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文化的运行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运行机制论文,商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商业竞争的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把眼光放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方面。没有文化便没有市场，没有高品位的文化渗透，也就不会有高质量的营销谋略，经济是文化的发展基础，文化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源泉，二者同呼吸、共命运，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为此，深入讨论商业文化的运行机制，是文化与商业发展的必然。
一、商业文化的产生
在人类历史中，商业的现有形式是文明进程中一个较晚的产物。早在人们发现商业这个社会领域之前，就已经作过其它一些尝试去组织他的情感、愿望和思想。这样一些组织化和系统化的工作包含在语言、神话、宗教以及艺术之中，因而导致了人们对商业的原始形态的忽略。
严格意义上的商业出现是从一体化形态中的分离，即物产专业化，工匠制品专业化和商品专业化。按一般的说法，中国最早的商人产生于周朝初年，即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以后，殷商遣民出于谋生的需要，大量从事产品买卖行为，久而久之买卖便成为他们专门的职业，故买卖人便被称为“商人”。后来，人们经称“商人”为“商贾”，行商为商，坐商为贾。《盐铁论·本议》：“商贾无所贸利”。商贾云集，买卖方式自由，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不断扩大，形成商业。由此而产生了“商店”、“商船”、“商旅”、“商场”等，成为城市同乡村、生产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
商业的出现同时伴随着文化因素的产生。东汉许慎对“商”字本义的解释是“商，从外知内也。从商，章省身。”从外知内，即表里如一意思。章，同彰，即明的意思。这就是说“商”字的本义就是观察、揣摩、度量、商量之意。那么，“商人”本身就意谓着必须“章其远近，度其有无”，即表里如一，模透行情，从而反映了“经商之道”的客观要求。“生意”一词用于商业领域也包含了很深的文化内容。“生意”，原指生物富有生命力，生机勃勃之意，晋咸《羽扇赋》序里有这样一段故事：三国孙吴时，有人剪鸟翼充作扇子，扇起来的风力虽不比圆扇差，但因制作简陋缺乏“生意”，光顾的人不多。晋灭吴后，产销者精心制作羽毛扇，体式颇似鸟翼，扇动之时更富有生机（生意），因而受到人们的欢迎。从此，人们乐于使用“生意”二字，指出经营贩买的物品，需精心巧制，价廉物美，方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有“生意”，买卖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后来遂将经商做买卖之事称为“做生意”。
作为商业发展的文化条件，人类学家哈维兰曾指出：“资源、劳动资本是一个社会群体可用于生产，并期望得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资源。围绕着这些东西的使用规则深植于文化之中，并决定着经济运转的方式。”[1]也就是说，作为文化条件，首先在于一套生产体系， 在技术上，人们能从自然界中占有资源或创造资源；在社会上，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形成协作和交换网络；在生产和再生产中还需要有一定的资本，以加强生产年度经济周期。其次在于一套交换与再分配体系，即基本上具有共同的价值标准以适应一定的交换方式和再分配制度。第三，在于货币与市场体系。即根据供求能力确定标准化的交换媒介和商品交换的特定地点，其间：“货币拓展了选择范围并创造了新机会，……它还戏剧性改变环境的时间维变……，它成为反省，争论及行动的目的”。而市场“确定商品和劳务的等价物或各自的价值。使其它角色关系中性化，造成对新沟通媒介的紧迫需求。”[2]
中国最早且最有名的商人恐怕是弦高。几千年来商人们津津乐道的“端木生涯、陶朱事业”，其端木，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贡。他一生经商，因而“家累千金”，以致“结驷连骑，束帛之弊以骋诸候，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子贡的成功，无不得益于其独特的“经营之道”，他是按市场供求关系赢利的，是我国著名的“特以稀为贵”，理论的最早提出者；陶朱，即范蠡。范蠡经商，善于预测产需情况，知“万货之情”，靠“积著之理”，很有一套生意经，因而“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春秋时代的富商巨贾。端木的“经营之道”和陶朱的“生意经”有一共同特点：即均深植于中国正统文化之中，其商业价值观与中国正统文化的价值观相一致，既以其为基础，又是对其的丰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商业的产生伴随着商业文化的产生，上述的文化条件，反映了商业文化的全过程，作为它的皱形是剩余产品交换及其它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的互换，作为它的过渡是生产和交换准则的确立；作为它的成熟是一套价值观的运行。
二、商业文化的运行机制
《左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农以殖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家郑观应也提出：“商贾具生财之大道，握四民之纲领”。这两句话都说明了商业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历来重农轻商。管仲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在《管子·禁藏》中写道：“其商人通贾，倍道夜行，夜以继日，千里不远，利在前也。”这是说商人一直将“利”放在首位，不辞劳苦。但令人深思的是，这种“利”欲的趋动，却没有使我国的商品经济得到极大发展。我国一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统治了中国人几千年，而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光芒四射，这说明商业文化有其内在的运行机制。
商业文化的运行机制是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
生产是商业文化得以运行的最基本手段，也是推动商业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决定环节。没有生产就没有交换，分配和消费。而交换、分配、消费反过来又影响着生产。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象儿童游乐场上的大转轮。生产环节犹如轴心”，其它环节犹如轮上的座椅，座椅既随同轴心转动，同时又以它们之间的作用力来保持轴心的平衡和整体运转。任何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生产出足够所需的一切产品，以维持人类的基本生存和社会的正常运转。但生产又是以一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利用生产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程。因此，生产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它不仅需要一个生产组织来保证劳务分工，而且需要形成一定的专业集团来处理生产技术及其它环节。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的文化，它不是由个别人创造的，不是超社会的，脱离社会的物质前提的文化根本不存在。因此，这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在任何时候都会反过来制约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选择。
分配是指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出来的价值或体现这部分价值的产品变为国民的收入，它是社会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社会学家认为，分配问题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具有社会内容，不同的社会形态其分配的方式、性质各不相同。因为，任何分配都是由生产决定的，没有产品的生产，便没有产品的分配。而且，任何产品的生产都不是一种孤立的经济现象，具有复杂的社会内容，它严格地受着社会结构的制约，不同的社会结构就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因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就控制着不同的分配。另外，分配体制本身也反映着一套文化模式，而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是互动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作为反映社会结构的文化模式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比如三百年前爆发了工业革命，摧毁了古老的社会，创建了全新的文明，它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结构，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把一切事物集中组织起来，形成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力量，最有向心力，最有扩张性的文化。反之，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也会随之变化。因而，不同的文化模式也就控制着不同的分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体制对生产系统是被动的，消极的。恰恰相反，分配体制作为对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的体现，反过来影响着生产系统，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总之，从分配的表象来看，平等互惠是一条基本原则，而且它主要是受到物质剩余程度多少的影响。但在剩余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社会结构则提出不同的分配制度，如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由特定的文化模式所支配的。
交换是人们相互交换劳动产品的过程，它蕴函着共同的价值标准，受着社会关系的制约。现代社会学交换理论指出，象征着某种特定文化的社会结构是人们经济动机的一种反映。他们交换商品时，力图满足自身的基本经济需要，交换的过程导致互动模式在极大的程度上满足了个人的需要，交换关系的关键变量是社会结构的各种形式而不是个人的动机。它不局限于个人之间的直接互动，而是扩大到复杂的间接网络，莱维—斯特劳斯在《亲属的基本结构》中说：个人之间的直接互动在交换中仅应是一种有效交换，是两人之间进行的直接交易，双方以个人为基础互相交换，表现为单一的互换关系，其模式为：“A←→B”，“C ←→D”。而在复杂的间接交换网络中情况就不大一样， 这是一种泛化交换，其规模更大，人员参与更多，成员不直接从受过自己恩惠的人那里获益，而是从别的同伴那里得到，其模式为“A→B→C→D→A”。 这里可以看出，泛化交换反映着整个社会系统的互动，在泛化交换中，社会系统的许多群体都连接在一起，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参加交换活动。因此，交换的形式要由社会的全部文化来决定，它与分配一样具有社会文化内容，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交换的性质，方式和作用会有所不同。社会学家的理论是，交换的本身是一种关系的确定，虽然在市场经济中，交换似乎不具人格，强调的是交换物品而非交换双方的关系，但实际上它是一些被物品价值所掩盖的社会人际关系的象征。物品交换的过程，实际上是由社会、经济、礼典等化合而成的一种复杂的综合体，其中反映着文化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
消费是指对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的一种购买或接受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因而也最直接地表现为商业文化对它的制约和促进作用。在工业革命中，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分裂，在时间上、空间上和在社会上以及人们的心理上所造成的差距，以它令人吃惊的复杂性，以它一系列代价，以它含蓄的隐喻以及潜在的观念，成为统治社会的现实。[3] 这个生产与消费的古老的原子裂变所引起的冲击波至今汹涌澎湃。但这个裂变不等于说消费与生产是不相关的，它们之间依靠文化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连系、相互促进的关系。比如世界五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和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提出一个普遍的文化主题，对人类的看法由乐观变为悲观，这些运动神经敏感的乐观主义被同样神经敏感的悲观主义代替，悲观主义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于是，五、六十年代的好莱影片一改三、四十年代双颌突出的英雄形象，主角都是令人感到陌生的不按传统品格塑造的英雄——无缘无故的造反者，漂亮时髦的持枪人，讨人喜欢的毒贩子，强硬而富感情的土匪——生活是一场没有人能获胜的赌博。在这种悲观主义精神产品生产的同时，在物质产品领域，技术非但不是生产力，反而越来越多被认为是毁灭人类自由与生态环境，使人盲目牺牲的力量。然而，当今世界正飞快地发展着另一个观念，进步已不再仅仅是自动化的成就，人们也不会单以物质标准来衡量，一个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在这种文化观念下我们的消费观念向着积极方面发展，我们的社会生产也变得既重视物质文明也重视精神文明。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首先，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依赖文化力量互相促进。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生产也就没有目的。其次，生产本身同时也是直接的消费，社会的文化结构决定其消费的程度和内容。而这种消费过程，又直接反映着生产。第三，消费的对象和目的主要是人和为人，人的文化意识决定着人的消费动机，而且人对产品的消费又可能转化为劳动力，劳动力可进而转化为劳动产品。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该过程包含着双方互化的程式。
由此可见，商业文化的运行机制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构成的关系网，谁也离不开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历史的发展曾把人类的行为分成两半——生产与消费，其间的其他因素如分配、交换等均有相对的独立性。而市场象一个无形的楔子，把它们又重新组合在一起，这种组合一方面使社会有分工又有协作，一方面又使社会缺乏整合动力，是商业文化作为“智慧润滑剂”，使这个以生产为轴心的市场大转轮转动起来。我国原商业部部长胡平先生深谙其中的奥秘，因而指出：“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两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是市场机制，一只就是文化。”没有文化，市场运行困难，市场机制就是这样通过文化起作用的，而文化亦在市场运作中得到升华，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三、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
当今的世界竞争，尤其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一场文化的竞争。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性的潮流。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日益密切，联系日益广泛，结合日益深入。西方学术理论研究认为，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60年代是“跨国公司热”，70年代是“发展战略热”，而这些热点都把文化研究当作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在80年代，文化问题已成为西方世界普遍关注的中心课题，形成“世界文化热”。日本官方声称，如果说过去日本的发展是从政治时代到经济时代，那么80年代则开始了文化时代，文化立国论成为日本经济、政治发展和占领世界市场战略的理论指导。经济与文化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已成为世界的大趋势，现在商品价格构成中，文化价值形成的价格比重日益增加，这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文化，文化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愈来愈显得重要而不可缺少了。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商界曾有过西贾和徽商两大巨擘，余秋雨教授在《抱愧山西》中认为，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有四大原因：一是坦然从商的心态，二是目光远大，三是讲究信义，四是严于管理。而山西商贾后来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层次低俗，人称“陋实的山西商人”。徽商则不同，从一开始就“亦儒亦商”，“慕悦风雅”，“贾儒结合，文与商义融”，而且在经商时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以义制利”，“诚信无欺”，“货真价实”等等一系列商业准则，亦形成优秀的商业文化，流传至东南亚及其它国家的华人经济圈，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儒商风范。历史是这样，现实更是这样。据统计，1994年中国30位亿万富翁中70%出身农民，70%只有小学文化程度。1996年中国商界10大风云人物中，学历最低的也是大专。这10位搏击市场风云的佼佼者中，仅有一位曾在30位富翁中榜上有名。那么，其它显赫一时的富翁们哪里去了呢？
“历史知识是对确定的问题的回答，这个回答必须是由过去给予的；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则是由现在——由我们现在的理智兴趣和现在的道德和社会需要——所提出和支配的。”[4]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红极一时的商海“弄潮儿”，因忽视了文化与经济共生互动的因素，加之本人的文化基础薄弱，不得不渐渐退出商战，有的甚至走向“灭亡”。相反，是那些不断提高自我修养和文化意识的人成为商业经济的主流。他们从事的经济活动已经不是简单的赚钱或谋生活动，而是一种经营艺术。他们在经营中显示出的一种穿透力很强的人格力量本身就形成一种文化。他们的商务活动因为文化的附加而使其竞争力加强。文化是投资，是产业，而且投资少回报快已成为事实。
“以文促商，商以文兴”，商业文化的运行机制证明市场经济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内涵的经营缺乏生机，步履艰难，而那些既能满足人们物质文明需要，又能满足人们精神文明需要的商品、服务、营销乃至生产、管理才能为现代社会所接受并永葆其商业青春。文化与经济的共生互动使文化人的商品意识在增强，经商者的文化素质在提高；使文化促进经济的增长，使经济推动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系统”，[5]文化内涵在产品开发中发挥着优势， 文化包装在市场营销中显示着魅力，文化创名牌在商战角逐中独领风骚——一道美丽的文化风景线向世人宣告：中国的市场已呈现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这是一个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趋势中，数风流人物还看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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