是观其行。观其行，就是要看实绩，看真功夫。领导者对于下属的工作，既要有布置，还要有检查，有考察。有的人唱功可以，但做功不行；只会做表面文章，就是落实不了。这种人往往经不起检验，领导一深入了解就露馅了。除了了解干部的工作情况外，还要了解他的爱好和交往，了解八小时以外的情况。三是要由群众公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干部的是非功过看得最清楚。事实证明，多数群众通不过的干部，到头来还是不行。特别对那种吹牛拍马，光会讨好上头，而在下面飞扬跋扈，作威作福的人，群众更是厌恶。领导者知人，尤其要善于从本质上看人，要讲政治、讲正气，注重德，“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卷527页)
善任，就是用好干部。在使用干部时，特别要注意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清人顾嗣协诗云：“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用人不当，不仅给本人带来麻烦，而且给事业造成损失。有的人适合搞科学研究，却未必有领导才能；有的人可以从事某项具体业务，却难以管理一个部门。领导者绝不可凭个人好恶和一时冲动，强人所难。
九、律己与管人的关系
当领导当然要管人，而且要严格管理，大胆管理。现在有的领导不敢大胆管理，究其原因，无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好人主义，怕管人得罪人。第二种是自己不那么干净，不好管别人。第三种是怕影响单位形象，而求得表面的一团和气。这几种现象都不可取。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疏于管理，问题丛生，到头来还会得罪多数人。更何况，任何地方和单位都有耿直之士，群众都有是非观念。事实也证明，多数群众并不喜欢老好人，想做老好人的最后都做不了好人。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良好形象，不能靠掩盖问题来维持，而应当靠扶正祛邪来建立。组织上既然把你派到一个地方和单位，就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
当然，更主要的是领导者要严于律己，对自己严格要求。这既是廉政建设的要求，也是当好领导的要求。“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其身正，不令即行，”自己不过硬，就说不起硬话，也不可能管好别人。领导者尤其是主要负责人，一定要自觉抵制各种腐败行为和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 ，廉洁奉公，兢兢业业、公道正派，充分发挥带头和表率作用。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 认可和拥护，才能实施有效的领导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