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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1;D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0-0004-11
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理论家。1880-1895年间，他曾经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在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期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恩格斯称赞该报“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在它的篇幅上极其明确地和坚决地阐述并捍卫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正确的”①。而且他和考茨基“二人都是很正派和有用的人。爱德在理论上思路开阔，而且敏锐机智”，“二人都经得住坦率的批评，正确领会最主要的东西，值得信赖。和那种粘在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文人相比，这两个人倒是真珠子”②。
在俾斯麦的压力下，1888年伯恩施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迁往英国伦敦，随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那时英国经济比德国要发达得多，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能有效地抵御经济危机的发生。伯恩施坦在英国亲眼目睹了德国尚未出现而英国已经呈现的这一切景象，并有机会亲自观察和体验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他指出：“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③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但伯恩施坦仍因对他的通缉而不能返回德国，于是他在伦敦一直居住到1901年。这使他有条件对当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工人运动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与著名的费边社会主义者韦伯夫妇和肖伯纳等人的交往，他的眼界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扩展”④。尤其重要的是，在那具有决定意义的5年里(1890-1895)，他有机会与恩格斯接近。在这期间，尽管恩格斯多少带一点批判的眼光注视着伯恩施坦同费边社的交往，但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时，他们之间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分歧。恩格斯仍然让伯恩施坦协助自己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并指定他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之一，把遗稿交给他和倍倍尔。
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以及德国社民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所面临的斗争形势的转变，伯恩施坦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思想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直到1896年，第一批表明伯恩施坦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才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在考茨基主办的《新时代》上发表。倍倍尔对此指出：“自从恩格斯逝世，你所呼吸的英国空气、你所处的英国环境以及你在那里的交往使你的观点又来了一个变化。”⑤
伯恩施坦不认为自己是在伦敦或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才改变观点的。他提示，在最后几年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特别是连载于1890年第15、18、21期上的《悬崖》、25期上的《略谈策略问题》以及第36期上给一篇丹麦来稿写的后记，还有同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社论，“你将会发现，我绝不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是突然发生变化的。这次脱毛是很长时期发展的结果，或者不如说，经过很长时期我才充分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脱毛不仅涉及个别问题，而且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础”⑥。因此，我们不妨说，伯恩施坦是在恩格斯的眼皮底下滑向修正主义的。
在伯恩施坦看来，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关于资本主义“崩溃论”
1891年，德国社民党根据《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阐述，制定了《爱尔福特纲领》，并在其中确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必然性。党的主要领导人据此作出资本主义必将迅速崩溃的估计。威廉·李卜克内西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宣称，目前的社会将按照“铁的逻辑”趋向“大灾变”，趋向它的不可避免的“世界性毁灭”；奥古斯特·倍倍尔说：“灾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⑦
起初，伯恩施坦是相信资本主义崩溃论的。他谈到，整个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德国的经济萧条没有缓和下来，80年代经过短暂的间歇后又重新爆发了，它从德国扩展到英国，然后席卷了法国，美国也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停滞和失业时期。因此，1882年他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把“彭杜破产”事件⑧和那时出现的营业停滞当作“炼狱的甘霖”，即当作巨大的总崩溃的前奏而表示欢迎。此时，他的朋友赫希柏格写信告诉他，“你错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能力比你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而这句话那时并没有对他产生多大的印象。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偶然出现的繁荣总是短促的，他还没有觉察到经济的持久好转。
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开始对德国社民党坚持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大肆责难。1890-1892年间，有两位大学教授舒尔采·格弗尼茨和尤利乌斯·沃尔夫出版了三本书，即《论社会和平》、《大企业是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些著作中，他们驳斥了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因自身矛盾而走向崩溃的马克思理论和《爱尔福特纲领》所持的论点。舒尔采·格弗尼茨还证明，英国工人的贫困并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资本和劳动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加剧，反而变得不那么尖锐了，英国面临着一个社会和平的时代。他认为，这一点同大企业的增加和发展并不矛盾，而恰恰是它的后果，因为大企业创造了改善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
1891年2月，伯恩施坦受《新时代》编辑部的委托，发表了《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对这三部著作中的某些观点作了反驳，但对其中一些教授们自称是经过“认真检验”的观点，特别是他们宣扬的资本主义决不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的观点，却没有作正面的回答。他坦陈，对这些观点“我宁可避而不答，而不愿求助于辩证法的技巧宣布它们没有根据。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⑨。
1898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代表大会，身在伦敦的伯恩施坦给大会发来了一个书面《声明》。他在《声明》中强调：“我反对这样的见解：我们面临着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⑩并且指出：“灾变论的信徒基本上是以《共产党宣言》的论述为根据的。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作出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许多具体结论，首先是它对于发展所需时间的估计，则是错误的。《宣言》的作者之一恩格斯已经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导言中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后一错误。”(11)
查阅经典文献，恩格斯确实在那篇《导言》中承认对1848年以来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还说：“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12)这就表明，恩格斯修正了《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的论断，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从现实情况分析，伯恩施坦用大量事实材料证明，阶级斗争并没有像《宣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尖锐化。第一，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资本家巨头的数目不是愈来愈少，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第二，在很多生产部门中，生产的积聚固然证实了社会主义批评的全部预言，但是在另一些部门中，积聚目前还没有达到预言所说的那种程度。工商业统计表明，企业分成非常多的等级，任何一级都没有消失的趋势；第三，一切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特权一步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在这些制度的影响和日益活跃有力的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开始出现一种反对资本剥削倾向的社会反作用，而且将愈来愈使更多的经济生活领域受到它的影响；第四，工厂立法，地方行政机构的民主化及其工作范围的扩大，工会和合作社摆脱了一切法律上的障碍，在一切由国家机关分派的劳动中都考虑到建立工人组织。伯恩施坦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发展阶段的标志。他还引证了大量的经济发展资料来证明，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崩溃、工人阶级因绝对贫困化而必将在短期内爆发革命等看法都不符合实际。事实上，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欧洲，尤其是德国出现了长期以来没有见到过的经济繁荣，因此，《爱尔福特纲领》所指出的“危机的范围越来越广，破坏性越来越大”这样一种前景，实际上已被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所否定。
伯恩施坦并不否认他的上述结论是从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中得到的启发，甚至不否认引用过他们的论据。因为在他看来，“一个错误不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度赞成它，就值得保持不变；一个真理不会因为第一个发现它或表述过它的是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就减少力量”(13)。伯恩施坦认为，自己已经否定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先生在表述现代英国发展史时的片面性，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在自己的书中确认对当前经济发展有重大价值的事实，“我根本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而且我乐于承认，我通过舒尔采·格弗尼茨，……才注意到许多我在以前不重视或者重视得很不够的事实。我甚至不羞于承认我也从尤利乌斯·沃尔夫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一书中学到了一些东西”(14)，因为“我作为理论家也必须努力追求的，是理论和实际、言语和行动的一致”(15)。
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的危机论推理，资本主义的危机变得越来越经常和具有毁灭性，但在伯恩施坦看来，这跟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趋势并不符合，“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了，而是可能性更小了”(16)。他认为，从欧洲经济普遍繁荣和19世纪中期以来不存在任何严重萧条的事实来看，资本主义本身产生了许多具有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可以得出危机的周期性和严重性都在逐步减退的结论。所以他提出，“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这一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判断，正是《前提和任务》一书的“全部精髓所在”(17)，以及伯恩施坦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修正”的前提。在他看来，“既然经济发展所需时间远比原来假定的要长得多，那么，发展所采取的形式和它将达到的形态，也必然是《宣言》所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可能预见到的”(18)。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向我的德国党员同志们说明，他们最好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关于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不断地前进比一场灾变所提供的可能性更能保证持久的成功”(19)。这是伯恩施坦在资本主义有更长寿命和更强弹性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策略作出的新的探索、修正和调整，以适应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和欧洲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
二、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
1890年1月，德国“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资产阶级开始采用自由主义的“新方针”，社会民主党因此获得了在德国充分开展合法活动的权利，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获得178.7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4以上。与之相适应，当选的工人议员也由1877年的12人成倍地递增。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民党面临着恢复合法地位后的重大策略转变。当年9月中旬，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就针对当时变化了的具体情况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20)
面对这一切，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以《礁石》为总题目的3篇短文，指出了此次议会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声称不能低估150万张选票对“党的策略所具有的意义”，党今后在议会中不能再满足于“一般的批评”，而要提出“议案”、提出“质问”和“推举代表参加各个委员会”，总之“处处都应当加以干涉”；党应当敢于冒“受到议会痴毒素的传染”(21)的危险，必须使社会民主党人懂得，“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因为“带有种种缺点的议会制度在今天的德国毕竟是一切社会机构中最现代化的，任何教条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一点”。同时，他认为，“党在这种意义上活动时，丝毫都没有放弃它的彻底的革命性。它只是摆脱了貌似革命的反议会空谈”(22)。在他看来，“议会对于德国人民命运的影响预计将大大地加强”，因此“党在议会中的任务也就加重了”。他并且提醒党，“如果鉴于我们在原则上反对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而否认或低估这种任务，我们认为这是一片必须回避的最致命的礁石”(23)。
从1896年10月至1898年6月间，他在《新时代》杂志上，又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革命理论时所依据的前提条件已经改变，所以社会民主党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武器。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24)。因此，社会民主党“决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者的暴力革命”(25)，它的目标是“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26)。他断言，“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27)，“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28)。因此，“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脱出来”，愿意表现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29)。
1899年2月，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又强调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具有关键意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全面民主发展的一个渐长渐进的运动过程。针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他说：“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30)，并进一步提出了阶级合作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不同，不像它们要靠暴力来摧毁才能建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本身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只要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积极地组织和行动来继续发展它，就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提法“肯定具有非常合理的内核”(31)。
把恩格斯的议会斗争策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修正，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出发点。因此，研究修正理论的第一个萌芽是否出自恩格斯后期的著作，不是没有意义的。面对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恩格斯也开始调整其主要形成于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中的斗争策略，他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并在许多谈话、书信和文章中作了表述。在修正以前认定的资本主义崩溃论的基础上，恩格斯对争取普选权斗争的意义给予了高度的估价。1895年，他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德国工人阶级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32)。同时，他还批评了党内反对合法斗争的“青年派”，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在实践上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这只能使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
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还对议会活动的积极作用作了肯定。他认为：第一，普选活动可以为党提供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力量的机会，通过选票的增长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和敌人的恐惧；第二，选举可以为党提供衡量自身力量与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并根据这一比例尺，使工人阶级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第三，党可以利用竞选鼓动，广泛接触人民群众，迫使一切政党在人民面前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第四，工人代表可以在帝国国会提供的讲坛上，比在报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恩格斯的结论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开始被采用，普选权已经由“陷阱”和“欺骗的工具”转变成“解放的工具”(33)。他指出，“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34)。他甚至作出了如下的重要论断：“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35)
但是，恩格斯在设想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可能性的同时，也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它的统治受到威胁时，发生逆转、采用暴力的可能性。因此，他告诫各国党，“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36)；而目前德国社民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合法斗争形势积聚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37)。
可见，伯恩施坦的议会斗争策略就其前提和主体而言，与恩格斯《导言》阐述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的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给出新的回答，要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方面作出新的调整。伯恩施坦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正是对实践发展要求理论创新的一种回应，仍属于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革命和改良、议会斗争策略、目标与运动等问题认识的范畴。尽管恩格斯与修正主义者后来的态度不同，仍坚守“革命权”的思想，但是恩格斯那个有条件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论断却深深地影响了伯恩斯坦，以至于使他忘记了恩格斯的告诫，在选票近乎一帆风顺增长的形势下，逐步从有条件地利用合法性进行斗争走到热衷追求合法主义上去，而这个论断恰恰又是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因为修正主义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是改良主义。但是，只要恩格斯把最后的斗争推迟到遥远的未来，而且还告诫社会主义者们在此期间应该慎重从事，这就有助于把修正主义的战略和策略从实际的政治斗争方面转到理论方面去。可以说，从恩格斯去世到20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导言》始终由伯恩施坦保存着，这一文稿所阐述的思想对伯恩施坦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在德国社民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委托倍倍尔宣读的一份《声明》中，曾经毫不含糊地引用恩格斯那篇《导言》来给自己洗清异端的嫌疑。
伯恩施坦说，恩格斯在《导言》中详细说明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即“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且指出与军队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是会暂时阻止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或甚至使它倒退一个时期。总之，在他看来，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据此他指出党的迫切任务是，“使自己的选票继续不断地增加”或者是“议会活动的缓慢宣传”。伯恩施坦指出，难道因为恩格斯“不愿意看到由合法宣传加以保证的社会民主党的不断发展被一场政治灾变打断，我们就要议论他，说他不要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了吗？”(38)所以他认为， 自己的说法和恩格斯的下述原理是殊途同归的，即在任何时候，工人阶级就其智力成熟程度和一般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有多大能力实行自己的统治，民主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统治。这就需要“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按民主精神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39)。
历史的发展已经表明，东方与西方在社会经济、阶级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民族传统、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列宁往往是从帝国主义战争环境下俄国和东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去探索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而伯恩施坦则往往从西方国家和平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特点出发去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事实证明，列宁的理论适合于东方类型的国家。但十月革命作为暴力革命成功的先例，并不能说明凡是无产阶级革命都必须通过暴力。对于伯恩施坦的修正是否正确，我们暂且不作回答，因为历史尚未证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道路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但是仅从他能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据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提出新的看法，就值得我们给予重新认识。当然，他主张的和平过渡道路似乎绝对化了，仅仅根据几个发达国家变化了的情况，就作出了普遍性的结论，这是需要慎重对待的。
三、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
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德国社民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伯恩施坦被斥责为“修正主义的鼻祖”的同时，他的一段关于“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格言，也成了否认社会主义运动有任何确定目的的“修正主义公式”。应当指出，这种理解与其原意存在着距离。
这一公式是他在1898年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的。在这以前，伯恩施坦曾经讲过，社会主义是遥远的事，任何一个有健全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画出一幅固定模式的未来图画。当时英国社会民主联盟领导人厄·贝·巴克斯认为，这种说法无疑是要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延期到世界的末日。伯恩施坦感到对方曲解了自己的意思，一个月后，他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中答复了巴克斯。他说，如果人们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理解为建立一个在一切方面都严格执行共产主义规则的社会，那么他觉得这种社会还相当遥远；相反，他坚信现在这一代人能够看到许许多多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得到实现。接着，他道出了那段公式：“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40)
文章发表后，党内议论纷纷，说伯恩施坦拒绝关心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这就促使他给《前进报》编辑部寄去了一份《声明》。《声明》强调两点：第一，一个运动没有目的，就是混乱无主的行动，因而也就成了一个没有方向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有自己的自觉奔向的目的。但是，这个目的并不是实现一个具体的社会计划，而只能是贯彻一般的社会原则；第二，在有了总目的之后，运动本身及朝着这一目的方向上的进展，便是主要的事情。相对于运动来说，人们如何设想这个发展的最终目的，那的确是无关紧要的了(41)。我觉得，他在这里把自己对“目的与运动”关系的看法讲清楚了。
他满以为《声明》能为自己作一些开脱，不料仍有一些人断定，从他的论文得出的实践上的结论是：放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甚至有人要求在党代会上对此作出裁决。伯恩施坦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又起草了书面报告，以便“不让别人曲解我的论述和从它得出错误的结论”(42)。
他在报告中写道：“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跳过的，所以我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即为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斗争、工人阶级在城市和村镇中为本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工人经济组织的活动。我当时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写下这句话的：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同时，他又一次声明，“明摆着的是，它不可能是表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漠不关心，而只是对事情将采取‘什么样’的最后形态漠不关心”，“对于将来，我所感兴趣的从来没有超出一般原则的范围，我也不能读完任何一本描绘将来的书。我所关心的和努力以赴的是现在和最近将来的任务，超出这一范围之外的远景，只有当它们能够成为我在这一方面的有效行动的准绳时，才能引起我的注意”(43)。在这里，“最终目的”的概念有了特定的内涵，即社会的“最后形态”。这种有关未来社会的模式，当然很难事先预料。他的这些表述给了我们一些全新的概念，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修正主义公式”的真正含义是有帮助的。
果然，伯恩施坦的报告得到了一部分同志的谅解。威·李卜克内西说，从伯恩施坦发表过的某些声明来看，他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最终目的；与此相反，他曾表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最终目的(44)。可是，还有不少同志仍旧拒不接受伯恩施坦所谓的“狡辩”。普列汉诺夫起先认为，伯恩施坦的公式是在把德国剧作家莱辛的一句名言加以翻新；可是后来他又发现“公式”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论社会和平》一书中套用过来的。这位作者写道：“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作为最终目的是被接受或被否决，实质上是无关重要的；因为这一要求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说来固然是必需的，但对于那些把近目标放在较远目标之前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说来就不是必需的了。”(45)普列汉诺夫把伯恩施坦的“公式”与这位作者所说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最终目的的意义不大的议论联系起来，认为伯恩施坦正是在感染了这种社会主义的精神以后，急忙宣布自己对最终目的的新态度。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回答了普列汉诺夫“惊人的博学深思”。他承认自己在提出这一公式时曾受到一位名人的启迪，但他既不是莱辛，也不是舒尔采·格弗尼茨，而是马克思。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6)。伯恩施坦认为，自己在写下关于最终目的的那句话时，所想到的虽然不是这段话的全部观点，但确是它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在这里不正是说，运动即“一系列的历史过程”就是一切，而任何事先详细确定的最终目的即“现成的乌托邦”同它比较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吗？与此同时，伯恩施坦意识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预示过未来的图景，但那里只是描述了一个很笼统的轮廓，而且同工人阶级按照其生活条件必然形成并且在实质上也已形成的社会意识是十分适合的，因而不能把它说成是纯粹的空想。他同意人们从事物发展的趋势出发去预言未来，虽然这只是一种推论，但它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他断言，正在成熟着的现代工人阶级，“用不着这个毕竟是模糊的‘最终目的’去鼓舞它为社会主义奋斗”(47)。
记得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在回答《费加罗报》记者关于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的提问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48)客观地说，伯恩施坦与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
综观伯恩施坦在“最终目的和运动”问题上的全部论述，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最终目的”的概念在伯恩施坦那里始终有着特定的内涵，这就是指未来社会的具体模式或设想，因而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从党内几次争论看，对“最终目的”的理解，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在1898年10月斯图加特党代会上，卢森堡反对“把这个最终目的理解为关于未来国家的这种或那种设想，而是要理解为建立一个未来社会之前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49)。她认为，“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50)。而伯恩施坦则认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对于资本家的剥夺，这些事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实现一定的目的和意图的手段”(51)。对同一概念理解不同，势必会产生两种分歧的意见：一个认为“微不足道”；一个却坚持对之必须“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伯恩施坦不要每一个人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从一开头就和他完全一致，但他要求人们在他作了澄清之后，放弃错误的解释。
第二，“公式”表述的形式存在着不妥之处，容易引起误解。从伯恩施坦特定的内涵出发，不能认为那段话是错误的，但是用这种公式化的格言去阐述科学理论，往往会带来一定的缺陷。由于条件限制，有些同志很可能没有注意到伯恩施坦的有关补充说明，或者没有弄清“最终目的”的特定内涵，而一味地从字面上去加以理解，结果歪曲了伯恩施坦的本意。针对这种情况，伯恩施坦本人曾经表示：“如果这句关于最终目的的话的形式会容许人把它解释成宣称任何表述为原则的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毫无价值的话，那么我乐意放弃这种形式。”(52)
第三，宣布“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不等于取消理想。在这个问题上，倍倍尔认为，从哲学上讲不存在最终目的，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对一个正在进行斗争的党、一个想达到确定目标的党来说，必须有一个最终目的(53)。有人说，伯恩施坦宣布自己对最终目的漠不关心，就是把理想抛到脑后去了。在我看来，不能作这种解释。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背弃社会主义，取消最终理想。在1901年卢卑克党代会上，他曾表示：“你们希望把最终目的放在心上，我承认这一最终目的，如果你们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话，但是我认为，这个理想就存在于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实践运动本身之中。”(54)由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未来的事情，所以“它带有一种思辨的理想主义因素，包含着一部分科学上没有得到证实的东西或者科学上无法证实的东西”(55)。我想，他这一番表白是没有理由遭到指责的，而且评判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主要应以也只能以他本人的言论为准。
第四，“公式”不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列宁曾经指出：“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56)但是，列宁并没有就这一方面的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伯恩施坦是在资本主义制度预计“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修正的。因此，不能牵强地用“公式”去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并且给“公式”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反过来，是否可以说，正是“公式”所掀起的波澜，冲掉了当时许多过分夸大的许诺和期待，使党冷静地沉思革命的策略，从而达到政治目的。
四、关于“修正主义”的内涵
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实践向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伯恩施坦竭力想通过“拉长”马克思的学说，使它与实践相一致。当他在费边社作题为“马克思究竟教导了什么”的演讲时，才完全明白那种设想是不可能的： “我想帮助马克思，想说明，他所说过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而一切没有发生的，也是他曾经说过不会发生的。但是，当我完成这个作品去作演讲的时候，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念头：你歪曲了马克思，你所讲的不是马克思。”(57)演讲结束后，机智的费边社社员休伯特·布兰德向伯恩施坦提了几个善意的问题，而他仍然照老一套回答了，但是这几个问题给了他很大的刺激，“我悄悄地对自己说：这样下去不行。想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是徒劳的。需要做的毋宁说是弄清楚，哪些方面马克思仍然是正确的和哪些方面他是不正确的。要为纪念马克思做点事，最好是丢掉他的不正确的东西，而不要把他的理论拉长到可以证明一切，因为这样一来它就什么也不能证明了”(58)。于是，他提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作“一次修正、审视和析疑的尝试”(59)。
1908年12月，伯恩施坦在为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10周年所写的序言中，强调工人阶级伟大解放斗争的历史性权利和目的不取决于任何现成的公式，而是由这一阶级的历史的存在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道德的需要决定的，工人阶级所必需实现的是理想，而不是教条。他说，如果有人要把他的这一观点称为“修正主义”，那么他尽可以这样做，“不过他总不应当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当时也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接着指出：“任何一种新的真理，任何一种新的认识都是修正主义。既然发展不会停顿，既然斗争的形式也要随着斗争的条件一同受变化规律的支配，那么在实践中和理论中也就永远会出现修正主义。”(60)这是伯恩施坦对“修正主义”内涵的理解，即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需要随时修正或创新。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遵循两条基本的原理，那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强调的关于有机体发展的思想：第一，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来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61)在伯恩施坦看来，这一原理告诉人们，“工人阶级以及任何一个其他阶级都不能专横地按照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幻想或者随便哪一个现成公式来改造社会。要想使重大的社会改革成为可能，社会的全部生活条件就必须改变，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成熟程度”(62)。这里显然包含着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限制或者削弱。第二，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固定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不断在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63)伯恩斯坦认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概念在这里同样有着十分确定的界限。
在伯恩施坦看来，任何修正主义者都承认马克思的这两条原理，但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却认为，“马克思根据一定的历史前提提出的原理有着持久的教条的力量，而不是承认它只有相对的意义”(64)。伯恩施坦指出，这些正统派不懂得“如果实际发展同毕竟只是由理论预示的发展不相符合（这种情况是屡次发生的），那么以最初的假定为根据而得出的公式也必须改变”(65)。而他们还是僵死地并且徒劳无益地抓住这些公式，企图用种种手段来维护它们，这些手段纯粹是在解释上玩花样，同真正的科学理论是完全不相称的。
伯恩施坦强调指出，一切科学都可以区分为纯粹理论和应用理论，前者从有关这一方面的全部经验中推演出来，并且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认识原理，它们构成理论中的不变成分；后者则是把这些原理应用于各个现象或各个实践事例，并被概括成定理的认识，它们构成学说体系中的可变成分。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凡是“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无条件适用、也就是不问民族和地方特点一律适用的一切东西，都属于纯粹理论的领域，与此相反，凡是涉及一时的和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和推测的一切东西、发展的一切特殊形式，都属于应用科学”(66)。在伯恩施坦看来，如果把纯粹科学的任何一个原理去掉，也就随之去掉了基础的一个片断，于是整个建筑的一大部分就失去了支柱，成为摇摇欲坠的了；而应用科学的原理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些原理可以取消，却丝毫不至于震动基础。
譬如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认为这一理论的一般要点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是没有争论的，“修正主义对于这些不朽的真理能有什么办法？”就好比还没有任何一个修正主义者试图攻击过乘法表一样，因为他们还无法证明1×1=3(67)。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下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虽然为研究伟大的历史变革的原因提供了指导观点，但是要说明历史演变的内在过程，传统的公式就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了，它需要作重大的补充”(68)。他认为，今天应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有义务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加以考虑外，还需对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和宗教的传统、地理和其他的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畴）加以充分的考虑”(69)。所以，在他看来，“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且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的教条主义渴望必须予以否定”(70)。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理论体系，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重大变动中的发展规律，既要把握其整体性以及包罗万象的特色，又要把握其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方面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变动性，一旦失去效应，就要进行修正、充实、更新、发展。从这一点而言，伯恩施坦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新问题，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根据新情况进行探索，提出符合于当时历史发展要求和有利于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理论见解和政策应对，这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伯恩施坦的这些新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判断不一致，就统统视之为“异端”；而应该把它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历史实践的检验中，来判别其缺失和相对的合理性。问题是在以后的论战中，他情绪化地超出了这种有限的批判，发展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根本置疑，因而是错误的。事实上，伯恩施坦也是功过兼有，如果因人废言，不加分析地把他对马克思某些结论的看法全部纳入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这样就会分不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来批，从而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所以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着手做这方面的清理工作，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修正从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分离出来，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看，20世纪初当“修正主义”开始出现时，党内绝大多数人是加以摒弃的，但它很快成了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共同思想来源。1959年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也是以它的主要内容作为理论基础的。可以说，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都是对“修正主义”的具体表述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德国社民党不仅从正面意义上使用了“修正主义”这个词，而且为“修正主义”恢复了名誉。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K·施密特曾说：“伯恩施坦已在全线取得了胜利。”T·迈尔在解释这句话时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理解的基本结构今天已经成了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自觉或不自觉地）的纲领的基础。”(71)值得一提的是，前社会党国际主席W·勃兰特在纪念《哥德斯堡纲领》通过20周年的演讲中，曾高度评价了伯恩施坦及那句“名言”。他说，近年来在社民党的理论讨论中，围绕伯恩施坦发表了许多意见，恰好也是从哥德斯堡的角度谈到他，一再把他称作这个纲领的鼻祖。实际上，他所作的反对马克思——首先是反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分析有许多部分是说对了的。他那雷鸣般响彻全党的名言——“运动对我来说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哥德斯堡人的先驱”(72)。这句话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民主、改良是持久的任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心目中的地位，由他奠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欧洲通过了实践的检验。
收稿日期：2008-08-18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9-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5页。
③［德］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8页。
④［德］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6页。
⑤⑥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0、65页。
⑦《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1年柏林德文版。转引自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⑧彭杜是法国工程师和金融家，曾在巴黎创立“总联合公司”，1882年公司倒闭引起许多企业破产。
⑨［德］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4页。
⑩(11)《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8-39、3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5-598页。
(13)［德］伯恩施坦：《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49页。
(14)(17)［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49-250、23页。
(15)(18)(19)《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4、39、41页。
(16)(21)(22)《伯恩斯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9、2-4、6-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8页。
(23)(30)(31)《伯恩斯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4、236、14页。
(24)(25)(26)(27)(28)(29)［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09、208、196、3、7、239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页。
(33)(34)(35)(36)(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2、603、273、608、609页。
(38)(39)《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1、41页。
(40)(41)《伯恩施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40、44页。
(42)《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8页。
(43)(44)(45)《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2、246、92页。
(46)(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62-363、628-629页。
(47)《伯恩施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57页。
(49)(50)(51)(53)(54)(55)(57)(58)《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7、37、42、21、421、363、66、66页。
(52)［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47页。
(56)《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页。
(59)(60)(66)［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7、23、47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62)(63)(64)(65)(67)(68)《伯恩施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353、354、354、354、295、295页。
(69)(70)［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53、55页。
(71)殷叙彝：《西方的伯恩施坦研究述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6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72)［德］托马斯·迈尔等：《论民主社会主义》译文集，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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