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词曲开山——森槐南生平及其南戏研究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开山论文,词曲论文,生平论文,森槐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15)04-0052-09 1890年，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在坪内逍遥的主持下创设了第一个以中国俗文学为特色的纯文学科系，宣称：“平生我校颇自负之特色，乃中国戏曲科与俗文科是也。世之偏狭学者，动辄排斥传奇、俗文，彼等不知俗文乃真平民文学，传奇、戏曲乃纯文学之精髓也。”①[1](P21)那么，第一位在文学科担任中国俗文学课程的讲师是谁呢？他就是被称为“最精于中国小说戏曲之道”[2]“明治词曲开山”[3]的森槐南。 一、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多个“第一” 森槐南何以能在南戏研究史，乃至整个中国俗文学研究史扮演如此重要的历史角色？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他在中国俗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殖又如何呢？ 森槐南(1863-1911)，少年天才，汉文学修养极高，尤精于填词作曲。他是著名汉诗人森春涛(号鲁直，1819-1889)之子，名大来，字公泰，通称泰二郎，号槐南小史，别号秋波禅侣。少年时代因读《水浒传》，与中国俗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以去外语学校学习为名，每日在图书馆读小说。[4](P.65)十三岁能作汉诗，少年时代就曾发表过不少吟咏中国戏曲的汉诗。[5](P.11-12)十六岁即发表《题牡丹亭悼伤一出》，同年以所作传奇《补天石》(一名《补春天》)示黄遵宪，黄氏在致森槐南之父森春涛信中称其为“天才秀发”，并为《补天石》题词曰“……后有观风之使采东瀛词者，必应为君首屈一指也”。②[6]时隔十三年，黄遵宪仍念念不忘地称其为“东京才子”，③[7](P.581-582)而此时的森槐南任教于东京专门学校，并且还是文学科讲师中最年轻的一位。森槐南后又成为星社、随鸥吟社等诗社盟主，④[4](P.62、78)是明治时期的诗坛领袖。 森槐南不仅是一位创作与研究并行的学者型作家，还是一位教学科研双丰收的“双师型”人才，他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从刚到东京专门学校任教就已开始。1891年3月14日，森槐南在东京文学会上发表题为“中国戏曲一斑”的演讲，《报知新闻》以“中国戏曲之沿革”为题概述了演讲内容。这是日本第一个关于中国戏曲专题演讲，也是第一次梳理了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同年，森氏又在《早稻田文学》上连载《中国小说讲话》六篇(第5、10、12、14、18、20号，1891-1892年)，第一次对中国小说史进行了梳理。不久，他又发表了《红楼梦论评》(第27号，1892年)，讨论《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问题，这是最早的关于《红楼梦》的专门论文，比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早了十二年。他后来又在《文章世界》(第2卷第14号，1907年)上发表《中国小说讲话》，补充论述了四大奇书以降的白话小说。可以说，森槐南的《中国戏曲之沿革》和《中国小说讲话》已经奠定了中国戏曲史、小说史最初的撰写格局，其所勾勒的史的脉络，成为以后中日两国的戏曲史、小说史相关著述的总体框架，其所选论的作品也成为日后中国戏曲史、小说史论述的主要作品。 1894年4月，京都汉文书院发行《中国学》讲义，共收五种，分别是儿岛献吉郎的《文学小史》、森槐南的《诗学史》、长尾槙太郎《古今诗变》和不题撰人的《戏曲史》《小说史》。其中，儿岛献吉郎的《文学小史》仅有总论和上古文学两章，没有论及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内容。这里收录的“小说史”“戏曲史”，既是作为“中国学”讲义，无疑都是指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联系到森槐南此时正在东京专门学校讲授诗学、小说、戏曲等课程，而他的《作诗法讲话》也包含了上述三种文体的结构体系，此两种讲义很可能都是森氏所著，当时似乎也只有他有条件完成。若此推论成立，则日本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中国小说史、戏曲史都应该提前到1894年4月，而森氏在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将再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⑤[8](P.292) 森槐南还在当时著名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俗文学作品的解说、翻译、评述等。1897年5月，他在《太阳》杂志上连载《牡丹亭钞目》(第3卷第10、13、15期)，逐出详解《牡丹亭》，并解释传奇之体制。同年8月，他与森鸥外、幸田露伴等人在《目不醉草》(第20卷)“标新立异录”栏目研讨《水浒传》，涉及水浒故事与《水浒记》。1910年7月，森氏在《汉学》杂志连载《元曲百种解题》(第1编第3-8号、第2编第1号)，至次年3月去世中辍。实际完成的有：《汉宫秋》《金钱记》《陈州粜米》《鸳鸯被》《赚蒯通》《玉镜台》《杀狗劝夫》《和汗衫》等。 森槐南还翻译中国俗文学作品，一改江户时代的训读法阅读习惯，这在明治时期亦属创举，与当时兴起的文言一致运动颇为合拍。1891年8月，森氏在《中国文学》创刊号开始连载《西厢记读方》(第1、3、6、10、14、18、22号)，列于“中国文学讲义·小说戏曲门”，这是明治时期最早的中国戏曲日译本，也是最初的中国戏曲研究论文，此文卷首有8页文字是对《西厢记》做解题，后则是译文及评述解析。同时还在《国民之友》(第127号)发表《牡丹亭还魂记》译文。1892年，在《城南评论》发表《红楼梦序词》(第1卷第2号)，解说并翻译了《红楼梦》第一回，由此开明治以来《红楼梦》日译之先河。⑥1892年8月，森氏在《城南评论》第六号，连载《〈四弦秋〉附评释》，这是明治以来用日语口语翻译中国戏曲最早的尝试。森氏还于1893年至1895年间陆续出版其所译的陈忱《水浒后传》全译本(庚寅新志社)。 二、日本高等学府讲授中国俗文学的第一人 关于森槐南在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地位，研究者往往注目于他于1899年受聘于东京大学之事，而对他在东京专门学校的活动关注较少，其实他早在受聘东京大学之前就已经在东京专门学校讲授中国俗文学。 那么，森槐南是何时到东京专门学校任教，任教时间又是多久呢？据沟部良惠的研究，森氏在东京专门学校及早稻田大学的任教时间前后共七年，分别是1890年至1895年和1902年至1904年，是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课程教师引进的。[9]沟部氏的观点大体不差，但细节问题上犹有再探讨的空间，尤其是森氏最初讲授中国俗文学的时间。 《早稻田大学沿革略》载：1890年5月30日，东京专门学校召开的临时评议会通过新设文学科的决议，在此会上或更早之前，文学科的课程表已经通过审议并于同年6月4日公布。这张最初的课程表今已不存，无法得知详情，但还是有些间接的材料。如柳田泉的《年轻时代的坪内逍遥》一书中记载，文学科开设前公布的讲师和课程就有森槐南，他所担任的课程是：诗学、中国小说、戏曲。[10](P.399-401)这与沟部氏认为的“森氏是纯粹作为中国小说课程讲师引进”的观点有较大出入，但他在文学科开设之初就受聘为讲师，则是可以确认的。《稿本早稻田大学百年史》曾对当时文学科的师资给予评价： 文学科创设时的讲师们，都是后来取得辉煌业绩的铮铮人物，一世之大家。……森槐南通音韵及明清传奇，是当时所有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时年仅28岁。[10](P.399-401) 关于文学科正式开课后实际的课程和讲师情况，无法详知，但1890年10月5日的《邮便报知新闻》上有一则东京专门学校招生广告，其中登载了当时一年级的讲师和课程情况，森槐南主讲的课程是“杜诗偶评讲义”。[10](P.399-401)此时文学科已经正式开课，故所登载的课程，应是森氏实际讲授的课程，这里并没有记载他讲授中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课程。1891学年度讲师名单中有森槐南，其所主讲的课程是汉文学科中的“诗文”。[10](P.402)而目前所见森槐南主讲中国俗文学课程的最早记载，是1892学年度(1892年9月至1893年6月)，[10](P417-418)具体课程为“小说传奇评释”。假设这确是森氏初次主讲中国俗文学课程的时间，则不但可以修改包括沟部良惠认为的“1890年说”，也可以得知其与中国本土最早将小说戏曲课程搬上大学讲坛的时间差。1893学年度，森槐南讲授汉文学科的“三体诗”。[10](P.420-421)1894学年度，汉文学科一、二年级开设小说、传奇和汉诗作法，讲师仍是森槐南，他还兼任科外讲师。[10](P.422-423)1895年，汉文学科一年级只有经书、子类课程，而无小说、戏曲课程。本年度以后数年，讲师名单中也不见森槐南。[10](P.428-429)森槐南在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的课程开设情况可列表如下：
由此可以推定，森槐南第一次在东京专门学校任教时间为1890学年度至1894学年度，前后共五个学年，而他先后在1892、1894学年度为汉文学科一、二年级(即前后连续四届)学生开设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课程。 关于森槐南讲课的风采与吸引力，他的学生盐谷温曾说他是雄辩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无质问之隙，真乃一泻千里、天马行空之感。[11](P.70-71)他在讲授杜诗、《桃花扇》时，学生听得如痴如醉，无法做笔记，茫然不知讲义之所终。[10](P.363)早大校史也称，森氏的能言善辩及其在学生中的魅力是无法忘怀的。[10](P363) 既然如此受欢迎，森槐南又为何要辞去教职？其原因已无法详考，可能与伊藤博文当权有关，⑦森氏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仕途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与东京专门学校、中国俗文学无缘，相反，东京专门学校于1902年升格更名为早稻田大学时，他携弟子盐谷温再度受聘，[10](P.34)师徒二人分别担任大学部文学科二年级的“中国文学”和专门部国语汉文科二、三年级设的“中国文学史”课程。[10](P.46、53)而森氏于1899年6月受聘成为东京大学讲师，讲授词曲传奇，更使中国俗文学课程正式登上了国立最高学府的讲坛。 三、南戏研究史上的拓荒者和里程碑 森槐南在中国戏曲研究史上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他是在高等学府讲授中国戏曲的第一人，还表现在他所取得的诸多第一，南戏研究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第一。众所周知，由于研究资料的限制，近代中日学界的南戏研究远远不如以《西厢记》为主的元杂剧研究。中国学界真正开始以主要精力研究南戏的，是被誉为南戏研究奠基人的钱南扬，这已经到了20世纪20年代，对于此前的南戏研究，往往着重举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的相关章节。殊不知，森槐南早在明治时期(1868-1912)就已经涉足南戏研究，取得了钱南扬以前南戏研究的最高成绩。因此，在南戏研究史上，他不仅是一位拓荒者，也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⑧ 森槐南的南戏及《琵琶记》研究成果，主要见于《作诗法讲话》《词曲概论》和《标新领异录·琵琶记》等。《作诗法讲话》是在森氏去世当年，由其学生大泽真吉、土屋政朝根据荒浪清彦(号烟崖，著名速记学家)的速记整理出版。研究者往往为该书书名所惑，以为是纯诗学论著，其实不然，其凡例中已经明确指出：“本书既讲作诗，且说戏曲小说之大要，故非独益诗家，单欲钻研汉土戏曲小说者，亦可以之为指南车也。”⑨[12]其中第五章为“词曲及杂剧传奇”。森氏去世的次年，遗稿《词曲概论》经森川竹磎整理，在《诗苑》(1912年10月至1914年1月)上陆续刊出，共十六章，后六章为曲论：词曲之分歧、乐律之推移、俳优扮演之渐、元曲杂剧考、南曲考、清朝之传奇，⑩其中《南曲考》是日本第一篇南戏专论。 《词曲概论》在《作诗法讲话》的基础上大幅展开，应该说已经是一部体制完备、选材精当、论述详尽的中国古代戏曲发展史，其中论及南戏(传奇)的部分约占一半，篇幅远多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相关部分。且《宋元戏曲史》多以铺排曲牌与南北曲《拜月亭》之引文，既缺史的勾勒，亦少论的展开，而《词曲概论》则史论结合，既有对南戏(传奇)发展史的宏观展现，又有对体制、曲调、曲律、角色、作者、作品的细致分析。从《作诗法讲话》到《词曲概论》，森氏对南戏的认识有一个较为明显发展、深化的过程，因此，两著虽都未标明讲授或撰写时间，仍可推测前者早于后者。两著对南戏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南戏的起源时间及地点。这也是两著的最大差别。在《作诗法讲话》中，森氏认为元亡明兴之际，北曲渐衰，曲调多干燥无味，故入明后，戏剧多以南方之曲调，南曲声韵分为九宫，与北曲大异，故南曲遂离北曲而独立，南曲音调亦为北方蒙古人所乐闻，南曲由此发达。这种说法，基本上还是沿用王世贞的“南曲出于北曲说”。而到了《词曲概论》中，他明确提出“南曲出于南宋时之温州杂剧”的观点，认为明初叶子奇《草木子》“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中的“戏文”，即祝允明所谓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始，谓之“温州杂剧”者。元杂剧中也有《王魁负桂英》《王魁不负心》等，但他不相信戏文以此为始。他又进一步认为陆放翁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上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说的是淘真琵琶之类，与杂剧不同，两者同起源于北宋仁宗时期。今日所传高则诚《蔡中郎传奇》，即《琵琶记》，推为南曲之祖，其所本亦在此。森槐南是第一位明确提出“南戏源于南宋温州”的学者，早于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提出的相同观点。(11)[13](P.172、179、180)有论者曾推测王国维曾关注过森槐南的曲学研究，他的《宋元戏曲史》相关章节也与其有异曲同工之感。[5](P29、39) 第二，关于南戏的命名。在《作诗法讲话》中，森槐南已经从南北曲命名上的不同进而指出其根本之不同：北曲谓“杂剧”，南曲谓“传奇”。所谓“传奇”者，即专指南方戏曲，其与杂剧，既不能互相侵害，亦不可互相通融。他又追溯“传奇”之名的由来：南曲多取材于唐人小说，故名“传奇”，盖本来之“传奇”，非戏剧之专名，自元末南曲发生以后，乃以“传奇”为名。《词曲概论》沿用此命名。 第三，关于南戏(传奇)的发展史。他以作家作品为主线，梳理了南戏自宋元至晚清的发展脉络。元代有南曲之始祖《琵琶记》和“荆、刘、拜、杀”四种，此后南曲愈见发达，至明朝已多达三百余种，《六十种曲》即其精华，至清代则有李笠翁、袁于令、吴梅村、阮大铖、洪昇、孔尚任等人最为著名，还特笔介绍了与《红楼梦》相关的剧本。 第四，关于南北曲之递降。《词曲概论》对于南北曲之递降，所论尤为精彩：《琵琶记》元末已出，而南曲大行。“荆、刘、拜、杀”继之出，皆行于时。元亡，明起于江南，始都金陵。此后南曲愈盛，中原不复用北音。故明以后，北曲式微也。作南曲者，间亦参用北谱，纯用北谱，体依杂剧者，实只寥寥数家。北曲多入王府，称为秘曲，其传播世间者甚稀，竟致不行矣。南曲在明代扩张，明人之传奇，约三百种。盖明代中叶以后，名人文士往往事作曲，苟无传奇之作，则其人不能重于时。致其盛，实如此。北曲于明中叶渐致失传。公侯缙绅及富家凡宴会小集，亦多唱北曲。歌妓优伶席上所歌，亦间有用北调者。明世宗之时，北调犹未全泯灭。后乃变而尽用南曲。南曲之调，其始止二腔。后则又有四平腔，至昆山魏良辅，以吴音造曲律，声调大变。于是天下士夫，靡然从好，天下无复唱北曲者。森氏认为古来对南北曲源流之变的记载甚少，正史自不必言，诗词歌赋中咏及此，盖仅有吴梅村的《琵琶记》，此诗仿佛一部明代南北曲史，可证其说。 第五，关于南戏的音韵、曲调。其音极柔曼清脆。此时入声之韵仍存在，然押入歌曲，则不得不沿北曲之例。其乐律亦有九宫。乐器则以笛为主，以板和之。盖清高细亮为南曲之特色，犹豪爽矫健为北曲之特色。曲牌名全与北曲异。其名间有同者，其调亦不同。其曲则词之变。 第六，关于南戏的角色、剧本体制。南曲一折谓一出。无北曲四折之限制，大抵以四十出内外为一部。科谓之介。其优人则生、旦等江湖十二脚色。凡一出内之曲，不拘何色，皆得唱之。其曲有“引子”“过曲”“合”“前腔”等。其开场一出，必用末或副末出场，叙其剧作者之本意。然后用独白与内问答，点出剧名。又用一长词，揭出一部之本末。南曲每出有标目，以括该出之要。其始皆标四字。其后略为二字。第二出始入本题。谓之冲场。必用生出场。第三出则用旦出场。观此二出，则全部之脉络针线所埋伏尽可知矣。此外关于脚色之全部，大约于以下三四出，尽以登场。其十出以外，则用前数出所出脚色，错综变化，以发全部之精彩。传奇出数多且长，故分上下两卷。上本之末，为一小束，是曰小收煞。下本之末，则全部归根结穴，谓之大收煞。 第七，关于南戏的剧目存佚。《作诗法讲话》第五章后有《附录》，其中除南曲传奇的角色、体制、主要作品、曲牌等资料外，还著录了元明清南戏(传奇)作品。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森槐南所见的明清以前南戏作品只有《琵琶记》和“荆、刘、拜、杀”五种，并将其归为元代作品。 森槐南对《琵琶记》的考论，主要发表在其与森鸥外、三木竹二(鸥外之弟)共同研讨的《标新领异录·琵琶记》一文中。[14](P.589-622)森鸥外曾与森槐南同在东京专门学校任教，鸥外与其弟三木竹次主持《目不醉草》的两期关于中国小说戏曲的专谈栏目(《水浒传》《琵琶记》)，都邀请森槐南为特邀嘉宾，称森氏为此道之专家，并以他的考论为主要内容发表。另外，该栏目的标题为“标新领异录”，也可以说明《水浒传》《琵琶记》的专题研究是当时使人耳目一新的题目。 关于此次探讨《琵琶记》的经过，森鸥外曾在日记中有记载：1898年2月27日，为作《标新领异录》，再读《琵琶记》；3月2日，笃次郎(即三木竹二)口授《琵琶记》梗概；3月11日，寄森泰次郎(即槐南)书，约共评《琵琶记》；3月27日，评《琵琶记》；3月31日，午后，笃次郎来军医学校，校《琵琶记评》。[14](P.642) 在《标新领异录·琵琶记》中，森槐南主要考论《琵琶记》的作者及创作动机、作品风格、版本及译本等几个方面，这些都是笹川临风所未言及的。森槐南的考论，材料丰富、论证严密，其关于作者及创作动机的考论尤使人信服，已被后来的多数学界所认同。 关于《琵琶记》的作者。森槐南根据《列朝诗集小传》《玉山雅集》《尧山堂外纪》《都公谈纂》《青溪暇笔》《在园杂志》《因树屋书影》《静志居诗话》等材料，考证《琵琶记》作者及创作时的情景。从《琵琶记》古本题为《三不从琵琶记》出发，否定了“讽刺王四说”“牛僧孺婿蔡某说”“宋奸臣蔡卞说”等关于《琵琶记》创作动机的几种流传较广的说法，认为该剧是以“不得已”之情节寓劝诫之意。认为历史上的蔡邕本身是个依附董卓之人，难称正人君子，该剧不过借其姓名而已。 关于作品风格。同意汤临川的“琵琶记都在性情上着工夫”之说，认为《琵琶记》特有之长处，即真率挚厚。真率挚厚中又有秀雅整丽，此是作者达雅俗轻重之妙，驳臧晋叔以为此系后人窜入之说。 关于版本和译本。森槐南所藏《琵琶记》乃是明袁了凡释义本，该本现藏于京都大学，[1](P.222-224)与毛声山评本曲白皆有大不同，不失古本之面目。未见有为汉之蔡邕雪冤的版本。当时日本尚未有译本，唯曲亭马琴因爱读毛声山评本，故在其作品中时有提起甚至有源于此的情节。而在欧洲，法译本之后又有英译本。G.亚当斯著《中国戏剧》(The Chinese Drama)中有《琵琶记》片段译文，载《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37卷(1895年1月至6月)。森槐南举出几处英文与原文对照，意在说明汉文有些词语是英文无法翻译的，英译只取其大意而已，在意境上看，颇索然无味，但总体而言，虽然不充分，但仍能尽其意。森氏还感慨同文之国的日本无人着意，在人情风俗语言文字皆有天壤之别的泰西，竟然先出译本，不得不为之惊。 森鸥外进而补充五点，前四点都是关于创作动机：一、《琵琶记》写汉蔡邕之事，颇可解释。他举出《后汉书蔡邕传》《琅琊代醉编》《列女传》《晋书羊祜传》等材料，认为历史上的蔡邕多与《琵琶记》中的蔡邕吻合。二、“牛僧孺婿蔡某说”不可信。《旧唐书》记载牛僧孺有二子，名曰牛蔚、牛藂，《新唐书》虽说牛僧孺“诸子，蔚、藂最显”，两书并无记载牛僧孺有子名牛繁，更未见牛僧孺嫁女与牛繁同年及第的蔡某。三、“宋蔡卞说”更属于穿凿附会。蔡卞乃蔡京之弟，王安石之婿，史有确载。四、“元不花丞相”也无法坐实。元代有许多名为“某某不花”之人，此处不花丞相根本无法确指何人。此外，关于《琵琶记》译本，森鸥外指出有巴赞的法译本。(12)鸥外还从“意味”上对《琵琶记》与《西厢记》进行比较，认为前者以孝为本，后者以恋为本。男女之恋就像温饱一样，属于底层的生理欲望，而事亲以孝，则是高层次的德。欲往往表现为“温”，而德则常表现为“冷”。《西厢记》虽然也写得很动人，但不过是依田学海所谓的“色”，与《琵琶记》相比，有根本之不及。 森槐南在当时南戏资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得出上述结论，实属不易。他的南戏研究对后学也产生很大影响，在明治末年到昭和初年间，曾涉足南戏研究的日本汉学家，多与森氏有师承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有久保天随、盐谷温和宫崎繁吉等，这无疑在客观上造成了南戏研究的声势，推动了南戏研究的进步。 森槐南“为学界开拓中国小说戏曲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的功绩”，[15](P.275)不仅得到了东京大学官方的肯定，更赢得同行后学的极口称赞。吉川幸次郎对森氏的功绩有过一个较为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讨论明治以来日本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变迁，明治三四十年代是一个既立足于汉学传统又导入西方文学观念的过渡期。作为过渡期的特征之一，不能无视该时期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森槐南的业绩。……作为国立最高学府教师的森槐南，亲自从事向来比诗文地位底下的小说戏曲的介绍与研究，这可以使人感到新学术的萌芽。[16] 然而，森槐南在中国俗文学学科史和学术史上却一直隐而不显，没有得到学界对他应有的重视和客观的评价，这是由自身与外界、国内与国际等多重因素造成的。自身方面，他最重要的中国戏曲研究论著都在死后方才出版或发表，他的汉诗人和政客身份也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作为学者的存在；日本国内方面，后来在中国戏曲研究领域影响极大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将狩野直喜奉为戏曲研究鼻祖，压低了森槐南的贡献；国际方面，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在日本汉学界的影响很大，在他的光环下，很少有人关注到森氏的相关研究。以上这些原因，使得森槐南的南戏研究连同他本人一起在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失踪了。 ①本文所引日文资料，除注明所据译本外，均出拙译。 ②《补春天传奇》“题句”有四明张斯桂所书《李玉溪七言句》：“紫兰香径与招魂”，“题辞”有王韬的诗文，“序评”有沈文荧、黄遵宪的评语，傍译本卷首有学海居士(依田学海)叙、永阪周题句，多赞美之辞。 ③黄遵宪《续怀人诗》自注曰：“……森槐南，鲁直之子，年仅十六，兼工词，曾作《补天石传奇》示余，真东京才子也。别后时时念之。”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81-582页。 ④星社、随鸥吟社都是明治时期著名诗社。星社是森槐南之父森春涛晚年创立的诗社，槐南在其父亡后被推举为该社盟主。随鸥吟社是大久保湘南、森槐南等人为了挽回明治三十年代以来汉诗坛渐次衰落的局面而于1904年8月创设的诗社，1908年湘南亡后，槐南被推举为盟主。 ⑤《中国学》所收五种讲义目录，见三浦叶《明治时代的汉学》，惜笔者未见原讲义，无法进一步求证。 ⑥关于《红楼梦》日译情况，可参看孙玉明《日本红学史稿》附录二《〈红楼梦〉日文译本一览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该表收录了1892年至1989年间日本出版的24个日译本(含节译)。 ⑦伊藤博文前后四度为首相，任期分别为1885年12月22日至1888年4月30日、1892年8月8日至1896年9月18日、1898年1月12日至1898年6月30日、1900年10月19日至1901年5月10日。1906年3月起任韩国统监。 ⑧与森槐南同时而稍晚的笹川临风(1870-1949)也曾在明治后期发表过有关南戏的论述，如《元代戏曲〈琵琶记〉》(《江湖文学》，1897年4月)，他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东华堂1897年版)和《中国文学史》(博文馆1898年版)中也有关于南戏的内容，但上述内容大体都是《琵琶记》的故事简介。 ⑨《作诗法讲话》虽有张铭慈译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但删去了第六章“小说”。 ⑩此六章已由黄仕忠译成中文，以《戏曲概论》为题分两次刊于《文化遗产》，2011年第1、2期。本文所引《词曲概论》译文即据此。 (11)王国维认为“南戏之渊源于宋，殆无可疑”，“南戏当出于南宋之戏文，与宋杂剧无涉，唯其与温州相关系，则不可诬也”，“宋元戏文大都出于温州，然则叶氏永嘉始作之言，祝氏温州杂剧之说，其或可信矣”，“《录鬼簿》……以南曲戏文四字连称，则南戏出于宋末之戏文，固昭昭矣”。 (12)巴赞译《琵琶记》(Le Pi-Pa-Ki,ou histoire du luth,drame chinois de Kao-Tong-Kia représenté à Pékin,en 1404 avec les changements de Mao-tseu)，1841年由巴黎皇家印刷所出版。此外，巴赞译著的《现代中国》(Chine Moderne ou Description Historique,Géographique et Littéraire de ce vaste empire,d'après des documents chinois)一书，收有其选译和评介《琵琶记》的文章，1853年由巴黎迪多兄弟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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