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183;问题#183;对策——试析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高职教育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中心城市论文,发达地区论文,对策论文,高职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要获得持续、高效、健康地发展，必须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紧迫性仍缺乏清醒的认识，对于如何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也缺少必要的研究。鉴此，本文试图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以下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简称为“高职教育”）的若干问题，作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迫切需要
1.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要求大力发展高职教育
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要进一步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如何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第三产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在政府的有力指导下，在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珠江三角洲”地区确立的2010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规划目标为25%，逐年平均递增率为28%；总体综合水平（质量、装备、工艺技术、主要经济指标、技术开发能力）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部分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光机电一体化四大新兴产业（注：广东省计划委员会、珠江三角洲经济规划办公室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研究》上卷，广东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高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已成为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竞争的生命线。
在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不仅高新技术产业飞速发展，而且其产业的序列大体形成了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格局，产业发展的重点是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如深圳市，已逐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据该市计划局统计的数字显示：1998 年， 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29家，高新技术项目131个，其中有59个项目被列入火炬、星火等国家级计划，高新技术产品年产值达到655.18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44.3亿美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的38.5%，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连续5年以超过70%的速度大幅度增长，初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 生物工程、新材料三大支柱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产业布局也正在逐步向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结构趋近，1997年全市三次产业的比重为1.4∶49.3∶49.3（注：参见1999年3月29日《深圳商报》和中共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1998年7月编：《增创新优势， 更上一层楼——深圳增创新优势专题调研材料汇编》，第320—323页。）。再如上海市，市政府提出到201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成为屹立于太平洋西岸的国际一流大都市的目标；到2010年上海第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比达到1.4∶36.2∶62，并且确立了6大支柱产业（即汽车制造、电子信息设备制造、电站成套设备制造、家用电子电器制造、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钢铁工业等）和加速培育微电子与计算机、生物与医药、新材料等高技术产业（注：转引自杨晓江：《世纪之交的上海人才战略与高校改革》，《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正在利用高新技术进行技术创新，增加传统产业、传统产品的技术附加值，推动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向技术、资金密集为主的产业升级，……总之，经济发达地区正在努力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这就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和生产领域的两种重要走向：一是高新技术逐步产业化，二是社会生产手段逐步高技术化。而这又促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一是象西方所谓的“蓝领”工人人数将大幅度下降，即使是普通的“白领”工人也开始减少；二是掌握高科技的知识型、技术型产业工人和管理者迅速增加；三是劳动力的区域性流动逐步扩大，外来人口不断增加。与就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这些中心城市将会出现严重的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隐性失业与半失业的人也将大量存在。而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逐步实现保障人们的充分就业，消除贫困，逐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要实现这一目的，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依靠教育，尤其是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开发和发展人们的职业能力，增加就业。
2.充分开发人力资源需要大力发展高职教育
知识经济时代初露端倪，知识已经或即将成为发展经济的最重要资本，西方学者甚至宣言“知识将成为一切有形资源的最终替代”（托夫勒语）。而知识显然只有被人认识和应用才能成为现实的资源。我们说的“人力”指的是“知识力”而不是“体力”。
显然，在现时代，“人口”不同于“人力”，人口庞大不等于“人力”丰富。据国际权威评价机构瑞士国家管理发展学院1996年对46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中国在国际竞争力中的总排位居第26位，其中经济增长竞争力排位（GDP和国内投资增长率均居第1位，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率均居第2位）居前列，而国民素质竞争力排位（20—45 岁人口高校入学率、公共教育经费人均支出和有竞争力的高级管理人员三项指标均居第45位，人力资源开发程度和公司培训二项均居第40位）则均居最末几位（注：陈学飞：《我国距离大众高等教育时代并不遥远》，《上海高教研究》，1998年第2期。）。另据报载， 中国拥有一支7000万技术工人的队伍，但高级技术工人仅占技术工人总数的3.5%， 而发达国家一般达到20—30%；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29%，而发达国家一般达60—80%（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秘书处编：《高职动态》，1998年第4期。）。这些资料表明， 我国的国民素质包括技术工人的素质亟待提高，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去开发人力资源应是中国长期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除此，别无他途。
再看看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状况。在广东，现有技术工人340多万人，而获技师职称的只有1.8万人，获高级技师职称的仅56人（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秘书处编：《高职动态》，1998年第4 期。）。在上海，现有工程师以上的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48%，比日本的5.9%、韩国的2.24%、新加坡的1.56%， 人才匮乏的矛盾十分突出（注：转引自杨晓江：《世纪之交的上海人才战略与高校改革》，《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2期。）。另据有关资料显示，1997 年上海158.1万技术工人中，中级工占总数的47.9%，高级工占总数的4.3%，技师、高级技师仅为总数的0.89%。在上海技术工人中，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年龄普遍偏大，45岁以上的人分别占总数的29%、50.5%、63%。上海第三产业中的人数现在仅为33.3万人（注：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秘书处编：《高职动态》，1998年第4期。）。在深圳， 人力资源的现状也不容乐观，结构性问题相当严重，表现为：普通劳动力多，初级技工多，中高级技术人才少。据统计，在目前全市265 万社会劳动力中，技能型劳动力仅有36.4万人（占总数的14.5%），其中初、中、高级工的比重为47.9∶34.2∶15.6，与美、日等国80年代的38∶58∶9比较， 差距很大（注：深圳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编：《深圳改革》第5期。）。
同时，上述地区由于人才结构不合理，因而都存在一个共有的现象：一方面是许多企业中高级专门技术人才奇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许多应届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单位工作。由此造成了这些地区人才市场“紧张与过剩并存”的现象，中高级技术人才供不应求，普通劳动力出现失业，总量性失业、结构性失业、选择性失业和磨擦性失业等多种失业形式同时并存。这种现象严重制约了这些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
要解决人力资源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在理论上已成世界性共识，在实践上已成国际性潮流。作为发展中的中国，更应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二、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满足和适应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现实，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正在努力建立一个职前职后沟通、初中高配套的职业教育体系，以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输送一批实用的技能型、技术型人才。但不庸讳言，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职业技术教育发展中仍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1.社会各阶层都存在着鄙薄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崇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认为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相应地视教育也有高低贵贱之分。由于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型、技术型人才的，因此大多数家长不鼓励子女接受这种教育，不愿意自己的独生子女成为新世纪的技术工人或技术员、技师，万不得已才让子女就读职校、技校、中专和高职技术学校。
2.各级政府的决策和教育投入也往往偏向于普通教育，没有给职业教育以足够的重视，有限的教育经费支撑着的主要是庞大的中小学教育体系，而这个体系主要是为少数准备上普通大学的孩子服务的，而政府的行为在社会及公众中的导向作用往往胜过有关文件和宣传。
3.作为职业教育的直接受益者——企业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职工素质对产业升级、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关键性作用，视职业教育和培训为消费，而不是投资，不愿承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4.产业工人、技术员、技师的技术贡献被低估，技术评价体系注重的是技术成果的产生而不是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利用。
5.长期以来，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里，“学科型”教育一直是培养人才的唯一模式。这种模式由于强调培养学科能力为主要目标，强调扎实的基础及学科知识的纵向系统性，沿用基础——专业基础——专业的三阶段式课程体系，因而使得它较适合培养某一学科领域内的宽口径人才。应该说这种模式在培养科研、设计、规划、决策型人才方面是颇具成效的。但在培养实用的技术型人才方面，它却远非是最完美。世界各国都在根据本国的国情探索培养实用的技术型人才的最佳模式，并已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虽然各国做法不一，但都对传统的“学科型”教育模式做了重大改革，在培养目标上提高了职业性，在教学内容上突出了应用性，在教学环节上加强了实践性，从而大大加快了实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速度，也极大地提高了教育的效益。在中国由于“学科型”教育一直占主导地位，而且崇尚“学科型”之风长盛不衰，所以许多人在思想观念上仍视“学科型”教育为培养人才的唯一模式，对其它的教育模式则抱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
6.在职业教育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程度不高，没有形成灵活有效的教育调节机制；职业教育层次低，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低层次的岗位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多方管理造成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职业学校投入渠道单一，主要来自政府，办学经费严重短缺；布局分散、“小而全”的办学模式分散了原已短缺的资金、师资和设备；独立而封闭的办学体制使产教结合、校企联系、联合办学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职业学校的办学层次、专业设置、招生规模没有经过严格、科学的市场调查和行业岗位分析，存在着较大的盲目性；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实训的方式方法和师资队伍建设等至关重要的问题缺乏严格的科学论证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上述这些问题都困扰着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需要予以解决。
三、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发展高职教育的基本对策
为增创社会经济发展新优势，各级政府重视“科教兴国”、“科教兴市”，企业重视技术创新，这就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为高职教育的全面、整体发展提供了契机。
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还具有比较优越的经济、人文环境。对于国内的人才来讲，还是具有比较大的吸引力。高水平的学科型、研究型人才可以通过提供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事业发展前景等方式从国内外引进。但由于我国高职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发达地区急需的中高级技术型人才便无从引进，也不可能大批量地引进。因此，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急需的中高级技术应用人才，是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其教育发展战略的现实和必然选择。这个问题不解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就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高职教育如何发展，笔者提出以下思路与对策：
1.处理好政府与高职院校间的关系，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将高职教育逐步推向市场
高职院校应有办学自主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提出的要求，高职院校要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就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因此，政府转变职能，高校自主办学是时代的呼声。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在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管理体制方面已比其他地区先行一步，但要使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真正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为科教兴国、争创新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还必须在政府与高校这对纵向关系上加以改善，最根本的是要让举办权（所有权）与办学权（经营管理权）分离，使高校的眼光从政府转向社会、转向市场、转向企业、转向产业，变向上为向下，与各种社会需求、市场需求直接交往。
高职教育一定要走向市场，适应市场，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为依托，但不能把走向市场的高职教育视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企业”。这是因为高职教育只是一种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另一种类型的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中国高等教育是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驱动的。因为市场的本质就是大众胃口，市场的逻辑就是顺从和服务于大众胃口，市场的铁律就是不能接受一个无销路的好东西。而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高职教育，在社会主义中国总是要把教育的社会功能、社会责任、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在办高职教育时所不能动摇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高职教育起步较晚，高职院校的自我调控能力还较差，办学实力也较弱，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还不强（当然中国市场经济还处在发育和完善阶段，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规则的“游戏”；同时高职教育走向市场、适应市场也不是消极地追随市场，而是要积极地开拓市场），这些都不是处在一地一所的高职校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的。因此，在当前的条件下，高职教育主管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还要切实加强对高职教育的宏观管理与指导，借助市场调节机制，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促使高职教育顺利健康地发展。
2.优化、重组教育资源，逐步将现有的一部分中职、中技校合并、改组为高职院校
职业教育目标全方位高移已成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与方向，这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地域辽阔，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尚不够发达，高新技术产业占的比重不大，即使在新世纪初，中国依然处在人类社会三个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并存的状态，只是分布和比例有所不同，因此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仍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但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经济高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群初步形成，知识经济逐步成为主导经济，目前和今后急需的是高素质的中、高级技术型人才，以培养初级工为目标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将逐渐退出市场，教育的低重心将严重制约知识经济的发展，培养新世纪的失业大军。
再从另一个更现实的角度看，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推进，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各级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中已形成共识，“科教兴国”依靠的不仅仅是先进的生产设备，更重要的科技人才和产业工人的技术水平，中国产业技术竞争力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实施跨世纪人才工程，加速培养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类人才，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科学、教育发展环境，已不再是一种停留在形式上的口号，而是与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竞争密切相关的现实性因素。发展本地区的职业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地方政府乐意作出并愿意积极投入的一项战略性决策。
此外，随着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及高中段教育的充分发展，市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强烈增长，对教育消费的承受能力逐渐增强，民间潜藏着巨大的教育资源，这又为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举办高职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条件。因此，逐步将现有的一部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改组、改制、合并为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充分发挥教育投资的效益，优化教育资源，应是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发展职业教育的方向。
3.鼓励兴办私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使办学主体逐步走向多元化、社会化
半个世纪来，由于经济与科技的发展，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剧增，而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往往不能满足这种迅速增加的需求。解决这个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这条途径显得更加重要。因此二战以来，亚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私立高等教育有了迅速的发展。
中国高校的办学模式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两类，一是政府办学；二是非政府办学（即私立，习惯上称为民办）。目前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办的高校这一领域内。但随着社会经济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仅靠政府办学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为尽管中国经济在80年代以来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到21世纪初期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贫困、经济不够发达、科学技术相对落后、人口素质低、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些条件决定了“穷国办大教育”的情况不会得到根本改变，而“穷国办大教育”（高等教育）永远是“精英”的特权，因此我们还要跳出圈圈，把目光投向民办上来，充分发挥和挖掘民办高校培养人才的潜力。
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由于有社会对高等教育的迫切要求，又有创办私立高校的有利条件，因此应在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上先行一步，确立办学主体多元化的观念，应允许不同投资主体、不同资金来源、不同组合方式开办私立或民办高职教育院校，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参与高职教育，在思想上真正认识民办高校的地位与作用，切实解除私人办高等教育的禁锢，提高对民办高校的信任程度，尽可能给予优惠政策，如放宽收费标准、减免部分税收、无偿提供建校土地等，以解决民办高校筹办中的困难。尤其是要通过制订私立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确保私立高校的举办走上法制的轨道。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政府办学经费的不足，尽快培养紧缺人才，实现高等职业教育“以区域为中心，为区域经济服务”的良性发展，逐步形成中国高职教育办学主体地方化——多元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可使民办与政府办学展开良性竞争，从而切实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4.高职院校要形成开放性的办学格局，与企业结成亲密的联合体，加强区域性国际性的联合办学
开放性，是当代国际经济的一种发展趋势，也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种必然选择。高职教育必须走向市场，而走向市场的高职教育必然是具有开放性功能的教育。为此，首先必须打破传统高等教育自我封闭、自我束缚的条条框框，制定适合当地经济建设的人才培养计划，比如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既要保持专业、课程的相对稳定性、体系性，又要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培养目标、学制年限、师资配备，使专业与课程设置保持发展性、变易性，甚至要考虑到教育的滞后效应设置一些相关的“边缘”、“模糊”专业与课程，使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保持一种主动适应的趋势；其次就是要使高职院校与企业结成亲密相联的联合体。具体的方式可以是：①学校以知识、技术作为股份入股企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知识、技术；企业以货币或实物购买学校的知识、技术，承认知识、技术作为股份在企业资本中的份额，为学校生产创造新知识、开发新技术提供资金和条件支撑。②企业与学校双方参股成立互相控股的公司，不过学校入股是以知识、技术和人才作为股份。③学校独立创办知识、技术型企业，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知识产品，从知识资本获得效益，企业的收益直接用于学校的发展。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加强高职院校与企业的联系，熟悉企业的运作，掌握市场的需求，有利于吸引企业参与学校的办学和管理，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另一方面有利于学校和企业的人才培养、课题攻关、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利用。尤为重要的是能充分发挥高校传播知识技术、创造知识技术、转化知识技术的功能，使高校成为知识资本的活载体，成为生产知识技术及产品的“知识技术工厂”（注：参见陈运超、石建国：《知识经济社会与大学的功用变化》，1998年全国第七届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还要加强与地域相近、隶属关系不同的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实行全方位、多层次、长期稳定的校际联合和协作办学，如互聘教师、学生交流、计算机网络沟通、图书资料交流、教育技术援助、教学内容沟通与交流等。
加强高职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因为国外高职教育的历史较长，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供我们借鉴和吸收。
5.逐步提高高职院校的办学层次
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正在向高层次延伸。如在美国，1969年已有首批技术学位毕业生2858人；在英国，1975年获职业技术方面学位的毕业生7189人；在中国台湾地区，1974年已开办有本科层次的技术教育，1979年有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技术教育，1986年有博士研究生层次的技术教育（注：参见吴清基：《技职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作法》，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台湾）1998年出版。）。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正在转向高移化、复合化，由注重培养操作型人才向智能型人才转化，强化职业基础，重视开发能力；由注重培养专业人才转向培养社会通才，重视复合型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心智技能的开发；由注重培养职业型人才向社会型人才转化，重视培养综合职业能力和一专多能的技能训练；由注重培养从业型人才向创造型人才转化，重视培养创新意识、创造心理品质、创业能力。
目前中国的高职院校基本上是专科层次。但随着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的逐年提高，高新技术产业逐步成为其主导和支柱产业。这种专科层次将无法满足这些城市对高层次、高素质技术人才的需要，因此，我们有必要逐步将经济发达地区某些中心城市的高职院校的专科层次提高到本科层次，某些专业甚至要逐步提高到硕士和博士层次。只有这样，高职教育才能满足这些城市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对高层次技术型人才的需求。
收稿日期：199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