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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七十余年间，对于其他任何苏维埃作家，象高尔基这样地慷慨地为全民族所敬仰和崇拜，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高尔基不仅在俄国，而且几乎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被一致赞誉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革命的海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长时间里这些修饰语几乎成了高尔基的代名词，而《鹰之歌》，《海燕之歌》，《在底层》，《母亲》等几乎成了高尔基全部创作的代表与经典。人为理想化的结果，是削弱了高尔基个性思想的复杂性，影响了对高尔基全部真实的了解，从而使其个性和创作带有一种过分简化的英雄品格。苏联国内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庸俗社会学也曾波及到对高尔基的研究，造成了对高尔基的崇尚日甚一日。对高尔基的神化所带来的失望，使我国的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越来越缺乏热情去阅读高尔基的作品。而我国学者在对高尔基研究的过程中，忽略对其个性和创作复杂性的深入探讨，部分原因也是我们受到了苏联对高尔基评介神化的影响。
近十年来，在重新评价高尔基的时候，又存在着一种竭力贬低，甚至全盘否定高尔基的倾向。一位名字叫阿宁斯基的评论家说，“诋毁高尔基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进程之一”[①]。当代年轻作家皮耶楚赫在他的一篇叫做“痛苦的高尔基”文章中称，高尔基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声望，不过是“用他的流浪汉的出身”、“革命的倾向”收买了具有民主主义情绪的听众”[②]。围绕着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后的影响和作用更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论断。有人说高尔基是“集体化政策的真正的鼓动者，从中实现了他所接近的、源于尼采的有选择地消灭社会种群的思想”[③]。有人断言，高尔基是“坚定不移的斯大林分子”，“劳改队，集中营的歌手，臭名昭著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头子雅戈达及其栖居在他的巢穴里的卫士们的帮凶”[④]，说他终于“由鹰变成了腹蛇”[⑤]。亦有人说他是斯大林30年代恐怖政策的牺牲品。当今俄国在对高尔基重新评价时作出的种种结论不能不激起我国高尔基研究者们的惊诧与困惑。
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作出的截然不同的评价都源于评论者们高度的政治化倾向。这种政治化倾向严重地妨碍着对高尔基作出公允的评价。因此，在纪念高尔基逝世六十周年之际，对这位作家做一般的政治道德评价，对他的艺术道路和思想变化作成功教训总结的浅层次的研究已经远远不够了，应该从社会、历史、文化、审美理想等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去审视他的思想、生活和艺术，去感悟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道路，去追寻二十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化思想发展运演的轨迹。
高尔基对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个具有巨大思想影响力的作家。无论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后，高尔基都几乎是作为文学界的社会主义思想旗帜被高举着的。高尔基的文学创作及社会活动都在证明，他努力地在为俄国的文学创作界和俄国的知识分子树起一块鲜明的“路牌”，并由此自觉地背起了历史的十字架。人们对他的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对他那种着意干预政治所迸发出的执着不渝的精神，那种忧国忧民的自觉意识都是深信不疑的。这些思想品格真正体现了一种高尔基精神。探寻这种精神的思想渊源，是深入理解高尔基，提供一个真实、客观的高尔基的前提。
高尔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中最杰出的现实主义的倡导人。高尔基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是以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以及遗产为源头的。而他的思想背景也正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人道主义。构成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精神基础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对自由与泛爱的追求，对受苦受难者的哀怜，对受侮辱受损害者的同情。贯穿高尔基早期文学创作始终的一种高度的伦理精神，就是以这种人道主义为支撑点的。
高尔基这种人道主义的伦理精神不是超验的，是由具体的俄罗斯人民的生存处境的演化发展而来的，是由对现实生活、社会与人的深深的悲观和对他对未来社会理想的憧憬、对大写的人的追求所支撑的，是以俄罗斯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为附丽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内在逻辑发展必然导致他对沙皇及资产阶级的旧俄国的强烈而又深刻的批判。这种精神的内在发展逻辑也导致他会反对十月革命初期革命内部的一些过激的作法以及三十年代斯大林旨在消灭异己的大规模的政治清洗。高尔基的好友，俄罗斯杰出的艺术家夏里亚宾在高尔基死后说过，“不管人们关于高尔基对我说些什么，我都深深地、坚定地、毫不怀疑地相信，他所有的思想、感情、事业、功勋、错误都源于一个根--伏尔加河，伟大的俄罗斯河和她的呻吟……”[⑥]我们在高尔基的全部创作中可看到由这一精神外化而又互相冲突的两种人格：一是对现实社会造成人异化的现实的悲剧性体验，一种失望的痛苦；一种是对人、对社会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憧憬。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同时创作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小说充分反映了这样的人格特点。在《海燕》中这种不无冲突的对现实的悲剧性体验和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情怀得到了极好的融合。高尔基一方面对安于宁谧、惧怕动荡的的社会思想意识表达了深深的忧患和强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以高昂的变革激情，呼唤着暴风雨的到来。
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的高尔基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所从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社会主义是充满了热爱和信念的。他是怀着极大的热诚去迎接美好的未来的。他此间的创作既描写了革命前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表达了他一种急切地改变现实的渴望，对未来新生活主人的召唤。在一些作品中也体现了他早期启蒙主义的哲学探索。《底层》中萨金与卢卡关于“生活的谎言”的思想冲突是高尔基对现实与未来、真理与谎言、命运与上帝的第一次哲学思考。指出人受苦受难的真实，寄希望于人的力量和尊严的觉醒，或是以神、美丽的“谎言”去安抚苦难的心灵，振奋起人们生活的勇气。虽然，作者并不坚定的答案是前者，但是书中已经孕育着日后成为他造神说的哲学基础。因为，高尔基此时并不是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普遍被认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尔基却在给他的好友斯卡比切斯基的信中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⑦]。1905年，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发生分裂，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争论、探索中得到进一步确立时，高尔基却作出了自己的抉择，成为波格丹诺夫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小说《母亲》中的主人公巴威尔在法庭上的著名的辩护词中表达了他对“违反人道的”私有制的势不两立，对“使统治者在精神上受到奴役，使劳动者在肉体上遭受摧残”的旧制度的反叛，对为自由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赞美，对“摧残我们的手很快就会象同志一般握住我们的手”，“把世界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伟大整体”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坚信，体现了作者对这一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解。1909年11月16日他在给列宁的信中公开表达了他在对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上与列宁的严重分歧。1913年，他一度与列宁中止通信并绝交，成为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论敌。他赞成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他反对激进的、爆发性的变革，主张社会发展的渐进方式，追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化。这正是产生他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这本书的思想理论基础。
1917年发生了二月革命。高尔基是满怀欣喜迎接它的。此时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以肯定个性价值为人主要的和绝对的社会价值，是以渴望并解放人的创造精神为特点，以对广大群众的新文化启蒙为内容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文艺复兴式的人道主义。为建设和发展新文化而斗争是这一时期他最大的心事和最为良好的愿望。在报纸《新生活》重新恢复后的第一期上，即1917年4月18日，高尔基在他的“革命与文化”一文中向各个阶级的代表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友好地开始全面发展文化的工作，革命摧毁了通往自由创作路上的障碍，现在我们有了向我们自己和世界表现我们的禀赋、才能和我们的天才的自由了”。他又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从精神上医治人民的伟大的劳动。现在他们已经能够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工作了，毫无疑问，与他们一起分担从事精神上复兴国家的劳动的还有工人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最有文化的，但目前尚在愚昧的大众中呻吟和喘息的那部分”[⑧]。显然，高尔基这段话是对俄罗斯全体知识分子而言的，他既不区分他们的阶级归属，也不去过问他们的政治态度。在他看来，俄罗斯的未来就在这些创造新文化、建设新文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上。在对新文化的认识上更是表现出他心目中文化的阶级和民族超越性。高尔基说，“文化的真正意义和本质在于对一切肮脏的、卑劣的、虚假的、粗暴的以及侮辱人和迫使人遭受痛苦的一切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⑨]。在高尔基的这一格言中隐含着许多理想主义、幼稚、空想与乌托邦式的社会思想，但他对真理的追求，捍卫文化并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呼号奔走的精神是应该值得尊敬的。
作为苏维埃早期最优秀杰出的作家和最积极热诚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者，他与列宁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建设新文化和谁是建设新文化的先锋问题上并没获得一致的意见，从而也未能与他们建立一种协调融洽的关系。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高尔基极大的感动，但后来的现实又使他的思想变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他受到一系列重要事件的触动作出了拥护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抉择。但这些抉择中的一部分又与他先前所信仰的在逻辑发展的结果上不相一致，从而引起了他个人心理上的巨大的碰撞。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从积极的立足点出发，怀着坦诚、热情和强烈的向善情怀，率真而大胆地揭示出了十月革命初期一些令人震惊的方面。在高尔基看来，经历过外族入侵和农奴制度，长时期以来形成的广大民众的自发的无政府性，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这些客观条件使得民众缺乏对个性的尊重，缺乏自尊意识和正义感。而新生的红色政权并未能制止这些背离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做法。在他看来，除了文化，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拯救国家于毁灭的东西。他说：“眼下的首要任务之一应该是在人民中激发起--除了他们的已被激发起的政治激情外--道德的和美学的情感。我们的艺术家应该刻不容缓地以他们天才的全部力量投入到街上混乱的情绪中，我坚信，只要美在向有些失去理智的俄罗斯人的心灵胜利地挺进，就能消除他们的不安，平息一些并不很值得称赞的感情的恣肆……从而就能帮助他们变得人道些”。[⑩]而作为新文化建设者的知识分子，高尔基认为，他们始终处在一种“锤子与铁砧之间”的艰难境地。其实，革命后的他也始终处在政府与俄国文化精英之间，布尔什维克党与激进的知识分子之间。高尔基终究未能解决两者间的不协调，时而反映出他的立场的动摇性，思想的矛盾性。表现出一个试图调和艺术与政权、文学与政治、打碎旧制度与建设新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能的知识分子的苦闷。他在苏维埃时期不同的生活阶段，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出现过不少新的希冀和新的失望。对革命胜利后现实的不满，在他的文章中表达的难以抑制的激愤是以寻求他认为更加美好的、更加理想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为出发点的。
1921年初，高尔基与俄国的东正教大牧首基洪一起号召国际社会拯救俄罗斯灾民。同年七月，他又写信给俄国科学院的名誉院长，挪威探险家南森，呼吁他尽快地用面包和药品帮助俄国的饥民。而当时南森对布尔什维克是有成见的，已经准备停止对俄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但高尔基的信使他恢复了救援工作。南森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金。但是，高尔基的做法遭到了当时任外交部长的契切林的指责和警告。有材料报导，高尔基的援救工作对拯救数千万饥民起了巨大的作用。
作为一个渴望着变革和新生活的作家，作为系全部情感于万民的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特点是：他最深刻、最充分地体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同时又对这一场革命及其体现者的命运抱有深刻的怀疑。他本人对自身的这种内在矛盾性有着清晰的理解：对社会和人的解放的追求、对历史进化的信念、对旧俄国传统秩序的反叛作为时代的理性选择构成了他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布尔什维克及其代表的运动和理想的忧虑、对文化及其部分知识分子受到摧残的愤怒、对高度政治化社会现实的不满，对人类美好、崇高而又不容妥协的道德价值的追求，同上述价值取向并行不悖，构成了他这一时期的政论和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除了《不合时宜的思想》外，1919年和1921年间，高尔基还给列宁写了一些信，写出了不仅在二十年代，而且也是他整个文学创作中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短篇小说珍品，如《遁世者》，《单恋的故事》，《蓝色的生活》等。在这些作品中高尔基有意识地去摆脱世纪初作品中的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努力捍卫善良与正义，自由与真理，表现了他在新时期对人的本能、人生价值和人与人关系的新的思考，是他九十年代小说的新形式的回归。
1928年5月在国外侨居了近十年的高尔基回到苏联。此间他阅读了大量关于制造食品恐慌的破坏分子、“工业党”的材料，了解到了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同时，国际上法西斯战争的威胁也在增长。因此，捍卫苏维埃政权和人类的正义必须对阶级敌人采取严厉的措施，这是高尔基关于人道主义的新的认识。正如1928年他在《关于文化知识的益处》一文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对阶级性的庸俗社会学的认识的同时，正义与人道主义这些概念应该被赋予新的内容。1929年他写道，“我不是恐怖活动的拥护者，但是我不能反对人有自卫的权力”。他所指的自卫，正是苏维埃政权对敌人的还击。面对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和俄国侨民对他的对所谓“现今政权一切暴力”保持沉默的指责，高尔基回答说：“苏维埃政权和工人政党的先锋队正处在国内战争，即阶级战争中。人们正与之并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就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和维护资本主义基础的小私有经济，破坏集体化事业的富裕农民。”他说，“我对于那些在结束了对沙皇的斗争后立刻又沆瀣一气与沙皇的将军们一道与人民作战的知识分子的确没有好感”[⑩]。三十年代高尔基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如《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把他消灭》，《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无产阶级的仇恨》就是这一思想背景的产物。
与此同时，高尔基在思想上亦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苏维埃国家在30年代出现的问题的严肃的思考。1930年1月8日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严厉地指责了集体化运动。他说：“这是一次灾变，几乎是地质性的，这比党已经做出的一切要多，难以衡量地多得多，深得多。沿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正在被取缔……”(11]。1931年3月1日他在完成了受命创作的描写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坏人的剧作《索莫夫及其他人》后，推托艺术上的不成功而拒绝发表。作品在高尔基的档案中一直放置了十年，作家死后才得以发表。1935年罗曼·罗兰在与高尔基相处的一段时间里，发现了积存在他内心深处的对现实状况的忧虑与愁苦并坚信在“他的意识的深处充满了痛苦和悲观主义”。他拒绝为斯大林作传，努力为政治犯说话，以他认为合理的形式与斯大林的错误进行了有效的抗争。正因为如此，1934年斯大林拒绝为他发放重赴意大利的签证。这就是为什么，在如火如荼的三十年代，高尔基没有去写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题材，而是思索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历史十字路口的俄国知识分子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所在。如果说，十月革命前的高尔基在他的诸如《母亲》、《童年》这些作品中是将历史看作是有利于个性发展、和谐的正面因素，那么在十月革命后的，特别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他却展示了其障碍、甚至窒息个性的另一面。他的“一生创作中最重要的”史诗性巨篇《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展示了历史对人选择自己生活道路可能性的局限。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使他越来越意识到历史的发展进程几乎把每个人卷入其中，使人失去了脱离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生活、追求全人类的价值观、创造与整个宇宙和谐的文化的可能性。
关于高尔基哲学和创作思想基础的人道主义，罗曼·罗兰有过一个十分准确的概括，他说：“他一生深刻的意义在于他的毫不停息的，尽管并非总是没有痛苦的，在向更高层次的人道主义升华，而这一人道主义是与不断向前发展的人类共同的利益相一致的”(12]。
详细考察高尔基思想遗产在20世纪俄国文学、文化和社会思想领域影响的来龙去脉是十分艰难的，因为要完成这一任务，研究者必须俯临并把握广阔的历史背景，同时免除已有的思维定势，还必须全面了解有关高尔基创作、社会活动和思想探索的详细的史料。但高尔基人道主义思想演进的基本轨迹还是可以获得的。由纪念高尔基所引起的凝重的沉思可以给大家一种宽慰，大约也能宽慰在《母亲》、三部曲、《忏悔》、《不合时宜的思想》、《隐士》、《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创作中高尔基那激愤不安的自我。高尔基是世界的，他将永远为中国的和世界的读者所铭记。
注释：
①《各民族友谊》，1992年4期，《连文学都使我感到厌烦》，245页
②《首都》，1991年38期，52页
③转摘自《不为人知晓的高尔基》，莫斯科《遗产》出版社，1995年，103页
④《莫斯科真理报》，1990年8月3日
⑤《高尔基创作研究的新视角》，斯比里多诺娃，转摘自《不为人知晓的高尔基》，109页
⑥《当代评论家对高尔基悲剧的阐释》，巴拉霍夫，转摘自《不为人知晓的高尔基》，26页
⑦《今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希也特索，转摘自《不为人知晓的高尔基》，18页
⑧《从高尔基到索尔任尼琴》，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5年，52页
⑨同上
⑩《不合时宜的思想》，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90年，122-123页
(11)《被剥夺的抉择》，莫斯科遗产出版社，1992年，111页
(12)《文学报》，1938年6月15日，转摘自《不被人知晓的高尔基》，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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