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理论研究：文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文献论文,条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06)08-0061-04
一、贸易条件的含义及深化
贸易条件本身有多种含义。价格贸易条件即净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NBTT)，表示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NBTT=P[,x]/P[,m])，它反映的是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仅凭价格贸易条件的恶化是不能充分说明一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位置的，更不能说明一国贸易状况的绝对恶化，因为从整个国家看，即使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下降，一国也可以通过出口数量的增加来增加收益，提高总体进口能力。在历史上，英国、日本等国都经历过一段较长时期的价格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但那些时期恰好是这些国家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上升的时期。因此，除了进出口价格比外，出口数量也被考虑进来。
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ITT=NBTT· EX=[P[,x]/P[,m]]·EX)表示为净贸易条件乘以出口数量，这意味着即使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如果一国出口数量增加，其贸易条件也可能改善。其缺陷在于反映的是一国出口能力变化的一个绝对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情况，也无法说明在国际贸易中交换双方谁相对得益更多、谁相对得益更少这样一些具有强烈对比性的问题。
要准确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状况，还必须考虑生产要素的交换比例，即必须结合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Z[,X])和进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Z[,m])来分析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ingle Factor Terms of Trade,SFTT)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ouble Factor Terms of Trade,DFTT)。单要素贸易条件主要考虑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SFIT=NBTT·Z[,X]=P[,x]/P[,m]·Z[,X])，双要素贸易条件则兼顾出口与进口两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DFTT=NBTT·[Z[,x]/Z[,m]]=[P[,x]/P[,m]]·[Z[,x]/Z[,m]])，这就是说，一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大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相对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过了价格相对下降或上升的幅度，而不是取决于价格贸易条件本身。许多经济学家，如 Viner、Baldwin、Morgon、Haberler等都将双要素贸易条件视为最重要的贸易条件概念。上述三个贸易条件指标中，以价格贸易条件最为常用，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贸易条件简单地理解为价格贸易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收入贸易条件特别是要素贸易条件的数据资料和相关计算比较困难。
穆勒的相互需求方程式、马歇尔的提供曲线概念、陶西格的净实物贸易条件是最早的贸易条件思想。对贸易条件研究的热潮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引发的。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论争及发展
（一）贸易条件恶化论的提出及主要观点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 1949年5月向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交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报告中提出来的。普雷维什经研究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原因为：(1)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的分配；(2)贸易周期运动对中心与外围的不同影响；(3)初级产品不利的需求条件。
“普雷维什命题”一问世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议。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西方激进经济学家多支持这一学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则对贸易条件恶化论进行了批判。雅各布·瓦伊纳指出贸易条件恶化论中把农业和矿业等初级产品等同于贫困的推论是没有意义的，农业并不等于贫困，工业也不等于富裕。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其在农业或工矿业中的比较优势状况，而不是取决于其所从事的产业部门的特征。同时瓦伊纳还指出，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在质量上的不同变化，因而存在偏差。
戈特弗里特·哈伯勒认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解释是错误的，推断是草率的，政策结论是不负责任的。首先，以“比较成本说”为理论基础的国际分工同样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其次，普雷维什使用的统计资料完全以英国进出口贸易指数为基础，并不具有代表性。再次，不能完全用制成品与初级产品来分别代表中心与不发达外围各自的出口品。此外鲍德温、哈伯勒和杰拉尔德·迈耶等学者指出，普雷维什所论及的净实物贸易条件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只有收入贸易条件(ITY)和要素贸易条件(FTT)才能确切反映这些国家的贸易状况。
面对上述批判，普雷维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贸易条件恶化论进行了新的一系列论证，西方经济学家M.J.弗兰德斯、哈里·约翰逊又针对其解释展开了新的批判。保罗·贝罗奇认为普雷维什证明其命题的过程至少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错误：(1)比较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时所选择的最后期限不当；(2)使用英国工业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来代表整个世界工业品的出口价格指数同样是不恰当的；(3)没有考虑制成品与初级产品计价方法上的不同，没有考虑运输成本对双方的不同影响。他得出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改善的论点。
面对西方学者新一轮的批判，普雷维什坚持认为贸易条件恶化论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这个论点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只要存在不平等的“中心—外围”体系和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条件恶化论就不会失去其生命力。
（二）贸易条件恶化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汉斯·辛格注意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出口制成品的事实，开始将贸易条件恶化论拓展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比率高于发达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比率；(2)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比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得更快；(3)初级产品占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较高比重意味着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对他们的影响更甚于发达国家。由此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代替出口初级产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结果只能是转换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问题。
1958年巴格瓦蒂将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提出了“贫困化增长”命题，该命题认为，经济增长带来的产量提高可能会被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所抵消，从而使本国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绝对下降。
Cypher & Dietz(1998)在普雷维什思想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进步条件下贸易条件恶化的经济效应，他们建立了一个2×2的南北贸易模型，他们认为贸易条件恶化必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受阻，永远无法实现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convergence)。
中国学者董国辉(2001)认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贸易条件恶化论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和包含更多的内容。不仅包括贸易条件恶化论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几种表现，还会包括以下内容：(1)外围国家工业制成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2)外围国家初级产品与中心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3)外围国家之间的初级知识产品与中心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严灿(2005)也指出贸易条件恶化的内容随世界科技水平的发展在三种技术层次的国际交换上变化。
三、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分析
（一）对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一般认识
普雷维什和辛格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为：(1)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差很大；(2)由于技术进步，替代初级产品作为原料的合成品、替代品大量出现；(3)技术进步降低了工业品生产中原材料的消耗系数，因而对初级产品原料的进口需求并不随进口国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而同比例增加；(4)历史原因造成发展中国家出口结构具有刚性；(5)发达国家的要素收入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王文龙(2003)也认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制成品为主，发达国家恰好相反，相互需求的不平衡发展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
徐建斌、尹翔硕(2002)利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作模型分析，发现比较优势战略并非对所有国家在任何国际经济环境下都适用，并从理论上证实国际贸易中确实存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合成谬误”。隋广军等(2003)也作了类似的研究。该模型认为决定贸易条件的因素有三个：对专业化产品的相对偏好；具有不同技术比较优势的两国居民的相对人口比例；专业化生产者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动态地看，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为：专业化生产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偏好度下降；从事专业化生产同类产品的相对人口增加；或者是专业化生产获得的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增长。两位学者认为前两个因素正是战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
万国峰(2003)在徐建斌、尹翔硕(2002)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更全面地分析了贸易条件的变化，结论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能改善贸易条件，而且可以增加居民福利。谢飞(2003)在Cypher & Dietz(1998)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建立了一个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结论认为，当存在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时，贸易条件恶化并一定会产生“贫困化增长”。
张建华、刘庆玉(2004)将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归结为：(1)进出口商品的需求状况；(2)进出口商品的市场组织状况；(3)汇率；(4)进出口商品的构成状况。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不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只是由于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落后于经济增长，落后于世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
武海峰、牛勇平、黄燕(2004)指出了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发生在不同的部门时对贸易条件的不同影响方式。
罗忠洲(2005)建立了一个汇率影响贸易条件的理论模型，分析指出当汇率波动时，贸易条件会以汇率波动的一定比例发生变动。汇率波动的贸易条件效应除了与原来的贸易条件和汇率有关外，还与进出口供给和需求弹性有关。他在此模型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日元进入浮动汇率33年来汇率波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结论是总体上看日元升值具有改善贸易条件的作用。
（二）对中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及原因的认识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一份研究显示(UNCTAD,2002)，中国在1993-2002年间价格贸易条件下降了10%以上，而这一下降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比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还严重。赵玉敏等(2002)通过计算发现1993-2000年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下降了13%。曾铮、胡小环(2005)则测算了我国1980-2001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结果发现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呈现恶化趋势，但收入贸易条件显著改善。武海峰和牛永平(2004)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海关统计》的相关数据，选取30种代表性商品计算得到我国1985-2002年间的贸易条件结果，发现价格贸易条件不断下降。林丽、张素芳(2005)测算了我国1994-2002年的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发现价格贸易条件明显恶化，而收入贸易条件是上升的，而从总体上看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众多学者从多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既有内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也有国际经济环境方面的原因。
多数文献认为，低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结构是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重要原因（张建华，刘庆玉，2004；黄平，索瓦罗，2003；牛宏莉，2004；韩钧、韩超，2005；张根能，徐丽秋，徐瑞平，2005；等）。(1)出口企业主要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得自身的竞争优势，产品附加值低，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低；(2)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一般非常低；(3)出口产业竞争以及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竞争加剧使得我国出口部门通常把生产率的提高转化为更低的价格和更高的出口量；(4)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重复增长必然对出口商品价格产生巨大冲击；(5)加工贸易盛行和外商企业进口额的激增助长了进口商品的价格上扬。都晓岩等(2004)指出技术水平低下以及出口商品缺乏国际营销活动是导致中国出口效益低下，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直接原因。
一些学者敏锐地指出，外商投资企业转移价格手段的运用不利于改善价格贸易条件。外商投资企业为了达到减轻所得税负、转移资金和利润、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价进口中间品、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低价出口制成品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进口价格却降低了出口价格 （杜哲俊，2005；林丽等，2005）。
外汇体制改革和人民币贬值也是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从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实行重大改革后，人民币的贬值使以本币计算的出口品价格下降而进口品的价格上升，加剧了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的下降（赵玉敏等， 2002；赵勇，2004）。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价格走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首先是近年来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涨幅大大高于制造业产品，特别是原油价格飙升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其次，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进口需求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原材料价格；最后，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造成国际商品市场需求趋减，价格大幅下降（赵玉敏等，2002；苏应蓉，2003；严灿，2005）。
曾铮、胡小环(2005)设立了一个引入产品内分工概念的数理模型，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与贸易条件恶化的“悖论”进行解释，说明上述悖论源自我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均位于产品内分工的低价值链部位，从而造成出口商品结构迅速高度化的假象。
武海峰等(2004)和林丽、张素芳(2005)认为我国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原因在于出口数量的大幅度上升，出口数量得以增长主要有加工贸易、出口支持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我国要素贸易条件改善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主要得益于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减员增效、技术技能的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方面。
四、贸易投资一体化下的贸易条件研究
对贸易条件的以上研究都是在商品完全流动而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传统框架内进行的，已经与当前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趋势不符。FDI的流动一方面使得贸易条件难以准确反映贸易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也会通过种种效应影响到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并且自20世纪 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到贸易条件的另一重要特点——波动性(Volatility)对经济福利的影响。
（一）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再确定
传统贸易条件理论的基本前提是国际间要素不能流动，因此可以存在独立的贸易利益和确定的贸易利益主体，贸易条件可以反映各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但是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传统的贸易条件理论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外资在利用东道国的要素优势进行生产时，出口国仅仅是贸易产品的生产国，而非全部贸易利益的归属国（张二震、马野青、方勇等，2004）。通过进出口价格反映出来的利益不是归贸易品生产国所有，而是为参与贸易品生产的全部要素提供者所有。所以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利益的分配将是十分不确定的，这表现为贸易确实将利益带入本国的前提下，该利益究竟分配给谁是个疑问。从实际情况看，贸易国只能得到全部利益的一部分。
贸易条件的基础是一国进出口商品价格，是对于一国产品而言的概念，具有“属地”含义；贸易条件所要反映的利益归属是对于一国国民而言的，因而具有“属人”含义。只有在商品跨国流动而没有资本跨国流动的情形下，一国的利益所得就是本国国民所得，“属地”和“属人”的概念是统一的，贸易条件能够反映贸易利益的分配情况。在FDI参与的情形下，用“属地”概念反映一个“属人”概念存在一定的困难（赖寒，2003）。一是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的基础不能统一从而影响贸易条件含义的准确性。二是进出口价格的真实性受跨国公司转移价格手段的影响从而影响贸易条件的真实性。三是回答加工贸易利益分配存在困难。
（二）FDI对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影响
FDI对东道国贸易条件的影响，是FDI的东道国效应和FDI一贸易关联效应作用于东道国的综合反映。前面许多学者在分析我国贸易条件时已经考虑到了FDI因素。
FDI流入推动了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时又改变着一国的资本存量，影响一国的资源禀赋状况，进而影响一国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条件（黄平，索瓦罗，2003）。朱廷珺 (2006)指出FDI促进东道国贸易数量增长、生产要素比例变化、生产率提高等效应能够对东道国的贸易条件和贸易福利产生影响。他认为FDI流量通过国际收支变动效应间接影响东道国贸易条件，并在FDI的产业流向与贸易条件变化方面得出重要推论：(1)如果K/L比率保持不变，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将改善贸易条件；(2)如果FDI大量投入各国的相同产业，将会引起同类出口产品的恶性竞争，贸易战加剧，保护主义泛滥，贸易福利恶化。
（三）贸易条件的波动性
拉梅(Bamey,1994)在研究了92个国家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后指出，一国经济的波动性与其经济增长呈反向关系，波动性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就慢。门多萨(Mendoza,1995)运用三部门的跨时期均衡模型，分析了大量的数据后指出，贸易条件的变动能说明50%的GDP增长波动。科斯(Kose, 2002)等人最近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赵顺龙、赖寒(2004)指出，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国民通过投资不仅可以跨国界分散风险，还可以跨时期分散风险，并能化解贸易条件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
近期文献表明，贸易投资一体化下的贸易条件和对贸易条件的波动性的研究已经成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