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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 （2006 ）05 —0009—05
史载：“尊号之典，唐始载于礼官。宋每大祀，群臣诣东上总领事閤门，拜表请上尊号，或三上，或五上，多谦抑弗许；如允所请，即奏命大臣撰册文及书册宝。其受册多用祀礼毕日，御正殿行礼，礼毕，有司以册宝诣閤门奉进入内。”[1] 《宋史·夏国传》也载：“西夏立国，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可见汉文化对西夏政治影响之深。建国之初，西夏就效仿宋、辽帝王之制，设立帝王尊号、谥号、庙号和墓号制度。西夏不仅皇帝有尊号，就连一些皇太后也有尊号。西夏统治者笃信佛教，佛事兴盛，他们积极从事佛经译校、施写、刻印等活动，很多佛经题记发愿文中都标有皇帝或皇太后的尊号，有些皇帝的尊号还不止一个。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西夏佛经很少标明日期或日期残缺不全，给我们判断佛经写印或翻译年代造成了很大困难。幸好一些皇帝或皇太后的尊号得以保存在佛经题记之中，弄清楚哪一位皇帝在什么时候用过哪些尊号就成为我们间接判定佛经翻译、写印年代的依据。同时，对于了解西夏皇帝的封号制度和社会状况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西夏皇帝的尊号
西夏国祚190年，共历十帝，前期和中期皇帝和皇太后的尊号保存相对较多。西夏尊号有两种，一种是在皇帝或皇后生前就开始使用的，而另一种则是在皇帝或皇后死后由后继者追加的，相当于谥号。西夏皇帝和皇后的尊号记载从继迁时就开始了，但继迁和德明的尊号或庙号一般都是由后人追封的。景德元年（1004年）继迁卒，德明立。德明虽未正式称帝，但已开始立国号，大修宫殿，大辇方舆、卤簿仪卫，出入威仪俨然一副皇帝派头，封太子，册皇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德明追上继迁尊号（实为谥号）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孝光皇帝，庙号武宗。元昊是西夏的第一代皇帝，在位十年（1038年—1048年）。元吴立国之后就令群臣上继迁和德明谥号。继迁谥号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其妻野利氏为顺成懿孝皇后。德明谥号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其妻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春，元昊被其子宁令哥所弑，谥号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墓号泰陵。那么，元昊的尊号或谥号又有哪些呢？
1.元昊尊号
尊号一：风帝或风角城皇帝（风角歌皇帝[2]）。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题记：夏国风帝新起兴礼式德。戊寅年中，国师白法信及后禀德岁臣智光等，先后32人为头，令依蕃译[3]。西田龙雄在《西夏译经杂记》中介绍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藏西夏文《大白上国新译三藏圣教序》残页上有“昔原风帝兴译经”[4] 之语，也提到风帝。《妙法莲华经》序文：风角城皇帝以本国语言，建立蕃礼，创造文字，翻译经典，武功特出，德行殊妙，恤治民庶，无可伦比[5]。俄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西夏特藏第218号，馆册第6253号）前言也提到：风角城西夏国皇帝元昊秉政时期推行西夏风俗和西夏文字，开始将《莲华经》和其他很多经文译成西夏文[6]。李范文先生对西夏陵出土的残碑进行了考证，其中残碑M108：2＋19上有“风角”二字[7]。《文海宝韵》序言：令……等成为博士，其人又荣升为夫子，出内宫门坐四马车上，威仪围绕，与臣僚导引，乐人戏导，送国师院宴请。学子三年之内已正。寅年十月十一（日风）角城皇帝已官鬘礼……绕，威仪有加……（始文）盛武（兴）法建礼主孝皇帝已做，文……佛法、僧众、儒（诗）、（阴）阳、算法、乐人、艺能[8]。《夏圣根赞歌》有“风角圣王神癨军，骑在马上奋力以此开国土”[9] 的词句，“风角圣王”即指“风角城皇帝”。据李范文、史金波先生考证，风帝、风角或风角城皇帝均指元昊，经文题记中出现风帝、风角或许是风角城皇帝的简称，也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致使某些字迹脱落而造成的。风角为古代占候之法，以五音占候而定吉凶。西夏人大概取“风角”以占候定吉凶，以示皇帝之圣明，故曰风角城皇帝[10]。也说明西夏占卜之术比较流行。
尊号二：（始文）盛武（兴）法建礼主孝皇帝。
这是在《文海宝韵》序言和题款中讲到的另一个尊号，这一尊号也见于《宋史·夏国传》。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年），元昊遣使上表：……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称大夏，年号天授礼法延祚[11]。《文海宝韵》中的尊号和《宋史》中记载的尊号只有个别字不同，如：盛武——本武；主孝——仁孝，但都是元昊的尊号，它们可以相互印证。从《宋史》记载看，这一尊号在元昊正式立国时就开始使用，看来西夏是为了庆贺建国而上此尊号的。
尊号三：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
元昊立国前，大兴佛教，译经修塔。夏大庆三年，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年）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陟撰写《大夏国葬舍利碣铭》曰：我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辩迈唐尧，英雄□汉祖，钦崇佛道，撰述蕃文。奈苑莲宫，悉心修饰；金乘宝界，合掌护持[12]。据牛达生先生考证，碣铭结尾处年代夏天庆三年（1196年）应是大庆三年之误写。看来，元昊为庆贺修建佛塔，虽还未正式称帝，但已有了帝之尊号，这也反映了元昊称帝的急迫心情。如此说来，元昊的尊号先有圣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后有（始文）盛武（兴）法建礼主孝皇帝（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和风角城皇帝。尊号三使用时间很短，仅两三个月，似是专为庆贺佛塔落成奠礼而使用，说明西夏非常重视佛教发展。尊号二是为庆贺西夏正式立国而尊封的。看来皇帝尊号是为了庆祝某一重大或有纪念意义事件而由群臣请用的。说明西夏在元昊之时汉化程度已经很深了。从《文海宝韵》中同时出现皇帝的两个尊号看，可以认为西夏的尊号既可以新尊号替代旧尊号使用，也可新旧尊号同时使用。
2.谅祚尊号
谅祚是西夏的第二位皇帝，一岁即位，尊母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他于1048年至1067年在位，谥号昭英皇帝，庙号毅宗，墓号安陵。没藏氏非常好佛，可能与她有过一段出家为尼的经历有关。谅祚执政期间曾先后三次于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奲都二年（1058年）、奲都六年（1062年）向宋献马请赐《大藏经》，并于1050年至1055年间，为贮藏宋朝所赐开宝《大藏经》，役使民夫数万，建承天寺，延请回鹘僧登座演绎讲授佛经，没藏氏和谅祚常去聆听。1067年，谅祚向辽进献金佛、回鹘僧人和梵觉经[13]。谅祚虽如此好佛，但却未发现谅祚执政期间所译经文及谅祚与其母的尊号。史金波先生在《西夏出版研究》一书中提到《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十册第4225号史书残卷载有毅宗谅祚（迫歌皇帝）等生平事迹[14]。这里的“迫歌”可能就是他的某一尊号，为研究西夏皇帝尊号又提供了一条宝贵材料。至于谅祚尊号在佛经中没有记载，笔者认为倒不是他没有尊号，大概是因为谅祚朝所译佛经没能保存下来的缘故。
3.秉常尊号
秉常是西夏的第三代皇帝，他于乾道元年（1068年）即位，尊母梁氏为恭肃章宪皇太后。他在位的时间里，基本上是由其母梁氏为代表的外戚执掌朝中大权，秉常实际上是个傀儡皇帝。天安礼定二年（1086年）郁郁而终，谥号康靖皇帝，庙号惠宗，墓号献陵。从出土的佛经看，秉常时期是西夏的译经高峰期。秉常和其母经常一起参与译经和其他一些佛事活动。在黑水城出土的佛经中我们共发现秉常和其母的尊号各三个，它们是：
秉常尊号一：就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
尊号二：就德主国扬…正民大明皇帝嵬名；
尊号三：功德主国增福正民大明皇帝嵬名。
秉常母梁氏尊号一：天生全能录番佑圣国正皇太后梁氏；
尊号二：天生全能录番式法国正皇太后梁氏；
尊号三：天生全番录法国式正皇太后梁氏。
但根据目前的材料还无法考证清楚这些尊号更迭和使用的时间。一般情况，在一些佛经发愿文和题记中秉常和其母的尊号是成对地出现，但也不尽然。
秉常尊号一和其母尊号一成对出现的翻译佛经有：俄藏西夏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夏特藏第334号）、《佛说四人世间出现经》（西夏特藏第146号）、《大方广佛华严经》（西夏特藏第349号）、《大宝积经》（西夏特藏第357号）、《大般涅槃经》（西夏特藏第335号）、《观弥勒菩萨足知皇上生观经》（西夏特藏第320号）、《维摩诘所说经》（西夏特藏第162号）、《苦难济拔陀罗尼经》（西夏特藏第298号）、《慈悲道场罪忏法》（西夏特藏第281号）。另外，还有北京图书馆藏《悲华经》和《慈悲道场忏罪法》等。
秉常尊号三和其母尊号三成对出现的御译经文有：《大般涅槃经》（西夏特藏第335号）。
秉常尊号一和其母梁皇太后尊号二成对出现的御译佛经有：《妙法莲华经》（西夏特藏第218号）、《大方广佛华严经》（西夏特藏第349号）、《大宝积经》（西夏特藏第357号）、《佛说弥陀经》（西夏特藏第147号）、《大般涅槃经》（西夏特藏第335号）、《维摩诘经》（西夏特藏第172号）、《维摩诘所说经》（西夏特藏第171号）、《慈悲道场罪忏法》（西夏特藏第281号）。
秉常尊号三和其母尊号一成对出现的御译经文有：北京图书馆藏《经律异相》、《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等。
秉常尊号三和其母尊号二成对出现的御译经文有：《大般涅槃经》（西夏特藏第335号）、《金光明最胜王经》（西夏特藏第376号）。
秉常尊号二和其母尊号三成对出现的御译经文：《大般涅槃经》（西夏特藏第335号）。
因为佛经过于残缺，无法判断秉常和其母的具体尊号，只标秉常皇帝由汉文译成西夏文的佛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夏特藏第104号）、《大方广佛华严经》（西夏特藏第349号）、《大般涅槃经》（西夏特藏第335号）。
从这些交替出现的皇帝和皇太后的尊号看，他们母子二人的这三对尊号可能是同时交替使用，不同的尊号组合出现在同一部经中，只是馆册号有所不同，大概不存在先后顺序，而是不同的尊号同时并行使用。
秉常尊号四：明盛皇帝或盛明皇帝，没有出现其母相应的尊号。
在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流传序中有“奉白上大夏国明盛皇帝，母梁氏皇太后敕，渡解三藏安全国师沙门白智光译汉为蕃”。史金波先生考证“明盛皇帝”即是秉常。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卷首版画是一幅描绘西夏译经场面的“译经图”，图中除了画有参与译经的僧俗人物外，还有一女身和一男身，女身旁有题榜“母梁氏皇太后”，男身旁有“子明盛皇帝”。“明盛皇帝”即“盛明皇帝”，当指秉常。
秉常尊号五：面壁城皇帝；
秉常母尊号：识净皇太后。
甘肃武威出土《西夏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中记载了秉常和乾顺两位皇帝的事迹，其中有：又大安二年（1075年）中，塔基欹仄，识净皇太后，面壁城皇帝等，供给种种，命遣监匠等。泥瓦匠每欲荐整，至夕皆风大作，塔首出现圣灯，质明自然已正如前。又大安八年（1081年），东袭汉，心体具备，大军一发。既围□□，羌军来攻凉州，彼时黑风漠漠，伸手相执莫辨，灯光□□绕塔，二军自然败走，由此莫敢窥视[15]。大安是秉常的年号，这里的面壁城皇帝、识净皇太后是秉常和其母的又一尊号。史金波先生将《西夏碑》中“面壁城皇帝”译作“珍陵城皇帝”。他在《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一文中把M2×：86第一行三个西夏字译为“珍陵帝”。看来，“珍陵帝”和“面壁城皇帝”应是指同一位皇帝秉常。笔者认为，这一尊号或许与秉常皇帝在大安八年被其母梁氏囚禁有着某种联系。秉常母卒于天安礼定元年（1085年），而秉常卒于天安礼定二年（1086年），通常情况下，秉常和其母的尊号基本上都是同时并列出现的。但此尊号也可能与西夏信佛，尤其是与禅宗信仰兴盛有很大关系。西夏以佛教治国，佛教深入人心。国内一些百姓为了表示对佛的崇信，以佛教一些术语命名，如河西地区有人称“观音奴”，在黑水城一些经济文书中则有般若善、禅定善、吉祥白等。李范文先生也认为面壁即坐禅之意。用佛教术语尊称皇帝，表示对佛的敬意。西夏时期禅宗兴盛，禅修、坐禅之风盛行。秉常被其母囚禁，面壁坐禅，或修身养性，或对佛忏悔自己的罪过。
4.乾顺尊号
西夏历史上另一位译经较多的皇帝当数乾顺，乾顺1086年至1139年在位，共计53年，尊母梁氏为昭简文穆皇太后。在永安二年（1099年）以前，基本由其母后和外戚梁乞逋执掌大权。永安二年，辽对梁氏专权不满，派使臣鸩杀梁氏，乾顺才得以亲政。他改变了以往崇尚法制、重武轻文的国策，转而实行重法崇文的政策，建立国学。黑水城文献中乾顺翻译的佛经有很多，有佛经发愿文记载说，从元昊到乾顺时期，用了53年共译经3579卷。可以说到乾顺时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大德五年（1139年），乾顺卒，谥号圣文皇帝，庙号崇宗，墓号显陵。乾顺的尊号有与其母尊号成对使用的，也有单独出现的。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佛经中有乾顺与其母的尊号，它们分别是：
乾顺尊号一：神功胜录教德治庶仁净皇帝嵬名。
乾顺母第二位梁氏的尊号一：胜智广录治民集体德盛皇太后梁氏。
乾顺与其母御译的佛经有：《佛说长阿含经》（西夏特藏第165号）、《圣胜慧彼岸到八千经》（西夏特藏第67号）、《佛说宝雨经》（西夏特藏第153号）、《大乘圣寿无量经》（西夏特藏第342号）。
乾顺尊号二：仁净皇帝。
其母尊号二：德盛皇太后。
在《西夏碑》中也记载了乾顺及其母的尊号为“德盛皇太后，仁净皇帝”。碑文提到的天祐民安是乾顺的年号，天祐民安四年（1094年）正月，塔寺修缮完毕，正逢乾顺皇帝10岁生辰，故大作法事赞庆。碑文中记载的尊号只是佛经中出现的尊号之后一部分，可能在天祐民安五年（1094年）以前使用尊号二，而在后来又在“德盛”和“仁净”的基础上加进其他一些表示尊敬和歌颂功绩的词汇而成尊号一，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至少在天祐民安五年及以前是使用“仁净皇帝，德盛皇太后”尊号的。
乾顺尊号三：明城皇帝和白城皇帝。
除了佛经和《西夏碑》中记录下来的尊号外，在西夏王陵出土的残碑中也出现了一些尊号。如：残碑M108：2+19有明城皇帝所袭宝座。残碑M108：40＋85有“天仪治平元年白城帝幼生（小）时”，天仪治平元年即1087年，李范文考证这“明城皇帝”和“白城帝”皆是乾顺的尊号[16]。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乾顺至少有三个尊号。笔者认为尊号一和尊号二都是乾顺和其母成对使用，时间应确定为永安二年以前，因为永安二年辽国杀了梁氏，那以后出现尊号就应只有乾顺尊号，而没有其母的尊号了。
5.仁孝尊号
仁孝是西夏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大德五年（1139年）即位，他统治期间西夏经历萧合达叛乱、平民起义、任得敬逼宫分国等事件。仁孝继续推行其父执行的尚文轻武政策，不仅重视佛教，参照南北（即《开宝藏》、《契丹藏》和《赵城藏》）校对经文，而且还大力发展儒学，尊孔子为文宣帝，使佛教和儒学在仁孝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仁孝执政期间还修改和制定法律，完成法典《天盛律令》。仁孝执政时期是西夏最为昌盛的时代。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仁孝卒，谥号圣德皇帝，庙号仁宗，墓号寿陵。仁孝皇帝时，西夏文《大藏经》翻译已经基本完成。他主要精力则是对前代翻译的佛经进行校勘、重译，此外也新翻译了一些佛经作为对境内流通蕃文大藏经的补充。仁孝时也出现后族当权的局面，是由其外公任得敬为首的后族独揽大权，与谅祚、秉常和乾顺时期以母后为主的后族当政有所不同，所以在佛经中仅见仁孝皇帝的尊号，而没有其母尊号成对出现。仁孝尊号有：
仁孝尊号一：奉天显道（光）耀武宣文神谋睿制义去邪醇睦懿恭皇帝嵬名。
以仁孝尊号一御校或译的经文有：《佛说长阿含经》（西夏特藏第165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夏特藏第334号）、《佛说圣佛母三法藏出生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夏特藏第164号）、《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夏特藏第386号）、《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西夏特藏第138、139号）、《妙法莲华经》（西夏特藏第218号）、《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西夏特藏第219号）、《大方广佛华严经》 （西夏特藏第349号）、《大宝积经》（西夏特藏第357号）、《佛说阿弥陀经》（西夏特藏第147号）、《大般涅槃经》（西夏特藏第335号）、《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西夏特藏第194号）、《观弥勒菩萨足知皇上生观经》（西夏特藏第320号）、《佛说宝雨经》（西夏特藏第153号）、《金光明最胜王经》（西夏特藏第376号）、《佛说父母恩重经》（西夏特藏第150号）、《佛说大威德炽光诸星宿调伏灾消吉祥陀罗尼经》（西夏特藏第157号）、《种咒王荫大孔雀经》（西夏特藏第61号）、《圣大乘大千国守护经》（西夏特藏第74号）、《圣大悟阴王求随皆得经》（西夏特藏第76号）、《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西夏特藏第142号）、《大寒林经》（西夏特藏第343号）、《慈悲道场罪忏法》（西夏特藏第281号）、《坏有渡母胜慧彼岸到心经》（西夏特藏第401号）、《大密咒受持经》（西夏特藏第328、344号）、《圣胜慧彼岸到功德宝颂曰》（西夏特藏第61号）、《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西夏特藏第141号）、《胜慧彼岸到要论教学现量解庄严论显颂》（西夏特藏第101号）、《等持集品》（西夏特藏第307号）、《佛说如来一切总悉摄受三十五佛忏法事》（西夏特藏第136号）、《佛说圣佛母般若心经诵持顺要论》（西夏特藏第68号）、《佛说圣佛母般若诵持顺要论》（西夏特藏第140号）。
除俄藏佛经外，国内也藏有仁孝尊号一校勘或翻译的经文，如北京图书馆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说一切有部阿毗达摩顺正理本母》、《经律异相》、《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和甘肃敦煌研究院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等。
从这些佛经可知仁孝使用第一个尊号校经、译经最多。那么这个尊号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呢？大德五年（1139年）仁孝即位，夏大庆元年四月，夏州统领萧合达叛乱，十月任得敬平定叛乱。二年（1141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请上尊号，同年八月受尊号，群臣上仁孝尊号曰“制义去邪”[17]，可以说带有“制义去邪”的尊号从大庆二年八月以后才开始使用，大庆年间仁孝开始大规模校勘佛经，同时也进行了小范围的译经活动。仁孝的尊号一使用时间很长，在《天盛律令》中也出现尊号一，天盛年间即1149年至1169年。《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TK—128）有仁孝以尊号一书写的御制后序及施印佛经的日期——天盛十九年五月初九日（1167年5月29日）。在西夏文佛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西夏特藏第141号）中都出现仁孝皇帝尊号一，其中在馆册7577号中还有乾祐十五年九月五日（1185年10月10日）的年款，这部佛经与汉文《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TK—121）应是同一版本佛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TK—58）题记称：仁孝皇帝以尊号一，于乾祐二十年（1189年）九月十五日施经并作法会。说明到乾祐晚期仁孝尊号一还仍在使用，乾祐二十年离仁孝去世还有4年的时间，可能这一尊号在出现以后一直使用到仁孝去世。
尊号二：奉天显道耀武宣文圣（睿）智醇睦懿恭皇帝。
在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中发现了一批文献，其中《圣胜慧到彼岸赞颂功德宝集经》（下卷）残经的下面标有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圣智醇睦懿恭皇帝”，这一尊号中没有“制义去邪”一词，根据尊号一的年代考证，我们可以断定尊号二是在1139年至1141年间使用的。另外，在北京图书馆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和甘肃博物馆藏《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还提到仁孝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睿智醇睦懿恭皇帝”。这两个尊号只一字之差，由“圣智”改为“睿智”，不知这是一个尊号的不同称法，还是另一个尊号，但它们都应是仁孝的尊号，大概在大庆二年以前使用。在大庆二年以后就加进“制义去邪”字样，开始使用尊号一。
尊号三：天力治大孝智净广宣邪去忠入永平皇帝嵬名[18]。
仁孝尊号三御校、译的佛经有：《佛说圣佛母三法藏出生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夏特藏第164号）、《种咒王荫大孔雀经》（西夏特藏第61号）、《圣大乘大千国守护经》（西夏特藏第74号）、《圣大悟萌王求随皆得经》（西夏特藏第76号）、《佛说圣星母陀罗尼经》（西夏特藏第142号）、《大寒林经》（西夏特藏第343号）、《大密咒受持经》（西夏特藏第328、344号）。
据克恰诺夫先生考证，尊号三大概是在诛杀了任得敬以后才开始使用。任得敬本是宋朝边将，降夏后靠献女、贿赂权臣察哥和镇压叛乱有功而步步高升，位居国相，进封楚王，天盛十七年（1165年）更欲与仁孝二分天下。乾祐元年（1170年）在金的支持下，仁孝依靠帝派势力诛杀任得敬，铲除了任氏一党。可能是为了庆贺这一事件，又上尊号为“天力治大孝智净广宣邪去忠入永平皇帝嵬名”，其含义与当时的事件正相吻合。“永平皇帝”的尊号在仁孝寿陵出土的残碑M2×：6＋490中也有记载。除了俄藏黑水城佛经外，日本石滨纯太郎赠给罗福成的《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十七卷首行也题有“天力大治、智孝广净、宣德尽忠、永平皇帝嵬名御校”[19]。如果克恰诺夫推断无误，就说明仁孝在乾祐元年又有了新尊号，但原来的尊号也没有废止使用，所以就有两种尊号同时出现在同一部佛经题记之中的情况。俄藏《佛说圣佛母三法藏出生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夏特藏第164号）第1章有尊号三御译字样，第17至18章中所题汉文年款为乾祐十三年（1182年）八月二十二日，说明尊号三最迟在乾祐十三年已经使用，与克恰诺夫的推断基本吻合。
仁孝尊号四：仁尊圣德皇帝或大夏仁尊圣德珠城皇帝。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题款中讲到仁孝曾用此尊号校勘过该经，经文流传序中提到：仁尊圣德皇帝已承宝座，使佛事重新，令德法茂盛，三宝威显，四本明增，令集为猛虎龙象大师重对细校此经，复译经疏。北京图书馆藏《金光明最胜王经》题款为：奉白高大夏国仁尊圣德珠城皇帝敕重校。仁尊圣德珠城皇帝和仁尊圣德皇帝都应指仁孝。这是与仁孝谥号最为接近的一个尊号，谥号只取尊号的一部分构成，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仁孝尊号五：护城皇帝。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有：“奉护城帝敕，与南北经重校”，史金波先生认为“护城帝”即是指仁孝[20]。这一尊号与西夏陵二号陵残碑碑额记载大体一致：大白上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俄藏汉文《佛说转女身经》题记中也曾出现过“圣德皇帝”，这是罗皇太后在仁孝二周年忌日时发愿施舍的佛经。
二 西夏皇帝尊号所反映的问题
从元昊到仁孝朝皇帝或皇太后皆有尊号，自纯祐以后末见尊号出现。纯祐自乾祐二十四年（1193年）即位到宝义元年（1227年）西夏灭亡只剩下34年的时间，其间经历了襄宗安全、神宗遵顼、献宗德旺和南平王
，共五代。乾祐二十四年纯祐即位，尊母罗氏为章献钦慈皇后，应天元年（1206年）被其母和安全废，同年暴卒，在位14年，谥号昭简皇帝，庙号桓宗，墓号庄陵。安全于应天元年篡位，建皇二年（1211年）七月被废，八月死，谥号敬穆皇帝，庙号襄宗，墓号康陵。光定元年（1211年）遵顼立，光定十三年（1223年）被迫传位给太子德旺，乾定三年（1226年）五月遵顼卒，谥号英文皇帝，庙号神宗。乾定三年七月德旺卒，庙号献宗。乾定三年即立，宝义元年降蒙古被杀，西夏亡国。西夏尊号的使用截至仁孝时期。西夏皇帝的称号比较复杂，它也透视出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
第一，西夏皇帝尊号在借鉴中原现成制度的同时，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在列举的皇帝尊号中有带“城”的尊号。至今学界对此尊称仍然没有弄太清楚。我们知道，元昊、秉常、乾顺和仁孝都有带“城”的尊号，而有的皇帝还不止一个带“城”的尊号。有学者认为带“城”的尊号大概与中原皇帝的谥号相当，疑是西夏人自己建立的谥诔制度以表彰先世生前的业绩。即人死后，根据死者生前的行迹，而为立号[21]。但笔者对此观点持有不同看法，认为带“城”的尊号不一定就是皇帝死时才用的，当然这还需要新的材料进一步证实。如果带“城”的尊号是死后才用的话，这大概就相当于宋代皇帝死后大臣又追加的表示尊敬的谥号。但为什么要带“城”字，其含义还不清楚。元昊的风角城皇帝中的“风角”可能与古代的占卜之法有关。“风角”是依据风的方向、强弱、状态和声音来进行占验吉凶的一种方术。这种风角方术与西夏尊天祭神有密切的联系。西夏尊天敬鬼神盛行，元昊于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十月称帝，而在十一月就亲临西凉府，祭祀神灵和祭拜祖先。这说明元昊就是一位非常重视祭祀的皇帝。秉常有“面壁城皇帝”尊号，可能与他被囚禁有关。秉常好中原文化，喜汉礼仪，与其母政见有所不同。大安八年，他听从将军李清的劝告欲以河南地内附归宋，此事被梁氏得知后，杀李清，囚禁秉常于兴州木寨，让其思过，大概就有了“面壁城皇帝”这一尊号的由来。
第二，西夏皇帝的尊号大多数情况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尊号同时使用，有时也单独使用，如：《文海宝韵》序言中就同时出现“风角城皇帝”和“（始文）盛武（兴）法建礼主孝皇帝”尊号。有的尊号是大臣上奏后自封的，有的是向其宗主国请上尊号，并得到其宗主国承认后加封的。西夏虽是一个独立的政权，但由于国力较弱，曾向宋、辽和后来的金称臣，为了生存而周旋于各个政权之间，以求他们的承认并得到册封，同时也以此显示西夏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史料记载仁孝皇帝尊号“制义去邪”就是西夏向金三请尊号才得到金加封的。
第三，尊号还是一种综合国力的体现。纯祐在位期间，西夏由盛转衰，其经济实力已大不如以前。尽管法事活动还比较兴盛，但多是在仁孝皇帝的忌日为其祈福，希望已故皇帝早升净土，国祚长久。纯祐和其母罗氏没有尊号出现好像与事实不符。这大概是因为文献缺乏而失载，也可能是因为纯祐执政时期他的统治并不稳固，或许没有什么可值得庆贺的大事发生，也可能与安全勾结罗氏篡位后为掩盖真相而隐瞒了什么。纯祐之后，自应天元年安全篡位，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激烈，皇帝更换频繁。加上统治者采取错误的外交政策，依蒙古侵金。所以，从安全篡位以后就战争不断，与金进行长达13年的彼此消耗实力的战争，致使国力迅速衰退。在内忧外患的多种因素下，西夏的政权已经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国家忙于战争，已无暇顾及国内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也是西夏末期没有出现皇帝尊号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皇帝的尊号有无是与国家实力、经济文化发展和政局稳定与否有很大关系的。
第四，从佛经题记中出现的尊号看，有时只出现皇帝的尊号，有时是皇帝的尊号和其母后的尊号同时使用。第二种现象主要集中表现在秉常和乾顺朝，这也说明这两朝皇帝不能独自管理朝政，大权落入母后及外戚手中，与史料记载的谅祚、秉常、乾顺朝出现母后外戚专权的情况是一致的，并且可以相互印证。
第五，西夏皇帝与皇太后尊号主要出现在佛经题记和一些佛事活动的碑文中，这充分说明西夏佛教兴盛。西夏佛教的繁荣局面和蕃文大藏经的翻译完成都与皇家对佛教发展的支持分不开。黑水城出土的佛经题记多次记载西夏某位皇帝御译或御校字样，当然皇帝不会亲自参加佛经的翻译和校勘工作，但他们的尊号出现在佛经题记中就足以说明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力度和对佛教发展的重视程度，也说明西夏佛教教团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总之，上述列举的尊号主要都表达了对皇帝的赞美之词，它是西夏封建化程度高度成熟的一种表现。西夏皇帝尊号是在国家有重大事件时才加封的，可能没有具体加封规定。不像宋制“每三岁躬行大礼毕，辄受群臣所加尊号”。西夏皇帝的尊号不止一个，可单独使用，也可几个尊号同时使用。虽然限于材料不能对尊号具体更迭时间进行详细考证，但对于缺乏纪年的佛经来说，可以凭借皇帝及皇太后的尊号间接判断佛经翻译、刻印或抄写的大概年代。从佛经题记和发愿文中出现皇帝和皇太后的尊号也可看出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程度。
收稿日期：2006—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夏时期的河西佛教》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号：05XMZ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