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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理论自19世纪末产生以来，已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的推动，导致时间“缩短”和空间“缩小”，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在客观上出现了相对下降现象。人们对地缘政治的价值和功能开始出现不同的认识。美国学者戴尔·沃尔顿(Dale Walton)在其《地缘政治与21世纪的大国——多极与战略观革命》一书中认为，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界限，世界政治体系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哥伦布时代”和“后哥伦布时代”。在前一时代，由于受科技发展缓慢的制约，地理因素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既是各国制定战略的重要依据，也是影响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在后一时代，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冲击下有所减弱，但仍在发挥重要作用。①
一、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阶段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将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演变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争夺帝国霸权、德国地缘政治学、美国地缘政治学、冷战－国家中心与普遍主义的地理学视角、后冷战时代。②作为地缘政治学权威，科恩对地缘政治理论发展阶段的这种划分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这种划分除了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外，似乎看不出五个阶段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给人以不清晰的感觉。鉴于此，本文认为，地缘政治理论发展进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似更为科学一些。
一是地缘政治理论酝酿阶段。任何一个理论均有自己的思想来源，地缘政治理论也不例外。19世纪末地缘政治理论正式形成之前的漫长时期应当属于该理论的酝酿阶段。在这一时期，至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斯特拉博(Strabo)、博丹、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和达尔文等诸多思想家都对地缘政治理论的产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例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通过解释米诺斯城邦拥有海上霸权的实例，展示了他尚未成体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他认为，米诺斯由于所处克里特岛地理位置优越，好似出于天授，理应在希腊世界建为霸国：“克里特雄踞大海，全岛的沿海地带密布着希腊人移植的城市；向西，离伯罗奔尼撒半岛不远，向东，它就接近亚细亚(西南)角上(克尼杜附近)的特里奥滨海岬和罗得岛。这些就是米诺斯王所以能够建立起海上王国的地理基础。”③对于这一阶段的地缘政治思想积累，在研究地缘政治理论时不能忽略不计。
二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形成阶段。1897年，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政治地理学》一书出版，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理论形成的标志。该书在历史上首次系统地将政治和地理两大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具体阐释了国家所占据空间与其所处地理位置之间的关系，尽管此时尚未出现“地缘政治”一词，但是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思想和内容已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来。例如，该书认为，国家和自然界的事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对其行为的解释最好是将之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行为，这一特殊的生物有机体不仅存在于地理空间，地理空间也是其组成部分，“和这种空间特征相联系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空间(Raum)和位置(Lage)，国家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者的相互作用”④。拉采尔、契伦、麦金德和杜黑等人则是这一时期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德国化阶段。德国地缘政治理论的兴起不仅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关系密切，而且还与纳粹德国的崛起紧密相连，因为没有德国的惨败，德国人就不会对自己的民族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产生巨大忧虑感，就不会过于看重地缘政治理论在改变德国命运问题上的至关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卡尔·豪斯豪弗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他深受拉采尔、契伦、麦金德等人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生存空间”理论：“为获得对世界岛的控制权，控制苏联和摧毁英国海上力量是必要的。”所以，“德国向西部和东部的有机扩张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⑤他通过创办《地缘政治杂志》和《时务评论》等刊物来传播自己的“生存空间”思想和地缘政治理论。正是这些机械的地缘政治思想和理论对希特勒的扩张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充满了豪斯豪弗“生存空间”理论的痕迹，他的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也深深打上了这种理论的烙印。现在看来，德国地缘政治理论给人类带来的是厄运，但也没有给纳粹德国带来好运，实际上，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纳粹德国的覆灭。
四是地缘政治理论的美国化阶段。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这一阶段。尽管在地缘政治理论形成之前，马汉的海权论已经形成体系，并对美国对外政策从孤立主义向国际主义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由于欧洲列强的抵制，美国控制欧洲和主导世界的梦想并没有实现。二战为美国继续实现称霸世界的梦想提供了第二次机遇。也正是在二战期间，斯皮克曼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认为处于边缘地带的纳粹德国有可能统治世界，只有美英两国的海权与苏联的陆权结合起来，才能最终阻止纳粹德国统治世界。二战结束时，世界进入两个超级大国并存的时代，美苏战略利益冲突开始增多，并最终导致冷战爆发。在此过程中，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的地缘政治思想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他的地缘政治思想中，二战后的世界是一个海权对抗陆权的时代，海权如果要战胜陆权，就必须首先采取以陆权制约陆权的原则，也就是对苏联进行全面的战略遏制。此外，他主张美国应尽可能向“铁幕”后的东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借此影响东欧，努力使其脱离苏联的控制。与此同时，美国还应当在“中间地带”尽可能扩大势力范围。稍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也持这种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地缘政治代表了一种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相对立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核心就是将美国对外政策建立在一种对国家利益的明智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那些容易导致极端且常常是起伏不定之政策的感情基础上”⑥。其结果是，战后世界逐步演变为相互对立的地缘政治格局。这种对立的两极地缘政治结构，“往往赋以陆权和海权、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区、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权政治’和‘自由世界’、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美国集团和苏联集团等等，反映彼此之间的裂痕与全方位的对立”。⑦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地缘政治理论非常实用化或政策化。
五是地缘政治理论的现代化阶段。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从而成为真正的全球霸权国家。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发生变化，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会取代过去的意识形态对抗，尤其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的冲突将会更加突出，从而正式提出了“文明冲突论”。⑧这意味着美国等西方国家与穆斯林世界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张，甚至可能爆发直接武装冲突。因此，管控西亚和北非地区、遏制中国将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选择。实际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美国逐步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对手提供了主要理论依据。1997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该书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登上了世界霸主地位，成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但是，美国要长久地维持这一主导地位，就必须掌控欧亚大陆，否则，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将会受到致命威胁，甚至因此而失去，因为自从世界各大洲在大约五百年前开始在政治上相互影响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⑨所以，布热津斯基提出了“欧亚大陆决定论”。与此同时，西方其他主要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地缘政治学也开始出现复兴现象。
二、地缘政治理论的现状
在冷战结束之后20年的今天，世界地缘政治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东亚地区，国际战略态势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美国霸主地位的动摇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导致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开始出现一定变化，美国“一超独霸”的国际战略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加速发展。因此，尽管地缘政治理论的主阵地依然在美国，美国的地缘政治学界对世界其他国家地缘政治学和学者的影响依然是最大的，但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理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一是陆权论扩展为欧亚大陆决定论。无论是纳粹德国对东欧的控制还是苏联对东欧的控制，都没有达到麦金德所预言的结果，即谁控制了东欧，谁就能够控制欧亚大陆，进而控制整个世界。鉴于此，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理论界，主要是指美国的地缘政治理论界，对麦金德的陆权论进行了明显修改，认为仅仅控制东欧并不能达到主导整个世界的目的，只有掌控整个欧亚大陆，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这对于美国而言尤其如此。二战后，美国逐步抛弃了曾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开始实施全球战略，“力图把美国的影响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那些与美国万里之遥的地区”。⑩布热津斯基指出，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具体而言，布热津斯基给出的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处方是：“在‘欧亚大棋局’中的三个地方取得领先优势：西方，或欧洲；南方，或中东与中亚；东方，或中国与日本。”(11)
二是空权论拓展为天权论。地缘政治理论的四个支柱扩展为五个支柱，除了传统的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和海陆权一体论外，还增添了天权论。自从20世纪60年代人类进入太空后，以美国、前苏联为代表，开始争相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争夺这一新的战略制高点。有一种地缘政治观点逐渐被广为接受：19世纪，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称霸世界；20世纪，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称霸世界；21世纪，谁能控制太空，谁就控制了地球。美国是最早将太空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强对太空权理论的研究，确定了太空的范围，认为它是指“距地球表面93英里(大约150千米)以外的宇宙太空”，并把“天权”明确界定为由社会文化力量、经济力量和安全力量三部分构成。其中，社会文化力量“建立于国际条约所确定的‘和平利用’和‘人类的共同遗产’两项原则之上”；经济力量主要表现在太空为人类创造财富方面，是扩大天权的目的；安全力量则是人类关注天权的重要方面，也是从传统意义上理解天权的主要内容，但属于手段范畴。“美提出‘天权论’，其落脚点就放在太空游戏规则的修改和重新制定上。其根本目的是抢夺太空理论研究上的‘话语权’，率先确立一套对美有利的太空游戏规则，以尽可能地延长美国唯一航天超级大国的地位，维护并拓展其既得利益”(12)。在太空领域，美国极力争取主导太空游戏规则的制定，目的就在于确保其长期优势和在太空的主导地位。
三是地缘政治对抗扩大为文明对抗。随着苏联解体和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类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从此不再存在，地缘政治对抗因而也失去了其重要性。但是，另一位美国学者亨廷顿则不以为然，认为人类的意识形态斗争已转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过去的地缘政治对抗开始表现为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抗，“文明冲突将控制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线”。(13)据此，我们可以说，亨廷顿通过“文明冲突论”确立起了“一种‘西方对峙东方’的地缘政治学……世界冲突的根本来源将不是意识形态。相反，大的分歧将是文化上的，文明之间的断裂层将成为战场的前哨阵地”。(14)
四是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兴起。任何理论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随着新情况的不断出现，地缘政治理论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逐步暴露出来，从而引起人们对地缘政治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1976年，法国学者拉考斯特(Yves Lacoste)在其《地理——战争的首要因素》(15)一书中，从新的批判视角重新评估政治地理学学科地位，标志着在法国出现了新的政治地理学派。1992年，美国学者奥特瓦塞尔和安格纽在美国《政治地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地缘政治与话语：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实践性理论》一文，揭开了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序幕。随后，对传统地缘政治进行反思的学者不断增多，逐步形成一个流派。该流派主要对地缘政治研究的本体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梳理，认为“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在于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非单纯的地理现象”。(16)与此同时，该流派还否定了地缘政治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有学者甚至这样评价：“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的诞生赋予了地缘政治学的重生，它不只是对地缘政治学的简单延续和发展，而是革命性的改造。”(17)
三、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趋势
地缘政治理论自诞生以来，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甚至一度被纳粹德国所利用，因而为人们所误解，但是，事实证明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政治、促进国际合作等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未来，人们对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兴趣将更加普遍，新的地缘政治理论将不断涌现，地缘政治理论仍能对国际政治产生广泛影响。
一是网权论将成为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个新内容。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而是从人类实践中产生出来的，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目前，人类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真实的物理空间，已经扩展到了虚拟的网络空间。因此，地缘政治理论作为影响国际政治的一门重要学科，势必也要反映人类生活的这种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众所周知，网络最早应用于军事领域，与战争密切相关，因此，网络理论也最早产生于军事领域。1997年4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杰伊·约翰逊海军上将在美国海军学会年会上发言，正式提出网络中心战理论；1998年1月，美国海军军事学院院长阿瑟·塞布罗斯基海军中将发表题为《网络中心战：起源与未来》的论文，成为网络中心战理论的奠基之作。(18)随后，美国海军内部对该理论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引起了美国国防部和其他军种的高度重视。具体而言，该理论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想：“通过全球信息栅格，将分散配置的作战要素集成为网络化的作战指挥体系、作战力量体系和作战保障体系，实现各作战要素间战场态势感知共享，最大限度地把信息优势转变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充分发挥整体作战效能。”(19)由于网络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网络也扩大为“网络空间”，该概念将全球所有互联互通的数字与通信基础设施全部涵盖进来。鉴于此，各国越来越重视网络空间问题，包括网络空间的范围、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主权权利、个人在网络空间的权利等。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理论发展的历史规律看，新的空间必然要求有新的地缘政治理论的产生，而网络空间的产生也必然会要求“网权论”的产生。这样一来，地缘政治理论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物理空间和非物理空间，使得该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更趋完整。
二是脑权论将成为地缘政治学发展的最后一个空间领域。脑权是指各国对人们大脑空间进行影响的能力，也是各国尽可能“占领”的一个虚拟空间。从长远看，各国对人类大脑空间的角逐和占领将最终决定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从时间上看，作为地缘政治学的支撑理论开始于海权论，然后是陆权论、空权论和天权论，现在正向网权论发展，但最后将会向脑权论方向拓展。这样，在地缘政治学的海陆空天网脑六大空间中，四个是物理空间，两个是虚拟空间。在物理空间之间、虚拟空间之间以及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彼此相互作用和影响。大脑空间决定人们的一切行为，大脑空间自然将支配网络空间的运作，而网络空间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国在海陆空天的行为。因此，大脑空间在六大空间处于决定性地位，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和作用。具体而言，物理空间在主权国家体系下相对固定，不容易发生变化，各国特别是大国通常都是在借助发展合作的框架内间接“占领”他国的物理空间，但是，对于虚拟的网络空间和大脑空间而言，各国对其渗透和“占领”相对容易一些，因为这两大空间在现实中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实际的隔离障碍，人们通过技术和媒体等现代手段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操控和影响，使其成为对自己有利的“环境”。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脑权论将是地缘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而且肯定会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方向。
三是地缘政治理论将更多地受到环境保护理论的影响。利用地缘政治资源与保护地缘政治资源将受到同等的重视。环境污染，无论是物理环境的污染还是非物理环境的污染，都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假如这两种空间都已被人类污染得不可用，那么，研究地缘政治理论将失去一切价值或必要性，因为研究的对象已经没有了价值，已经不能为人类所用。鉴于此，如何保护这两种空间，阻止其继续恶化下去，并不断增大其被利用的价值，应当是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甚至可能会形成环境地缘政治学或理论。
四是地缘政治理论从注重地缘对抗向注重地缘合作方面发展。当今的国际体系是一种自助体系，本质上属于强权政治，每个国家都时刻提防着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可能对自己安全构成的威胁。因此，远交近攻似乎成了各个国家防备邻国或者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一个法则。传统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位置和距离可以极大地影响国家的行为，“如果一国感到自己受到邻国的威胁，那么它会根据‘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这个古老的格言行事”。(20)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存在下去，只要当前的国际体系不发生实质性变化，那么远交近攻法则就会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地缘政治学者深受此种事实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地缘政治冲突观，主导着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从地缘政治学的起源一直到新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在这样长时段的历史时期内出现了各种不同内涵的地缘政治思想，这些思想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都是不同的，但是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理论背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理论在指导观念上受冲突性地缘政治观的支配”(21)。然而，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相互对抗代价的日益增大，减少对抗、增加合作将成为未来各国发展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选择。在此背景下，地缘政治理论研究不能继续满足于传统的地缘政治对抗领域范围之内，势必拓展到地缘政治合作领域，否则，该理论将会严重滞后于国际现实。未来，地缘政治理论有可能会形成现实主义流派和自由制度主义流派，前者强调权力与对抗，以安全为主要目标；后者强调制度与合作，以发展为主要目标。
五是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将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长期以来，地缘政治理论研究阵地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然而，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在非西方国家也开始逐步繁荣起来，中国尤其如此。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海外利益不断拓展，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显现，为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环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国内学者并没有受英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地理对抗’的观点束缚，而是能够围绕国家利益关系展开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根据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要求，我国学者广泛探讨了世界范围内诸多地缘政治现象，主要包括世界各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地缘政治战略、区域地缘政治关系这两个方面。目前，冠之以‘地缘政治’的文章和著作比比皆是”(22)。按照“地理尺度本身就是政治”的思想(23)，可以相信，未来，地缘政治理论将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呈现百花齐放格局，在主要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国家中的学术界也会呈现百家争鸣局面。
注释：
①C.Dale Walton,Geopolitics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ulitipolarity and the Revolution in Strategic Perspective,London:Routledge,2007,pp.1-13.
②［美］索尔·科恩著，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93页。
④［英］杰弗里·帕克著，刘从德译：《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⑤［美］索尔·科恩著，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第24页。
⑥吴征宇：《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第15页。
⑦王恩涌等编著：《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4页。
⑧［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⑩Jr.Charles W.Kegley,Eugene R.Wittkopf.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and Process,St.Martin's Press,New York,2008,p.538.
(11)［美］索尔·科恩著，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第32页。
(12)肖裕声主编：《21世纪初大国军事理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43、48页。
(13)王恩涌等编著：《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第302页。
(14)［美］索尔·科恩著，严春松译：《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第二版)，第32页。
(15)Yves Lacoste,La Geographie,ca sert,d'abord,a fair la gurerre,Paris:Maspero,1976.转引自Gearoid ó 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London:Routledge,1996,p.58.
(16)葛汉文：“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42－43页。
(17)陈玉刚：“批判地缘政治学与南极地缘政治研究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117页。
(18)“美军网络中心战的理论与实践：有九大核心系统”，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3/25/content_7855919.htm.
(上网时间：2013年1月25日)
(19)肖裕声主编：《21世纪初大国军事理论》，第82页。
(20)［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21))张微微：“对冲突性地缘政治观的分析与反思”，《学术论坛》，2010年，第8期，第70页。
(22)周骁男：“中国地缘政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4期，第24页。
(23)P.J.Taylor,"A materialist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geography",http://www.jstor.org/stane/10.2307/621909.(上网时间：2013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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