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论文,传统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档案领域深受电子技术和信息观念的冲击，致使学术上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档案学应该放弃对档案传统的研究，中外档案史方面的课程似乎不太重要了，现有的档案管理原则和基本理论也丧失其现实意义了。有人甚至主张视档案工作为一种纯信息工作，因而唯一重要的是把精力放到信息技术的移植上；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如果不注意档案与其它文献信息在发生的社会原理、本质特征和作用方式上的区别，只单纯强调档案工作在电子文件环境中技术层面的变化，抛弃对档案传统的解读与把握，必然会导致对档案认识模糊和现代化目标的迷失。如何看待档案传统理论与档案事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档案事业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如何评价档案传统在电子文件时代的意义，并促成新时期档案学术的归约，的确是当前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一
关于“传统”(Tradition)，我以为南开大学哲学所教授杨桂华博士的看法最为允当：“传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连续因素”，“是历史久存的积淀”，“是内存于人们行为之中的固定模式，是深藏于人们行为之中的稳定的心理结构”。（注：杨叔子主编：《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25-227页。）因此，所谓档案传统，不应单纯地等同于档案工作的历史，不应简单地作时间上的界定（似乎古代的就是传统的），更不能将它作为“落后”的代名词。档案传统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积累的系统构成或连续体，是档案史中体现的共性和具有惯性的部分，它包括档案器物技能、档案制度以及档案观念三个层次。档案器物技能指档案的实态特征、结构形式和运动方式；档案制度包括档案特性控制、工作重心和社会功能发挥；档案观念则包括档案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档案理念、档案思想以及电子文件概念确立以前的档案管理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所谓“现代化”(Modernize)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逻辑与语言学上说，现代化指涉一长期的文化与社会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为社会的成员所接受，而视之为有益的，不可避免的或可欲的”（注：R.E.Ward & D.A.Rustow eds,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Japan and Turk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转引自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页。）。档案事业现代化同样对应于上述的三个层次，是指在新的技术和观念环境中，档案事业从对象的物态特征到运行模式、社会功能、行业理念和价值目标的创造性、适应性变迁。
我们可以用一般社会学家的双元概念来看待“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档案传统不仅具有永恒性还具有时代性。因此，我们不要奢望完全离开档案传统去谈档案事业的现代化问题。如今被视为档案现代化的目标和内容将来也可能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既然“抛弃传统应被看成是新事业的一种代价，保留传统则应算作是一种收益”（注：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40页。），那么，我们对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应持同样的心态，将它理解为借助中改造和改造中借助的关系。
现代化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构思从魏源的那个时代就算开始了。所以，我们也不要把档案事业的现代化话题完全看成是电子文件出现的结果。近代的档案学思想，我们应可以既看成是档案事业专门化的传统和学术传统，又看成是中国档案传统向现代档案事业转变的“过渡期”，我们今天只是延续着这一时期的努力，而电子文件时代加剧了思考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和我们一样，西方档案界也一直面对着档案事业现代化的问题，他们对于现代化的执着以及对待传统所表现的理性，可以作为我们有益的借鉴。
古典档案管理学派的主要倡导者希拉里·詹金逊面对现代化思潮，表现了过分的忧虑心情。尽管他把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具有的现代化观点视为“异端”和“邪恶”（注：谢伦伯格不仅要求各国档案工作者根据各国的特殊需要对档案进行重新认识，而且提出了对现代文件的鉴定和淘汰。），执拗地认为现代档案性质并无变化，强调“档案工作者要坚定地遵循一些基本的不能改变的基础理论，并以此决定他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注：弗兰克·B·伊万斯：《档案管理和文件管理的现代概念》，载彼德·瓦尔纳主编，孙钢、丁志民等译：《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171页。）。事实上，谢伦伯格对档案传统的态度是非常理智的，他在阐述现代档案观的同时，又把分类的古典模式“正式宣布为是其理论基础”（注：弗兰克·B·伊万斯：《档案管理和文件管理的现代概念》，载彼德·瓦尔纳主编，孙钢、丁志民等译：《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174页。）。后人也没有因为詹金逊“墨守中立和完整保管的成规，因此几乎不可能满足现代文件管理的要求”而放弃学习他的《档案管理手册》，反而强调：“各国档案工作者培训时仍需要阅读，以便充分理解他们的历史遗产和档案专业思想”（注：弗兰克·B·伊万斯：《档案管理和文件管理的现代概念》，载彼德·瓦尔纳主编，孙钢、丁志民等译：《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173页。）。
如今活跃在全球档案界的知名档案学家们，大多都能理性地看待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他们既注意到“电子文件的管理在理论原则、管理结构和策略上的显著变化”（注：戴维·比尔曼著，王健等译：《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32页。），承认“电子文件的管理需要档案馆采取相应的措施”，“重新认识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关系，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联系”（注：戴维·比尔曼著，王健等译：《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06页。），但同时又不忘把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现象来认识，强调其内在的规律性，与总体文化的不可分性，承认档案传统的时代意义，甚至用心思考在档案现代化构思中，如何适应与借助固有的档案传统（注：弗兰克·B·伊万斯：《档案管理和文件管理的现代概念》，载彼德·瓦尔纳主编，孙钢、丁志民等译：《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174页。）。那些最具档案现代派色彩的电子文件专家们，似乎也没有想像中那样厌恶传统。他们在探讨电子文件管理模式的时候，虽然不同意“由传统的管理理论向电子领域的简单延伸”（注：戴维·比尔曼著，王健等译：《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24页。），但更不同意“完全背离传统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注：戴维·比尔曼著，王健等译：《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2页。）。而且，“欧洲档案工作者面对电子信息革命所作出的反映”（注：戴维·比尔曼著，王健等译：《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5页。），“也明显打上了档案理论与机构实践领域内两大传统的烙印（指古文书学和设有登记室的官僚机构——作者注），这两个传统至今仍然颇具权威”（注：戴维·比尔曼著，王健等译：《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03页。）。他们甚至断言：“即使是甚至以技术为核心的管理策略，欧洲档案传统也会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注：戴维·比尔曼著，王健等译：《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17页。）。强调：“随着文件特征的变化，欧洲的古文书学传统在欧美均应因地制宜地得到应用”（注：戴维·比尔曼著，王健等译：《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17页。）。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电子文件的环境中，对数据的管理仍将遵循最基本的原则，适应环境的变迁并不意味着对原有理论予以盲目的否定”（注：戴维·比尔曼著，王健等译：《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9页。）。这里的所谓基本原则，主要是指长期作为档案事业核心理论的“来源原则”。美国著名档案与电子文件管理专家戴维·比尔曼教授特别强调电子文件对于来源原则的依赖，维护这一原则在现代档案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加拿大档察学者汤姆·奈史密斯和特里·库克接受这种看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来源原则的“重新发现”，对传统的档案理论作时代意义的把握。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前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主席露西亚娜·杜兰蒂博士则选择了一个将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现代化结合起来的研究方向：古文书学和电子文件，并著有《古文书学：老学科的新运用》一书（注：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编委会：《20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19页。）。
这些事实证明，对档案传统的认识是有益于现代化构思的。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档案界人士的知识背景来加以辅证。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得到公认的一些现代档案学权威，往往具有关于传统的知识背景。譬如杜兰蒂博士就对古代文学有浓厚的兴趣；英国档案与文件管理资深专家迈克尔·库克教授也曾在1954年获近代史学士学位；在电子文件领域有“独领风骚”之誉的戴维·比尔曼教授也具有研究近现代史的专长（注：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论文集编委会：《20世纪的社会记忆—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18-320页。）。这些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具有传统的思维背景，不但没有成为现代化构思的思想障碍，或许正因此而使他们具有超群的判断和选择力。此外，人们的评价也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譬如，美国档案管理学家欧里斯特·波兹奈尔之所以能“为美国档案工作者的教育和培训提供最有影响的规划”，原因在于他“对传统的观念与现代实际发展进行了综合”（注：弗兰克·B·伊万斯：《档案管理和文件管理的现代概念》，载彼德·瓦尔纳主编，孙钢、丁志民等译：《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177、175页。）。
二
在现代化转变中，传统的真正把握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我们过去并没有真正面对档案传统，当然也就无法取舍。
在“借助与改造”的思路指引下，首先我们需要对档案传统进行评估，找到它的时代意义，它与档案事业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冲突所在。
（一）认识的方法
评估档案传统不能简单地看成为一部档案史的重新编纂，而应对其作连续系统的认识，作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捆绑式解读。为此，我们还需选择合适的方法。譬如，我们要尽可能以一般社会学的眼光来看待档案的产生和本质，要以哲学对事物属性分析的眼光来认识档案的价值属性，要以史学的眼光对档案传统的“精神”和档案学术史进行总体评价，要以科学学的眼光看待电子文件环境下尽快形成新的档案学术归约的重要性，要以文化学的眼光对档案的传统和现代化目标进行分层，并对档案传统的重要方面作时代把握，等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显得更合于实际，更具有理性。
首先，档案应视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其产生并不以成形的文字和阶级国家的出现为前提。档案是人类为了克服大脑记忆局限并作为诚信的控制依据而诞生的，是人类对于信用控制所选择的理想型模。不少社会学者和管理学家认为，通过记录和文档来实现控制是社会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注：［美］克劳德·小乔治：《管理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12页。）。先有档案产生的意欲，然后才有档案的实体。所以对档案的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实态的物质特征，更要将它视为一种行为方式。那些载体，只是这种方式作用下的事物，档案的概念因为这些具体的事物而为人们感知。因而我们知道，只有作为方式意义的档案概念（即强调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功能）才是永恒的，任何以实相的物质特征来定义档案的做法都会因不能切中事物的本质而变得徒劳。
其次是档案的双重属性。如果我们能从档案作为方式的社会属性和它作为实态的自然属性出发，就能对其作为控制工具和内在记录信息两方面的价值属性加以考察。作为社会实践伴生物的特征，档案必须具有参与社会实践的工具价值；作为文献信息的归宿，档案价值和档案事业的另一目标又体现为信息的含量和社会共享的理念。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我们才能科学地评估档案传统、测度档案方式的现实功能、设计档案事业的现代化目标。
（二）借助与改造之间
既然档案传统和档案事业现代化之间是一种借助与改造的辩证统一，那么重要的是我们作何选择。
1、我国古代社会对档案的社会工具价值有透彻认识。档案传统中，档案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方式或功能被理解的，这是现代化过程中尤其值得认真研究和吸收的部分。强化档案社会工具价值的实现，是档案事业现代化目标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准确地说，将档案的社会功能定义为记忆仍然是有欠妥当的，其根本的社会意义应理解为“对于记录的合目的性控制功能”，也就是说，控制是档案方式的最重要的工具价值。
在我国档案传统中，作为控制的理念贯穿于各个方面：
①档案原始凭证性价值理念的确立。我国历史上对档案的原始性高度重视，各朝以刑法为后盾，对文档作伪者予以严惩，尤其在《唐律疏义》、《庆元条法事类》、《元曲章》、《明律》、《大清律例》和《会典》中都有相当系统的规定。这些历代相沿的规则，对于我们强化档案证据意识，打击假公文、假证件、假帐簿方面的社会欺诈，建立与社会信用体系相吻合的文档责任与惩罚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档案传统中的正副本双轨制、半印勘合制、文档连锁法等，都是为了确保档案的凭证性而产生的，它们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档案工作中的所谓“前端控制”、虚拟环境中的“档案功能”、电子环境下的“双套制”等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②档案方式被很好地借助为社会秩序建设的工具。首先，中国档案传统表现了非常突出一致的工作重心，对于律法、财务簿记、户籍、赋税、谱牒等关乎国家经济、秩序方面的档案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从档案的角度体现了社会控制的思路。此外，照刷磨勘文卷制度等在社会监控、考核方面对档案方式的借助，使档案的社会规范和约束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些内容，对于现代档案社会功能的总体设计，探讨档案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预先控制和事后控制功能，显然都是值得借鉴的。
2、对档案自然属性或内在价值的认识（即作为文献信息归属的价值的认识），是我国档案方式完成从古代“档房”向近代“档案馆”过渡的思想基础，这形成了档案传统与档案事业现代化之间的“过渡期”。
从章学诚、龚自珍到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学界巨子，档案文献终于从“三百年不得一窥”的封闭状态变得可以为学者所用，他们的努力不仅保住了一大批珍贵的档案文献，而且倡导了档案开放与学术公开结合的模式。这实则是对档案内在信息价值的发现。正是这种思想推动了我国近代档案观念的引入，实现了从“档房”向“档案馆”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我国古代朴学思想的复兴、西方科学精神的影响（档案被视为一种有别于其它文献的直接“原料”）、“公共心”的提倡、档案整理的实践和西方档案思想的引入共同起到了促进作用。从章学诚以档案为方志之骨，龚自珍以“能见档册，能考档册”为“其福甚大（注：龚自珍：《袭定庵全集》，世界书局，民国二十六年版，305页。）”，到胡适、蔡元培强调“信史是要从档案中考核出来（注：参见拙作《蔡元培档案思想浅议》，《北京档案》，1998年5期。）”、箱子里的“文件才是真历史（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168页。）”，并表现出对“各国皆有大规模之档案馆（注：参见拙作《蔡元培档案思想浅议》，《北京档案》，1998年5期。）”的羡慕，进而提出对档案进行鉴定、将档案“公布于世，以副众望（注：参见拙作《蔡元培档案思想浅议》，《北京档案》，1998年5期。）”、“流通于世界，等于保存于世界（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267页。）”的思想，颇能反映中国知识界档案理念由传统而现代化的初步转变。整个文化的近代化背景下，近代档案思想的趋于全面和系统、档案学的早期理论，既是我们需要考察的档案思想与档案学术传统的一部分，本身还可视作我们考察传统与现代化问题应该高度重视的“过渡期”。
3、档案事业现代化是对档案作为方式的社会工具价值和档案作为记录实体的文献信息价值的双元职能的综合发挥，而不是放弃其中的一个方面。档案事业现代化应以体现“档案社会责任感”和“档案公众服务意识”为观念要件。
什么应该看成是档案事业现代化的目标？物质技能层次的现代化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电子计算机不断升级的今天，实现档案的自动化管理和档案资源的数字化，至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档案制度的建设也能够从传统和现实的经验中逐步得到完善，所以最重要的是观念层次的现代化，它的实现足以带动前两个层次。
与双重价值属性的认识相对应，档案事业现代化应以体现“档案社会责任感”与“档案公众服务意识”为观念要件。档案事业现代化是对档案作为方式的社会工具价值和档案作为记录实体的文献信息价值的双元职能的综合发挥，档案工作体系和运作模式的科学与否，就看它是否能够承载这两个方面。
首先要考虑“档案社会责任感”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档案事业虽处于一个被认为是在重新塑造和重新接受的时代，但事实上，我们连传统的档案价值标准也离不开。就档案意义而言，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就象纸质档案和甲骨档案一样，只是借助于不同的介质而已。传统图书中的目录之与电脑上的菜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更何况档案本来就有一种合目的性控制的功能。在虚报环境中，档案作为这种功能的意义更容易理解。我们最为关心的电子文件作为档案的先决条件，就是档案作为控制工具的前提——凭证性价值和真实性。如果我们在档案事业现代化设计中忽视“凭证”特征的维护从而导致档案控制功能的削弱或丧失，档案的社会工具价值就无法实现，档案事业的基本社会责任就没有尽到，档案事业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我们知道，当国家实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不少人误解为取消户籍（后经公安部特别声明，取消户籍的说法才得以纠正）。此外，诸如假证件、假帐簿、假报表之类的许多社会问题也无不源出于此。这可以看作是档案社会工具价值被忽视的严重后果。因此，档案事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强化其社会工具价值，使档案工作机制从组织系统、技术能力等各方面具有与社会决策、监控等职能部门的广泛的沟通能力，真正在社会管理与控制中发挥主动的干预功能和平台作用。
同时，档案传统对档案内在信息价值的忽视，要靠“档案公众服务意识”来加以改造。独享与封闭，是档案传统中最应该受到抛弃的内容。“档案公众服务意识”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档案部门的行业理念，确立以服务为宗旨的新的价值目标和工作机制。“档案公众服务意识”首先可以使档案的概念走向行业、走向社区、走向家庭，从而成为更具普遍化的社会功能；可以使我们因“公共心”的滋养而树立起公共信息资源的理念，使之从内容单一、馆藏局限，走向多元的动态结构和宽广的系统组成，且着眼于多极用户，实现真正的开放和共享；也只有这种服务意识和服务机制的建立，档案事业才能以其自觉的专门职能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因此，符合现代化目标的档案工作机制，应该高扬起为公众服务的旗帜。
当然，“档案社会责任感”与“档案公众服务意识”也不能绝然分开，因为前者可以看作是档案对公众秩序和公众利益的维护，后者也可以看成是档案社会责任的另一方面。
4、“经典”意识与现代化呼唤的档案学术归约。
首先，“经典”是作为传统的核心在文本意义上的反映，我们对档案传统的评估，就要带着寻找经典的思想。西方档案学界确定了荷兰《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在档案界的“经典”地位，这对整个欧美档案界的规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全宗和来源原则等档案学基本理论甚至被冠以档案界“圣经”的称誉，可以想见其得到公认的程度。我们的档案传统中有没有对档案实践具有深远影响的著述或理论成果呢？不管有与没有，在我国档案界，有多少人知道《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就象佛教文化之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这些源自异域并在我国档案实践中长期受到尊重且已本土化的原则，不也是我们档案传统中值得珍视的内容吗？
第二是档案学术归约的形成。一个学科总要形成一些基本的为业内人士普遍公认的概念和范畴。作为对社会实践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学科，档案学更应该重视这一点。新的技术环境，使我们对专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这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形成适合于电子文件时代的学术归约。理论上莫衷一是，实践中就会无所适从。在档案事业的现代化构思中，人们更是急切地期待着学界的这种贡献。
我们在本文中试图透过技术的表象，从档案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视角，把档案的传统和现代化问题结合起来考察。通过档案双重价值属性、二元社会职能、档案传统的借助与改造、档案事业现代化化目标的讨论，或许有助于转型时期档案概念的确立，有助于档案事业现代目标要件的选择。总之，档案概念应体现档案的双重价值属性，档案事业现代化应理解对作为方式的档案社会工具价值和作为记录实体的档案信息价值的双元职能的综合发挥。我们应该关注档案的本然作用和作为连续体的档案传统，并理智地看待档案传统的时代意义和不适应性，走出在传统和现代化问题上各执一端的偏狭，在传统档案学理论和电子文件时代所期盼的档案学理论之间找到结合点。档案学者奈史密斯和库克提出了对于档案传统的“重新发现”，澳大利亚的档案学家伊恩·麦克莱恩被认为在档案的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成功地架起了一座桥梁，我们也期盼着在中国的档案传统与现代化之间能找到这样的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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