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投资与不完全产业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完全论文,产业转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讨论了几十年，但人们对外来投资与产业转移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理论界多数认为国际产业转移是指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这是一种产业在空间上移动的现象。经典产业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种必然现象，它将对区域资源、要素配置、产业结构、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引起一系列积极效应，促进产业的扩散和先进技术与管理的传播，提高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然而，理论与现实存在着偏差。实际上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虽然生产地可以在不同国家转移，但其对产业的控制权并没有变化。产业的转移，并不仅仅只是生产地的转移，还包括产业的本地化过程，而产业的本地化，需要本土企业的参与。因此，产业转移关注的是产地、技术、渠道、生产者等是否也发生了变化，是一个全面的转移过程。我们现在往往是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看成就是产业的转移，其实这只是产业链中的某个生产加工阶段地点的迁移。理论界很少关注这种跨国公司某个生产加工阶段的地点迁移与产业转移的区别和联系，更没有分析这种“产业转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特别是产业转移对产业转入国的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尝试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与特点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同时也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区域化特征。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并行不悖，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可以简单理解为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的统一，产业转移和集聚的这种统一和世界经济上述的两个特点在逻辑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就出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则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适时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形成了学术界所说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就是在这次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起飞的。这次产业转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成本因素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多是发达国家已经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工序，其表现是出口加工区的普遍建立和“三来一补”贸易的发展。
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90年代的这次产业转移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很明显，对于这次产业转移，不能套用对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产业转移的分析逻辑。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世界产业转移的概况，因为没有比较成熟的直接衡量产业转移的指标体系，所以我们用FDI的数据作为替代。我们主要分析中国和新兴工业的中国台湾、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关系。由于日本经济战后获得重新崛起，而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兴起则更晚一点，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亚太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由美国主导。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1914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余额为26亿美元，到2004年美国对外投资累计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投资到发达国家的大约占直接投资的75％，发展中国家仅占25％左右。而且，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另外，战后以来美国对外投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直接投资中的比重稳定上升，制造业由1914年的18.2％上升到1989年的41.7％，服务业更是由1914年的6.5％上升到38.4％。美国跨国公司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更倾向于发展中国家，而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则更倾向于发达国家，或者说高附加值的产业更加倾向于发达国家，这点可以由新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由于产业发展已经相当成熟，而且大多采取与当地企业结合。在对发达工业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往往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但对发展中国家则是以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标准化的零配件和组装产业等为主。
作为后起之秀的日本几乎表现出了同样的特点(见表1)。日本由于其地理以及资源禀赋特点，企业从开始基本上就采取了跨国经营的模式，特别是以汽车、电子为代表的制造业，这一经营模式和美国跨国企业大同小异。虽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信息产业的兴起，日本的产业发展开始落后于美国①，但是其影响力依然不能低估。根据日本政府的调查，日本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外移的主要目的和动机在于开拓市场和扩大销售，获取资源、降低运输成本等间接生产成本都是居于次要考虑地位的。这一点与我们基于传统比较优势和梯度转移理论的看法有偏差。传统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一个最主要的动机是基于资源的考虑，经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一点并不具有说服力。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90年代的产业转移，可以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由发达工业国家转向新兴工业经济体，然后在90年代下半期开始向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第二个过程有两个分支，一个是由美、日等发达工业国家直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一个是由新兴工业经济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分析这种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仅考虑资源和成本问题，而且考虑到发达工业国家跨国企业开拓市场扩大销售的动机，那么产业转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将如何呢？这将是我们在下面重点分析的内容，主要分析对象将集中在中国。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强调中国的一个特点：中国的十多亿人口不仅意味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者群体。我们将会发现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是重要的。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的这些新兴工业经济体都是交通便利、面积较小(国民经济在结构上具有很高的同质性)的国家和地区，这一点似乎可以说明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
二、完全和不完全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就其本意而言，它是产业的本地化过程，即外来产业与本地经济相互融合，本地企业通过消化吸收，逐渐掌握外来的生产技术，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以这样标准衡量外来投资与产业转移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外来投资都会带来产业的转移，而且又由于外来投资形式的差异以及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外来直接投资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结果，存在着多种模式。而原有的许多理论和分析都将产业转移理解为一种模式，基本认为凡是直接投资都会带来产业转移。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解释缺少说服力。由于经济水平的落差，产业转移主要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两国技术水平相当，是一种双向投资，投资能够直接与当地经济融合。从图1可以看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企业间形成密切分工协作，外来投资企业与当地产业融为一体；而发达国家、新兴工业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垂直投资，通常所说的产业转移则可以归为后一种模式，这模式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图1展示了两种不同投资及其产业转移模式。发达国家之间通过相互间投资进行的产业融合过程是一个均衡的过程，通过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这种投资与资本转移将使两国经济更加紧密，其前提是两国产业结构处于同一水平。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具备的。在这种前提下，发达工业国家之间通过互相间投资实现产业的均衡转移，在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和技术禀赋的基础上获得规模经济。至于产业的转移方向以及不同产业集聚在哪个具体国家则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历史的、偶然的因素和地理因素等。这种产业转移模式是双赢的，因为转移过程是相互的，因此起着互通有无充分利用资源的作用，自然对经济绩效有着积极的作用。
图1 工业企业的投资、贷款波动与经济波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投资是另一种模式。如图1所示，这种产业转移过程是非均衡的，简单地说就是因为这种垂直非均衡性产生了对产业转移影响。这种转移模式中包含两种过程，一个是先由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工业经济体，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再由新兴工业经济体转向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只发生在东亚地区，比如美、日——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大陆的转移过程。另外一个过程就是直接由发达工业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这两个过程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整个转移过程的不完全性。不完全性产业转移模式来自于跨国公司生产的全球布局，跨国公司根据成本收益原则，从价值链的角度将生产全过程不同环节进行重新调整，受本国资源的限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和装配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由于是将生产过程的某个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就不一定能带来产业转移，只是跨国企业部分生产环节制造地点的改变，通常生产仍然在跨国公司的控制下，产业并没有本地化。发展中国家由此成为跨国企业全球生产的一个接点，产品的生产、研发和营销渠道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本地企业并没有能力完全整个生产过程，缺乏独立发展产业的能力。譬如一些转移到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如个人电脑的生产)，中国虽然成为生产大国，其关键技术却为跨国公司所控制，事实上中国企业所从事的主要只是完成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过程(甚至零部件都由外来投资企业完成)，跨国公司将这些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大陆主要出于劳动成本的考虑，当然，将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中国除了成本的考虑外还有开拓市场的考虑。②一旦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上升，这些外来资本就会外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由于当地企业没有真正掌握产业生产技术，在外资企业迁移的情况下，产业也就自然消失。这就形成了外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假象，是一种不完全性产业转移。
综合分析不完全性产业转移具有如下的特征：(1)发展中国家吸引外来投资主要依赖于低成本优势，如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2)产业发展的不稳定性。跨国公司全球布局生产，整个生产过程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在某一地区投资只是为了完成部分生产过程，产业体系的不完整性使得出现“两头在外”。一旦成本优势消失，外资企业就会寻找新的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产业本地化进程十分困难。(3)区域创新、学习能力低。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两头在外”的运作模式，其生产经营的封闭性，与当地企业难以形成密切协作的现代分工体系，限制了技术和管理的扩散。
那么，这种不完全的产业转移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何影响，我们主要从两个角度考虑。第一个分析角度是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来分析。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有四个：市场占有率，出口优势变差指数，贸易竞争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其他的基本都是基于这四种的变形。我们使用后两个指标进行分析。
贸易竞争指数(TC)，也称为净出口指数。具体公式为：
这是一种简单的指数，对于“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来说因为是低附加值的环节所以贸易竞争指数必然是很低的，如果考虑到对本国不可再生能源和环境的消耗进行指数平减，实际的竞争指数可能更低。表2和表3显示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制成品和主要出口产品的贸易竞争指数，从表2可以看出工业制成品的贸易竞争指数在1991-2005年间波动很大，甚至在2000-2004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几年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指数反而出现下降。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目前还主要集中在相对成熟的标准化消费电子产业、纺织服装产业、食品加工产业、次要的制造业等。而体现一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竞争力的电子器件、机械制造、化工、基础制造等行业则明显缺乏竞争力，这些行业一般技术含量比较高，属于组装环节比较少的技术密集行业，同时这些行业对于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以及工业化进程又是至关重要的。
贸易竞争指数虽然说明了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一指数对出于开拓市场考虑的产业转移的影响不能很好地反映，因为这些产业本地化销售是他们的主要战略，则出口部分就相应减少。
另一个考察指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这一指数对产业竞争力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其基本含义为一国某种产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为：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以及主要出口产品的RCA指数。根据邹薇对1965-1995年的中国制造业所做的测算，中国在1965-1995年间RCA指数大于1的行业只有食品、材料制品、小制造业，而化工和机械制造等技术密集的行业则缺乏竞争优势。2000年，中国的IT及消费电子类比较优势上升显著，纺织、服装以及皮革仍是中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如果考虑到外来投资企业对出口的贡献，那么IT及消费电子类产业的竞争力将比RCA所反映的要低出很多。
贸易竞争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通常只显示该产业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只是来料加工，主要是外来投资企业完全生产，对于这种不完全的产业转移模式来说，附载于转移的生产组装环节的技术和工艺都已经是相当成熟的，而核心的技术一般都掌握在母国的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企业非核心业务进行分离。在新兴的中心—外围结构中，跨国公司的核心业务部门仍能通过对供应商和分包商的组合协调，实现对企业生产、销售的统一监控，从而降低公司的直接组织成本，增强适应市场的灵活性。在这种组织模式下生产的核心技术、核心价值链为跨国企业所控制，发展中国家通过被动的产业转移过程，由于缺乏自主的技术、品牌，囿于加工贴牌式的生产，只能获得微薄的加工费。因此依据出口计算出的贸易竞争力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并不能反映该国产业实际竞争力水平。特别是考虑到这些产业的本地化程度低(完成的只是低附加值的生产阶段)，而且大多采取“两头在外”的运作模式，不能有效提升本地企业的自主产业国际竞争力，因此对经济绩效的贡献是相当有限的。所以，需要进一步通过产品附加值的变化来考察一国产业的竞争力，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能更有意义。
我们利用1984-2004年的统计数据整理后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与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高度相关的同时却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明显不相关，甚至是负相关，这与我们一般情况下所认为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进程加深，必然伴随着一个产业升级与产业附加值、竞争力提升的过程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其中各变量含义：
GDPRATE-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FDIRATE0-当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
FDIRATE1-滞后1期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INRATE-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分析其原因，虽然应该承认这一过程必然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外商投资相关的外向型产业附加值比较低，使得经济增长在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高度相关的同时却与中国的工业增加值明显不相关。与其他企业相比，外资企业的增加值低说明其社会福利少，实际产业水平低下，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目前过度依赖外来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来自产业价值链低端部分投资的高增长没有相应带来产业增加值的同步增长，必然影响社会长期的经济绩效。从表4中工业增加值的结构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虽然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在下降，但工业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幅度小于总产值下降的幅度，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增加值的贡献超过了外资企业，如果剔除戴外资帽子的民营企业，那么，外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还要少些。从数据可以发现，虽然2004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35％，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却占工业增加值42.4％；外资企业虽占工业总产值31％，但只占工业增加值的27.8％，表5反映的是不同类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率的不同，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外来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小于国有企业。然而，虽然外来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较小，但外资企业却是推动中国出口的主要力量，2004年外资占出口总值57％。因此，如果我们用RCA反映一国产业竞争力水平，对于外资推动，以来料加工贸易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部分出口是外资企业进行的，那么，RCA反映的很大程度上是外来投资企业对中国出口而不是产业转移的实际贡献。RCA指标反映产业竞争力只是一种假象，事实上外商对产业转移和产业竞争力的真实贡献可能要大大低于RCA反映的状况。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来料加工出口导向的外来投资企业对产业转移和扩散的直接贡献是有限的。
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虽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伴随着FDI的大量流入，来自低附加值加工组装环节外来投资的增加，并没有真正提高中国在该产业的生产水平，外商投资不完全产业转移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投资带动了我国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但总量增加并不意味产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属于装配加工环节性质的外来投资企业主要依赖当地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在缺乏自主产业发展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这些企业及员工的流失，只好尽可能维持当地的低工资水平，而产业的升级则仍然需要引进新的外来投资来进行。尽管外商投资推动了沿海地区产业的发展，为中国产业升级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由于内资企业并没有外资的到来掌握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市场，缺乏内资企业的发展，使得外来投资并没有培育起沿海地区产业自我发展的能力，产业发展缺乏内生力量，产业的升级却不得不依赖于外来投资，陷入外资依赖陷阱，缺乏自我提升产业的能力，产业结构调整仍然不得不继续依赖外来投资的推动，由此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因此，外来投资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在低附加值环节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高增长，但过度依赖外资，在引进外来投资的过程中，没有及时鼓励国内企业参与产业引进，掌握生产技术与工艺。缺乏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的产业发展模式，将对中国出口贸易格局、产品结构以及出口效益都将带来不利影响，进而不利于提升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提升本地产业自我发展能力的基本途径
传统解释国际产业转移现象的观点和理论大多都是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出发，其得出的结论一般倾向于认为只要是跨国投资，工厂的迁入，就是一种产业转移，然而这些理论观点的解释力是有限的。本文经过分析认为，产业转移应该区分为完全与不完全的产业转移，进而指出外来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完全产业转移。从产业国际竞争力和长期经济增长两个角度进行的深入可知，发展中国家如果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不完全产业转移，没有本地企业的积极参与，就无法完成产业的本地化过程，实现产业的完全转移，由此必然影响到本地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这种不完全产业转移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知识的积累，进而导致国民经济缺乏自主发展产业的能力。
根据中国台湾地区吸引外来投资的经验，在吸引外来投资的同时，通过本地企业的发展，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实现了产业本地化，并形成了产业升级和对外扩散的能力。台湾的技术扩散、产业升级以及对外投资能力的不断增强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岛内本地企业的发展，而对外资产业发展的依赖性均相对较弱。本地企业为地区产业发展与升级以及对外投资的主体。因此，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为了提高吸引外来投资效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升自我发展产业能力，促进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需要采取以下措施：(1)积极促进本地企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投资对发展经济发挥着重大作用，但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于外来投资，对于中国而言，外来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只是暂时的。关键是要通过外来投资推动当地企业的发展，提升本地企业产业发展的能力。本地企业特别是本地民营企业是承接外资技术扩散的主体，其发展状况不仅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该区域接受外资技术扩散的状况，也影响着地区外资的技术扩散效果。本地民营企业一方面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的先进生产技术以及管理经验，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本地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逐渐与外资企业形成竞争态势，外资产业的竞争优势逐步消失，原有产业主体逐渐被本地民营企业所取代，这又重新促使外资进行新的技术转移。政府应积极鼓励本地民营企业发展，降低民营企业创立成本，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众多问题。(2)加大对外资的吸收力度，促进内外资企业的相互融合。外资的进入为技术扩散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外资企业的发展也为其与本地企业间建立联系的生产网络提供了基础。因此，在吸引外资进入的同时，应注重加强对外商企业的政策导向，鼓励外资企业就地选择供应商，与本地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参与外资企业合作关系，促进内外资企业的相互融合，加快技术和产业的本地化进程。(3)提高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经验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外资技术扩散成本，提升地区对外资的吸引能力以及外资对当地的技术扩散。(4)政府的积极促进与扶植。台湾的发展经验说明，政府在外资的技术扩散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府颁布的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对技术引进、技术研发的支持，可以大大降低外资企业的投资成本，同时也可以降低本地民营企业获取技术、适应技术的成本，促进本地民营企业发展。因此，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本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实施优惠的政策以鼓励外资的进入与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
注释：
①鲍尔丁和克拉克在他们的著作《设计标准：模型化的动力》中提出并分析了一种新的产业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日本学者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分析了日本与美国产业模式之间效率差别。
②新兴工业经济体经济的起飞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考虑到特殊的地理因素和经济的同质性，诸如亚洲“四小龙”的模式并不一定适合于解释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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