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税收与清末练兵经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鸦片论文,经费论文,税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4)01-0034-09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曾经转述过严复对清末新政的评价，说普鲁士亨利亲王和一名日本军官曾先后向满族王公们建议，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拥有一支现代化军队，并将权力完全集中于朝廷。[1](P781)其实，建议清廷大练新军的不仅有外国人，国内人士也有亟亟以练兵为要者，例如维新言论家汪康年即大声疾呼“明诏天下，自今以后惟武是事”，将军备视为内政第一位应注意的问题。[2]民国时期学者沈鉴研究清末编练新军经费问题时，认为练新军与清朝财政陷入危局关系匪浅，而从后来新军叛变来看，清朝筹练新军实是自掘坟墓。[3]
两人对清朝覆亡的原因均有所论，皆将练兵与清廷覆灭密切联系，练兵与求强是新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军费膨胀势所必然，然而军费根基却因铜元停铸和鸦片禁政而缓慢坍塌，清末鸦片税收大幅度缩减更是练兵经费产生危机的要因。因为，晚清以来的练兵经费与鸦片税厘密切相关，1905年实行的八省土膏统捐及此后举办的全国土药统税的收入成为练兵经费的主要构成部分；各省包括练兵在内的各项新政也较多地倚赖鸦片税厘收入。鸦片禁政，特别是缩期禁种罂粟所带来的税收短绌，对上述新政事业影响甚巨，部臣与疆吏、中央各部之间由此形成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制约了练兵新政的进程。本文从练兵经费筹措所导致的各种矛盾这一角度，充分观览鸦片禁政作为社会改良行动的复杂影响，揭示它在财政、政治和军事等方面所引起的连锁反应。
一、鸦片税与练兵经费
编练陆军是清末新政最重要的事项之一，日俄战争是扩张新军的重要机缘。日俄开衅之前，为防不测，清廷能够应付东北局势的只有北洋三万兵力，防局岌岌可危，“防之不力，守局立隳，而两强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则今日所处之势尤难。如欲慎固封守，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又须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方免疏虞”，[4](P193)军力不支，内廷颇感忧虑，认为练兵实当今急务，不容缓议。袁世凯献策中央集权也是一个重要机缘，袁密示内廷：以编练新军而收兵权和财权。《时报》评论说：
夫练兵一事，其主动之力，似不在政府，而在政府以外之人。而此人者，其权势魄力转足以驱使政府。又所建之策，极契上意，故悍然以令天下而不疑。所谋之事与主谋之人，皆俨然与政府不相属矣。与政府不相属，而其所谋之事又必假政府之手，以令天下，则政府之失位可想而知，其事既终不能与政府相离，而关系之巨，头绪之繁，又终不能不与谙此道者谋，递演递推，因果相生，而朝局之波澜必起矣。[5](1904,10,21)
揆诸后来事实，这一预测相当到位。该报所言“此人”当指袁世凯，“所建之策”应是实行中央集权。袁世凯的部将王士珍去世后，后人为其撰述的“行状”中亦有类似的说法：“二十九年，袁公倡中央集权，收天下兵编为数十镇”，即指此事。[4](197)练兵国策因袁氏献策而确立，在有关机构次第设立后，余下最要紧的事项就是筹措巨款练天下之兵，以固中央集权。在筹款计划中，最具显效的措施莫过于鸦片税厘的整顿和筹划。
鸦片税厘用于军事开支起源较早，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前就有地方政府率先私自征收洋药税捐，用于军事项目。[5](P90-91)鸦片贸易合法化，特别是洋药税厘并征之后，税款收入大增，海防经费中较多地使用这一税款，各省创办的机器局、船政局也大量地使用洋药税款。（注：参见罗尔纲：《晚清兵志》，第6卷《兵工厂志》；庞百腾：《沈葆桢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308、321页；张侠等合编：《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635-638、660-661、68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2年再版，第255、290页；丁日昌撰，范汉泉、刘治安点校：《丁禹生政书》，香港：丁新豹出版社1987年版，第567-568页；《集成报》，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21-22页；《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2254-2256、2862-2869、3381-3383、4328-4334页；《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本，第784、1279-1281、1474、1674、1760-1761、1784、1791、2049页；林祟墉：《沈葆桢与福州船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410-420页；魏允恭编：《江南制造局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影印版，第404号，第503-505、520页。）直至清末禁政期间，洋药税款虽然主要用于支付各种赔款和外债，但仍有部分收入用于各类军事项目，兹举数例列表如下：
部分海关洋药税厘用于军事项目支出简表
上述洋药税厘用于军事项目的开支并非是大量的，1904年以后练兵经费来源中，洋药税厘所占比重较少，各省土药税厘收入则占主体。练兵处摊派给各省上缴中央的练兵经费总数有846万两，各省认解的总数为613万余两。[7]在认解这项经费时，尽管各省提出的筹款措施多未将土药税列入其中，（注：据《清朝续文献通考》第71卷，中央练兵经费的筹措，户部原来的办法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即加派和整顿烟酒税共计640万两，优缺优差浮收酌提归公、整顿田房税契共计320万两。各省后来实际的筹款措施，周育民在其《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注意到有所变化，例如，河南是靠司库挪凑，陕西是通过盐斤加价、酌提中饱和官吏报效，江西省是通过整顿烟酒税、丁漕钱价、漕粮脚耗和巡抚司道报效，山西是靠零星拼凑，湖南是靠铜元余利等办法筹措，周氏依据的材料主要是1905年4月至10月份的督抚奏报，但对中央练兵经费1906年以后的筹解情况未作著论，自然不甚完整。实际上，1905年对练兵经费的来源来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份，此后铜元余利的减少速度极快，代之而起的是推广各省的土药统税收入，这项收入已如前论，解赴中央的部分达到数千万两，主要用之于京畿六镇的练兵支出以及江北练饷等，各省名义上虽认解数百万两，但多数并未筹解，中央主要是依靠这笔土药统税溢收款项来挹注，度支部在有关奏折中已有明确的说明，论者失察，仅将表面之奏报视为事实，并推及整体，似乎不妥。同样，罗尔纲撰《晚清兵志》第4卷《陆军志》部分时，将北洋六镇的练兵经费全部归结为各省认解的846万两解款，亦不甚完整。1905年冬季以后编练完成的第五和第六两镇，其经费中就有八省土膏统捐的税收溢款；江北一镇和云南练兵经费中，亦使用较多的土药统税税款。）但在实际筹措时，大部分省份却将土药税厘大力整顿，税收成效开始显著，因而这项收入对筹款练兵影响巨大。八省统捐时期清廷确定了土药统捐溢收款项专作练兵经费的方针。1906年又将八省统捐推广至各省，税款使用方针依然未改，至各省缩期禁种土药高潮的1909年之前，土药统税收入提供给中央的练兵经费约为数千万两之多，拨还各省的土药税款也远远超过此数，练兵经费方可藉此挹注。关于土药统税收入对练兵经费的重要作用，早在1907年底度支部就比较满意地总结说：“各省土药税厘改归统税大臣设局征收后，一年之内，计解部溢收银三百余万两，练兵经费赖以接济，督办已有成效……此项土税为练饷大宗，近来各省认解练兵经费之数多未照解，尤恃此统税溢收之项源源接济。”[9]（第91-313号）练兵处、财政处、户部刻意筹办的土药统税居功甚伟，使中央财政于危难之际得以救解，中央瞩目的京畿六镇练兵事业就大量地使用鸦片税；此外，中央特别支持的军事项目等也得益于土药统税的拨解，如江北练饷、湖北兵工厂、东三省移驻军队、延吉边务、川滇边务、藏卫要需、云南河口军务、广西、云南、四川、热河、察哈尔编练新军、筹练禁卫军等等。[9]（第523-4107号）非军事性的项目开支，如中央各部经费、赈灾、赔款、出使经费、吉长开埠经费等更是大量地使用这一税款。拨还各省的土药税款以及本省土药税的各种收入，同样也是各省练兵经费和其他军事项目的重要保障。
按照练兵处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注：三十六镇可分为四个等级：一等，近畿四镇；二等，四川三镇；三等，直隶、山东、江苏、湖北、广东、云南、甘肃7个省份分别编练两镇；四等，江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浙江、福建、广西、贵州、山西、陕西、新疆、热河、奉天、吉林、黑龙江16个省份各编练一镇，以上共编练三十六镇。见罗尔纲《晚清兵志》一书。）(P198-201)每一镇的常年需款数量至少为183万两左右，（注：这项数据的计算系根据1904年9月12日总理练兵事务庆亲王奕劻、会办练兵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襄办练兵事务兵部左侍郎铁良会同兵部尚书裕德等奏定的营制饷章的有关规定，对第三类杂支活款并未计算进去。）开办费亦不会少于此数。在各省庶政待举、赔款和外债沉重的情况下，这项支出的确庞大，实难咄咄立办。此外，中央练兵款项由各省负担，中央的警政和教育事业等亦同样由各省共同担负。各省除了练兵新政以外，尚有其他新政事项，亦不容缓，自督抚至州县官员的考绩升黜均与此有关，各省自不敢怠慢。支撑这种局面，非有源源财力绝难铺陈。在中央严令督催下，各省对练兵一事均视为急务。土药税款在禁政高潮之前尚称丰盈，或解缴中央，或用于地方，不可或缺。从现存档案材料来看，各省将土药税款用于拨解中央练兵经费的事例较多，兹择取数例，列简表介绍如下：
部分省份的土药税收拨解中央练兵经费简表
上表（限于史料，未列其他省份）所示，这几个省份为筹措中央摊派的练兵经费，较多地从土药税款中拨解出一部分汇解中央。其实每省土药税收支出的项目较多，中央练兵经费仅是其中的一项，各省练兵经费也与这笔税款密切相关。这种情形在鸦片利益较多的省份更加明显。
1907年之前，各省支付练兵经费的财源除了鸦片税以外，尚有铜元余利一项。这是20世纪初各省财政进项中较大的一个部分，1906年9月份禁政推行之前，铸造铜币的省份多达十六个，有的省份铸造铜币局多至二三个。[10](P491)至考查铜币大臣陈璧1906年底南下巡查整顿时，这项收益已渐趋式微。铜元余利逐步丧失后，各省财政颇受影响，这是清廷练兵经费所遭受的第一个打击。由于铜元余利拨解练兵经费多在1906年之前，与本文关系不大，暂不置论。此后，各省能够筹措中央和地方练兵经费的渠道不得不主要集中到土药税厘的经营上。度支部也有将各省所有土膏税款“自本年起一律解交本部，归库存储，用作练兵经费”之类的想法。[11](1906,1,19)[12](1907,3,18)度支部尚书还表示，练兵是当务之急，各省动拨款项严令禁止在军饷项下指拨，“如有擅自动用者，准其指名开参，以重军需”。[12](1907,6,1)但是，接下来的打击却是鸦片税厘入款大减，这是对中央和各省练兵新政更为严重的打击。
二、鸦片税厘萎缩与练兵经费筹解的矛盾
禁政与练兵的矛盾在1907年禁闭烟馆以后开始激化。因鸦片税款减少，某些地方的练兵事业开始受到威胁，绥远一城即是显例。该城将军的电报称，“蒙古（托母托其）地方从来以罂粟之培植、阿片制造为重要物产，绥远城之练兵费实赖之。今阿片之禁止，阿片税遂觉减少，军费无著”，不得不求救于度支部。[13](1907,4,3)1908年下半年后，鸦片税缩减的速度加快，广东省最先请求放缓练兵步伐。两广总督认为，“目今实行递减土药之际，收税自必日短，不敷必定更巨”，[14](1908,6,10)迭次征询陆军部，要求减少练兵经费的拨解数量，未获允准。陆军部的咨文说：“粤省向称饶富，仅练二镇新军，实系极从少数，区区饷额谅亦不难设筹。无论如何情形，务请将应练新军按期编足，即在年内外编足一镇新军，所余一镇即接续开征编练，万不可再涉迟延，致防备久形空虚”，[14](1908,5,29)粤省练兵压力开始增大。其他省份也因土药税款的不足越来越严重，致使本省的练兵新政延搁下来，或者干脆截留解缴中央的练兵经费。陆军部尽管对各省严词督催，而各省督抚“有上折奏驳者，亦有始终不覆一字者”。[14](1908,4,11)由于经费不支，多数省份不得不采取拖延战术。面对各省纷纷停解或缓解中央练兵经费，陆军部不断告急，早在1908年3月份时，该部就计划控制各省土药税款的全部收入，“请自本年春季起，将各省土药税厘悉数截留解部存储，留为扩充陆军之用”，[12](1908,3,13)这一意图因各省反对甚力，最终未能实现。清廷责令度支部指拨各省要需时，概不准在军饷项下动支，以确保练兵经费不被侵蚀。[12](1908,6,23)
针对各省的拖延练兵计划，陆军部尚书铁良重新确定了全国练兵成镇的时限，督催各省严格执行。[15](1908,6,14)稍后又将这一时限大大提前，自1908年起全部缩短至二年内编练完成，然后腾出财力兴复海军。[12](1908,9,12)[15](1908,9,17)支持陆军部练兵计划的御史也呈递封奏，认为东西各国为了编练精兵所费巨万也在所不惜，中国应尽全力将各省的新军迅速编练成镇，清廷纳其意，寄谕各省督抚，迅速筹办。[14](1908,10,30)然而，经费来源日狭，愿望与现实构成矛盾。本来，土药税是较少可以凭恃的财源之一，数量庞大，然而禁政进程在1908年下半年突然加快，税款收入已经风光不再，早先推出的印花税措施迟迟不见实效，盐斤加价的收入不抵鸦片税的五分之一，经费危机开始加深。为确保练兵国策能够实施，陆军部有人提议开征奢侈税，并拟定开办的八条章程。[14](1908,10,6)铁良甚至建议将铁路部门的赢利拨给陆军部，以济燃眉之急。[12](1908,10,7)度支部屡屡接到各地请拨解练兵经费的咨文，无米之炊岂能应对自如？载泽行愁坐叹，只能向内廷表示，“嗣后各省陆军经费应由本省自行筹画，万一有不敷之时，再由本部设法拨助”。[12](1908,10,18)
这一时期，练兵新政给各省造成较大的压力，有两种类型的省份尤为严重，一是铜元余利较为丰厚的省份，如湖北省、江苏宁属等。就江宁来说，铜元停铸后，练兵与兴学等新政事项无一不陷入停滞，请求截留关税的奏折被度支部议驳，[9]（第179-1314号，第195-1098号）请款者仍纷纷相逼，藩司莲畦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决定辞职，在请求端方代奏的折件中说，“不独弹劾，在所不计，即遣戎查抄亦有所弗顾”，[15)(1908,7,15)窘困之状概可想见。另一类是洋土药税厘利益较大的省份，如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山西、甘肃等省份，或因赔款无著，或因练兵乏款，新政待款等，均对度支部诟病不少。清廷要求各省自为筹措练兵经费的咨文传到这些省份后，地方筹款的办法五花八门。浙江省为保证抵补鸦片税的盐斤加价能够顺利实施，不惜将原来的练军盐斤加价停征；[14](1908,11,2)广西省因土税短缺明显，练兵经费无以为继，桂抚张鸣岐称，“部章加抽盐价，虽云抵补药税，然桂省所得之销价一文……约计通年所入不过五万两左右”，“以视原有药税不逮五分之一”，接连两次请求加征米谷盐练兵经费。[14](1908,11,11)贵州省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慨叹因禁烟而导致练兵经费的紧张情形，各省协饷已欠至一千余万两，屡催罔应，钱粮每年入款仅仅20万两，土药税款40余万两却已不可凭恃，新军开办费与常年经费200余万两尚无着落，请求中央允准截留本省应支付的庚子赔款银两。事实上这笔赔款原本不是出自贵州省，多年以来一直是由四川协饷来支付，黔省的意图就是借此要求川省将这笔款项拨给本省，作练兵经费之用。[14](1909,2,15)四川是缩期禁种土药的省份之一，自顾不暇，哪有余款协解？按照练兵处的部署，川省应练足三镇之兵，需款自然浩繁，至1909年3月份，该省仅练足一协兵力，赵尔巽不得不请求将认解中央练兵经费的80万两和改拨北洋军需银10万两予以截留。[14](1909,3,10)估计度支部未予批准。清理财政时期，川省预算短缺每年达到300余万两，陆军部和军谘处认为，四川“系处边陲，较之内地尤急，不敷之款断不能尽将军费核减抵补，应准贵省预算册所列军事预备金二百一十三万暂行移作编练新镇之用，嗣后再行筹措预备之款”，川督赵尔巽予以严辞拒绝。[16]（第375号）不顾财政危局，热衷整军经武，越来越被朝野所诟病。
1909年下半年之后，缩期禁烟的进程加快，财政方面的负面影响已非常明显。湖北、四川、云南等鸦片利益巨大的省份自不必说，即使边疆地区的热河省也深受鸦片税厘短缺的影响。在清廷看来，热河省是“内屏畿辅，外控蒙藩，兵事、边疆悉关紧要”的省份，土药税厘渐失之后，热河都统廷杰迭次请拨练兵经费，度支部与陆军部在会奏的议覆折件中表示十分为难，“无如年来练兵经费各省均多欠解；禁烟令行，土药税又成弩末，近畿各镇军储已虞不给”，两部所拟定的办法除了答应给8万余两外，仍是催促直隶省将欠解的协款解足，此外别无良策。[9]（第783-7195号）[14](1910,1,17)同一时期，度支部在议复云贵总督请求拨解练兵经费的折件中，称本部处境极其艰难，面对各省的请款折件，部臣“夙夜彷徨”，无以为继。度支部本掌管司农，铜元停铸及土药税减收甚巨，负责筹拨中央练兵经费的差事使该部颇难应付，“以计口授食之需，成朝不谋夕之势”，面对窘困，度支部能够做的就是提醒各省“舍入款设法加增，出款极力节缩，此外别无办法”。[9]（第832-7484号）福建省的财政窘况亦因缩期禁种而严重，军谘处经费等成为该省沉重的负担。闽浙总督松涛提醒清廷对练兵一事应尽快反思，确保财政不因练兵而坍塌，倡言“治国之要理财为先，中外古今固同一辙”，要求会议政务处等作统筹全局打算，“或将应解各项量予通融，或将新政所需酌分缓急，俾得稍纾财力”。[9]（第860-8076号）陕甘总督升允亦有类似看法。[17](1909,6,12)
这种反对声音在清廷内部的回音十分微弱，练兵国策岂可随意动摇？言官中附和陆军部者甚多，清谈练兵强国的言论左右了内廷的视线，有的御史甚至提出陆军部应派遣大员分赴各省监督督抚练兵事宜，以防拖延塞责。[15](1909,10,16)海军兴复与陆军编练同时并举的呼声也很强烈，两个部门彼此争款，纠纷尤多。民间对此重戎政而轻视民食的倾向颇有微词。报界在讨论新政成效时，认为各项新政中最具成效的就是筹措军饷。《时报》的消息报道中有时夹杂着一些绝妙的评论，对禁政以后的民食生计极为关注，而对清廷专注于整军经武则愤懑不已，试看一例：
“陆军部昨电各边省速行练兵，万勿后于海军。窃有一言，更推此议为在上者告曰：速为我民谋生计，万勿后于海陆军！”[5](1909,3,28)[14](1910,8,11)
为了练兵，民食生计倒在其次，这是陆军部和军谘府的一致看法，不但不收缩，还要再度扩张。1909年底，载涛和毓朗两贝勒定计于帷幄之中，倡言要将全国练兵的计划增至五十镇，“方足以资攻守，且均须于宣统八年一律成立”。[12](1909,12,14)[15](1909,12,18)后因筹款极难，改为扩至四十八镇，仍在宣统八年一律练成。[15](1910,4,30)配合这一扩军计划，度支部再次请旨饬令各省筹解练兵经费。原来土药统税盈余较多时，该部对各省认解的练兵经费欠解一般很少专折督催，（注：“度支部在1909年8月份时说，中央各项要款的拨解或提拔关税，“或动支练兵经费及土药统税，或迳由部库拨给其各项工程，先后由部拨给者为数亦复不少，皆未敢强派各省。正以各省当悉索之后，元气久伤，但使稍可支持，亦思与各省暂谋苏息”，这是沥陈财政窘迫时该部的自我表白，虽觉露骨，但与事实尚不离大谱。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会议政务处档案全宗》。）（第523-4107号）现在不得不郑重其事，所拟折件系陆军部与度支部共同衔名，由度支部主稿具奏，奏折称，“臣部亦知各省库储匮乏，拨款为难，近复新增海军经费，负担愈重，筹措愈难。然海陆两军同关紧要，此项练兵经费既经各省认筹在先，已练之兵岂能一日无饷？”[9]（第391-5227号）在议复浙江巡抚增韫请求免除该省州县平余时，度支部对练兵经费欠解一事更抱担忧：“中央练饷究为计口授食之资，近日禁烟令行，药税溢收已成弩末，所有近畿各镇全恃各省原认经费以为转输，若再事纷更，万一稍有贻误，为患何堪设想？”(14](1910,8,1)军食所关，度支部不得不牺牲浙江省利益，以求中央练兵计划的实现。此前，度支部历数财政艰窘的主要原因时，列有两大主因，其一为铜元失利，每年300万进款已经停收；其二为鸦片税厘抵补的措施成效不大，印花税集款“未可预期”，盐斤加价虽微可预计，但“以每岁洋土药税并计二千万，以区区加价抵补，仅得五分之一。而近日如江南兴筑要塞、四川、云南等处练兵，业经先后提拨凑用”，其他抵补措施无效者甚多。土药税递减的情形愈来愈趋向严重，致使练兵经费缺额更多，无奈之下度支部再次提出印花税的举办问题，准备于1911年春天开始举办，认为不能再行拖延。[14](1911,2,9)事实上这一愿望并未实现。目前陆军部和军谘府又决定增扩陆军，强调各省立即解缴练兵经费势所必然。其实，强调归强调，各省自顾不暇，哪有余力再向中央拨解？
三、部臣矛盾之激化
鸦片税入款大减，引发了朝中部臣之间早已潜伏的矛盾，纠纷冲突不断升级，演成朝代末年政坛纷争的新景观。
1909年8月度支部单独向内廷密奏财政窘迫情形，对中央和各省推行新政同时并举的现象隐加诟病，暗批练兵计划的无限制扩张。该部警告说：“窃恐九年之预备未成，而府库之财用已竭，有碍于立宪前途者实非浅鲜”，[9]（第523-4107号）这预示着部臣之矛盾已趋于激化。报界认为度支部与陆军部矛盾的焦点，在于载泽坚持节俭主义，而荫昌则力主军备扩张。关于两部的矛盾纠葛，《申报》“要闻”栏目有一个相当到位的报道：
“度支大臣泽公向持节省经费主义，因之与陆军大臣荫昌颇有意见。闻军事上各项费用近来颇有不能应手之处，近畿各镇有历两月之久，而度支部应拨之饷项犹未拨发者，虽经陆军部迭次催拨，度支部均以无款应之，即预算案规定之款亦未能照数拨解。端阳节前，陆军部固无款开发部中薪费，特向某官银行借银三万，利息至三分之巨，闻度支部于此项利息有决不承认之说。或谓本年秋操需款一百余万，将来提拨时，不知又当费几许纠葛也。于此可见，泽荫两大臣意见之深矣。”[14](1910,6,22)
度支部反击陆军部较早的一个举措，就是阻止滇闽粤川四省陆军会操行动，这次行动若付诸实施将耗费二百余万。会议政务处讨论陆军部这一决定时，反对者十居八九，载泽支持世续的主张，极力反对陆军部的糜费举动，四省会操之举不得不作罢。[12](1910,6,4)其后各省财政监理官迭次向度支部申诉说，各省军政经费之巨令人乍舌，地方财政无法承受如此重负，“甚至广西、贵州小省亦须二三百万，若不及早设法，将来日加扩充，将何以支给？”[15](1910,7,19)建议载泽尚书与军谘处协商解决。军谘大臣毓朗不但不注意军费膨胀问题，会议政务处讨论时，他反而提出尚有18镇新军未能编练，军费缺额六七千万，要求度支部承担。载泽断然拒绝。
清理各省和各部财政，度支部负有专责，压缩经费预算，削减开支是必须经过的步骤。但陆军部和军谘处蔑视度支部的屡次声明，直接向各省通电声称，军费万不可压缩削减，陆军机关与度支大臣的矛盾暴露无遗。陆军部的电令称，“现值时艰日迫，急应扩张军备，贵督抚、提督、将军、都统夙矢公忠，当能力顾大局，各任其难。查各省报部预算案内，于按年编练镇数诸多未符，曾经本部电请追加在案；至所有已经编练之新旧各军经费，贵督抚、提督、将军、都统，无论如何为难，未便轻易核减。本处部即按照业经报部册籍为贵省军事经费，本处部有国防专责，理应统筹，希冀查照办理”。[15](1910,8,25)这一电文与度支部削减财政预算的精神针锋相对，各省督抚对此矛盾现象无所措置，深感为难踌躇。[15](1910,9,6;1910,9,9)其后，陆军部尚书荫昌甚至提议，“必须以全国收入十分之五六专供扩充陆军之用”。在军谘大臣毓朗官邸，载泽与荫昌争执不下，“荫争之甚力，并谓现在列强对华情形及吾国现处地位若何危急，非竭全国之力整顿陆海军决不足以救亡而图存，语语沈痛”，[15](1910,9,8)载泽若不答应，荫昌亦决不上任陆军部尚书，矛盾之尖锐由此可见。于是，内外物议顿起，矛头均对准度支部，“各项新政人员欲拨款创办某政者，必费许多周折，甚至有费周折而终不能拨一款者，因此内而各部院堂司，外而将军、督抚、都统以及各处办事大臣以泽尚书为不然者几十有八九，而军机大臣某某、军政大臣某某，平日对于国家志趣远大，因泽尚书坚守消极主义，尤不满意”，[15](1910,9,9)该部上下成为政界众矢之的，载泽几度向摄政王提出辞呈，可见政争之激烈。
对于庞大的军费支出，舆论界非议不少。有人曾专门对省级财政支出比例进行计算，如果以1000万两为计算基数，各项支出数字分别是摊赔外债300万两，供给军费300万两，京饷100万两，协饷100万两，余款200万两。[15](1910,9,29)若从1911年全国预算的比例来看，陆军经费占到全国总支出的35%，在扩张军备的国家中比例并不算是最高的，（注：材料显示，当时俄国军费比例为44%，英国为38%，德国为34%，法国为31%，日本26%，看来中国陆军费用的支出总量处于中上等水平。见沈鉴《辛亥革命前夕我国之陆军及其军费》一文。）荫昌等人常常以此为根据，认为中国的军费还可以再行扩大，岂知中国的财政环境已因赔款罗掘和鸦片禁政而大为竭蹶，尚有其他新政事项亟待筹办。除了对各国军费加以比较外，荫昌和其他权贵还有一个想法，这就是即将召开的保和会（裁兵大会）上，中国军事力量不强必定被人轻视，按照荫昌本人的看法，保和会就是各国比赛兵力强弱的大会，因之，中国必须整军经武，否则将会沦为二流国家。[15](1911,4,11)
保和会对中国练兵新政的影响相当大。1907年第二次保和会召开之后，清廷驻外使臣有感于中国地位的下降，亟以提升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为急务，其中就包括整顿军备。驻荷兰使臣钱恂奏称，保和会不可能裁减军备，“臣外顾全局，内顾本国，倘非从以上所为政教、法律、海陆军各大端提挈纲领，力求实际，则下次和会，彼列强又不知现何种对象之法”。[18]1909年底，钱恂又奏称，“溯自第一会以后，我中国不加讲求，致无以应第二会之事机，今第三会又来，若不亟事研究，则必仍蹈故辄”，要求陆军部、筹办海陆军事务处等预作准备。[19]专职参与保和会的中国要员陆征祥亦特别强调保和会与陆海军关系最重。[19]这一看法深刻影响了清廷内部的主要军事官员，陆军部荫昌，海军部载洵，军谘处载涛均持同样的看法，鼎力奉行整军经武主义。在匮乏财政状态下，财政与军政之矛盾不但不可泯灭，反而愈演愈烈，直至前引沈鉴一文所说的由皇室变卖家产，聊充军饷。
鸦片税厘短绌直接诱发清理财政之举，而清理财政这一举措必然会导致新政事项的收缩和放缓，这与整军经武主义适成对立，逐步酿成京师主要派系的分化和对峙。江庸所撰《趋庭随笔》记述说，“醇亲王摄政季年，凡分三派：载洵、载涛两贝勒分领海军部军谘府为一派，载泽管度支为一派，庆亲王奕劻、那桐、徐世昌任总协理为一派”，[20](P867)载洵与载涛是摄政王的亲弟，载泽乃惠端亲王绵愉之后，降袭镇国公，其妻乃隆裕皇太后之胞妹，“宣统中，泽公以贵胄为尚书，权威最重。其人刚直廉政，不受请托，亲贵如洵、涛，枢臣如庆、那亦慑其威棱”，[20](P859)三权贵均系皇族，位重显赫，且权欲强烈，利益分域，政争自不可免。丁未之前，奕劻一派活跃于内廷，政争纷纭与该派瓜葛密连；而宣统元年后，军政派与度支派适成暗潮，摄政王虽调和其中而不能左右。追根溯源，禁政年代，鸦片税厘缩减甚巨，抵补政策难以显效，赔款与练兵的财政支柱不可能不受到严重的冲击，财政困顿是促成多派政争的重要催化因素，政局发展赖其影响至深。
收稿日期：2003-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