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的生态伦理思想_易经论文

论周易的生态伦理思想_易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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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民族之一,中国以“文明古国”和“礼仪之邦”著称于世,有着丰富的伦理思想遗产。《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它从“性命之理”的角度,以天人关系为出发点和归宿,引伸出社会生活中的人伦规范,它把对宇宙自然本质的认知和体察进一步升华为深沉的道德意识,从而,架起了人与自然之间坚实的桥梁。《周易》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形上学,也是其社会伦理学,更以生态伦理为其思想特色。

一、天人合一是《周易》生态伦理学的总理念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在源头上并无根本差异,二者都是把自然之天作为自己的首要认知对象。然而,由于中西方民族处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中,因而造就了二者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性,进而是导致它们在对自然客体的本性以及天人关系问题上有着不同认知和体验,从而也就决定着他们在理解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时,沿着两条不同的方向滑行。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民族就已经造就了超越世界的外在化,具体化和形式化,这时的西方思维就已经朝着两个极端发展,它们要么把宇宙自然乃至人类本身理解成一种纯精神的本体,要么把偌大的、五光十色的自然界和人类理解为纯物质的客观存在,西方思维的这种二律悖反最终造就了西方民族的两种绝对对立的精神,这就是宗教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峙。西方伦理学正是这两种精神对峙的产物。在西方思想史上,苏格拉底首先把伦理道德作为自己思考的重点,他提出伦理观的一条重要原则,即美德就是知识。他说:如果知识包括了一切善,那么我们认为美德即知识就将是对的。这就是说,美德就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一个人假如有善的知识,那么他就有德,无善的知识就无德;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那么,什么是善呢?在苏格拉底看来,具体的、有条件的善是不真实的;只有一般的善,才是真正的德行,只有永恒不变的,关于普遍的“善”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苏格拉底把道德同知识完全等同起来,把关于“善”的一般理念作为真正的知识,这不仅没有把握伦理学的本质特征,使道德这种本来属于人的意念和情感范围的内在机制外在化,同时也极大的狭窄了“知识”的外延。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借助于毕达哥拉斯“灵魂不死”和“灵魂转世”的信条,他认为,真正的道德和知识是对不死的灵魂所居住的“理念王国”的回忆,从而,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以粗野和幼稚的形式使知识和道德远离自然客体和社会生活,为西方思维向后来基督教“上帝”皈依起着理论奠基的作用。

中华思维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重要民族特色就是自始至终坚定不移的把自己的物质创造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尊崇自然,注重现实人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定位,重现实,轻鬼神和不追求彼岸世界是中华民族的性格基调,由社会生活出发,引伸出我们对自然环境的思考,进而把对自然本质的认知和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认识自然,依靠自然,讴歌自然,始终如一地与自然为邻为友,相感相通,和谐相处。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价值传统,也是其道德传统。从某种程度而言,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这一价值基础和道德基础上而衍生出来的,“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天人合一”思想在其中得到较全面的阐发。《说卦传》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周易》视天道·地道·人道为一体的“三才论”集中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主题。“三才”论包含着两大理论层面,首先,它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这是从形而上的角度强调阴阳之道是宇宙自然化生万物的本体和本原,旨在说明人是宇宙万物中之一物,是天地化生而成的,因而,人类生活要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其次,《周易》提出,对于宇宙自然的阴阳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这是从伦理学的层面说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及其人之本性是统一的。这种见解从理论上揭示了宇宙大道是社会生活中伦理规范的最终价值依据,从道德律的层面要求人类社会生活应合于自然规律,而不能盲图妄作和为所欲为,始终“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文言传》)。这是保证人类社会积极、健康向上发展的先决条件。不难看,《周易》所包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既是中华民族在实践中对宇宙自然本质的理性认识,也是中华伦理学的思想基础和总原则,《周易》的道德原则,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更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规范。因而从性质而言,《周易》的伦理意识,不仅有社会伦理学的意义,更具有生态伦理学的意义,天人合一是《周易》生态伦理思想的总理念。

二、万物并育不相害,协调发展是《周易》生态伦理思想的根本原则

《周易》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理念不仅把宇宙大道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进而延伸出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在《周易》看来,“善”是宇宙自然之道的本性,因而也是人的本性,人在追求宇宙自然至善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人对自身的追求,把握宇宙自然的本性也就是实现对自我的占有和开发。强调“道”、“善”、“性”的统一是《周易》“性命之理”的根本宗旨。《周易》的这个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得到集中阐发,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认为“天”(自然)是造化生命的源头,人在社会生活中只要推阐天的化生精神,以尽自己作为人的本性也就实现了宇宙自然赋予给人以生命的终极意义。通过“尽心”去体察和领悟宇宙化生的奥妙,完成对自我人性的了解和提升,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尽心”不仅仅是心理意识的活动过程,更是在心理意识的支配之下见之于行动的过程。《系辞上传》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德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就是说,宇宙自然的品德是化生万物,人是宇宙自然化生出的万物中一物,但人不同于自然物和低等生命,宇宙自然既化生了人类,又赋予人类以特殊的“格位”,这种“格位”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正是凭着这一“格位”,人才成为“万物之灵长”。因而能够穷尽宇宙自然变化发展的创生道理,并把运用于道德事业之中,这是人性的本质要求。《周易》认为天人同元、同构、同序。破坏和毁灭自然也就是在毁灭和破坏人类自身的根基。违背自然节律同时就是对人类正常生活的背叛。因而,处理天人关系,不仅要有科学的严肃性,更要有道德的自觉性。由此,《周易》在天人合一总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伦理意识的根本原则。《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先天”者,指先于天时的变化而妄作。“后天”者,指在天时变化之后而行事。理想的人格不应违背天时节律,而应顺天而动。根据自然节律安排人类生活,以宇宙大道为蓝本,以自然规律为人类社会的教科书,科学而道德地与自然物为邻为友,“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功能,对自然界力求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利用厚生”“开物成务”,与天地万物协调共存。这就是《周易》生态伦理理念所揭示出的根本原则。把这一原则运用于社会生活,则要求每个生命个体在自己的位序上建功立业,与人为善,和谐并存,协调发展。不难看出,《周易》作为“性命之理”它所揭示出的道德原则,既具生态伦理的意义,又具有社会伦理的意义,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在阐释《周易》“性命之理”时,进一步深化了《周易》的生态伦理意识。《彖传》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指宇宙的最佳和谐状态。王夫之认为,“太和”既是宇宙本体,亦是宇宙的最高精神和品性,他说“阴阳,刚柔,仁义不可强同而不相悖,谓之太和。”“天地以和顺为命,万物以和顺为性,继之者善,和故善也。成之者性。和顺者斯成矣。”“和顺者,性命也;性命者,道德也。”“和顺”亦即“太和”,它既是宇宙和谐的最佳状态,也是社会生活和谐的最佳状态。同时又是宇宙间所有存在物包括生命现象和非生命现象的最佳和谐状态。在王夫之看来,宇宙自然的最高品性与社会道德生活以及自然万物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以“和顺”为纽带,协调共济、相因相成,因此,理想的社会状态和理想的人格追求则应以宇宙万物的“和顺”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在生命旅途中,善待自然、善待社会和他人,从而体现人类生命特有的价值风范和道德精神。王夫之的见解,深化了《周易》的性命之理,在理上更凸现了《周易》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

三、《周易》生态伦理思想的几个主要规范和范畴

伦理学是规范的理论体系,社会伦理学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生态伦理学是调整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间所有生命与非生命现象的相互关系的规范的理论体系。因而,就其外延和内涵来说,它比社会伦理学要宽阔和丰富的多。《周易》作为“性命之理”,其理论特色就在于它在天人合一这一宏观背景下,架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坚实的桥梁,道德规范是人与自然相联系的纽带,《周易》的道德规范既具有社会人伦的意义,更具有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规范的生态伦理意义,它是二者的统一。《周易》包含着较为完整的生态伦理思想,除天人合一总理念和万物并育不相害、协调发展根本原则外,它还包含着一系列的规范和范畴。这些规范和范畴是天人合一总理念和万物并育不相害、协调发展原则的延伸和补充,起着特殊道德作用。《周易》六十四卦可以说是其生态伦理思想的规范和范畴的系统网络,每卦既是规范又是范畴,都有其特殊意蕴。现将其主要规范和范畴介绍如下:

(1)基本规范

乾;坤。乾、坤二卦是《易经》六十四卦的门户,宇宙万物的生灭变化都源于乾坤二卦的结合。其中。乾指天,泛指一切生命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环境,即宇宙自然系统,其品性是刚健不止,是万物产生的伟大根元。《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道出庶物,万国咸宁。”这就是说,乾这一宇宙自然系统是所有生命现象的根本前提。乾卦作为生态伦理规范有两层含义:一是要人们效法天的创生精神,努力进取,顺天应人,造福社会和所有的生命;其二是说既然自然环境是一切生命之源和生命的必要环境,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则要自觉的保护它,以维系宇宙自然的“太和”秩序。坤指地。它是一切生命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具体环境,包括地球上生命现象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切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相互联系的网络系统。其品性是厚德载物。《彖传》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这是说,坤性柔顺,顺天而动,它广大无边,包含万物。坤卦作为生态伦理规范的含义是指,人类应有博大的胸怀,容纳宇宙万物,不仅要善待人类自身,还要善待一切自然生命,真正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同时还要自觉地保护生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呵护地球这一生命的家园。《周易》认为,乾坤二元的交感结合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源。交感是天地之性,万物之情。乾资始,坤资生,“万物皆致养焉”。乾坤交感是宇宙“太和”秩序的表征,是万物化生的起点。人类要效法乾坤的交感精神,与自然万物合作、相因相成、协调发展。

(2)基本范畴

比,比卦是六十四卦的第八卦,从卦形看,上卦为坤,下卦为坎,坤为地,坎为水,原意指水在地上,相亲无间,因此,比卦是相亲相辅的意思。《彖传》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比卦作为生态伦理的基本范畴,它是天人合一总理念和万物并育不相害的协调发展原则的派生和延伸,是对乾坤基本规范的直接补充和具体表现。它的生态伦理意蕴是说,人类与自然是相亲相辅的关系,自然界生成和养育了人类,人类应以德行回报自然,与自然相亲相辅,体察和爱护自然,而不以怨报德、破坏和毁灭自然生态平衡,始终保持与自然的亲辅关系,人类生活才大吉大利,否则,凶灾将至。

颐。颐卦是六十四卦之中的第二十七卦。从卦形看,上卦为艮,下卦为震。艮象为山为止,震象为雷为动。《彖传》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颐,指面颊。颐卦本义是说观面颊则知营养及保养如何。人类如此,触类旁通,自然界亦是如此。自然界物类的多寡以及生物链之间的平衡程度是宇宙自然之“颐”,观其“颐”则知宇宙自然在整体上的和谐程度,和则顺通,不和则滞阻,滞阻则灾变。因而,颐卦作为生态伦理的重要范畴是对人类利用和开发自然界行为的直接规范。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地球及环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不仅要有计划的对自然界进行开发,同时对宇宙自然不具有保护和培养的道义责任,自然界养人类,人类同样要养自然,只有在两者的交相养中才能维系宇宙自然的“太和”秩序,也是从根本上维系人类自身的利益。

咸。咸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一卦。从卦体看,上卦为兑,象少女;下卦为艮,象少男。卦义为感为通。《彖传》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悦。”“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是说咸卦用拟人和类推方法,借少男少女的感通而说明天地阴阳的感应而化生万物及圣人感应民众而天下和平的至理。咸卦作为生态伦理范畴的意蕴是要人类懂得天地阴阳感通而化生万物的道理。进而在行动上合于宇宙之道,克服人与自然对峙,与自然相感相通,避免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萃。萃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五卦,从卦体看,上卦为兑,象泽;下卦为坤,象地。萃卦本义指水在地上聚集。萃,聚集之意。《彖传》曰:“萃,聚也。顺以悦,刚中而应,故聚也。”“观其所聚,而天下万物之情皆可见矣。”这是说,宇宙自然本就是一个物类繁多的多彩世界。万物聚集于自然,既是宇宙化生的结果,也是宇宙繁盛的象征。萃,既是宇宙的本性,也是万物的本性。萃卦作为生态伦理范畴是要说明,人类是宇宙的分子之一,是生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人类与宇宙万物一样享受着天地自然的恩赐。因此,人类负有维系宇宙万物大聚集的道义责任,不能随心所欲地去灭绝其它物种和生命,各物种和生命是宇宙自然生态链上的必要环节,断其一环,整体则遭破坏。任何部分都是与整体相联系而存在的,整体一旦遭破坏,部分也不复存在。正如《象传》曰:“赍咨涕夷,未安上也。”这是说,叹息落泪,是对孤独在上深感不安。人类如果慈心泯灭,残酷地对其它物种进行开发和捕杀,一旦某些物种灭绝,人类的末日也将来临。因此。关爱自然和所有生命也就是关爱人类自然。

综上所述,《周易》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其特殊的生态伦理之意蕴。天人合一是它的总理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和协调发展是其根本原则和宗旨,乾坤二卦是总理念和根本原则的具体表现,其余各卦都是总理念和根本原则及其规范的补充形式。可见,《周易》生态伦理思想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它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四、《周易》生态伦理思想与现代西方生态伦理理念的价值比较

现代工业和高科技的发展大大加速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过程,人类正在享受着自然界为我们提供的丰硕的物质成果。然而,这种享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破坏地球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面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建构和强化生态伦理理念,以规范人类的盲动行为则被提到人类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中。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面对日益恶劣的生态环境和日益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以西方传统文化为价值背景,提出了多种类型的生态伦理理念,旨在希企调整人与自然的对峙关系,延缓生态环境的恶化进程。其中很多有价值的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如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理念认为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提出解决环境问题首先要确立一种在资源公平分配基础上的合理的国际秩序,建立一个以所有国家的平等为基础的“地球联邦村”,使所有人都能享受一种充满尊严的生活。这种理念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伦理理念,还没有具体回答如何解决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措施和途径。以辛格(P.SINGER)为代表的动物解放论从功利主义伦理学出发,认为人类应当把“平等地关心所有当事人的利益”这一伦理原则扩展应用到动物身上去。这种理念认为,动物也能感受苦乐,因而,人类应把动物的苦乐纳入到我们的“道德计算”当中。主张人类应当停止那些给动物带来痛苦的行为。动物解放论者提出了协调不同动物的利益冲突的“种际主义原则”。即在解决动物利益冲突时必须考虑两种因素,一是发生冲突的各种利益的重要程度(是基本利益还是非基本利益);二是发生冲突的各方的心理复杂程度。“种际正义原则”的要求是动物的基本利益优先于非基本利益,心理较复杂的动物的利益优先于心理较简单的动物的利益。动物解放论者提出人类要用善心对待动物,关爱所有生命,这是可取的,但辛格的理论无疑存在着结论与前提相悖的理论矛盾。首先,确定不同动物快乐和痛苦的标准是什么?如果用人类的价值理念来判断不同动物快乐和痛苦与否,这难免又踏入了“人类中心论”的难境;其次“种际正义原则”中的基本利益和非基本利益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如动物间弱肉强食的双方就其生存意义而言,都是基本利益。因而,不同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不是人类介入)本就是自然生态链上的必要环节,故而动物间的生存竞争就无所谓基本利益和非基本利益的划分;再次,如果从心理复杂程度来决定利益是否优先,这无疑又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科学证明,人类的心理复杂程度超过了任何其它的动物。现代西方生态伦理理念除上述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主义和辛格的动物解放论之外,还有施韦泽和泰勒提出的生物平等主义;由内斯开创的深层生态学和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自然价值论,等等。所有这些理念,都不同程度的重申和强化了辛格的观点。概而言之,这些理念都有自己的理论特色和价值,然而,由于这些理念是以西方传统文化为宏观背景的,因此,现代西方生态伦理理念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西方传统思维的痕迹。一种情况是,尽管有些生态伦理理念视自然物和动物为完整的生态整体,但依然把人类生活从生态整体中抽象开来,意即自然界及其动植物是生态伦理的绝对客体,人类却成为自然界及动植物沐浴道德关怀的绝对主体和恩赐者。依这种理念,生态伦理意识不是萌发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而是源于人类的良知良心。因此,这种伦理理念还带有很大思辨性,它的生态底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示,也就不足以构成严格意义的生态伦理学,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动物解放论便是如此。第二种情况是走向另一极端,如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作为生态伦理理念,把自然界中的所有物态,动植物包括人类在内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整体,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这些理念未看到自然物、动植物与人类的质的差异性,提出人类应当把动物、植物乃至一切自然物都视为自己的同胞,自然界中所有物种都是平等的,都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因而,自然界中的一切存在物特别是动植物都是神圣的,它们与人类一起构成了休戚与共的道德共同体。无疑,这种理念把人类与动植物混为一谈,由于降低了人的存在水平,也就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类对自然物和动植物所负有的道德责任,这种理念带有浓厚的生物主义的痕迹,也不足以作为科学的生态伦理理念。

比较而言,《周易》的生态伦理弥补了现代西方生态伦理理念的两个理论缺憾。中华思维由人本身出发,引伸出对自然的本性和品性的思考,《周易》认为,天地交感,阴阳相合而形成大化流行和生生不已的宇宙“太和”秩序,这种秩序正是一切物类的创生之源和发展的动力。正如《系辞上》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就是中华思维对宇宙本性及品性是形上体验和认知,也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基于对宇宙大道的把握,中华民族又把宇宙大道的创生品性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高人格依据。“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象传》)在这里,《象传》既概括了天地的本性,且把理想人格和道德修养与宇宙本性紧密地联系起来,宇宙大道及品性的“至善”是社会生活中道德的最终源泉。“君子自强不息”,这是强调人的道德自觉性和主动性,激励人类以天为范,努力进取,造福人类,造福自然;“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强调人的道德责任感,激励人类以地为范,具有博大的胸襟,容人容物。不言而喻,《周易》的生态伦理思想以宇宙品性为参照。以人类的道德自觉性、主动性和责任性为纽带,以宇宙万物为对象,从而架起一道坚实的天人合一的桥梁。在这种理念中,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道德与践履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周易》的生态伦理理念从根本上弥补了西方现代化伦理思想的不足,对目前建立科学的生态伦理体系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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