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重拳反腐”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
邓运山
摘要：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充分估计党内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必要性，提出要“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形成了系统完整、脉络清晰、内容丰富的邓小平“重拳反腐”思想。邓小平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期以来我党反腐倡廉实践以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财富。当前，重新温习邓小平提出的“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重拳反腐”思想，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新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重拳反腐”；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启示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基于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在经济领域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以及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阐述当时党内反腐败斗争的严峻性以及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必要性，提出要“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经济领域的腐败犯罪活动，从而形成了系统完整、脉络清晰、内容丰富的邓小平“重拳反腐”思想。邓小平提出的“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重拳反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反腐倡廉实践以资借鉴的宝贵思想财富。当前，重温邓小平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对于新时代开展党内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新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重拳反腐”思想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2]问题是时代的标签，“时代思想”就是对时代的问题、任务和要求的反映。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邓小平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科学透视出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党内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邓小平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首先，党的执政地位和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搞好党风廉政建设。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门的开启，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消极腐朽思想不断传入国内，腐蚀不少国人的思想和灵魂，也使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思想堕落、信念动摇，从而走上了各种不同的腐败犯罪道路。例如，有的人利用手中职权，大肆贪污受贿；有的人从政经商，形成“官倒”现象；有的人奢侈腐化，挥霍公款；有的人利用家人亲戚经手，从中获取实际利益；有的人利用内部信息，牟取一己私利等。这些腐败现象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涣散了党心民心。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葬送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最终危及我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反腐败斗争的成与败，已经成为决定改革开放大业和社会主义江山兴与衰的关键。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要求。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灵活的市场机制运行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但也给党风廉政工作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行为规范化尚不健全，使得一些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的党政领导干部极易利用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和体制漏洞，走向各种形式的腐化变质道路。再次，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漏洞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由于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旧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市场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已不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的市场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可能马上建立起来，使处于急剧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调控和严格规范，从而出现了一些法律漏洞和管理真空，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党政领导干部很容易走向腐败犯罪道路。上述这些主、客观因素累积起来形成一种合力，就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问题的产生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留下了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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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两手抓”，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它是邓小平“重拳反腐”思想的指导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提到过“两手抓”的问题。例如，“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其中，“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是核心。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有两个严峻考验摆在我们面前：一是能否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一是党风和社会风气是否会垮下来。它们都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反腐倡廉，它是贯穿着邓小平“重拳反腐”思想的一条红线。1989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5]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5]
二、邓小平“重拳反腐”思想的主要内容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全面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更是推动企业走出国门，与沿线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带动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财务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最核心、最关键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财务管理的水平直接决定企业发展，是衡量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参考。伴随信息时代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我国针对企业财务管理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目的就在于强化控制，协调好内部建设。而将“互联网+”与企业财务管理融合起来，也能够落实好管控工作，并对金融环节加以优化，推动新型管理理念的实施。当然，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一些企业适应性较差，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其优势，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还有待探究。
理论来源于实践。邓小平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扎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实践，深化于上世纪80年代党风廉政建设的问题和矛盾认识，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形成了合乎历史规律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思想。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在经济领域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和腐败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党中央主张从党的自身建设抓起，坚持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从严治党。邓小平抓住了我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体制软肋，以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深刻阐述了党内反腐倡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我党确定了反腐败斗争的大方向和着力点。
（一）关于“生死论”的政治高度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现实是历史的延展，任何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是那个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思想认识的逻辑过程和客观现实发展的历史过程往往是高度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时代要求，立足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的具体实际而进行的思想概括和理论创新。当前，我国迎来了“历史大变革”“结构大调整”“格局大变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转型、结构调整、阶层分化、思想多元，既给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给党的自身建设带来了不小冲击和挑战。[6]对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既是对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实问题的创新性回应，也是对邓小平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和实践的历史性继承。
（二）关于“两手抓”的指导原则
因此，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领域的腐败犯罪问题和犯罪现象以及党内反腐败斗争面临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并加大反腐倡廉建设的力度。同时，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思想的基础上，把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形成了系统完整、脉络清晰、内容丰富的邓小平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
中国钾矿资源相当稀缺，探明资源储量仅占世界总储量的1.8%［11］，钾肥供应主要依赖国外进口。但国内现有的大量有机钾肥资源没有开发利用，资源浪费严重，因此，如何高效利用现有的大量有机钾资源，降低钾肥施用成本，减少钾肥进口量［12－15］，逐渐被提上日程。现阶段，关于有机肥料在甜玉米上的施用研究多关注于对其产量和品质的影响，而关于有机无机肥配合施用的最佳比例的研究鲜见报道，本研究通过有机无机钾肥不同配施比例对甜玉米产量、品质及土壤微生物的影响，以期阐明甜玉米有机无机钾肥施用的最佳配比，为有机钾肥资源在甜玉米种植中高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三）关于“两个靠”的重要手段
在对党内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严防死守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坚持高压重拳、持久反腐，对待任何腐败问题，要“从严从重从快”处理，决不姑息放纵。邓小平一向对党内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认为解决腐败问题必须要有雷霆万钧的手腕，多次强调对待党内罪大恶极的贪污腐败分子，一定要坚持“从严从重从快”的策略，“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10年20年也解决不了问题。”[5]对党内腐败分子，我们“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5]对党内各种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不但要搞高压重拳行动，还必须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5]
（四）关于“两监督”的有效路径
3.4 访视者交流增强自我护理信心 通过护理人员组织访视者交流会，护士可以定时、主动、深入与患者沟通，了解其心理动态，建立信任可靠的护患关系，帮助他们正确对待造口带来的生活改变，能给予患者情感方面的支持，消除患者心理障碍，保持稳定的情绪，增强其求生存的能力和信心。患者之间的交流也使患者有了参加工作和社会交往的主动性，消除了患者的孤独感，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获取相关知识的机会，提供了能够相互交流造口护理及生活经验的平台，更好地促进造口患者身心健康。同时鼓励患者参加知识讲座活动，使其逐渐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并能正确对待自己，以乐观的心态对待社会生活和社会工作［10］。
重视监督制度建设是邓小平“重拳反腐”思想的一大特色。加强监督机制建设，必须突出“两个监督”，即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关于加强党内监督问题，由于腐败问题与绝对权力联系在一起，而绝对权力又是与掌握权力的党政领导干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防止和消除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必须从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邓小平认为，对于党政领导干部来说，首先必须接受党内监督，这是最直接的、最重要的监督形式。党内民主监督是党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基本途径，也是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根本途径。关于完善群众监督问题，邓小平指出，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必须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4]力求把群众举报制度和专门机构的工作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当然，话又说回来，反腐败斗争虽然要走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但走群众路线，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要坚决反对“文革”时期那种脱离党的领导和法制轨道的“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依靠人民群众反对腐败、惩治腐败分子。
（五）关于“从严论”的重拳态势
在邓小平看来，党内反腐败斗争要“两个靠”，即一要靠教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二要靠法制，加强法制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坚持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相结合，是邓小平“重拳反腐”思想的重要手段。就思想政治教育来说，由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人走上腐败道路都是思想上被腐蚀了。邓小平一直认为，要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加强对人的思想教育，“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4]“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5]就法制建设来说，邓小平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因此，我们要“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要依靠法律制度建设，大力加强党内反腐败斗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5]可见，大力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对于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加强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是至关重要的。
三、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
“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决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3]解决党内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直接关系到能否保持党的本色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对我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会亡党亡国。对此，早在1982年4月，邓小平就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4]后来，他又告诫全党“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5]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5]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防
思想纯洁是保持党性纯洁的根本，道德高尚是保持清正廉洁的基础。十八大后，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尽管随着反腐败斗争力度的加大，各种形式的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依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思想建党依然任重道远。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首先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入手，夯实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筑牢反腐倡廉的道德防线。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7]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文化，十九大政治报告将其统称为政治建设，并要求全党以思想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们要教育引导全党牢记我党的宗旨，挺起我党的精神脊梁，把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我党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所以，只有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我们才能经受住各种利诱的考验，才能抵制各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
（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8]当前，党内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各种形式的腐败现象和腐败问题的影响还相当恶劣，亟待得到解决。因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当然，净化政治生态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全党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综合施策、协同推进。几年来，党中央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积极开展“三严三实”“五个坚持”“两学一做”等系列政治学习活动，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上升到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此，新一届党中央进一步强调了大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紧迫性。
（三）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强化各种监督机制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形成了靠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的有效监督机制，力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就党内法规制度来说，就是要建立以党章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就国家法律体系来说，就是要树立宪法的权威，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具体来说，就是要堵塞制度漏洞，构筑反腐倡廉的制度笼子，构建“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不能腐”的防范机制。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使反腐败斗争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就为我们指明了依规治腐、依法治腐的社会主义法制方向。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新方略，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出台了一系列遏制腐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使反腐倡廉建设进一步走上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近几年，我党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监督机制。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大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另外，我们还要强化组织监督，改进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监督作用，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
（四）“打虎”“拍蝇”“猎狐”出重拳，对腐败分子形成震慑力
虽说大力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和强化监督机制，对反腐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但开展党内反腐败斗争，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机制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严从重从快地查处各类腐败案件，形成对腐败分子的高压重拳态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直面新时代党内存在的各种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对腐败分子“零容忍”，“打虎”“拍蝇”“猎狐”出重拳，以一整套新理念新思想新举措，不断推动实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形成。其反腐力度之大，取得成效之好，是我党执政近70年来所未曾有过的，使“不敢腐”的震慑力得到充分显现，“不能腐”和“不想腐”的效应得以初步体现，逐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倡廉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我们都要把他们缉拿归案、绳之以法。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从而换来一个海晏河清、朗朗乾坤新局面。可见，当前我党“打虎”“拍蝇”“猎狐”铁腕反腐行动与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和实践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彼此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十分明显。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发掘前人思想，正是为了解决当下问题。30 多年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依据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经济领域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提出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当前，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针对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状况，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的历史高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打虎”“拍蝇”“猎狐”出重拳，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新布局。虽然二者是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治国理政举措，但它们在思想内容和逻辑理路上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因此，重新温习和系统梳理邓小平从严从重从快“重拳反腐”思想，对于当前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有助于夯实我党廉洁从政的思想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有助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空间；有助于加强各项法规制度建设，强化各种监督制约机制；有助于对腐败分子形成震慑力，形成“不敢腐”的压倒性态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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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2000.42.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03，368，332.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9，314，378，380，131，379，34，297，164.
[6]李大棚.“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形成因素分析[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7]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7（1）.
[8]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5-6.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地项目“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研究”（14JD2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11jzd002）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6-16
作者简介： 邓运山，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湖南湘潭,411201）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9（2019）04-0056-05
责任编辑 谢培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