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意义：现代经验主义的解读与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经验主义论文,路径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0)03-0031-08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已离开我们二百余年，但其哲学没有死去，“他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①康德传记作家阿尔森·古留加指出：“形形色色的现代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几乎全都渊源于康德。他的思想虽然经受了种种改造，但却依然保持着生命力。”②应该说，康德思想一直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发生着极其复杂的影响。毫无疑问，康德是一位注重“纯粹理性”、强调“先验哲学”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但也往往因此引起人们程度不同的误解，以为康德轻视或忽视经验，尤其是在伦理学领域，认为其伦理学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伦理学”，脱离经验，与具体的感觉经验无关。③事实上，康德虽然不是经验主义哲学家，但在其先验理性主义哲学内极大地赋予了经验主义某种合法的地位，这既源自康德哲学理论建设本身的需要，更与康德深受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影响有关，康德已经唤醒了对欧洲启蒙思潮所蕴含的科学理性压倒一切、支配一切的“理性至上”、“科学万能”倾向的警惕。这表明，康德虽不是反启蒙思想家，但却意识到绝对理性主义的问题，意识到对启蒙运动的重新批判与反思的必要性。康德哲学中经验论因素的留存与强调，无疑给现代经验主义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
一、后康德时代经验主义的接续与发扬
从词源上说，“经验”一词源自希腊文“empirie”和拉丁文“experiential”，意思是与纯粹思想的东西或根据权威和传统被接受的东西相对。在哲学中，经验一般是指通过感官所知觉到的东西(感觉经验)，指我们从他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或凡是从外部或内部反省而来的东西，就此而言，经验是与观察和实验联系在一起的。经验主义主张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人们的感觉经验，可能的感觉经验的范围就是可能的知识的范围。④基于这种理解，我们从狭义上将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并由欧洲近代经验论发展而来的现代经验主义看作西方哲学史上经验主义的最新发展形态，也是康德思想在现代发生影响的重要的理论承接面。
康德对现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是深刻的，并且是正反面兼而有之。康德通过对理性能力的审察，为知识划定了范围——只能局限于现象界而不可认知自在之物，这从消极的一面(或说反面)直接影响到现代经验主义哲学家，他们只把人类的哲学认识囿于主观感觉经验世界，而对感觉经验背后的世界或者认为人类缺乏认知能力，或者认为完全能够包容在“中立要素”与“原则同格”之中而并非独立的存在，或者干脆以不能为经验验证为由将一切有关物自体世界的任何问题用“逻辑的奥卡姆剃刀”统统剔除，进而主张人类的真正认识只能局限于感觉经验范围内，所谓真理性认识便是对感觉经验现象之间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加以描述、记录和整理。逻辑实证主义甚至极端地认为，科学是对事实(指感觉经验事实)的澄清，哲学也并非一种理论，它只不过是一种活动，是通过对已有的科学命题或陈述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以澄清其意义。统观而言，现代经验主义哲学家的共同认识就是在经验世界内必须拒绝讨论形而上学问题，故而“反形而上学”成了现代经验主义的一面理论旗帜。从积极的一面(或说正面)来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先验原理论”的阐述，提出了关于知识问题的整体性思考，并在这种思考中综合地调和了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冲突，取其长而避其短。“先天综合陈述”便是这种调和性构想的集中表述。康德曾把“先天综合陈述”比作人类认识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⑤
在康德看来，科学知识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是普遍性必然性，二是增长性创新性。以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知识论虽然解决了知识的增长性问题，但却无法对经验知识的必然性作出合理的解释。与之相反，以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知识观尽管解决了知识的必然性问题，但却未能对知识的增长性作出科学理解。因而，康德主张，在经验的综合陈述和逻辑的分析陈述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先天综合陈述”。这也正是整体经验科学奠基于其上的基础。“先天综合陈述”的思想要领就是认为科学知识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结合，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逻辑规则是构成知识的先决条件和手段，但同时也离不开感性的经验直观。可以说，先天形式与后天质料是科学知识的两大要素，缺一不可。先天的概念范畴提供知识的形式，后天的感觉提供知识的质料，科学知识的获得就是用先天的形式对经验杂多予以整理、综合和统一的结果。康德正是通过“先天综合陈述”理论明确向人们指出知识的内容开始于(begin with)感觉经验，知识离开经验便是空的。康德明确宣称：“吾人所有一切知识始于经验，此不容疑者也。盖若无对象激动吾人之感官，一方由感官自身产生表象，一方则促使吾人悟性之活动，以比较此类表象，联结之或离析之，使感性印象之质料成为‘关于对象之知识’，即名为经验者，则吾人之知识能力，何能觉醒而活动？是以在时间次序中，吾人并无先于经验之知识，凡吾人之一切知识，皆以经验始。”⑥“无内容之思维成为空虚，无概念之直观，则成为盲目。故使吾人之概念感性化，即在直观中以对象加于概念，及使吾人之直观智性化即以直观归摄于概念之下，皆为切要之事。此二种能力或性能，实不能互易其机能。悟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唯由二者联合，始能发生知识”。⑦由此可见，康德是重视经验要素并肯定在知识构成中经验要素的重要作用的，经验直观是知识的重要必备构件之一。这可以说是对在法国理性启蒙主义浪潮下将“一切置于理性法庭上予以审判”，过度强调理性、科学，以至随理性主义迅速膨胀而出现的“理性至上、科学万能”思想的有力反击与纠正。
近代哲学十分注重知识理论的科学性、证明性。这一思想到了康德那里，则演变成重新思考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哲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是说哲学成立的科学基础是什么，这是康德花费大气力进行思考的地方。当然，作为一位理性主义哲学家，康德强调的不是知识开始于经验，而是形成知识必然性、普遍性或者说真正使知识成为知识的先天形式条件即感性形式——时间和空间和知性形式——十二对范畴。康德这种以先天形式加工整理质料而构成知识的思路与做法目的就是为了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并从总体上把哲学奠基于科学(包括数学、几何学与自然实验科学)基础之上，反过来，又从理论上说明数学、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毫无疑问，现代经验主义哲学便是在“拒斥形而上学”旗帜下重新复兴了传统经验主义哲学，坚决地从经验本身出发讨论知识形成的基础、原因、性质及证明性等问题。这不能不说，康德的“先天综合陈述”思想于此是有正面性的启示和引导作用的。
应该说，经验科学的发展使哲学认识论从“要么是绝对知识，要么是怀疑”的极端看法中解放出来。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开始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如果不是怀疑主义者，就必然追求某种绝对知识和永恒真理。但经验科学的发展则促使人们认识到否定有绝对的形而上学知识的存在并不就意味着一定要否定一般科学。一旦人们立足于经验主义的立场便能很好地理解这一情形：虽然不存在绝对知识，但通过经验证明是确定可靠的陈述却是存在的。人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或者因为持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就放弃哲学研究，或者因为否认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就被迫从事哲学思考。
二、“先天综合陈述”在经验主义视角中的理解与解释
康德极力否定在传统意义上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可能性，这种对理性形而上学科学基础的否定是其认识论建设的必然产物。
科学在人类早期是作为非独立的组成部分融合于包罗万象的哲学之中的。只是到了近代，科学才脱离了哲学，取得独立性地位。建立在纯粹经验基础上的近代实证科学变科学的先验本质法则为其正确性必须受观察和实验检验的法则假设。这种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观在近代的科学实践中大获成功，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独立分化及其性质的转变就反过来要求哲学对经验科学的逻辑程序和认识结构等问题给予重视并加以深入的研究。故而，在近代认识论中，对经验知识的强调和讨论意义重大。康德就明确指出，牛顿物理学是严密自然科学之典范，康德本人还把他的诸多认识论问题与这个典范挂起钩来。不过，作为理性主义哲学家的康德，最为关注的问题倒不是经验科学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而是有没有纯粹的经验科学，或者说一切经验科学存在不存在着一个非经验的基础，即经验科学有效性的基础和根据问题。⑧康德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作了先验主义的回答。他把经验科学有效性的先验基础固定在先验主体之上。康德不但肯定一般地存在着并列并独立于专门科学的“先天综合陈述”，而且坚持认为必须假定先天综合陈述作为经验科学甚至是先于科学的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因此，对于康德而言，尽管他否定了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科学基础，但他却十分明确地阐释了作为先天综合陈述的知识(非数学的)的总合，经验形而上学(纯自然科学)奠定了所有实证科学的基础。这样，有没有先天综合陈述不仅是哲学知识论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专门科学的有效性基础。康德相信并竭力证明，任何经验知识都毫无例外地是以关于实在的先天知识为依据的，所谓关于实在的先天知识即先天为真的综合陈述。康德把“先天综合陈述”理论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比喻为“哥白尼式革命”，这一理论的有效性的根据就存在于他的先验哲学理论之中。在康德看来，对实在的认知并不是一个人类意识对世界特性的反映过程，而是说，一个“真实的世界”(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的先天感性直观形式(时间、空间)和知性范畴的构成产物。康德主张，一旦把宇宙看成先验主体的产物时，我们就能够对关于实在的“先天综合陈述”知识的有效性作出解释。
康德这一思想在现代哲学中反应强烈，既有局部性的，也有整体性的。一种方式是基本赞同康德的理论立场。这就是以朗格、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他们肯定和继承了康德先验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与基本思想，认为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都属于人的主观需要的体现物，而归之根本又属于神灵绝对意志的构成物。但有所不同的是，朗格的生理学派认为，康德的“物自体”只是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限界概念，马堡学派则以康德将物自体置于时空之外来阐明康德的先验逻辑在运用上存在着矛盾，所以是不彻底的，为了保证先验逻辑的彻底性就必须废弃“物自体”这个概念。在新康德主义看来，“物自体”理论就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的”“前批判时期”的残余，是需要坚决加以消除的。⑨总之，从根本上说，“先验主体”概念仍然是作为哲学的中心概念而为新康德主义者所理解和阐述的。对于先验主体而言，任何存在都是相对的，一切真实的东西都只能被视为内在的。这一观点还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得到某种相似的阐述。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法的先验还原最终为世界确定了一个“先验自我”，这个“先验自我”被胡塞尔比作其先验现象学的“阿基米德点”，同时也被作为沟通胡塞尔纯粹现象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桥梁来表述其作用。
另一种反应则是辩驳式的。其中又分为局部理论辩驳式和整体性质辩驳式。所谓局部理论辩驳式是指针对康德的某个理论问题提出的不同理解和新的解答。比如意向性学说奠基人布伦塔诺在他的自明性理论中就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康德的“先天综合陈述”的解释。N·哈特曼在其本体范围内则试图通过某种假定来说明认识的客观性，这个假定就是思想的基本法则(认识的范畴)和世界的原理(存在的范畴)必定存在着部分性的相互一致和符合。作为本世纪在纯先验基础上(完全拒绝使用经验材料的经验概括)所创立的一元论存在形而上学的哲学家，海贝林则十分自信他能够证明，关于世界的先天知识为什么能够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局部理论辩驳式思想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所主张的理论和康德思想有着共同的根本基础，肯定先天综合陈述的存在，只是运用另外的方法来说明这一现象。他们与康德的理论分歧只在于他们为“先天综合陈述”所提供的认识论或形而上学的说明、解释有所不同。所谓整体性质辩驳式是指从哲学理论的立场、原则与精神上对康德的“先天综合陈述”加以重新审视，直至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科学性。应该说，康德的“先天综合陈述”理论在现代哲学中以这样一个动摇其根本基础的问题——是否存在着先验综合知识，如果存在，它的有效性以什么为根据——而重新引起人们对康德思想的异议，并从这种异议和批判中，进一步夯实了经验主义的哲学原则，使经验主义在现代哲学的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并广为盛行。康德对“先天综合陈述”有着自己的理解，他首先认为对于是否存在“先天综合陈述”的问题必须在肯定的意义上给予明确回答。不过，康德同时指出这种知识陈述的存在的确是一个令人惊异的事件。这就是人们完全可能不求助于经验就作出关于世界的正确陈述并予以领会。康德认为这种令人惊异的事实告诉了人们一个先验哲学的解释，即只有当人类思维的知性法则是独立于经验而存在着的时候，人们关于现实的先验知识才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康德就以主观先验主义理论肯定了先天综合陈述的有效性根据，实际上就强调了现实世界不是客观独立的，而是由思想和内在于思想的思想原则创造的。
康德关于先天综合陈述的先验主义解释在现代哲学中最为世人关注的要算是现代经验主义哲学所主张的整体性质辩驳式学说了。因为现代经验论哲学家不再局限于批驳康德理论的正确性，而是从根本上否定构建起这种理论的前提——“先天综合陈述”的存在。这种立场要彻底得多。假如说，对康德的局部理论辩驳式思想只是围绕着怎么来理解先天综合陈述而进行理论论战的，那么，现代经验主义哲学就是力求通过否定整个争论的前提即先天综合陈述的存在来否定这种讨论的意义。在现代经验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在数学还是在自然科学中都不存在先天综合陈述。数学知识的构成并不取决于所谓形式逻辑以外的任何其他原则。康德肯定先验原则在数学知识中的构成作用，那是因为他一方面低估了逻辑思想的效用范围(如逻辑学家弗雷格所指出的)，另一方面是他受到了对数学证明方法错误解释的影响。对于经验科学，康德也将先验综合作为其原则和基础，这同样是康德的一种误解或者是一种存在论断，因为经验科学的概念和经验理论的可检验性问题能否得到说明，这与康德假定的先验前提并无直接的必然的关系。现代经验主义是断然否定康德为经验科学所作的科学形而上学的努力的。既然先天综合陈述不存在，那么，关于这个陈述为什么存在、何以存在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了，那些依康德模式提出各种理论用以回答这种陈述的有效性问题就更无意义了。以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坚决否定存在先天的综合陈述，他们认为对于这种陈述是不可能下一个精确定义的，过度夸大先天综合陈述的重要意义是错误的。实际上，任何科学陈述要么是逻辑的分析陈述要么是经验的综合陈述，此外，别无其他陈述。这表明，只要是综合陈述就必定是经验判断，它只能通过经验科学加以检验。哲学不再是在科学之外的一套关于世界存在的知识理论，它只不过是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上对科学命题或陈述予以分析的思维活动。因此，哲学不必再去对实在的本质、基础问题作出论证，哲学的正当任务就是对已有的科学陈述进行语言逻辑分析，使之逻辑无误、意义清晰。哲学必须返回到逻辑学、科学理论和基础研究中来，哲学只是科学的“校对员”、“警察”。
毫无疑问，“反形而上学”作为现代经验主义的一面理论旗帜，与其对康德“先天综合陈述”思想的否定是密不可分的，这也可以看出康德的基本问题对现代哲学所具有的重要性和急切性。我们认为，康德将专门科学奠基于先天综合的概念——判断体系上的努力被理解成一种失败的情形，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经验主义逐渐占据上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从另一层面来说，康德将物自体本体论领域与人类认识领域区分开来，认为人类认识由于自身理性能力的局限而无法超越经验现象世界认知物自体，这一点同样在现代经验主义那里得到继续阐述。不过，现代经验主义不仅仅主张人类认识只要是科学陈述，它也就必定是关于实在的经验的综合陈述，它也就一定要受到经验的检验，而且认为，关于实在的形而上学的陈述既是超经验的，又是在表达式上无意义的。语言的“传达问题”(Mitteilungs problem)早在古希腊诡辩论者高尔吉亚那里就已经提出，意思是当人们各自想着关于某物的认识而没有表达出来的时候科学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人们不仅有了关于实在的思想，而且当这种思想是可以成为交流的以便与他人进行讨论时，科学才会出现。因此，科学内容的检验方法应该是公共的，普遍有效的，可以互相对照的，同时，科学中所使用的表达式也应该是有意义的，即是能够在主体间加以相互理解、传达和交流的。
按照这种观点，只有或者是逻辑的和数学的符号或者是以经验概念为内容的语言表达式才能进行主体间的意义传达，而关于实在绝对本质的形而上学陈述(表达式)因无法获得验证以及语言抽象混乱没有具体所指而不能够在人们之间加以传达、交流，即不具有主体间可理解性，故而形而上学表达式是无意义的，它只能引起人们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这便造成了近代以来科学迅猛推进而哲学却踏步不前的不平衡发展情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按照现代经验主义的观点，形而上学哲学的衰落与失败，既是其哲学理论陈述无法获得客观性检验所致，但从首要的因素来说，则是由于形而上学哲学不能解决其概念传达问题所造成的。在我们看来，不能解决语言意义的传达问题，又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经验主义重新升温、广为流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经验主义中的语言分析学派就非常重视对语言传达式有无意义问题的研究分析，而通过这种研究所获得的见解进一步说明必须拒斥形而上学，把科学知识局限于感觉经验范围内，哲学本身就是对科学语言表达式加以澄清，使之逻辑清晰、明白无误地传达出它所包含的思想。属于人工语言分析学派的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倡导构建起一套精密严格的形式的语言体系，每一个语词都有其经验对应物。这种语言系统就能很好地解决科学内容的传达问题而不至于引起混乱、误解乃至争论。而属于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奥斯丁等牛津—剑桥语言学派哲学家则主张语言没有抽象的本质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含义，语言系统只是人们生活中的游戏，其含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对于语言意义必须从它在人们千变万化的日常生活经验的用途中加以理解。日常语言哲学的“语言游戏说”⑩就在语言这种工具在日常生活的具体使用中，把语言与语境联系起来，阐述了语言意义传达的正确方式与途径。总之，语言分析学派的一个共同主张是，形而上学语言无法解决人们对世界认识的意义传达问题，相反却导致了长期的对同一个问题的无休无止的争论，所以，不仅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应该拒斥的，而且连形而上学的语言也是必须废弃的。真正科学的语言一定是能够很好地予以意义传达的，这就是说，一定是一种关于人们经验生活的语言，或者是有与之相应的对照物，或者是随经验的变化而变化。建立在这种语言基础上的经验科学便是实证性科学，语言是公共普遍有效的，内容也是能够在经验中加以验证的。正因为如此，经验科学才有了迅速的发展，同时也给哲学的发展规定了某种趋向——转向经验主义，转向实证主义。
三、经验主义继续推进的另一种可能的路径
当然，康德的“逻辑先验性”问题在现代经验主义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对于经验主义而言，始终存在的一个根本困难就是无法从经验主义立场、方法本身去解释和说明逻辑规则(语言逻辑规则、经验本质规则)的来源和本质问题。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在叙述逻辑分析命题时，对于如何解释逻辑本身的必然性问题是存在困难的，或者说，他们无法彻底地从经验主义立场解释逻辑问题，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脱离了经验主义而回到了康德，引入了先验论的解释，坚持逻辑的先验性，是一种先验逻辑。他们认为逻辑规则的必然性不来自经验世界，而是先天具有的，它具有“先天性”，是先于经验的人类纯粹理性自身的一种设定。罗素写道：“在纯粹的逻辑中，从不提及原子事实，我们完全局限于形式，而不问哪些客体可以满足这些形式。因此，纯粹逻辑是独立于经验事实之外的；但是，反过来，原子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独立于逻辑之外。纯粹逻辑和原子事实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先天的，一个是完全经验的。”(11)维特根斯坦也认为，相信因果性、必然性存在，只不过是在心理上对经验的重复形成的一种“迷信”或“假设”，经验本身是没有必然性意义的，不过，经验事实中没有必然性，但在逻辑中却有必然性，因为逻辑法则是命题演算、逻辑推理必须遵循而不能违反的。但问题是，这种具有必然性的逻辑法则本身却不来自经验，相反，它是“先天的”、“超验的”，也因此，“逻辑是不可说的”，逻辑先天性的实质在于我们不能非逻辑地思考。在逻辑必然性问题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康德式先验论证方法”还是受到了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后者就因此而拒绝将他们视为其学派的创建者而是作为理论先驱者来看待；另一方面，他们在理论上则否弃了康德的这种“先验主义”而完全推出一种经验主义的“约定主义”来看待和处理逻辑必然性的问题。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逻辑句法规则是人们任意约定的，就如同博弈者们任意约定游戏规则一样。他们认为，语言多种多样，选择哪种语言没有丝毫限制，只依赖于实践需要上的考察，因而没有哪种语言本身比任何其他语言正确一些，并且一种语言的规则也是任意选择与任意约定的。卡尔纳普写道：“对于语言的形式，我们在每一方面都有完全的自由，不论构造句子的规则和变形规则(后者通常称为‘基准’和‘推论规则’)，都可以十分任意地选择。”(12)当然，逻辑句法规则一旦被社会所约定，人们就必须以“容忍”的态度遵循它，这也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在“约定主义”原则基础上提出的“容忍原则”。卡尔纳普在其思想自传中明确地谈到了这一点：“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选择他的语言规则，从而也可以按他的愿望选择他的逻辑。我把这个观点称为‘容忍原则’；或者可以更准确地称为‘语言形式的约定论原则’。”(13)逻辑实证主义崇尚“约定主义”，认为将逻辑句法规则解释为人的约定是其理论的重大创新，并自视以此解决了经验主义在反对理性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未能解决的难题，从根本上驳倒了“逻辑法则先验性”的错误见解，因而，在他们看来，经验主义现在是彻底胜利了。卡尔纳普得意地比喻道：“逻辑之船终于克服最后的障碍而驶离大陆了，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广阔无边的海洋。”(14)
需要指出的是，“约定主义”也并没有最终解决逻辑必然性以及经验证实的可靠性问题。因为约定必须是正常人的约定，而正常人本身同样是一个约定问题，这会陷入恶的无限之中，陷入一种经验化的相对论之中，同时，任何约定都是在一定条件和情况下的约定，它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情况。这种约定的相对性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经验主义是否要继承或抛开康德的问题，而是经验主义理论自身无法改变的致命问题，这就是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的说明问题。这一问题或者说理论自身的困境最终还是改变了逻辑实证主义原先过于乐观而自信的态度，因为问题并非如设想的那样简单，所以应该谦虚一些。费格尔的这段话或许可以理解为这种态度的转变和反省：“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全盛时期，我们维也纳学派中许多人都以为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结束一切哲学的哲学。在这以后我们就不再这样自负。我们现在看待哲学，正如我们看科学一样，认为它是一种没有止境的探索。”(15)
也许康德的先验式路径在现代仍然有其意义，也有一些哲学家重提“先验论证”问题。不过在我看来，或许还有另一条值得人们重视的路径，这就是现代解释学路径。这一路径既不同于康德的“先验论证”方法，也有别于经验主义的“约定主义”。尽管现代解释学同样肯定文本和事物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对于如何确定和建构这种普遍意义，现代解释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前两者的新的思路。
西方哲学自希腊哲学后，一直以理性主义为基础，他们建构的是对世界最普遍、稳定与绝对的知识，到康德这里首次遭到反思与批判。康德摧毁了最高的上帝存在，给人们带来了理性和知识有限性的世界，但他不惜以自己思想的矛盾，在坚持上帝作为实践理性公设的基础上肯定人们的道德和理想还是有普遍与绝对价值的，若离开这种普遍与绝对的道德理想，人类的行为将变得非常危险。尼采与康德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但尼采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在宣布“上帝死了”的同时，消解了传统的绝对普遍主义，却将哲学带入了另一路向，即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这一道路。
康德问题是值得深思的，需要普遍性，但需要从理性本身确定这种普遍性。我认为，现代解释学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为代表，正是在这两条路之间选择了一条更中性的路子。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的《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就表明了解释学的这一意图。解释学，在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既要确立这种普遍意义与必然价值，同时又要告诉大家，这个解释的东西要和解释的情景、解释的主体联系，是一个理解性的东西，是一个重新理解和创造的问题。解释学的根本宗旨就是既要肯定事物意义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又要反对绝对的客观主义；既要强调事物意义依赖于解释学情境，事物的意义是相对的、多元的和开放的，是一种效果历史意识，又要明确反对绝对的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可以看到，现代解释学给了我们一条新的路向：需要普遍性和必然性，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又是通过人们的理解、对话建立起来的普遍性。这条路子后来为哈贝马斯所继承，哈贝马斯也强调普遍性，他的普遍性就建立在交往行为基础上，是由理解、对话、协调、共识等达成的一种普遍性。
可以看出，通过现代解释学这一路径所建立起来的事物的本质、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但又不是经验主义的感觉经验性的，它是在人们理解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解和解释、交流与对话，运用理性而达成的一种关于文本和事物意义的共识和普遍意义。它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必须指出的是，这是一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或许现代解释学的这一路径能为破解现代经验主义关于“逻辑必然性”的难题打开新的思路，从经验主义立场合理地解释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问题。归之根本，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是一种理解与解释的事情，是人们对世界本质与意义的一种建构，并且它总是开放的、无限的，是与人们的理解经验息息相关的。
注释：
①[苏]阿斯穆斯：《康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②[苏]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作者的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③德国当代学者福伦克尔·格哈特就明确指出：“康德的道德哲学以其严肃主义(Rigorismus)而声名狼藉。这种严肃主义，又代表着原则的统治、冰冷的抽象和同生命的无条件的对立。所有经验性的东西……都是为批判的伦理学完全不熟悉的。由此出发，康德主义者一再得出了这种误导的结论：康德的伦理学独立于经验性的条件。这种误解，直到今天都使得批判的道德哲学受到严重损害。”福伦克尔·格哈特(Volker Gerhardt)：《伊曼努尔·康德：理性与生命》(Immanuel Kant:Vernunft und Leben)，斯图加特：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参见舒远招译文，载《全国“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安，2009年10月，第43页。
④参看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9页、第298页。
⑤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7页。
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1页。
⑧康德曾指出：“经验虽然告诉我们某物是如此这般的状况，但并不告诉我们它不能是另外的状况。”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⑨参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康德与马堡学派”部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86～87页。
⑩“语言游戏说”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9页。
(11)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37～238页。
(12)[美]卡尔纳普：《哲学与逻辑句法》，傅季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5页。
(13)Carnap,Carnap's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见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19页。
(14)卡尔纳普：《哲学与逻辑句法》，傅季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5页。
(15)转引自钱广华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评析》，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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