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至隋唐洛阳市场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阳论文,西周论文,隋唐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00)06-0050-04
研究古代河洛地区的商品经济，不仅要探索当时该区整个市场网点的分布变迁，而且应当有重点地对洛阳市场的变迁进行探讨。因为洛阳是当时该区乃至全国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其市场变化无疑可折射出中国商业发展的盛衰起伏。
一、西周——洛阳市场的发轫期
洛阳市场是伴随着西周统治阶级对洛阳城市的修建而发轫的。周灭商之后，在洛邑修建了王城和成周城，它们的经济意义也随之显示出来。在周王城有专门的市场，《河南志·周城阙古迹》：“王宫当中涂之经。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对于“面朝后市”，《周礼·天官下》内宰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阴礼。”注云：“市朝者，君所以建国也，建国者必面朝后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阴阳相承之意。”这种设于王宫附近的市因受统治阶级的严格控制，故其商品种类和交易额都是有限的，但这毕竟奠定了洛阳市场的发展基础。
周王朝迁殷顽民于洛邑，也导致经济方面的后果。殷的祖先善于经商，史书多有记载。《竹书纪年》卷3载“相土作乘马。”《世本》云：“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鍻作驾。”上述交通工具的发明自然便利了商业运输，有利于商品交流。当时商业活动多为行商。《竹书纪年》卷4载“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山海经·大荒东经》亦云：“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可见王亥是到有易氏地区贩牛而罹祸的。《逸周书·殷祝解》云：“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这些士民所委弃的货物，自然是商品。这种经商习俗的代代相仍，在商民的素质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经商基因，故而当亡国被迁之后，他们能驾轻就熟地从事商业活动。据1990年3月27日《洛阳日报》载，洛阳北窑发现的西周铸铜遗址中，就有贝币的发现，从当地的墓葬习俗来看，可能是殷顽民所留下来的文化遗存。贝币的发现说明了迁洛之后的殷顽民经商地域之广，可能与沿海地区仍有贸易往来。至于说当时成周城是否有市场，因笔者未见具体史料，不敢妄断。不过就殷顽民善于经商来猜度，周统治者可能会在这方面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建立市场。
二、东周至西汉——洛阳市场的发展期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始了东周时期。《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云：“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充分说明这一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洛阳居中的便利交通地位，对发展商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表现为原始的贝币已逐渐为金属铸币所代替。
西汉初年洛阳经战火侵袭之后已残破不全，到西汉末年洛阳市场已渐具规模。《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云：“（王莽）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可知经历西汉二百余年的发展，洛阳的市场已成为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市场。
三、东汉——洛阳市场的兴盛期
公元25年，东汉定都雒阳，标志着洛阳市场兴盛期的开始，具体表现为市场规模增大，数量增多。其中著名的有三大市场。《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三市”条引华延
《洛阳记》曰：“大市名金市，在城中。南市在城南。马市在大城之东。”显然，在城中的大市是为皇室贵族和达官贵人服务的，而分布于城外的马市和南市则是供平民交易的场所，常被用作行刑的场所。《后汉书》卷21《天文志中》：“孝顺永建二年，……定远侯班始尚阴城公主坚得，斗争杀坚得，坐腰斩马市，同产皆弃市。”
除了上述规模较大的市场外，洛阳还有一些较小的市场，如粟市，《晋书》卷26《食货志》：“显宗即位，天下安宁，民无横徭，岁比登稔。永平五年（62年）作常满仓，立粟市于城东。”这是临时设立的市场，史书未见以后变化情况。洛阳还有西市，《后汉书》卷56《蔡茂传》载蔡茂对光武帝赦董宣之举备加赞赏，有“近湖阳公主奴杀人西市”云云。
四、魏晋南北朝——洛阳市场的徘徊期
董卓之乱使洛阳城市遭到了彻底毁灭，魏晋两朝对洛阳的重建，使市场再度繁荣。《晋书》卷14《地理志上》河南郡下洛阳县条云：“五部、三市。”可知这一时期洛阳仍设有三市，关于三市的名称，留存的史籍记载各不相同，计有金市、马市、洛阳县市、平乐市、羊市。此外，东西市、宫市也是市场形式的不同种类。
金市：关于金市的方位，陆机《洛阳记》（注：[清]徐松辑、高敏先生点校《河南志》第75-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6月第1版。以下凡陆机《洛阳记》未注明出处者，均引于此。）云：“大市名曰金市，在临商观之西。”在介绍另一说时又云：“金市在凌云台西北，对洛阳垒。”《水经注》卷16《谷水注》引《洛阳记》：“陵云台西有金市，金市北对洛阳垒者也。”上述记载似乎有矛盾，实际上陵（凌）云台与临商观是南北并列的两个建筑，金市就位于两个建筑之西。就金市在魏晋洛阳城的具体方位而言，位于城墙内的西南角，故史书云：“金市在大城之西。”（注：《太平御览》卷191《居处部一九·市》引《洛阳记》。该记又云：“按金市在临商观西，兑为金，故曰金市。”有的学者将“兑为金”理解为黄金兑换，是错误的，此乃表示方位。详苏健著《洛阳古都史》第146页，博文书社，1988年第1版。）这一金市可能已经不是东汉金市的位置了，但仍同东汉一样，是供应达官显贵购买奢侈消费品的市场。
马市：陆机《洛阳记》曰：“马市在大城之东。”陆机在介绍另一说时补充云：“马市在大城东，前有石桥，悉用大石，下员以通水，可过大舫。”《洛阳故宫名》曰：“马市在城东，吴、蜀二主馆与相连。”《水经注》卷16《谷水注》云：“（谷水）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此而返，水南即马市也，旧洛阳有三市，斯其一也，嵇叔夜为司马昭所害处也。”关于嵇康被刑于马市，《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云：“出建春门外一里余，至东石桥，南北而行，晋太康元年（280年）造。桥南有魏朝时马市，刑嵇康之所也。”马市也被称为东市，《晋书》卷49《嵇康传》称“康将刑东市。”马市（东市）杀人在当时多有记载，《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玄传》云：“玄格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同传注引《世语》曰：“王经刑于此。”到后来东市逐渐成为刑场的代名词。
东西市：《晋书》卷3《武帝纪》云：咸宁二年（276年）九月，“起太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中华书局本《校勘记》云：“本书《食货志》及《御览》一九○引《晋阳秋》，谓泰始四年（258年）七月起常平仓”，则东西市的出现，至少在武帝泰始四年已经有之。至于东西市的具体方位则不得而知。
羊市：《水经注》卷16《谷水注》引陆机《洛阳记》云：“洛阳旧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宫西大城内；二曰马市，在城东；三曰羊市，在城南。”
南市：《全晋文》卷52傅咸《司隶校尉教》云：“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之。廉事打破其器物，使无为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老妪，独何哉？”至于说此南市是否为位于城南的羊市，因笔者未见详细材料，未敢妄断。
洛阳县市与平乐市：《初学记》卷24《居住部·市第十五》引陆机《洛阳记》云：“洛阳县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阳县也。一说三市谓平乐市、金市、马市也。”关于洛阳县市笔者未见更详细资料。平乐市的情况见于晋成伯阳的《平乐市赋》所描写：“惟市之由兴，自帝炎之所创。聚财货以利用，等厮事之莫尚。尔乃巷列千所，罗居百族，街衢相望，连栋接屋，则能目语额瞬，动额塞鼻，谈智于尺寸之间，窥窬于分毫之利。”可见平乐市内货物丰富，店铺林立，商人云集，经商繁忙。
宫市：洛阳最早宫市为汉灵帝时于宫中所设的宫市。《后汉书》卷8《灵帝纪》云：光和四年（181年）“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这种宫市带有娱乐性质，并非真正的商业买卖，但毕竟开了后世宫市的先河。西晋时，愍怀太子也曾于宫中设市，《晋书》卷53《愍怀太子传》：愍怀太子“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可见愍怀太子所为的宫市已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其目的是为了盈利。
对于魏晋洛阳市场的繁荣景象，《初学记》卷24《居住部·市第十五》引王廙《洛都赋》云：“肇建三市，廛开疆理，列肆云曼，修层高峙。”而这种繁盛的市场仅仅存在了几十年，随着“八王之乱”的发生，继之而起的十六国大乱，洛阳城及市场又遭到彻底破坏，直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才又焕发出蓬勃生机。兹介绍如下：
洛阳大市：《洛阳伽蓝记》卷4《城西》“法云寺”条云：“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酝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ér④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
洛阳小市：《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云：“出青阳门外三里，御道北有孝义里，……孝义里东即是洛阳小市。”而在“孝义里东市北殖货里，里有太常民刘胡兄弟四人，以屠为业。”由洛阳小市附近居民来看，洛阳小市可能供一般平民出卖低级货物使用。
鱼鳖市：《洛阳伽蓝记》卷2《城东》载：“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河南志》第91页“三千”作“三十”）余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市也。”从北魏政府允许南方投靠之人另立市场，可以看出北魏对商业的控制，特别是对市场的管理已不像前代那样严格。当然，这其中可能也包含对南来归附之人的优待。
四通市：《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云：“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别立市于洛水南，号曰四通市。民间谓为永桥市。伊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伊鲂，贵于牛羊。’”可知四通市是供与外商贸易和出售水产的市场。
此外，前朝的金市、马市在北魏洛阳城中仍然存在，只是其位置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也不太有名。北魏洛阳市场的繁荣仅仅持续了30余年，随着534年的东西魏分裂，洛阳居民或死于战乱，或迁往邺城或流入关中，洛阳宫殿也被拆毁迁往邺城，昔日繁华的都市，由此变为一片瓦砾。
五、隋唐——洛阳市场的鼎盛期
当统一的曙光再次降临河洛大地时，重建洛阳城，恢复市场的经营，成为隋王朝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修建洛阳城，不仅有利于控制东方广大区域，而且重新确立河洛地区新的经济重心可以带动该区经济的发展。大业元年（605年）三月，隋炀帝命尚书令杨素为营建东都大监，在将作大匠宇文恺等人的辅佐下，用近一年时间，于汉魏城以西十几里的地方，重建了洛阳城，城内修建了三个大市场。
《隋书》卷30《地理志中》“河南郡”条下云：“里一百三，市三。”同书卷30《百官志下》云：“东都东市曰丰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远。”现分别介绍如下：
丰都市：《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唐之南市”条云：“隋曰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太平御览》卷191引韦述《两京新记》云：“东都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其方位据《太平广记》卷391《铭记一·丰都冢》引《两京新记》言：“东都丰都市，在长寿寺之东北。”《大业杂记》云：“跨洛水临寰桥，桥南二里有丰都市。三千余肆，甍宇齐平，遥望如一，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由上述诸条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丰都市位于洛水临寰桥南二里的长寿寺东北，占有二坊之地，周长八里。其内有120行，3000余肆，四墙各开3门，共有12门，临市墙有400余个店铺。市内榆柳成荫，商贸繁忙。在隋末的战争中，丰都市也遭到了战火的侵袭。《隋书》卷4《炀帝纪下》云：大业十年（617年）夏四月“己丑，贼帅孟让，夜入东都外廓，烧丰都市而去。”王世充盘踞洛阳期间，越王侗又“遣兵五千屯丰都市”。昔日的商业区又变为战场。
通远市：《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时泰坊”条下云：“隋有通远坊，跨漕渠。桥南通远市，周六里。市南临洛水，有临寰桥。”《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漕渠》云：漕渠“又东流至景行坊之东南，有漕渠桥。”本注云：“大业初造，初曰通济桥，南抵能远市之北西偏门。自此桥之东，皆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大业杂记》所载更详细：“通远桥，桥跨漕渠，桥南即入通远市。有二十门分路入市。市东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市南临洛水，跨水有临寰桥。”由此可知，通远市位于漕渠和洛水之间，市周长六里，有20个市门，是供天下郡国客商交易的场所。
大同市：《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大同坊”条云：“本曰植业坊。隋大业六年（610年），徙大同市于此。凡周四里，市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因乱废。唐显庆中，因旧市以名坊。”《大业杂记》云：“大同市在右掖门西南，周四里。”可知大同市在隋时三市中最小。
隋时洛阳诸市有的在唐时已不存在，有的改为其它名称，《旧唐书》卷38《地理志》河南道东都条云：“都内纵横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旧唐书》所载洛阳的二市只是唐末的情况，而在盛唐决非如此。现将唐时洛阳市场情况缕述如下：
南市：前揭《河南志》云为隋之丰都市，“唐贞观九年（635年）促半坊，其下通利坊居半坊。今不分市，通利直接嘉善。”《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云：“唐人以其在水南，故曰南市。”这说明隋之丰都市在唐称为南市，其面积较隋时少半坊地，为一坊半之地。《校补记》引《续玄怪录》：“南阳张茂实，唐大中初游洛中，假仆于南市，得王敻。”大中为唐宣宗年号，属唐朝末年，说明南市终唐一代一直为商业贸易的场所。
北市：《唐会要》卷86《市》：“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十九日，洛州置北市，隶太府寺。”《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北市”条云：“本临德坊，显庆中立为北市。《广异记》：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校补记》云：“《云仙杂记》：‘洛阳振德坊皆贫民，贺知章目为糠市’。按：振德坊不见所在，《广异记》张仁亶贫居北市，与贺糠市言相应，又本临德坊也，疑振德是临德或名。”《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北市坊”条云：“本临德坊，唐显庆中立为北市。后废市，因以名坊。”由此可知，北市存在时间较短，是供平民交易的场所。
西市：《唐会要》卷86《市》：“天授三年（692年）四月十六日，神都置西市，寻废。至长安四年（704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置。至开元十三年（725年）六月二十三日，又废。其口马移入北市。”由此可以看出西市主要存在于长安四年至开元十三年之间20年，从“其口马移入北市”来分析，北市此时仍然存在。《河南志》引韦述《两京新记》云：“厚载门第一街街西，本固本坊，又改西市。”《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朝野佥载》：‘则天磔阎知微于西市。’”按唐以隋市之东市为南市，故不置东市，而于隋南市之西置西市。
收稿日期：2000-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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