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性的局限与张扬——泰、韩等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等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启示论文,教训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泰、韩等国新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引起国人的普遍关注。虽然，这场金融危机经有关各国的治理已渐趋稳定，但是，留给人们的教训和启示是深刻的。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作为人类理性活动的表现，实现的产物，理智权衡的产物，为什么常常表现出或伴随着非理性的后果，或者，制度理性为什么常常伴随着其负面——制度悖论？其原因，究竟是某种规律在起作用，还是反映了人类理性在克服人们在金融活动的冲动方面所固有的弱点和局限？本文试图从人类理性的局限与张扬角度，讨论泰、韩等国金融危机的形成演化机理和影响。
一、泰、韩等国金融危机的形成演化机理
一般来说，金融危机的形成与演化是由诸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有其发生演化的内在根据和偶然性的触发因素。就泰、韩等国的金融危机而言，主要的促成因素有三：
一是经济泡沫成分加厚，经济运行风险加大。1995年，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额达1.2亿兆亿美元，是商品及劳务交易额的50倍， 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额与世界贸易额的比率已由1983年的10∶1上升到目前的60∶1。美国的外国债券和股权交易额与美国GDP总值的比例由1980年的9%上升到1993年的135%。1996年底，泰国、韩国的外债总额分别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45%、34%，外债的80%左右又投入于风险较大的证券股市、房地产。伴随着泡沫成分加厚，世界市场汇集起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巨额短期游资，助长了投机活动。国际投机分子就会寻求经济脆弱的国度作为投机目标，一遇适当时机便大量吃进与大量抛出，赚取巨额差价。泰国的金融危机，就是1997年2月由国际投资机构抛售泰铢引发，继而波及 马来西亚、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造成汇市、股市的大幅度下跌。近几个月，泰铢、印尼盾、马币、菲律宾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分别下跌32.2%、32.1%、24.9%、19.4%。1997年10月28日，香港股市下跌13.7%，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单日跌点，东京、台湾、汉城股市指数分别下跌4.26%、5.9%、6.6%，为近年下跌最低点。大量的虚拟资本急剧增长，而世界物质生产却停滞不前，结果金融资产总量及其增长率与实际生产总量及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的稳定归根到底是以金融资产能变成实物为前提，一旦这个前提受到动摇，人们就会对金融资产丧失信心。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大，一国金融发生波动或危机，就会通过汇市、股市、楼市等途径、渠道，向其他国家传散、蔓延，从而酿成区域性金融危机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是政策失误。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与演化与政府的政策失误、干预不当有着密切关系。泰国政府处理危机的具体政策是：通过抛售美元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保卫泰铢；通过注资、低息贷款等支持和补贴金融机构特别是财务证券公司，不愿关闭最早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表明政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无法稳定信心，助长了投机行为。韩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早有先兆，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银行大量的不良债务，由大型企业的连续破产对股市、汇市形成冲击，继而与泰国危机相遇，加剧了韩元贬值、股市下跌的危机。
三是人类理性的局限。理性的进步、理智的权衡比较是制度演化的必要的动力性因素，理性的一致性会产生行为上的趋同效应。韦伯曾经指出了赚钱动机及其行为的普遍性，这是金融开放与金融发展的原始动力。但是，由于人们的偏好，认知的异质性、利益的差异性，加深了行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人工智能的有限性与信息的无限性的矛盾，造成人类理性的局限。在社会金融实践领域中，无数个人的理性选择行为（买进或卖出）汇集为社会行为，产生趋同效应，则有可能造成股市、债市、汇市、楼市的巨幅涨落，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例如，1997年10月27日纽约股市下跌，市值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金融市场以其特有的方式，将无数个人的理性行为演化、转化为有悖于理性的社会后果，并以危机的方式纠正人们对金融资产高估的偏差行为。
二、人类理性的张扬与金融危机的可控性
人类理性的提高、升华、实现是一个无限上升的过程。理性，一方面有着自己独立而又广阔的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理性的升华和实现都要受到严格的主客观条件的约束。金融危机是典型的理性悖论，有悖于人们参与金融活动的动机、愿望。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大约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这次泰国的金融危机也将对泰国经济产生巨大破坏，经济增长将可能有较大幅度下降，并且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会产生破坏性影响。但是，危机产生的制度背景与理性价值基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相对比较健全的机制和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限制了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尤其是在政府积极干预的思潮影响之下，面对金融危机状态，人类理性必将顽强地作出趋利避害的新的抉择。张扬和实现人类理性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达成共识，对于治理金融危机达成认识上的一致性、行为上的趋同性。危机不只是意味着控制失效的一种无序状态，同时也包含着弃旧图新的功能。社会学认为，低强度、高频率的冲突，有助于促进新规范的产生。旧的不合时宜的制度安排及相关利益受到冲击，也使人们更彻底地认识到旧制的弊端及其无效性，在治理危机采取新的政策措施方面，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政府的价值导引在实现、张扬理性方面至关重要，政府有组织地通过积极的公关活动和宣传工具提出的治理危机的方案，更容易传播和为社会公众所接受，从而恢复和增强社会公众的信心。为了对付这场危机，韩国政府制订了《克服经济难局对策》，要求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在节约开支、反对浪费方面作表率，并号召企业、社会团体和普通市民迅速行动起来，发扬“勒紧腰带、克服难关”的精神，采取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杜绝浪费，节省外汇。政府的行为得到了企业界和国民的普遍响应，这种趋同性行为将转化为克服危机的巨大社会力量。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同国际游资的冲击关系极大，东南亚国家正在建立联合防御金融风险的机制。理性的一致性，冲破了国家、民族利益的阻隔，促成了有关各国的联合行动。政府的价值引导、政策手段、制度手段，可以把理性一致性有效地贯彻到日常的社会实践之中。
三、泰、韩等国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近期的金融危机集中发生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国家。这就说明这种类型的国家具有产生危机、传播危机的内在土壤和条件，仅此就足以引起我国朝野上下的高度重视和警惕。但是，一些学者在考察泰国、韩国及东南亚各国金融危机形成、演化机理时，认为这场危机对我国影响不大，主要由于国内经济具有相对封闭性，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较低，经济泡沫化水平也较低，经济结构渐趋合理，国际投机因素不便炒作、难于介入等等。这就忽视了金融危机的内生性因素，缺乏对金融危机演化机理的深刻认识，也难以真正树立防范金融风险、避免产生金融危机的意识。
国内有学者揭示金融风险演化的路径是：微险→微险积累→风险加剧，而到了风险加剧阶段，遇有适当的触发因素，就有可能演化为金融危机。在我国，金融风险的体制性、集中性，使危机的隐患更加带有基础性、根本性，一旦诱发出相应的问题，治理不当就可能酿成危机。
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5年的17年间，全国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占比从77.63%降到33.97%，而非国有经济从22.37%上升到66.03%。在整个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有商品完成额占比从54.6%降到39.59%，而非国有经济则从45.4%上升到60.41%。社会信贷的80 %左右通过国有银行投向国有经济。信贷投入难以产生相应的有效供给，不仅直接扩大了供求缺口，加大了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而且使资产质量低下，资产有名无实的虚置、虚化现象日益加剧，包含了银行发生支付危机的可能。这说明经济转轨中形成的以银行为主渠道的融资体制没有大的改变，银行在发挥动员、分配资金作用的同时，也使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向自己集中。过度依赖银行的融资体系在结构上不易分散风险。调整融资结构，发展直接融资以分散风险能否成功，取决于企业存量资产重组的质量，否则会加大股市压力，酿成股市风险。企业存量资产重组又面临着就业压力和社会保障问题。在理性选择上，我国力求实现市场机制的发育和福利保障制度建设的同步进行，这就进一步加大了体制转轨的难度。在前期实践中，靠银行承担福利保障功能，以分散、降低转轨的风险或使之后移，从短期看，以银行资产风险替代社会风险不失为明智之举。但从中长期角度看，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商业银行，其营运机制若处于扭曲状态，不但导致资源在无风险的约束条件下的错误配置，背离推进市场经济的目标，最终也将难以回避通过高速通货膨胀的方式，使累积起来的转轨风险存在着最终的释放的危险。破除资金供给制与培育企业的独立自主、自担风险性是互为条件、共生共长的。继续沿袭资金供给制将使旧体制的惰性及经济的低效运行获得再生的条件。因此，从1995年一系列金融法规的出台，到今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都贯穿了对短期利益与中长期利益明智抉择的精神，这必将有助于促进资源配置机制的战略性转换。鉴此，需要加快福利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以缓解市场机制发育的压力。尤其是银行商业化进程的加快，部分商业银行在经营中难免出现支付上的困难，应借鉴泰国的经验教训，尽可能避免采取单纯注资减压的方式，宜用市场手段顺势化解。
目前，我国尚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征兆，因而，就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问题难以在有关各方达成高度共识。这就需要加强宣传，加强对表面化风险因素的识别，注意采取相应措施，及时化解风险。能否有效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局，政府、银行、企业应达成高度共识，尤其是在处理经济领域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注意寻求一致性，分担困难，增强合作，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