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情绪对顿悟的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型论文,启发论文,效应论文,情绪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2
1 问题提出
顿悟是创造性思维赖以实现的基础(罗劲，2004)。但到目前为止，有关顿悟认知机制的认识仍然没有达成共识(邱江，罗跃嘉，吴真真，张庆林，2006)。我国学者(张庆林，邱江，2005；张庆林，邱江，曹贵康，2004)提出的顿悟的“原型启发”理论认为，在解决顿悟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激活对顿悟问题解决具有启发作用的“原型事件”并运用原型中所包含的启发信息限制问题空间的搜索，那么顿悟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豁然开朗。其后的研究发现(曹贵康，杨东，张庆林，2006)，“原型激活”是自动加工，而“启发信息的运用”是控制加工。原型启发理论已先后得到了一些实验的初步检验和证实(陈丽等，2008；任国防，邱江，曹贵康，张庆林，2007；吴真真，邱江，张庆林，2008，2009)，原型启发的脑机制也有了一系列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邱江，张庆林，2007；Qiu et al.，2008，2010)。由于顿悟可以被看成是实验室条件下的创造性思维，所以以原型启发为着眼点的相关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创造性思维的相应机制。
情绪和动机是促使个体潜在的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的创造性行为和成果的重要动力因素，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原型启发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认知层面上，原型启发的动力性机制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展开。虽然陈丽等人研究了情绪对原型启发的影响，但是其研究运用假反馈来诱发情绪是可质疑的，因为假反馈所诱发的心理状态有可能是动机或信心等，所以有必要在一个实验中同时操纵动机和情绪因素，以揭示这两个因素在原型启发中的动力作用。
关于情绪和动机是如何影响创造性思维这一动力机制问题，至今一直没能达成共识。
就情绪而言，情绪对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影响已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可，但研究者们却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主要表现为两种对立的观点：(1)积极情绪有利于创造性活动、消极情绪阻碍创造性活动，如Basch(1996)的“认知资源理论”；(2)积极情绪阻碍创造性活动、消极情绪有利于创造性活动，如Abele(1992)的“心境-修复理论”。后续的实证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有的研究(e.g.，Amabile，Barsade，Mueller，& Staw，2005；陈丽等，2008；Lyubomirsky，King，& Diener，2005)发现积极情绪促进创造性思维，而有的研究(e.g.，De Dreu，Baas，& Nijstad，2008；Akinola & Mendes，2008；Montgomery,Hodges，& Kaufman，2004)却发现消极情绪反而对创造性有利。
为了调节“认知资源理论”和“心境-修复理论”的争议，Martin等(Martin & Stone，1996)提出了心境-输入模型(mood-as-input model)。该理论指出，情绪可以被理解为信息，但特定情绪的影响效果取决于情绪体验所处的背景。背景帮助人们定义总体目标并决定着情感信息的含义与重要性(George & Zhou，2002)。因此，只有将对情绪与创造性两者关系的研究置于特定的背景和环境条件中，才有可能取得稳定的结论。研究表明(Shalley，Gilson，& Blum，2009)，将个体层面和社会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够将个体创造性最优化，并且这种干预能在较短时间内产生效果。因此，关于创造性活动的社会心理环境取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关于特定社会因素的实验研究还很缺乏(秦臻，2009)。
就动机而言，学者都同意动机是环境影响创造性的重要因素之一(Amabile，1996a)。研究表明，竞争是创造性的外部动机非常重要的先行因素之一(Collins & Amabile，1999)。这里的竞争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手，彼此为争取比对方更好的成绩而努力显示其潜能的过程。在竞争过程中，个体产生想要战胜对方或想比对方做得更好的意愿，则被称为竞争意识(白学军，王丽红，李馨，Marta，2008)。竞争反映到人的头脑中，促使人产生竞争意识，而这种竞争意识又必然会作用于人们的创造性活动。
竞争是一种现实目标和动力，亦是一种压力源，这一双刃剑对创造性思维的正面价值和负面影响也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一些研究(e.g.，Shalley，Zhou，& Oldham，2004)认为竞争能够促进创造性，而另外一些研究(e.g.，Amabile，1982)则发现竞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这些研究一方面显示出竞争这一社会环境因素在个体创造性表现中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它对个体创造性影响的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Amabile，1982；Conti，Collins，& Picariello，2001)基本上都只局限于研究竞争与不竞争两种情境之间的差异。但竞争实质上是一个从弱到强的动态连续体，目前还缺少对不同水平的竞争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此外，竞争不仅可以激发兴趣、卷入、好奇、满意或积极的挑战感等内部动机，还会激发如期望获得奖赏和好评或满足某些需要等外部动机(Amabile，Hill，Hennessey，& Tighe，1994)。而耶克斯-多德森定律(The Yerkes-Dobson Law)(Yerkes & Dodson，1908)表明，动机强度与工作效率之间呈倒“U”形曲线关系。那么，在何种竞争水平下，个体唤醒水平才更可能处在较合适的状态，使得任务被知觉为某种机会和挑战，因而表现出对创造性的促进作用呢？因此，有必要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设置多种等级的竞争水平以重新审视竞争在创造力中发挥的作用。
就情绪和动机的交互作用而言，已有研究证明情绪和动机对认知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例如，被试的任务目标可能影响其的情绪加工过程(e.g.，Barret & Kensinger，2010；Herba et al.，2007)。此外，有研究(Ruble，Eisenberg，& Higgins，1994；张利萍，2005)发现，儿童在竞争情境中的情绪明显比在非竞争情境中的消极。而不同情绪状态下，人们加工信息的策略(陈斌斌，2006)、动机定向和控制点(Fishbach & Labroo，2007；Gendolla & Brinkmann，2005)也会不一样。
新近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还进一步表明，对奖励的预期会激活富含多巴胺受体的边缘系统(Knutson & Wimmer,2007)，而多巴胺合成不足则会削弱对目标(Wise，1985)或愿望满足的追求(Robinson，Sotak，During，& Palmiter，2006)。而奖励和既定目标恰是构成竞争情境的核心要素。以往对情绪的相关研究则证实，活化的情绪(activating moods)(如害怕、快乐、振奋)会促进多巴胺的释放(Baas，Carsten，De Dreu，& Nijstad，2008)。因此，很有可能情绪与竞争情境的唤起作用是可以叠加的，虽然它们各自作用的脑区可能不同，但通过大脑的广泛联系，进而影响整个大脑的激活水平并由此影响创造性。在竞争过程中某种情绪可能会进一步增强竞争带来的积极作用抑或使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恶化。可以看出，情绪在竞争情境与创造性的关系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尚不清楚。竞争情境和诱发情绪二者的关系及其对创造性的综合影响也可能是复杂且非线性的，对此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此外，在现实背景下，竞争和契约式的奖赏是当前社会对创造性绩效反馈的主要手段，而在不同的竞争心态背景以及任务情境下，日常生活中其实仍会连续不断地出现各种情绪刺激，这些刺激也很可能会对随后的问题加工和解决产生影响。
综合以上思考，本实验着重探讨在持续的竞争背景之下，偶发的短暂情绪体验对于顿悟的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从社会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综合探讨竞争和情绪对顿悟问题解决的动力作用。这种多层次的研究取向更贴近真实生活，更具生态效度。在现代社会中，竞争是无处不在的，也是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心态背景，而积极或者消极的情绪状态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偶然发生或者遭遇的。本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力图揭示在不同的竞争心态背景之下，偶发的不同情绪体验对于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在实践上，这不仅便于我们更好的认识何种竞争水平和激励机制与何种情绪氛围组合才能导致创造性绩效的最大产出(这是管理干预的科学依据)，对创新教育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个人在竞争环境中如何自我调整才能更好地完成创造性工作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国内某重点大学在校学生80名(其中男生49名，女生31名)，年龄18～27岁(平均年龄20.46岁)。被试皆为右利手，无生理或精神疾病，裸视或矫正视力正常。所有被试均未学习过心理学课程，且平时很少接触字谜测验。
2.2 测试材料
在《字谜库》(吴真真等，2009)中选取70对难度中等的字谜作为实验材料，其原型启发率(有原型启发条件下的正确率与无原型启发条件下正确率之差)平均为0.54。其中10对字谜练习阶段用。每对字谜之间的规则各不相同，但都一一配对(即每个测试字谜都配有一个具有显著启发作用的原型字谜。例如，测试字谜的谜面为“首都话”，其正确答案为“谅”；与其配对的原型字谜的谜面为“成都话”，其谜底为“训”)。谜面长度大多在2～6个汉字之间，谜底均为一个汉字。在谜语中的汉字均为高频字，采用16号宋体呈现于屏幕正中央，黑底白字。
运用字谜作为实验材料，可以更好地探讨在实验条件下通过原型启发来催生顿悟的认知机制(邱江，张庆林，2007；Qiu et al.，2008，2010)。
2.3 研究设计
采用4×3的混合实验设计，第一个因素是竞争水平(低、中、高竞争组和无竞争组)；第二个因素是诱发情绪效价(积极、中性和消极)。其中竞争水平为被试间变量，情绪类型为被试内变量。
2.4 研究程序
以顿悟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理论为指导，本研究采用了“创设竞争情境—原型字谜学习—情绪诱发—问题字谜测试”4阶段实验范式。
2.4.1 阶段1(创设不同竞争水平的实验情境) 竞争源于评价、奖赏和结果的输赢这三个环境因素的聚合(Amabile，1996b)。据此，本研究的竞争情境主要涉及上述三个因素并通过指导语及辅助材料(奖金)来设置。首先，通过告知被试其测试结果将被评估并设置不同的奖金数额来操纵评价和奖赏这两个因素。其次，根据Deutsch和Stroebe(1991)提出的“相互抑制并相互依存的目标”(即一个人达成目标会相应减少另一个人达成该目标的几率)，我们通过设置不同的获胜可能性(设置90%，50%和10%的取胜几率)来对输赢结果这一因素进行操纵，竞争强度也随之变化。
实验中将被试随机分成4组，不同的小组分别使用不同的指导语。这里以竞争水平高的实验组的指导语为例：“下面这个测试旨在对大学生的顿悟问题解决能力进行系统评估和比较，它将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你的能力。在你完成测试后我们会全面评估你的成绩，并将之与同组另外九名同学的成绩进行比较。最后根据你们完成测试的情况，你们十个人中只有表现突出的第一名才能得到这笔50元的奖金。获胜者还将获得相应证书且获奖名单我们过后会予以公布。”为了让竞争情境尽量真实，实验中让同组竞争的10个人同时出现并一起参加测试。
相应地，对于竞争水平为中或低的实验组来说，指导语中的相应信息更换为“你们十人中只有前五名(前九名)才能得到这笔每人10元(每人5元)的奖金。”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无竞争组则不进行上述处理。
2.4.2 阶段2(情绪诱发和顿悟问题解决阶段) 在中国情绪图片系统(CAPS)(白露，马慧，黄宇霞，罗跃嘉，2005)中选取中等强度的积极、中性和消极各20张图片(共60张)作为正式实验材料。另选取中等强度的中性图片10张在练习阶段用。积极、中性和消极图片的CAPS平均唤醒度分别为：5.52、5.42和5.59。实验中随机排列。
实验中每个区组(block)包含两个阶段：原型字谜学习阶段和靶字谜测试阶段。
原型字谜学习阶段：依次学习20个原型字谜及其答案，事先要求被试尽力思考、认真理解，以求掌握每条谜语的规则(该规则中包含原型事件中的关键启发信息)。实验流程是：每个字谜谜面呈现8s，随后呈现谜底8s(附有用以帮助被试理解答案的简要解释，例如：“成都话”中的“成都”可以转化为“川”，“话”可以转化为“言字旁”，所以其谜底为“训”)，最后是“谜面+谜底”一起呈现10s。
靶字谜测试阶段：向被试呈现随机排列的20张情绪图片和20个测试字谜的谜面(随机排列，与之前所学的20个原型字谜的顺序不同)，被试根据学习阶段所获得的信息猜测谜底。实验流程是：先呈现一张情绪图片(2s)；然后呈现一个带有问号的谜面(20s)要求被试思考答案；被试在20s内猜到答案则快速按“1”键，间隔1s后呈现一个谜底2s(也带有问号)，要求被试判断自己的猜测结果是否与正确答案一致，如果一致就按“1”，不一致则不按键；如20s内不能猜到答案，就进入下一个靶字谜的测试(不按键)。然后再出现下一张情绪图片、谜面、谜底，依次测试完20个靶字谜。记录被试反应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如此一共有3组学习-测试程序(分别为积极、中性和消极3种情绪效价条件下的测试)，每完成1组休息一次。为尽力避免不同情绪间的污染，休息时间为10分钟。每种竞争水平下，被试随机分成3组，3种情绪条件的顺序在被试之间进行了拉丁方平衡设计，以抵消顺序效应。
2.4.3 阶段3(情绪诱发有效性问卷测试) 每个区组结束后，让被试评价刚才所看的图片总的愉悦度和唤醒度(五点量表)，并以此调查结果作为剔除无效被试的依据。
2.4.4 阶段4(竞争意识诱导有效性的问卷测试) 实验全部结束后，每位被试需回答四个有关动机的问题(五点量表)，其中，第1、2题涉及内部动机(“觉得字谜问题的巧妙有趣程度如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再猜测类似字谜”)，第3、4题涉及外部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期望获得奖励”、“在多大程度上想比一同参加测试的人做得更快更好”)。再对实验中所感受到的竞争激烈程度进行自我评定(“所体验到的竞争激烈程度是多少？”，五点评分)。最后详细询问了被试竞争情境和情绪图片对随后猜字谜时的心情产生了何种影响。
此阶段结束后向被试说明真相、致歉并赠送小礼物。
3 实验结果
3.1 情绪诱发与竞争意识诱导的有效性
根据情绪自我感受性五点量表的测查结果以及被试反馈的情况，在无竞争、低、中和高竞争组中，分别有3人、3人、2人和4人表示积极或消极情绪图片对其猜字谜时的心情没有产生影响或中性情绪图片对其猜字谜时的心情产生了影响，因而将之剔除，共得到68名有效被试。对情绪唤醒度的方差分析结果也显示不同情绪组之间唤醒度差异不显著，F(2,65)=1.23，p=0.294。
对被试在实验中的竞争意识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对不同竞争水平下被试的竞争激烈程度体验等级以及动机分数(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分数之和)分别作ANOVA分析和多重比较。结果发现：竞争激烈程度的体验差异极其显著，F(3,64)=69.51，p＜0.001，其强度大小也与实验所操纵的竞争水平强度变化趋势一致(
，见图1)，这也说明本实验中竞争情境的创设对绝大多数被试是成功的。
虽然动机的变化呈现出了有规则的趋势(有竞争条件下动机总是高于无竞争的条件；在有竞争条件下，动机的强度随着竞争强度的提升而降低，见图1)，统计发现，被试的动机分数与字谜问题解决正确率之间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r=0.12，p＜0.001。但是竞争水平不同的四组之间动机分数差异不显著，F(3,64)=0.87，p＞0.05。
3.2 竞争激烈程度体验和动机因素的中介分析
根据Baron和Kenny(1986)以及Wen等人(Wen，Zhang，Hou，& Liu，2004)介绍的中介分析标准程序，我们分三步对竞争体验和动机水平的中介作用进行分析。在这里，竞争水平为预测变量(predictor)，竞争体验和动机为中介变量(mediator)，字谜测试成绩为结果变量(outcome)。第一步，用预测变量预测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用预测变量预测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用预测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预测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据此进行的中介分析结果见表2。结果发现，第三步竞争的β值均显著，且小于第一步中的β值，说明竞争体验和动机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partial mediation)，即竞争水平对字谜成绩的影响一部分原因是不同的竞争水平导致了不同的竞争体验和动机水平，从而影响个体解决顿悟问题的效率；第三步的R[2]大于第一步，即加入竞争体验和动机作为中介变量后，竞争对字谜成绩的预测力提高，更符合实际情况。
图1 不同竞争组的动机和竞争体验变化趋势
3.3 不同竞争水平和情绪组的靶字谜测试结果
不同竞争水平下不同情绪组的靶字谜测试结果的正确率和正确答案的反应时的平均数及标准差如表3所示。
3.4 不同竞争水平与诱发情绪条件下的差异检验
以靶字谜测试结果的正确率和正确答案的反应时作为因变量，以诱发情绪和竞争水平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正确率和反应时上竞争水平以及诱发情绪的主效应均极其显著，即竞争情境与诱发情绪对靶字谜解决效率的影响非常显著；竞争水平与情绪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见表4)。
进行事后多重比较(LSD)以进一步了解不同竞争组和不同情绪组靶字谜解决正确率的差异。结果发现，在靶字谜的正确率上竞争水平不同的四组之间差异均显著
。而不同情绪组的比较则发现，消极与中性情绪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但都显著优于积极情绪组
。
3.5 有、无竞争的情境下靶字谜问题解决效率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检验已有研究(Amabile，1982；Conti et al.，2001)中只设定了有、无竞争两种条件的实验结果，所以将低、中和高竞争组归为一个竞争组，与无竞争组的正确率进行比较(见表5)。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中有、无竞争条件对靶字谜解决正确率有显著影响，F(1,66)=28.15，p＜0.05；情绪类型对靶字谜解决正确率有显著影响，F(2,65)=12.34，p＜0.001；并且有、无竞争条件与情绪类型两者在靶字谜解决正确率上也有显著的交互作用，F(1,67)=3.49，p＜0.05(见图2)。进一步的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在无竞争条件下，消极情绪下被试的靶字谜解决正确率显著高于中性和积极情绪
，且中性情绪高于积极情绪
；在竞争条件下，中性情绪时靶字谜解决正确率最高，消极情绪次之，积极情绪最差，且差异均显著
。
图2 有、无竞争和不同情绪类型下靶字谜解决正确率
4 讨论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到，正确率和反应时表现出了一致的趋势(正确率显著更高的时候相应的反应时也显著更短)，因此为了讨论更加简洁明了，下面只针对正确率进行分析和讨论。
4.1 关于竞争水平对顿悟中原型启发的影响
4.1.1 关于不同竞争水平的影响 从表5可以看出，竞争条件下被试的靶字谜问题解决正确率显著高于无竞争组。这初步表明竞争作为外部调节手段确实对原型启发具有促进作用。这与以往相关研究(Amabile，1993；Eisenberger & Cameron，1996；Eisenberger & Shanock，2003；George & Zhou，2002)的结果(认可和奖励可以有效激励被试的创造性动机倾向并促进创造活动)是一致的。事实上，清晰明确、有挑战性的战略性目标常常激发人们的创造性(Farmer，Tierney，& Kung-McIntyre，2003；Gilson，Mathieu，Shalley，& Ruddy，2005；Shalley et al.，2009)。
当没有竞争时，顿悟问题对个体的驱动力可能不高，认知资源往往不能够有效调动。竞争情境有利于引起个体思想上的重视，激活思维状态，使之对任务的投入水平提高。因此，可以说即使像原型启发这样的顿悟性思维，也需要有一定的竞争性驱动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竞争性驱动力”越强越好。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竞争水平之间原型启发的效果具有显著差异：低强度竞争下效果最好，中等强度下效果次之，而高强度下效果最差。适度的竞争水平对个体来说既有挑战性，又有掌握感，进而增强了其应对顿悟问题的积极性和投入程度，个体的表现也处于最佳水平。有研究证明中等水平的多巴胺能促进对任务相关信息的保持(Colzato，Van Wouwe，& Hommel，2007)以及任务间的转换(Dreisbach & Goschke，2004)。而当竞争水平提高到很高时，个体容易处于高度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其知觉和注意的范围反而变得过于狭窄(Friedman & F
rster，2008)，限制了正常的信息加工，抑或将问题知觉为某种威胁进而增加回避的可能性，从而使个体的创造性表现变差。可以看出，竞争水平与顿悟问题解决效率之间大致呈现倒“U”形曲线的关系(如表3所示)，这一结果也与耶克斯-多德森定律(Yerkes & Dodson，1908)类似。但是，本研究结果与耶克斯-多德森定律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在本实验条件下(有原型启发的顿悟思维中)，低强度的竞争(而不是所谓的中等强度的竞争)更有利于顿悟，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倒“U”形曲线似乎更向“左”平移，即较低的竞争强度才是更合适的。
对于原型启发来说，最关键、最具有直觉性(非逻辑性)且最具有顿悟性质的认知加工阶段是“原型的自动激活”。本研究似乎说明，这种自动激活需要一定的驱动力，但是由于自动加工所需要的认知资源相对较少，故高强度的竞争反而不利于这种自动加工。
4.1.2 关于竞争体验和动机因素的中介作用 竞争水平在原型启发上的主效应，是否是由于“竞争体验”和“动机水平”的中介作用所导致的？本研究发现，竞争水平所引起的竞争激烈程度体验和动机水平在竞争和顿悟原型启发效应关系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表2)，即竞争水平一方面会直接影响个体解决顿悟问题的效率，另一方面需通过竞争体验和动机水平对顿悟问题的解决效率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要将竞争这一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转化为个体解决顿悟问题的效率，“竞争激烈程度体验”和“动机水平”则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的主要中间环节。
首先，就“竞争激烈程度体验”而言，表1显示，不同竞争水平条件下被试所感受到的“竞争激烈程度”体验具有显著差异(p＜0.001)，体验到的竞争激烈程度的高低与实验所操纵的竞争水平强度变化趋势一致
，而且与靶字谜解决的正确率的差异的趋势一致(无竞争最低，有竞争条件下
)。因此本实验结果证明低强度的竞争体验有利于原型启发，而高强度的竞争体验不利于原型启发。高强度的竞争体验使个体需要耗费一定的认知资源来缓解紧张、焦虑等情绪的干扰，而不能将精力有效集中于创造性任务上，忽视了对任务本身的关注以及过程中所隐藏的解决问题的线索(Amabile，1996b)，导致原型启发以及顿悟问题的成功解决受到阻碍。
其次，就“动机水平”而言，第一，被试的动机分数的变化趋势与竞争水平的变化趋势一致(见表1)，也与靶字谜解决的正确率的变化趋势高度一致(见图1和表2)。第二，已有研究也支持动机起中介作用的观点。适度的紧张感和压力可以作为内在动机的唤醒因素，保持动机一直处于较高水平(Shalley et al.，2009)。Sternberg等(Sternberg & Lubart，1992，1995；Sternberg，O'Hara，& Lubart，1997)的创造性投资理论认为，在创造性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的动机多是内在的、任务中心的，但也可以是个体外在的动机因素。对高绩效行为后获得奖励的期待常常会激发个体的自主感进而增强其内部任务兴趣并促进创造性(Eisenberger，Rhoades，& Cameron，1999；Eisenberger & Rhoades，2001)。创造性内、外动机协同作用的观点也认为，具协同作用的外部动机可以积极地与内部动机相结合，共同促进创造性(Amabile，1993)。
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以往竞争与创造性思维的相关研究(e.g.，Amabile，1982；Shalley et al.，2004)出现不一致结果的原因，即这种不一致可能是由于竞争情境没有转化成相应的“竞争激烈程度体验”或“动机水平”等个体内部因素引起的。“竞争体验”和“动机水平”中介作用的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策略性启示，具有实践意义。在当前社会普遍强调并广泛运用各种竞争机制的具体实践中，应充分发挥“竞争体验”和“动机水平”的中介作用，有针对性地合理引导个人形成适宜的“竞争激烈程度体验”和“动机水平”，并将其作为创造性绩效管理干预的重点。
本实验还表明，为了使竞争机制卓有成效，应避免它所激发的相应动机过低或过高。由表3的数据可知，靶字谜成绩的变化趋势与图1所示的动机分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都成近似的倒“U”形曲线。Byron等(Byron，Khazanchi，& Nazarian，2010)发现低水平的评价背景促进创造性表现，而高水平的评价背景则阻碍创造性表现。
总之，个体如何感知和解释外在激励因素决定了其对创造性的影响(Amabile，1996b；Ryan & Deci，1996)。本实验中，竞争水平所引起的竞争激烈程度体验和动机可能影响了创造性思维过程中的原型启发。
4.2 关于诱发情绪对顿悟中原型启发的影响
本研究中诱发的消极情绪对靶字谜问题解决的影响显著优于积极情绪，似乎说明消极情绪更有利于原型启发这样的创造性思维。对这样的结果不同的理论在不同层面上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在动机层面上，心境-修复理论(Abele，1992)认为，处于消极情绪状态的个体会试图通过一定的途径来修复自己的情绪。因此被试会试图脱离对消极图片的认知加工并转向其他任务(即本实验中的靶字谜问题)，以减少源于消极图片的不愉悦感受。而积极情绪会促使被试本能地增加对积极图片所投入的认知资源，用于解决靶字谜的认知资源则相应减少。这种接近-回避的动机经常伴随着积极-消极情绪出现(Frster，Friedman，
zelsel，& Denzler，2006)。与此同时，顿悟问题解决的瞬间通常会伴随着特有的兴奋情绪体验即“Aha”体验(Csikszentmihalyi & Sawyer，1995)，这样被试会更愿意努力思考并以此为途径来平衡和修复当前情绪。而正性情绪下心境似乎不需要这种修复，个体反而会避免付出认知努力以维持当前的愉快情绪和满意状态。
在感知问题、集合信息及资源的层面上，根据认知调节理论(Bless，2001)，正面情绪促使人们更加注重内部的、主观的数据，其决策会基于较少的环境信息；而负面情绪则会促使人们更加注重外部的、客观的线索。而本实验中原型字谜本身就可以看作为外部环境所提供的启发信息，所以负面情绪下个体对它的注意阈限较低，会更主动地对其加以识别。
在认知加工和策略选择的层面上，“情感即信息”理论(feelings-as-information theory)(Clore et al.，2001；Schwarz，1990)和心境-输入模型(mood-as-input model)(Martin & Stoner，1996)认为积极情绪往往是环境安全又良好的信号(Clore，Schwarz，& Conway，1994)，此时个体会偏向于采用简单的信息加工策略(Frijda，1994)，进行较表面的、肤浅的加工，损失了较多细节(Clore et al.，1994)，还会有较快满足于最先出现的答案的倾向即采用“满意化”标准(Kaufmann，2003)，付出额外认知努力的动力不足，由此也影响了成绩。相反，消极情绪则是当前环境存在问题的信号(Schwarz，2002)，常提示个体应充分警觉(Forgas，2002，2007；Soldat & Sinclair,2001)并付出额外的持续努力(George & Zhou，2002)。个体也就会采用精细、系统的控制式加工策略(Mackie & Worth，1989；Schwarz，1990)，更倾向于对外部信息进行深入细致的加工且更具辨别力(George & Zhou，2002)，较多地采用批判性评估即更为谨慎的“最优化”标准以提供最佳答案，而这也是成功解决易变任务所必需的。此种解释也得到了进化论的强力支持(陈斌斌，2006)。尤其当强调外部认可及奖励并且个体把创造性成果当作重要的绩效目标时，消极情绪的这种促进作用更明显(Friedman，Frster，& Denzler，2007)。消极情绪状态下创造性的提升还有可能是因为此时更具内省和细节取向的思维(Verhaeghen，Joormann，& Khan，2005)。而以往“原型启发”理论的相关研究已经发现，原型事件中关键启发信息的激活是控制加工(曹贵康等，2006)，消极情绪使被试更容易根据学习阶段所获得的启发信息，对测试字谜进行深层次的语义加工和记忆联想，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字谜谜面浅层意义的理解上，所以消极情绪促进了顿悟中的原型启发效应从而产生了更高的问题解决效率，而积极情绪对此则是无益的。
此外，创造性的双通道模型(De Dreu et al.，2008；Rietzschel，De Dreu，& Nijstad，2007；Rietzschel，Nijstad，& Stroebe，2007)认为，激活的负性情绪能通过增强认知持续性来促进创造性思维。在本实验采用的“多对多”测试中，激活原型字谜以后，被试仍然需要抑制其他干扰信息(如字谜谜面的误导)才能有效地利用原型字谜学习阶段所得到的关键启发信息成功地解决测试字谜(邱江，2007)，而消极情绪似乎促进了该原型启发过程。
新近使用肌电(EMG)和皮肤电(SCR)的情绪相关研究(de Vries，Holland，Chenier,Starr,& Winkielman，2010；Winkielman，Halberstadt，Fazendeiro，& Catty，2006)表明，与消极情绪相比，积极情绪消除了个体对熟悉刺激的偏好，减少了高度概括和典型化的类别原型的积极作用。这似乎也能对本实验结果进行一定的解释。
本研究结果与之前陈丽等人(2008)关于不同诱发情绪状态对字谜原型激活影响的研究结果(诱发的积极情绪对汉语字谜原型激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消极情绪没有显著影响)不同，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第一，本实验使用情绪图片来诱发情绪，而陈丽等人的实验则使用假反馈法(有意给被试造成相对的成功或失败体验)。这种假反馈所诱发的很可能不仅仅是情绪状态，还包含了自我效能等心理因素。成功地完成困难任务可增进自我控制感和有效感，这种效能感随后会迁移到其它任务上。根据自我效能理论，能否达到目标的自我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和努力程度以及持久性。实验中的假反馈若诱发正性情绪则会让被试对随后的猜字谜任务产生较高的能力信念并乐于参与，反之则倾向于回避，也就会有较差的表现。此外，人们在失败时会有意识地削弱努力程度，这是一种保护自尊心的防御机制(Snyder，1981)。第二，个体感知其情绪状态的方式会改变情绪对创造性的促进效应(Davis，2009)。本实验中诱发情绪的刺激是外部的情绪线索(中等强度的情绪图片)，而陈丽等人的实验所诱发的则是与被试自身关系密切、涉及社会评价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的强度可能较强，且持续时间较长。
4.3 关于竞争水平与情绪效价在原型启发上的交互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竞争水平与情绪类型的显著交互作用(见表3)，但或许是由于竞争水平等级太多而冲淡了这种交互作用。当将“竞争水平”合并为“有无竞争”之后，可以看到有无竞争与情绪类型在原型启发效率上的交互作用(见图2)，其所呈现的倒“U”形曲线的具体分布也有所差异。在无竞争条件下，消极情绪时被试的靶字谜解决正确率显著高于中性和积极情绪
，且中性情绪高于积极情绪
；而在竞争条件下，中性情绪时靶字谜解决正确率最高，消极情绪次之，积极情绪最差，且差异均显著
。
耶克斯-多德森定律表明(见图3)，行为效果的最佳水平会因任务性质的不同而不同：随着唤醒水平的提高，较容易的任务与较困难的任务相比其最佳解决效果有上升的趋势。结合本实验结果，这似乎表明在竞争条件下，情绪体验能在某种程度上对字谜问题的复杂难易程度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消极和中性情绪与积极情绪相比，似乎易化了字谜问题的加工过程而使字谜难度降低，问题解决的最佳水平也相应提高。但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对于拓展耶克斯-多得森定律的相关理论及其实际运用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图3 竞争-情绪-问题解决效果曲线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情绪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比设想中的更为复杂，今后我们应该更关注外部竞争和内在情绪“何时”并且“以怎样的方式”来影响创造性，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探讨。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情绪对顿悟问题解决的影响视有、无竞争条件而定：在没有竞争时，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消极情绪下问题解决效率最高，而一旦出现竞争则中性情绪状态下效率最高。结合被试竞争意识的事后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不难发现，竞争情境作为刺激因素会唤起被试一定水平的紧张感和参与感，增强其竞争激烈程度体验以及动机整体水平，此时中性情绪状态才能保证较适宜的唤醒水平以便其能更好地及时管理和调整情绪以及认知资源。而消极或积极情绪与之相比则更不稳定，更容易波动并导致唤醒程度过低或过高，从而影响对整个顿悟问题解决过程的注意和投入水平。唤醒水平也许调节着情绪对创造性的影响(De Dreu，Nijstad，& Baas，in Press；Filipowicz，2006；Zenasni & Lubart，2002)。这似乎也再次印证了创造性问题解决存在一个最佳的唤醒水平。
该结果还进一步提示我们，以往把竞争局限于一个单一水平来研究创造性在竞争与不竞争情境之间的差异，此种情况下所得到的不一致结果也许是因为忽略了情绪因素在其中的影响。同样的，这对于揭示在情绪与创造性二者关系中动机因素的作用机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总之，正如本实验结果显示的，适宜的竞争机制能激励人们的创造动机进而产生高水平的创造性。在当前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若能够设置适当的竞争和评价机制并诱发能起到建设性作用的情绪来共同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进行训练，将可能产生更好的干预效果。同时，本研究对于今后探讨在人们不同的竞争心态背景下，日常生活中偶发的不同情绪体验对其完成其它认知活动的影响机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由于创造性思维本身、竞争情境及情绪的复杂性，本研究只是针对竞争水平及情绪类型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的初步探索，该方面还存在许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虽然研究发现竞争情境对顿悟问题解决有重要影响，但是影响其的环境背景因素还有许多，还需要从其他研究角度切入，进一步考察不同层次的影响因素，如个人特质(人格、自我效能感、目标导向等)、团队因素(团队氛围及成员间关系)和组织特征(组织文化、规模和结构等)等在个体创造力水平上的聚合或交互作用，以便更好地解释和预测个体的创造性行为。
5 结论
(1)竞争水平对字谜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有显著影响，低强度竞争水平最有利于原型启发，中等强度和高强度下效果次之，无竞争条件下效果最差。(2)诱发的情绪对字谜问题解决中的原型启发也有显著影响，消极情绪和中性情绪下比积极情绪下原型启发效果更好。(3)有无竞争与情绪效价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没有竞争时，消极情绪的原型启发效果最好，中性情绪次之，积极情绪最差，且差异均显著；而在竞争条件下，中性情绪的原型启发效果最好，消极情绪次之，积极情绪最差，且差异均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