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战役视角下东北抗联教导旅初探*
郝 江 东
〔摘要〕 东北抗联教导旅(又称“苏联远东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创建于1942年8月，部队主体是1940年前后进入苏联远东的中国东北抗联官兵。1945年9月，根据远东苏军的命令，教导旅中朝官兵分别返回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占区，协助苏军维持秩序。以周保中为首的中国籍官兵进驻中国东北50余战略要地后，积极利用自身苏军身份建党、建军、建政，帮助中共中央干部和部队迅速进驻并开展工作，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本文拟利用近些年发掘的各方史料，梳理抗联教导旅在1945年8月远东战役前后的活动，力求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
〔关键词〕 抗联教导旅；斯大林；周保中；苏联红军
东北抗联教导旅(又称“苏联远东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创建于1942年8月，部队主体是1940年前后陆续退入苏联远东的东北抗联官兵。被编入苏联远东军序列后，教导旅官兵主要在苏联野营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其间多次以小部队形式潜回中国东北活动。远东战役爆发前后，远东苏军总部从教导旅抽调了部分官兵担任苏军作战部队的参谋、翻译或向导等。然而，历史留给这支部队发挥作用的空间较为有限，未及教导旅全体参战，日本即正式宣布投降。1945年9月，根据远东苏军总部的命令，教导旅中朝官兵分别返回中国东北和朝鲜苏占区，其中部分官兵出任驻各地苏军卫戍副司令，协助苏军维持秩序。以周保中为首的中国官兵返回东北后，积极利用自身苏军身份建党、建军、建政，帮助中共中央干部和部队迅速进驻并开展工作，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主要分布在山间河谷漫滩中，含水层由第四系上更新统别拉洪河组冲积砂砾石组成，其中含约15%的黏性土，含水层厚度2.6～6.8 m，越向山间蔓延含水层越薄。单井涌水量为10 ～100 m3/d，渗透系数 5.0～10.0 m/d。
目前关于抗联教导旅历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但很多基础史实仍有待进一步厘清，有关许多重大问题的探讨也需继续深入(1) 目前关于抗联教导旅历史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从国际史角度，考察围绕抗联教导旅产生的中、苏、朝三国共产党人的复杂关系，特别是金日成作为朝鲜元首的崛起。参见：Е.В.Катышевцева, Мин Кён-Хён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учёба в 88-й стрелковой бригаде и Ким Ир Сен (1942-1945 гг.)// ИСТОРИЯ, 2018г, № 9, сс101-122;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沈志华：《试论八十八旅与中苏朝三角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一瞥》，《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王惠宇：《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国际性及其历史意义》，《兰台世界》2014年第21期。第二类，从军事史视角，考察教导旅在苏期间整训、小部队潜回作战以及返回东北的历史过程。参见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白山出版社，1993年；王连捷：《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若干问题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邵雍：《“抗联”教导旅初探》，《史林》2015年第4期。第三类，从中国革命史视角，探讨这支部队返回东北对中共中央东北战略作出的贡献。此类研究多见于一些综合性著作。。影响相关研究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原始档案。除了被封存于中俄官方档案馆的部分档案，许多关涉这支部队的历史档案已被销毁。1945年7月，周保中烧毁了他保存的教导旅在苏联整训期间的大部分档案(2) 参见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2年1月—1945年8月)(甲种本，第43卷)，1991年，第474—475页。 。年底，苏军情报部门下令烧毁了40多卷带有密级的关涉抗联教导旅的公文、命令、报告、统计簿等档案(3) ЦАМО，ф.1896，оп.1，д.2，л.112-115об.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抗联老战士及其后代发表了不少回忆性史料，但由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当年的中层或基层官兵，对部队历史的了解既不完整也不全面，关于很多事情的描述较为零散，甚至夹杂了一些道听途说的内容，需要使用者谨慎甄别。
本文拟利用近些年发掘的各方史料，重新梳理抗联教导旅在1945年8月远东战役前后的活动，力求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
“做食品就是做良心”。这句并非掷地有声的朴素言语，放心产品的背后，是企业保障食品安全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质量是食品企业的生命，这是汪宗星从业以来一直恪守并践行的最朴实的理念。“人以德立，企以德兴。商道即人道，食品即人品”，他对记者说到：“因为食品传达的是一种‘不忘初心’的情感，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必须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
一、远东战役前的莫斯科与抗联教导旅
此外，苏德战争爆发后，周保中曾多次请求将教导旅派至前线作战，但一直没有获准。1944年初，时任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的索尔金在抗联教导旅联共党员代表大会上，特别批评了教导旅官兵的“求战”心理。他指出：“同志们中间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我们国家的命运维系于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而我们却不去参加战斗，躲在这里和平的环境中”，“许多人请求到前线。这种意识很好，但不正确，因为它意味着同志们没有认识到远东方面军当前的主要使命”。索尔金指出，远东方面军的主要使命是“准备应对远东地区的大战，巩固远东地区的边防力量”，维护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应成为教导旅的“主要任务”。(32) ЦАМО，ф.238，оп.1，д.5，л.2-10б.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他在另外一次谈话中强调，维护苏联远东安全之所以成为抗联教导旅的“特殊使命”，是由教导旅“在未来远东战争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决定的(33) ЦАМО，ф.1896，оп.1，д.5，л.10.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
斯大林此时并不理解也不信任中共与中国革命，更没有援助中共的意愿。他不仅向这一时期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政要反复强调对中共的不信任，在同美国一道设计战后远东国际体系的过程中也没有考虑中共的利益。他选择的对华关系交涉对象只是国民党政府，并与国民党政府缔结了同盟条约，承诺将东北地区的主权和领土交国民党政府接收。为确保苏联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外交与现实利益，斯大林显然不希望在中国东北挑起事端，更无意在当地扶植一支武装力量对抗国民党政府。正因此，1945年8月，他不仅直接电示中共中央避免内战，还催促国民党政府迅速派军队接收东北，承诺东北地区并无中共游击部队(6) 参见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1938—1949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5年，第386页。 。
东北抗日游击运动进入斯大林的视线，最早应在1938年6月1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远东边疆区全权代表留西科夫叛逃之后。鉴于留西科夫的特殊身份，他的叛逃对苏联远东军事与情报系统造成了致命打击。留西科夫向日本人汇报了远东军的实际力量、组织结构与部署状况，交出了注明防御工事的情报地图和当时苏军正在使用的无线电代码本等，甚至还供出了莫斯科在远东的肃反计划，包括对布柳赫尔的清洗(7) Б.Славинский.СССР и Япония-на пути к войн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1937-1945 гг.Москва: ЗАО 《Япония сегодня》, 1999г., с.150. 。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闻讯后一度大哭崩溃，认为自己“完蛋了”。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称“我真的疯了”，称留西科夫叛逃事件“是一次相当明显与重大的情报失败”。(8) А.Павлюков.Ежов.Биография.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2007г., с.117. 为此，莫斯科立即对远东情报系统展开清洗，同时改组远东军事组织系统。1938年8月31日，莫斯科下令解散改组仅两个月的远东军系统，组建了第一、二独立红旗军，由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直接指挥。就在此时，活跃在东北战场的抗联部队开始进入斯大林的视野。
到1942年9月，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仅滨海边疆区一地就组建了95支小股侦察支队，共3723人。这些部队主要由边防军官兵自愿组成，会接受特殊的政治、军事训练，由远东边区党委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领导(29)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третий, Книга II От обороны к наступлению (1 июля-31 декабря 1942 год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ь》, 2003 г., с.216. 。远东战役爆发前夕，远东苏军总部共计向日军后方派出188支情报侦察部队，完成了200多次特别行动，另有588名装备精良的情报人员活跃在距离边境100公里至250公里纵深的敌人后方，通过无线电与总部保持联系(30) Козлов С.В.и др.Спецназ ГРУ: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едпосылки создания Спецназа.Том 2:1941-1945 гг.,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13 г., сс.565-566. 。战役期间，苏军的每条纵深攻击线上都活跃着大量空中与地面侦察部队与向导，他们在70公里至80公里的纵深空间不间断地执行侦察任务，并且都装备了大功率军用电台(31) ЦАМО，ф.339，оп.5181，д.19，л.182.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苏〕M.B.扎哈罗夫主编，隽青译：《结局》，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155页。 。因此，抗联教导旅只是远东苏军众多情报侦察部队中的一支，甚至很难说是其中作出贡献最大的一支。
莫斯科这份指示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标志着莫斯科转变了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策略。在此之前，莫斯科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态度相当冷淡。在日军追击下被迫越境苏联的抗联官兵，往往遭到苏联边防军扣押，甚至连赵尚志、戴洪宾这样的抗联领导干部也不能幸免。第二，莫斯科开始考虑利用东北抗联从事情报侦察工作。这从侧面反映出留西科夫叛逃事件对苏联远东情报系统造成的严重影响。避免与日军爆发大规模战争，是莫斯科这一时期在远东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莫斯科所看重的不仅仅是抗联的作战能力及其对日军的牵制，更是它潜在的情报功能。第三，莫斯科提出的抗联小部队活动的形式，为日后抗联小部队情报侦察工作埋下了伏笔。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苏联远东军事与情报部门积极寻求加强与抗联部队的协作。
译文将“其价值远远超出军事领域”这一信息前置，因为英文的写作习惯是重要的信息在前面，次要信息可以处理成非谓语短语和从句置于重要信息之后。另外，“认识问题”与前面的“认识论”“思维方法”与“方法论”存在语义重复，而“哲学高度”和“方法论”又是两个解决问题的层面，因此译者将此进行整合，得出符合目的语读者接受习惯的译文。
1938年底时，东北抗联已经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游击运动也“转变向低落和严重困难时期”(11) 参见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8年1月—1938年5月)(甲种本，第51卷)，1991年，第1—74页。 。到1940年前后，已不足千人的东北抗联部队先后退入苏联远东。1942年8月，苏联远东军以这些抗联官兵为主体，组编抗联教导旅，编入苏军序列。这客观上结束了自1935年满洲省委解散后东北游击运动长期分隔、各自为战的局面，实现了思想、组织与军事上的统一，但同时意味着这支部队完全为苏联远东军控制。组编后的教导旅无论是部队序列、武器装备，还是后勤补给，都与苏军无异，全旅的政治训练与党务工作、各级指挥系统都由苏联人控制。苏军还经常随意指定派遣人员与行动方法，或审查他们认为有奸细嫌疑的抗联官兵。周保中、张寿篯虽然被任命为正、副旅长，但常驻哈巴罗夫斯克，经常无法与全旅官兵直接联络，也无法及时掌握部队情况。仅一年之后，周保中向负责联络工作的苏军代表王新林抱怨，认为教导旅“再不可以称为‘中国旅’”(12)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关于教导旅组建的若干原则问题》(1943年6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
一些史料与研究提到，周保中曾在1945年春制定了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战前集训计划并作了思想动员，而1945年5月苏军代表也向周保中提出未来教导旅参加对日作战的设想(13) 参见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282—283页。 。但这些说法主要来自周保中的日记，尚无其他原始档案佐证。还有一种说法称，1945年7月周保中和金日成被召到莫斯科，受到日丹诺夫、朱可夫等苏联领导人接见，并获准参加总参谋部的会议(14) 参见金日成：《金日成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第8卷，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年，第384页。 。关于这样一件大事，周保中日记中并无记载(15) 参见《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2年1月—1945年8月)(甲种本，第43卷)，第471—479页。 ，而莫斯科是否能允许两名低阶军官参加总参谋部会议也令人质疑。就在6月28日，斯大林针对远东战役保密工作下达过严格命令，要求与战役相关的所有问题必须由方面军总司令口头传达，相关文件须由方面军总司令本人保管，往来通讯只能经方面军总司令本人进行(16) Гл.Опер.Упр., д.106, т.2-55г., л.238-24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U.S.A., R11945.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作为一支成分复杂、规模极小的基层部队的指挥官，周保中、金日成受邀参与高层决策会议的可能性并不大(17) 其他疑点包括：第一，1945年7月，周保中、金日成并未出现在进出斯大林办公室的访客名单中；第二，负责远东战役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1945年7月5日秘密抵达赤塔，直到8月初都在远东，很难想象莫斯科会在华西列夫斯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远东战役的作战会议；第三，根据下文提到的8月24日周保中给华西列夫斯基的信，华西列夫斯基应当既不了解这支部队，也不认识周保中。 。
事实证明，昌乐蓝宝石不仅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优质蓝宝石，而且还伴生多种宝玉石矿物，昌乐方山蓝宝石原生矿是世界唯一的宝石原生矿床，是世界宝石矿的圣地。
一种更合逻辑的推断是，莫斯科为筹备远东战役，在远东陆续集结了大批部队与军事装备，致使这一地区的军事紧张气氛陡然上升，而身在远东苏军总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的周保中、李兆麟等则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紧张气氛。据国民党政府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当时发回的报告，德国投降后，“此间……军事准备日形积极，日有多数飞机不断演习，枪炮声时有所闻，并加紧民众训练，为近年罕见现象”(18) 《驻伯力总领馆电部驻地在德降后军演日紧由》(1945年5月26日)，唐屹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一册·东北卷》，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部”编印，2001年，第290页。 。到7月前后，“伯力(19) 即哈巴罗夫斯克。 车站时有南开兵车，均携有重武器”(20) 《驻伯力领馆孙世嘉电部苏在那奈依斯基县组二华军由》(1945年7月11日)，《外交部函国防部苏在那奈依斯基县组二华军》(1945年7月16日)，《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一册·东北卷，第290页。 。凭借丰富的军事经验与高度的政治敏感，周保中等人不难意识到远东将有“大事变”发生，这种“大事变”显然是苏联对日宣战。4月25日，抗联教导旅野营迎来了一批来自苏德战场的军官，使周保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21) 参见《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2年1月—1945年8月)(甲种本，第43卷)，第464页。 。鉴于这种情势，周保中当然有可能在训练中增加“配合苏军反攻”的内容。
二、抗联小部队作战与情报搜集
自1940年前后陆续退入苏联境内，到1945年9月大部返回东北，抗联官兵大部分时间在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远郊75公里的密营整训。在此期间，部分抗联官兵多次以数十人为一组的小部队返回中国东北执行任务。这些任务大体上包括：第一，袭击日伪军，破坏重要铁路线或日伪军事设施；第二，侦察情报，包括侦察重要公路、河流、铁路交通的运行情况与军事通行能力，以及日伪军的设防和军队调动情况；第三，在东北民众中进行抗日宣传，与爱国民众保持联系。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侦察小部队一部分是由周保中、李兆麟派出的，另一部分是苏联情报部门直接指挥的，并没有经过周保中、李兆麟等教导旅负责人。(22) 彭施鲁：《回忆提供小部队活动资料，为研究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史作出贡献》，《辽宁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8期。
有回忆和研究指出，1945年8月苏军能够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军进攻之前，对日军在中国境内的防御情况，连以上的指挥员每人手中都有一份详图及其说明”，认为这份情报就是“抗联小部队长期侦察的结果”(23) 王一知：《正确评价小部队活动的意义和作用，总结好抗联的这段历史》，《辽宁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8期。 。然而，几乎所有讲述这一历史细节的人，都不曾拿出过这份情报。笔者曾访问过数位教导旅老战士及后代，他们多表示没见过、甚至不知有类似情报资料。应当说，抗联小部队侦察工作取得的成绩与影响是确实存在的，但其侦获情报的军事价值则需谨慎判定。这是因为，由于日军与伪满当局的统治严密，潜回东北的抗联小部队的战斗、行军、后勤补给以及侦察工作通常遭遇重重困难。如1942年冬，陈雷率领的五人小部队刚进入东北就遭到伪满警察围追堵截(24) 陈雷回忆，未刊。笔者收藏。 。1941年，姜信泰小部队进入东北后遇到天气和给养问题，并遭日军“前堵后追”，行军“极端困难”，这种情况下，不仅“不能与群众接触”，情报工作也“不够得很”(25) 参见《姜信泰关于抗联第二支队活动情况致王新林的信》(194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东北抗日联军·文献》，白山出版社，2011年，第951—954页。 。
此外，抗联教导旅并非当时苏联远东军序列中唯一的情报侦察部队。苏德战争爆发后，鉴于日本情报机构在苏联远东地区的颠覆与侦察活动急遽增多，苏联远东内务与情报部门决定组建情报侦察部队(26)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второй, Книга II НАЧАЛО (1 сентября-31 декабря 1941 год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ь》, 2000 г., сс.238-241. 。1942年1月9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给联共中央的报告称，为应对远东日益加剧的战争威胁，必须加紧“培训情报干部”，建议于“1942年1月2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组建学制为1个月的特种训练班。训练班计划每期招收100人”(27)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третий, Книга I КРУШЕНИЕ 《БЛИЦКРИГА》 (1 января-30 июня 1942 год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ь》, 2003 г., с.26. 。1942年6月28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防人民委员部部长切斯诺科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也指出，“鉴于日本可能进攻苏联，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同远东方面军情报部密切配合的同时，着手选拔、培养与训练小股秘密颠覆侦察部队”，一旦日本进攻苏联，即可将这些部队派到“敌人的战略据点和中心执行侦察任务”(28)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второй, Книга II НАЧАЛО (1 сентября-31 декабря 1941 года.),с.265. 。
课程最终的学业评估采取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学生在线学习的情况、见面课的表现、各个阶段性测试以及期末考试的成绩予以综合评定。此外，由于课程助教也会通过论坛上学生之间的互动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课程的最终学业评估还会将机器评价与教师评价相结合，从而实现更为合理的多元化评价。最终通过课程考核的学生会获得课程修读证书和相应的学分认证，以此激励学生的选课、学习热情。
1938年12月前后，莫斯科指示共产国际干部找到正在莫斯科工作的原中共东北党组织负责人林莎(李伍先)、徐杰(陈潭秋)、赵毅敏(赵毅民)等，了解东北党组织的历史沿革与现状(9) 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1944年)(乙种本，第2卷)，1991年，第273—291页；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2835，л.9-18.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1939年春，莫斯科明确转变对东北游击运动的策略。4月15日，贝利亚和伏罗希洛夫联名签署了给远东军事与内务部门的命令(10) 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ноябрь 1938 г.-декабрь 1940 г.), Москва: А/О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5г., сс.36-37. ，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确立援助东北游击运动的原则，“准予在中国游击队领导干部请求时，向游击队提供产自国外的或无标识的武器、弹药、粮食与药品，并且对他们的工作提供指导”；第二，审查并释放越境被捕的游击队员，“挑选可靠的人员以小部队的形式派到满洲从事侦查工作，并且对游击运动提供帮助”；第三，指示远东边区政府与边防军全力协助这项工作，对游击队的越境行动提供帮助。这份命令还特别指示远东军立即释放正被羁押的以赵尚志、戴洪宾为首的350名东北抗日游击队员，让他们返回中国东北。
1945年前后，为筹备远东战役，斯大林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远东地区集结大批军事力量；第二，争取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武器与物资援助；第三，确保苏联战后在远东外交与现实利益的达成。1944年底，斯大林以参加对日作战为由，通过时任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要求美国提供包括3000辆坦克、75000辆汽车、5000架飞机等在内的军事装备，以及能够保障150万参战苏军的物资给养等(4) 参见〔美〕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三联书店，1978年，第415页；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2:1944-1945,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4г., сс.210-211。 。1945年2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还要求美国提供10艘至12艘驱逐舰和2艘至3艘巡洋舰，并希望在战后获得“同样数目的舰艇以弥补战争损失”(5)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Том 2:1944-1945, с.312. 。与此同时，通过1945年2月与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和1945年8月与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对战后远东国际秩序以及苏联远东战略的布局基本成型。
为了更好地开发“数学益智游戏”校本课程，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制定了数学益智游戏的“菜单”（即游戏主题和内容）。该课程体系设置基本仿照教科书的编排内容，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分类整合，并确定了每个阶段的目标和内容（见表1）。
(2)对煤泥水桶物料进行预先分级处理，杜绝未经处理的煤泥水从煤泥水桶溢流管进入浓缩池，降低进入一段浓缩池的煤泥量。
1945年7月，为筹备远东战役，远东苏军总部从教导旅抽调了部分官兵，分配到远东各方面军司令部担任参谋、翻译等。根据8月25日远东苏军总部情报处处长丘维林少将给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报告，远东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总计接收了324名教导旅官兵，其中第一方面军164人，第二方面军80人，外贝加尔方面军100人(37) ЦАМО，ф.2，оп.19121，д.2，л.3-5.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苏军还将一部分抗联官兵先期安插到中国东北潜伏，待苏军发动攻击时以火力“标注”日军在东北各地的火力点，为苏军空袭提供帮助；另外一部分被任命为苏军作战部队的向导与翻译(38) 赵俊清：《周保中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97页。 。此外，苏军还未经过教导旅指挥部，抽调了80余名教导旅官兵由苏军情报部门直接调遣使用。到1945年9月底，这些官兵中仍有35人在第一、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39) 《苏联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上将伊万诺夫给后贝加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1945年9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1945年9月，周保中在野营召开教导旅干部会议，传达了远东苏军总部将教导旅部分官兵派遣到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占区的指示，提出教导旅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各地苏军卫戍司令员维持地方秩序；并发动群众，建立武装队伍，在国民党政府来东北接收时争取合法存在；如果不能合法存在就上山再打游击”(55) 陈雷回忆，未刊。笔者收藏。 。此后，周保中、李兆麟即率教导旅中方官兵返回中国东北，进驻了“全满五十余个有战略价值的市县”，其中部分官兵出任驻各地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分别进驻最重要的长春、哈尔滨和沈阳三市。教导旅官兵进驻中国东北后，除了完成苏军交付的“做群众运动，搞中苏友协，帮助苏军维持秩序”的任务，还利用苏军身份的便利建党、建军，协助中共中央干部与部队进驻，为中共争夺东北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便利条件(56)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1980年，第99页。 。
三、返回中国东北“迎接”中共中央干部
鉴于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8月24日，周保中直接给远东苏军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写信，请求将教导旅派到东北参战(46) 《周保中给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信》(1945年8月24日)，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教导旅的历史与在哈巴罗夫斯克整训的情况，称教导旅“作为一支军队”希望“同红军一起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解放中国人民的战斗”。他特别陈明教导旅官兵能对当地苏军提供的具体帮助：第一，能够帮助苏军“建立与维持秩序”，组织抗日民主同盟“作为未来人民民主政权在满洲的基础”；第二，将在东北地区开展建军，成为未来人民军队的中坚力量；第三，可以利用抗联部队在当地深厚的群众与组织基础，“联合满洲所有中共党员，吸收所有进步民主组织，建立满洲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对所有反动分子与反动势力做斗争”，并能在群众中间“培植中国人民对伟大的邻居苏联、苏联人民，以及伟大的斯大林的友好与热爱”。
尚无资料显示华西列夫斯基是否收到了这封信，以及作出了何种批示。不过，就在信件发出的次日，远东苏军总部情报处处长丘维林少将、副处长安库季诺夫上校联名给华西列夫斯基提交了一份报告，介绍了截至报告当天教导旅的人数(总计1354人，其中军官149人)与民族成分(373名中国人、103名朝鲜人、416名赫哲人与462名俄罗斯人)，建议抽调878名官兵到远东第二方面军，将其中279名中国官兵派到中国东北，其中115人将担任东北各战略点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将103名朝鲜籍官兵派到朝鲜，任命其中47人担任驻朝各战略点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委任其中的94名苏籍华人担任翻译。这份报告还指定了进驻各主要城市的人员名单，包括长春(周保中)、哈尔滨(张寿篯)、沈阳(冯仲云)、吉林(王效明)、延吉(姜信泰)、平壤(金日成)等。丘维林还请求提高那些即将出任苏军卫戍副司令的官兵的军衔，并为100多名官兵请颁勋章和奖章。(47) ЦАМО，ф.2，оп.19121，д.2，л.3-5.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华西列夫斯基批准了这份报告。8月27日，安库季诺夫上校致信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称“鉴于游击队对伪满日军积极、长期的斗争”与在苏联期间出色的军事与政治整训，请求为部分官兵颁授勋章和奖章，并提出了人员名单及所授勋章或奖章的建议(48) ЦАМО，ф.32，оп.11473，д.45，л.173-177.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8月29日，远东第二方面军发出第010/H号奖励命令，决定授予周保中、张寿篯、金日成、王明贵、安吉、姜信泰、金策、王效明等10人“红旗勋章”；授予崔石泉、沈泰山、杨清海、周岩峰等45人“红星勋章”；授予陈雷、朴德山、刘铁石、张凤岐、董崇彬、王钧、王庆云等51人“勇敢奖章”；授予徐宝荣、朴成哲、林春秋、宋晓义、李明顺、白生太等126人“战功奖章”(49) ЦАМО，ф.33，оп.687572，д.2317，л.1-14.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一些迹象表明，这是一次非常突然的授勋行动(50) 本文这一判断依据有三个：第一，大部分官兵(除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数人外)的授勋申请书都是8月29日由周保中签发的，但周的签名笔迹并不一致，应另有人代为签名，这可能是时间紧迫所致；第二，笔者咨询过获得奖章的一些老战士及后代，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或自己的父辈获得过此项奖励；第三，周保中、冯仲云、张寿篯等人授勋的申请书，都是在8月29日之后补办的，晚于授勋命令的时间。 。9月2日，远东第二方面军发布了由总司令普尔卡耶夫签发的命令，授予王庆云、马克正、卢冬生、曹曙焰等12人中尉军衔；授予国久发、高家流、宋晓义等45人少尉军衔(51) ЦАМО，ф.двф，оп.1620，д.241，л.170-176.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而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彭施鲁等在此之前就已被授衔。
关于教导旅在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占区的分遣部署问题，1945年9月2日，丘维林少将致信已经担任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的索尔金少将，称根据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示，将向索尔金处派出80名(52) 档案原文如此。另据冯仲云回忆，当时返回东北的教导旅中国官兵“不过百八十人，中朝部队合在一起也不过三百多人”。参见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冯仲云同志专辑)，1979年，第207页。 教导旅官兵，建议索尔金在苏军占领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期间，“为了维护苏军卫戍司令部辖区的社会秩序，以及扩大卫戍司令部在当地的影响”，派教导旅官兵到各战略要点苏军卫戍司令部担任副司令，或“加入地方保安团”，或“只是作当地的普通居民”(53) ЦАМО，ф.2，оп.17582，д.2，л.23.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一份标注日期为1945年9月的苏联军方档案详细记载了教导旅官兵在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驻中国东北与朝鲜91个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分遣情况(54) ЦАМО，ф.2，оп.12378，д.1，л.47.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
1945年2月，索尔金明确指示周保中，在苏联远东军的战略部署中，对抗联教导旅的主要定位是“作战军的侦察联络部队”(34)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2年1月—1945年8月)(甲种本，第43卷)，第459—460页。 。而根据远东军对抗联教导旅组织结构、政治训练、任务实施的设定，教导旅实际上就是远东军情报部门领导下的一支“侦察联络部队”。对于部队的这一定位，周保中持接受与肯定的态度。他在给索尔金的信中指出，抗联教导旅的主要任务就是“接受远东苏军委托而积极地帮助侦探工作”，以“保护社会主义祖国——苏联”；他表示，抗联教导旅全体官兵“忠实地履行着红军军队职务，遵守纪律……不但在战斗技术技能、知识方面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在思想上也有更多的进步，时时准备着去和日本强盗拼命战斗”(35)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关于教导旅组建的若干原则问题》(1943年6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他还请索尔金根据苏军需求为教导旅制定派遣方针与训练组织办法，“以便我们在旅内教育训练中逐步注意和着手工作准备”(36) 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2年—1945年7月)(甲种本，第65卷)，1992年，第93—98页。 。
远东苏军总部此举的主要目的，应是利用这支部队帮助维持秩序。这一时期，进入中国东北与朝鲜作战的苏军面临严峻的社会形势，亟需一支可靠的、熟悉当地情况的部队帮助维持秩序。身披苏联军装并且接受过苏军整训的抗联教导旅官兵，显然是一支“天然同盟军”。除此之外，远东苏军总部此时应已有解散教导旅的打算，将教导旅官兵送回各自祖国也是必然的。这一推断的主要依据是：第一，日本战败意味着苏联在远东的战争威胁彻底解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已告终。继续维持教导旅这样一支“作战军的侦察联络部队”的必要性不复存在。第二，苏联战后国内经济社会重建已经开始，军队大规模复员势在必行，在苏军序列之内的教导旅被解散也是应有之义。第三，以周保中为首的教导旅中朝官兵一再表达返国参战的强烈愿望，对远东苏军总部关于这支部队前途的思考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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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远东战役爆发。8月11日，索尔金即令教导旅组建几个梯队，整装待发(40)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2年1月—1945年8月)(甲种本，第43卷)，第480页。 。不过，此后教导旅迟迟没有接到其他指示。这里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苏军遭遇的来自日军的抵抗“都很微弱”(41) 〔苏〕M.B.扎哈罗夫主编，隽青译：《结局》，第157页。 ，在苏军发动进攻的次日，日本政府就发出乞降照会(42) 〔美〕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第554页。 。至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苏军攻击部队甚至尚未控制中国东北与朝鲜全境，而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吉林、大连、齐齐哈尔在内的东北主要城市，都是在8月18日后由苏军空降部队直接接收的，没有爆发大规模战斗(43) 参见〔日〕林三郎编著，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室译：《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1—193页。 。为确保对中国东北与朝鲜的军事占领，莫斯科一度拒绝接受日本投降(44) 《Правда》, 16 августа 1945, №195(9966). 。8月15日，莫洛托夫告诉哈里曼，日本的投降声明“不充分”，“不能被视为投降文案”。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则拒绝关东军投降，命令苏军尽速占据领土。(45)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Том 2:1944-1945, с.488. 这种形势下，抗联教导旅作为侦察部队或游击部队参战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
9月10日，冯仲云率十余名教导旅战士进驻沈阳，就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他很快见到了进入沈阳不久的曾克林、唐凯部队，并立即致电周保中，称“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57) 《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9—100页；史义军编写：《冯仲云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266页。 。接到冯仲云的电报后，周保中“当即找到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求助飞机，载送八路军的同志去延安与中共中央联系、汇报苏联红军出兵进占东北及抗联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情况。华西列夫斯基表示赞同”(58) 田酉如：《彭真主持东北局》，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9月14日，东北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派贝鲁罗索夫持信飞赴延安接洽中共中央，冯仲云也委托苏军代表捎信给中共中央，报告抗联已随苏军返回东北，请速派大批部队和干部到东北(59) 《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冯仲云同志专辑)，第210页；《1966—1967年冯仲云回忆录》(于保合复写稿)，转引自史义军编写：《冯仲云年谱长编》，第266—267页。 。据抗联史专家考察，贝鲁罗索夫到沈阳后，就是通过冯仲云与曾克林取得联系的，而贝鲁罗索夫本人就是“原第八十八旅第一营大尉军官”(60) 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323页。 。
据同机前往延安的苏军翻译谢德明回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了抗联部队已经返回东北并协助苏军维持秩序的情况(61) 薛衔天：《驻东北苏军代表飞赴延安内情》，《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至于马林诺夫斯基是如何描述与评价这支部队的，以及中共中央对此作了何种思考与反应，目前仍不得而知。不过，一些迹象显示，中共中央对抗联部队问题给予了相当重视：一方面，随机前往延安的曾克林在返回沈阳当天就会见了周保中和冯仲云等人，向他们讲述了延安一行的相关情形(62) 《曾克林将军自述》，第117页。 ；另一方面，9月20日至23日，抵达沈阳不久的东北局负责人彭真、陈云专门听取了周保中、崔庸健、冯仲云等抗联主要领导人的汇报，高度评价了抗联坚持东北抗战的历史。陈云特别指示周保中，“利用有苏军身份的便利条件，控制铁路沿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的到来”，并且“抓紧对我们已经控制的城市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6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09页。 。
这一时期，作为沟通驻东北苏军与中共的桥梁，教导旅官兵成为“东北局进入东北和八路军、中共干部到东北后，与苏方进行接洽、联络的最可靠人员”(64) 田酉如：《彭真主持东北局》，第22页。 。对此，当时在周保中身边工作的于保合有着清楚的记忆：“八路军和关里来的重要干部都到周保中这里来接洽，尤其是与苏联军队联系问题、对敌斗争问题、装备部队问题，凡是要请苏军帮助事情都要通过周保中联系”(65) 中共黑龙江省汤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风雪松山客——于保合回忆录》，1998年印，第127页。 。11月初，陈云抵达长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周保中详谈，了解情况并传达中央对东北形势的判断。陈云还将日伪时期中央派到东北的地下人员李维民、刘健农、孙亚明等人引荐给周保中，并在周的帮助下分配干部到各地工作。周保中不仅向前来的中共干部详细介绍各地情形，还以苏军名义为他们开具介绍信，指示各地教导旅官兵协助。(66) 《关于陈云同志在长春——访问刘达同志》，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吉林党史资料》1985年第2辑。 周保中所在的长春一度成为中共中央干部和部队前往北满、东满等地的枢纽。
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后，周保中立即向苏军提出教导旅退出苏军序列的请求。1945年10月12日，苏联远东军区正式下令解散抗联教导旅。不过，意识到教导旅苏军身份重要性的东北局负责人并不乐见这批同志立即“归队”。陈云给中共中央的汇报称，抗联官兵退出苏军序列将对实际工作造成“各种不方便”，为此专门同苏军代表交涉，希望抗联官兵“虽脱军装，帮助依旧”(67) 《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48页。 。苏军接受了陈云的建议，虽然教导旅的解散工作在1945年底就告终结(68) ЦАМО，ф.2，оп.12378，д.1，л.68-69.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但以周保中为首的教导旅官兵仍继续在东北局与驻东北苏军之间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底，正是通过周保中的电台，苏军与中国东北局建立了常态性的沟通机制，实现了一系列的战略配合(69) 据于保合回忆，苏军提供的“这些情报由周保中同志阅后交政委并送往东北局。像这样的电报，苏方隔几天就来……”参见《风雪松山客——于保合回忆录》，第133页。另外，笔者收藏了一些此类情报，如《周保中给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人的信：苏军询问北满我军兵力与兵力部署等》(1945年12月1日)、《周保中等人的来电：苏军关于三外长会议与已定撤出东北等问题的通报》(1945年12月2日)、《周保中给陈云及东北局电：关于行营接收长春等问题》(1945年12月7日)。 。自1946年3月，驻东北苏军在撤退期间也主要是通过周保中，帮助中共顺利进驻长春、沈阳、四平、齐齐哈尔、哈尔滨等一系列东北大中城市(70) 参见《彭真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11—412、416—417、421—422、434—435页；《风雪松山客——于保合回忆录》，第126、136页；赵俊清：《周保中传》，第430页。 。
针对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以及当时东北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正统”观念，东北抗联的抗战史也成为中共确认在东北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陈云多次建议以抗联将领的名义宣传中共领导东北14年抗战的历史，突出战后中共东北部队与抗联的历史承继(71) 《陈云文集》第1卷，第464—465页。 。1946年初，鉴于东北问题一度出现和平契机，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迅速以抗联名义建军，要求扩大宣传中共领导东北抗联坚持抗战的历史，利用好抗联“十四年抗日的资本”(72) 《彭真年谱》第1卷，第359—360页；《林枫给周保中的信》(1946年1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藏。 。为此，东北局一度将“宣传抗日联军十四年在东北抗日的功绩”列为一项基本的政策方针(73)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黑龙江革命历史大事记(1945年8月至1946年12月)》，征求意见稿，1983年，第31页。 。在中共宣传话语中，东北抗联的抗战史被誉为“一部千古不灭的英勇史诗”(74) 于毅夫：《十五年来悲惨的记忆——为纪念“九一八”十五年而作》，《人民日报》1946年9月18日。这一时期中共《解放日报》《东北日报》《新华日报》以及新华社，都系统刊登或播发了以东北抗联历史为主题的宣传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周保中将军答本报记者问 阐述抗日联军斗争简史及对东北建设意见》，《东北日报》194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谈东北概况 重申我党对东北问题主张 和平民主团结建设》，《解放日报》1946年2月14日；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解放日报》1946年2月25日；《中共领导抗日联军在东北苦斗十四年》，《解放日报》1946年3月11日；《艰苦卓绝十四年 周保中将军纵谈东北抗战历史与现势》，《解放日报》1946年3月12日；《坚持十四年东北抗战领袖 周保忠将军谈东北形势》，《新华日报》1946年3月14日。 。为筹备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会谈，彭真还多次指示李兆麟、冯仲云等人搜集东北党与抗联在东北抗战期间的各种文献资料，提出“东北抗日联军有其特殊历史与地位”(75) 《彭真年谱》第1卷，第400—401、403页。 。
关于抗联教导旅这一时期的历史活动，东北局与中共中央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陈云多次称赞抗联干部是当时东北干部中“宝贵的”“森林、煤矿”(76) 《陈云文集》第1卷，第514页。 。1948年初，东北局发出正式决议，指出东北抗联“协同苏联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最后击败日寇，解放了东北，是中国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77)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的决定》(1948年1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文献》，第984—985页。 。1949年4月至5月间，周保中到北平受到朱德和毛泽东的接见。5月10日，周保中向毛泽东作了长达4个小时的关于抗联工作的汇报。毛泽东在汇报结束时指出，“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盛赞周保中是“民族英雄”(78) 《周保中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363页。 。5月14日，毛泽东起草了发给东北局和中南局的电报(周保中是东北局的委员，正随林彪部队南下，因此电报同时打给两处)，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7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00页。 。
四、结 语
本文利用近些年发掘的各方史料，重新梳理了东北抗联教导旅在1945年远东战役前后的历史活动，认为教导旅虽然通过情报侦察、担任翻译、向导等，对远东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历史留给这支部队发挥作用的空间较为有限，未及教导旅全体参战，远东战事即已结束。1945年9月，根据远东苏军总部的命令，教导旅中朝官兵分别返回中国东北与朝鲜苏占区，协助苏军维持秩序。以周保中为首的中国官兵进驻中国东北，积极利用苏军身份建党、建军、建政，协助中共中央干部和部队迅速进驻并开展工作，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北抗联坚持抗战的历史，还一度成为确认中共在东北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
应当指出，截至目前，有关抗联教导旅的历史还有很多“未解之谜”，而澄清这些“未解之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教导旅虽然保留了中共党的组织系统，但长年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实际上接受苏联远东党领导，为苏联远东内务与军事部门从事情报侦察工作，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二，教导旅中不仅有原东北抗联中朝官兵，也有苏军官兵，有关这支部队历史的探讨，不仅能加深对二战远东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认识，还能增进对战后中苏、中朝、苏朝关系以及东北亚国际体系缘起的理解；第三，曾为教导旅军官的金日成，就是在苏联整训期间获得苏联人的青睐，最终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有关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也能为理解战后朝鲜国内政治变迁提供重要视角。当然，相关研究推进的前提，是对更多原始档案的发掘与利用。
在托雷莫利诺斯的海滩上，我结识了一个名叫米尔·马克西莫夫的法国女人，棕发女郎，非常漂亮。她和丈夫在许多年前就定居在那儿了。我在他们经营的一家小旅店里租了一个房间。她告诉我明年秋天她将去巴黎的朋友家里呆很长的一段时间，还把她朋友的地址给了我。我也答应她，如果有机会就去巴黎看她。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边国家研究院副教授 上海 200241)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Brigade of the Northeast Anti -Japanese United Ar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ar East Campaign
Hao Jiangdong
Abstract : The Training Brigade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88th Independent Infantry Brigade of the Soviet Far East Front Army,” was founded in August 1942. Its main force consisted of the soldiers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who went to the Soviet Far East in about 1940. In September 1945, according to an order by the Soviet Army in the Far East, Chinese and Korean soldiers in the Training Brigade returned to Northeast China and the Soviet-occupied area of Korea respectively to assist the Soviet Army in maintaining order. After moving into more than 50 strategic places in Northeast China, Chinese officers and soldiers led by Zhou Baozhong actively made use of their Soviet military identity to build up the party, army, and government, helped CPC Central Committee cadres and troops to quickly enter and carry out their work,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in the Northeast. This article uses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all the parties that ha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to sort out the activities of the Training Brigade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before and after the Far East Campaign in August 1945 in an attempt to construct a true history of the events.
〔中图分类号〕 D231；K2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9)-09-0080-11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际背景下的东北抗联教导旅历史研究(1942—1949)”(19YJC77001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薛 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