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路艱難”瑣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路艱難论文,瑣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劉宋臨川王劉義慶以《世說新語》主編者的身份知名於後世，其組織編纂《世說新語》的原因，也是學界頗爲關注的問題。周一良認爲，劉義慶“處在宋文帝劉義隆對於宗室諸王懷疑猜忌的統治之下，爲了全身遠禍，於是招聚文學之士，寄情文史，編輯了《世說新語》這樣一部清談之書”。①他以《宋書·劉義慶傳》所載“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之語作爲重要證據，分析“世路艱難”一詞是對元嘉年間劉義隆猜忌臣下這一政治環境的隱晦表達，并提出在此氛圍之下，劉義慶不得不“不復跨馬”。②此說問世后爲學界所認可，幾已成爲《世說》編纂原因的定論。 不過，《南史·劉義慶傳》在記述這一條時，删去了“世路艱難”之語，作“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③對於這一情况，周一良的判斷是，《南史·劉義慶傳》“全襲沈約《宋書》原文，唯獨删去‘以世路艱難’五個字。這就說明李延壽大概不明白它的含義，所以略去了這幾個頗爲關鍵的字”。④這一判斷本身含有兩重意義：其一，《南史·劉義慶傳》因襲《宋書》舊文，故從史源角度來講，應以《宋書》爲本；其二，李延壽未解“世路艱難”之意，故《南史》删去此語之行爲不應成爲質疑《宋書·劉義慶傳》“世路艱難”是否屬實之理由。 從史源學的立場來看，《南史》中與劉宋王朝相關的記載，與《宋書》的承繼關係確實成立，而其中的改作，特別是“世路艱難”一語的有無，似乎不能簡單以李延壽不解此語作爲理由來解釋。李延壽所作《南》《北》二史，雖多取當時已有之宋齊梁陳與魏齊周隋諸書，但其有增删之處往往能體現其選擇史料的審慎態度，故應重新考慮李延壽删去此語的原因，並對“世路艱難”的含義再作分析。 一、李延壽是否不解“以世路艱難”之意 《南史·劉義慶傳》本自《宋書·劉義慶傳》，應無异議。將二傳對讀，便可知李延壽作此傳基本是在《宋書》的基礎上加以删減而成。二傳真正的不同只有三處，對“以世路艱難”的删除是其一，對劉義慶組織門下文士編修典籍的補充記載是其二，對鮑照個人經歷的補充是其三。現且對其二、三兩例加以說明。 《南史·劉義慶傳》載：“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爲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⑤其中“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並行於世”一句，爲《宋書·劉義慶傳》所無，爲李延壽自補者。 《隋書·經籍志》著録劉義慶著作共八種，分別爲《徐州先賢傳》、《徐州先賢傳贊》、《江左名士傳》、《宣驗記》、《幽明録》、《世說》、《宋臨川王義慶集》與《集林》。其中，《宋書·劉義慶傳》有記載者僅爲《徐州先賢傳》。《南史》將《世說》與《集林》補入，應是根據唐代史館中所存前朝書目所補。 同傳記鮑照事，也有《宋書》所無者，略如下：“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藴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爲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⑥此段亦應爲李延壽從《宋書》之外別家史書或雜傳所抄録。 由以上兩例可知《南史·劉義慶傳》並非對《宋書·劉義慶傳》的簡單縮寫，而是以《宋書》爲本，綜合其他材料所作的改寫。既然如此，對“以世路艱難”的删除恐怕也有李延壽自己的考慮。 現將《宋書》《南史》與“以世路艱難”相關文字列於下：
可以看出，除去“以世路艱難”的取捨外，這兩段文字的大意完全一致。在保持意思不變的情况下，《南史》在文字表述上進行了調整，同時對無礙語意的文字作了小幅縮減。而删去“以世路艱難”，無疑會對文意産生影響，這應該不是縮減文字時無意爲之之舉，而是李延壽帶著個人判斷所作的删減。 周一良認爲李延壽所作的這一删減行爲實因其不解“世路艱難”之意。按“世路”“世道”“世故”等詞爲中古時期習用語，不但在史書中常常出現，在詩文中也經常被提及。其指稱對象爲時勢或仕途，意義較爲穩定。從這一角度而言，李延壽並無不理解其含義的可能；而在具體的史傳中，這些詞所指涉的具體對象則各有不同，如果說李延壽對“世路艱難”不解，應該就是在這一層面上。周一良曾對與劉宋史中與“世路艱難”相似的詞語進行了列舉，認爲其中的很多詞語都屬於“隱晦之詞”。⑦這一說法似乎并不准確，因爲此類詞語的指稱對象十分明確，其後所加“屯險”“糾紛”之語都直接指向政治環境的險惡，應是當時一種固定的表達方式，只是未明言具體所指而已，而非忌憚政治威壓而不敢言。 對於這些詞語，李延壽的處理態度如何呢？我們看到的情况是，《宋書》中的相關詞語，《南史》有些原文照録，有些則進行了删除。若對“世路”“世道”與“世故”的使用進行綜合考察，而不限於“政治環境險惡”這一具體語意，可以看到，除去《劉義慶傳》之外，其他各條去取情况如下：
從表格可見，《宋書》中出現的“世路”“世道”“世故”等詞語，除去文章中出現的幾例，作爲叙述內容時，基本都被《南史》承襲下來，只有《劉義慶傳》删去了“以世路艱難”一語，《劉靦傳》删去了包括“世道晏寧”在內的一段明帝言論。 《宋書》多載時人文章，《南史》在編纂時，將與史事無關涉者幾乎全部删去，在文章中出現的“世路”也因此不載，此爲李延壽《南史》之例，自趙翼起便已申明。⑧而《南史·劉靦傳》不取“世道晏寧”之語，需作一說明。 “世道晏寧”一段之所以被删，主要是因爲這段內容和劉靦的事迹關係不大。《宋書》中所載此段內容，只不過是明帝藉劉靦“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之事發揮，說“巴陵、建平二王，并有独往之志。若世道宁晏，皆当申其所请”。⑨巴陵王劉休若、建平王劉宏在明帝時皆有遠離政治中樞、避免捲入宗室內争之意，是以明帝有此語。二人在《宋書》、《南史》中皆有傳，不必另在《劉靦傳》中藉此語說明其志，故李延壽修《南史》時將此語删去，對上下文內容並無影響。 綜上可知，李延壽所撰《南史》對於《宋書》中的“世路”“世道”與“世故”之類詞語，只要於文意有關者皆予以保留。事實上這種取捨標準不單存在於對《宋書》相關材料的處理上，而是在整部的《南史》與《北史》中都遵循這一原則，可見其對前代史書中相關文字在處理上標準的一致。若說李延壽不解“世路艱難”之意，按照《南史》中對此類詞語的處理方式，應該也是保留下來，斷無因不解而誤删之理。因此，李延壽删去此數語，應該還是因爲他認爲此句存在問題。 二、“以世路艱難”在《宋書·劉義慶傳》中的表述功能及《南史》將其删去后之效果 從《宋書》中有關“世路艱難”的那段文字來看，此段記述是對劉義慶一生的概括性評述，而在行文上可分爲兩個部份：“爲性簡素”至“頗致費損”是對其的總體評價，“少善騎乘”至“遠近必至”則以時間爲序，對其“愛好文義”之事進行了特別介紹。其中，“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使前後文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因果链条：“少善騎乘”的劉義慶，“以世路艱難”而放弃了馬上之功業，而開始“招聚文學之士”。 應該注意，在這段表述中，“少善騎乘”與“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都是對事實的描述與歸納，而“以世路艱難”則是對“不復跨馬”這一事實的歸因，這屬於史家的個人意見。這種意見認爲劉義慶之所以“不復跨馬”是在外部壓力之下不得已的選擇，而非出自其個人自主的意願。至於持此論者是何承天、徐爰等劉宋時期的撰史者，還是在蕭梁時期修《宋書》的沈約，實難判斷，所以，恐怕亦得不出“世路艱難”是修劉宋本朝史者“多所顧慮，不敢率直表述”的“隱晦之詞”這一結論。⑩ 正因爲“以世路艱難”屬於撰史者的觀點而非事實本身，所以李延壽對於《宋書》中的這一觀點可按照自己的判斷進行取捨。此段文字，《南史》删去“以世路艱難”，打破了《宋書·劉義慶傳》中的因果邏輯，而代之以純事實的叙述——“少善騎乘”的劉義慶“及長”便“不復跨馬”，而開始“招聚文學之士”。在這一叙述中，李延壽對劉義慶“不復跨馬”這一情况發生的原因未置一詞。 不作原因推測，固然使《南史·劉義慶傳》的此段記載略顯平淡，若從“史識”的角度去考察，似乎李延壽對此事的認識略顯平庸，然而若仔細推敲，李延壽對此段叙述的平淡化處理，恰恰避免了在若干可能性中單擇一說而造成偏差。若暫時拋開“世路艱難”這一論斷，從《宋書》《南史》中劉義慶傳記來看，其“不復跨馬”的原因，可能是《宋書》所言的“世路艱難”（政治環境險惡），也可能是其個人“愛好文藝”而遠戎事，或是其成年後的任職經歷導致他不必再習武事。不敢、不願與不需這幾個因素都可能成爲“不復跨馬”的原因，但是否其中某一種因素是惟一原因或最重要原因，傳中並未明言，因而不能輕易斷言是其中的某個特定原因决定著一切。從這一角度來說，李延壽删削的做法並無不當。 與《南史·劉義慶傳》中删去“以世路艱難”相似，《北史》在記載后三國時期史事時，也有一處與文意相關又删去“世路……”的內容。 《周書·藝術傳》載： 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尋授銀青光禄大夫，加中軍將軍，拜行臺郎中，除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以世路未清，欲優游卒歲。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不得已，出與相見。（11） 《北史》在記載黎景熙（字季明）事迹時，删去了“以世路未清，欲優游卒歲”，此段遂成爲“客於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於內館”。（12） 在《周書》的表述中，黎景熙客居潁川時，東、西魏與蕭梁正因侯景據河南之地叛東魏而開戰，本就分裂的局面更顯紛亂，誰勝誰負更是未知之數，這一局勢正是所謂“世路未清”，故而黎景熙在當地隱居，“欲優游卒歲”。《北史》則將黎景熙留在潁川的這些原因分析盡皆删去，從形式上看，與《南史》删去“以世路艱難”一樣，都是將帶有歸因性的內容删除，使整段表述完全建立在純事實叙述之上。這種處理方式，體現出李延壽與前史作者在史識上的不同。 李延壽采用這種平淡化的處理方式，其實並不是對原因推測的迴避，而是對可能有違史實的錯誤歸因所作的修正。 《周書》中對黎景熙逗留潁川的原因所作的判斷，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東魏武定五年（547）正月，侯景據河南之地叛東魏，東魏當時的主政大臣高澄立即命令韓軌等前去征討，侯景在東魏大軍的攻勢之下，先投西魏、後降蕭梁，三國因此而交兵，潁川正是其交鋒前綫。王思政從該年六月起鎮潁川，兩年後爲東魏所擒，在這兩年之間，潁川戰事不斷，黎景熙若選擇此四戰之地作爲隱居之所，實在匪夷所思。恐怕真實情况是黎景熙跟隨侯景到懸瓠之後，因戰事緊急而一時難以逃離，遂被王思政徵召，從而加入西魏陣營。而且，他此後一直在西魏、北周任職，並未看出因“世路未清”而想要“優游卒歲”之意。 由此可見，《周書》中“以世路未清，欲優游卒歲”的說法應屬不實論斷，故而李延壽將其删去，而代之以事實叙述。這裏的“以世路未清”是有關當事形勢的判斷，結合后三國時期史事，比較容易判斷，李延壽尚且未直接針對前史之誤直接說出自己的判斷；相比之下，《宋書·劉義慶傳》中劉義慶“不復跨馬”的原因，以及“以世路艱難”所指涉的具體政治狀况，則要複雜得多，李延壽於此不置一詞，也正符合他著史的風格。 三、重審周一良對“世路艱難”指涉對象的解釋 李延壽删去“以世路艱難”之語，除去避免闡釋偏差外，還帶有其對這一說法的不認可。那麽“世路艱難”所指的具體政治狀况到底爲何？ 周一良認爲，宋文帝出於猜忌之心，對大臣多有誅殺，使元嘉時期自始至終都有“世路艱難”之狀，元嘉前期殺徐羡之、傅亮、謝晦、徐配之、竺靈秀與檀道濟等，元嘉中後期殺劉湛、劉道真、裴方明與范曄等，特別是對劉義康的先貶后廢乃至最終處死，都是其具體表現。（13） “世路艱難”的指涉對象問題，是周先生發現的，他對此進行的解釋也是公認的正解。此說對於解釋元嘉政治的總體特點或許合適，但具體到劉義慶的經歷上，恐怕並不成立。 據《宋書·劉義慶傳》，劉義慶去世於元嘉二十一年（444），得年四十二。其在東晋義熙十二年（416）末跟隨劉裕出征後秦，而後坐鎮壽陽主持淮北軍務，當時他正是十幾歲的少年，這些事迹都可以作爲其“少善騎乘”的具體表現。元嘉元年起，劉義慶便在朝廷擔任要職，而這一年劉義慶二十二歲，正在弱冠之年，與“及長”相對應似也恰當。在朝時，其職務與行政事務有關，未涉武事，此時段內並無“跨馬”之必要；元嘉九年起，他歷任荆州、江州與南兗州刺史，出鎮時雖帶將軍號，史書中亦不見其親戎事之記載。由此觀之，“不復跨馬”的事實似乎從元嘉初年就已出現，至於他爲何會如此，依然没有明確的綫索。 元嘉初年是否可以被當作“世路艱難”的開始，或者說《宋書》是否持此看法？《宋書·劉義慶傳》並未明言劉義慶感到“世路艱難”具體在何時，不過“及長，以世路艱難……近遠必至”句之後列舉了劉義慶招聚的一班著名文士，如袁淑、陸展、何長瑜與鮑照，這些文人被劉義慶召至幕下的時間，就可以作爲推定“世路艱難”局勢出現時間的重要參照。（14） 根據傳文可知，袁淑被招納的時間在劉義慶鎮江州時，即元嘉十六年至十七年之間，其餘三人被召的時間則未有明確時間標識，但可考知。 鮑照入幕時間，論者多支持元嘉十六年之說，段熙仲對此進行了批駁，提出鮑照事劉義慶應在元嘉十一年說（15），丁福林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認爲鮑照應在元嘉十二年任臨川王國侍郎。（16）本文暫取元嘉十一年之說，作爲鮑照受召的最早時間。 至於何長瑜與陸展成爲劉義慶“佐史國臣”之事，《宋書·謝靈運傳附何長瑜傳》云：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于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勖，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17） 元嘉九年六月，劉義慶任平西將軍，出鎮荆州，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可知其最早在九年前後進入義慶帳下。從其調笑州府僚佐詩中可知陸展也在劉義慶鎮荆州期間任府內佐官。（18）綜合袁淑、鮑照被召時間，可見劉義慶開始“招聚文學之士”的最早時間可能在元嘉九年出鎮荆州前後，由此上推，《宋書》認爲劉義慶有感於“世路艱難”，應該在元嘉九年出鎮荆州時，或稍早的元嘉七、八年。 元嘉九年前後，究竟是何事有可能讓劉義慶覺得“世路艱難”？按照周一良的觀點，從元嘉三年文帝誅徐羡之等開始，“世路艱難”之狀况就已出現，若依此說，則“世路艱難”與“招聚文學之士”在時間上未免相隔較遠。另外，元嘉初年誅徐羡之等之舉，是對徐、傅等人在武帝去世后擅行廢立之行爲所作的清算，這一行爲的目的非常明確，即奪顧命之臣大權而穩固皇位、預防權臣再行廢立。此事與劉義慶無關，也對他毫無影響，相反，文帝在對前朝重臣進行打擊的同時，采取重用宗室諸王以進一步强化皇權的手段。在這一背景之下，劉義慶先是在元嘉元年出任丹陽尹，元嘉六年又出任尚書左僕射，官職穩步上升，並無受困於險惡政治之狀。元嘉九年，劉義慶外任荆州刺史，亦能看出文帝對他的器重。 荆州爲“用武之國”，東晋時成爲對江南政權最具戰略意義的上游要衝，也成爲各派勢力争奪的焦點。荆州的這一重要地位，至劉宋時並未改變，故而《劉義慶傳》稱：“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19）元嘉時期，在劉義慶之前擔任荆州刺史者有謝晦、劉義康和劉義恭，其中謝晦爲武帝朝重臣，又與徐羡之等行廢立之事擁立文帝，故得鎮荆州爲徐羡之等之外援；劉義康和劉義恭皆爲文帝之弟，在除掉徐、謝等之後，他們先後出鎮荆州，是文帝控制荆、揚的重要助手。義康、義恭在元嘉前期均爲最受文帝信重之人，劉義慶繼劉義恭而任荆州刺史，足見文帝對他的倚重。所以，出鎮荆州之事對劉義慶而言，也與文帝猜忌臣下無關。 當然，備受文帝重用、未受一系列政治案件的牽連，不能代表劉義慶對文帝誅殺大臣之事不會産生憂慮。不過，元嘉前期的政治案件並未波及宗室，加之元帝此時對宗室諸王在政治上的優待，應該不會讓劉義慶産生“世路艱難”之感。所以，若以文帝猜忌、誅殺大臣作爲“世路艱難”之解釋，至少在劉義慶的政治經歷中並不合適。由此看來，以文帝猜忍作爲元嘉七、八年時“世路艱難”之解釋，並不恰當。 四、“世路艱難”的另一種可能及其與其他事實之衝突 既然“世路艱難”並不能解釋爲宋文帝從元嘉初年就開始的對大臣的疑忌與誅殺，那麽劉義慶在元嘉七、八年時的仕宦經歷，是否還有其他可以被他視作“世路艱難”的可能？ 《宋書·劉義慶傳》記載了元嘉八年劉義慶爲避禍而請求出鎮之事： 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灾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异同，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禄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晋孝武初有此异，彼庸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內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灾，寧可千里逃避邪？既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違天邪？”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加中書令，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20） 此段文字中有兩個疑點：太白星犯左執法之象，在當時的占星家看來是與尚書左僕射有關的凶兆，劉義慶時任尚書左僕射，爲避禍而求去職亦在情理之中。而他“乞求外鎮”，不但要辭去僕射之職，而且還要離開京城，將丹陽尹的職務也一併卸下，似乎有些反應過激。而在他“固求”之後，宋文帝的處理方案也只是允許他不再擔任左僕射。究竟劉義慶爲何會直接要求外任而不是只辭去左僕射之職？此其一也。 文帝在勸慰劉義慶時，以本朝前例力證“犯執法”之天象不足畏，但他所說的“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禄至今平安”卻是疑點。文帝所說的鄭僕射爲鄭鮮之，王光禄爲王裕之（字敬弘，因名犯劉裕諱而以字行）。元嘉四年鄭鮮之去世，王裕之從元嘉三年至元嘉六年一直擔任左僕射（21），而據《宋書·天文志》，元嘉三年至六年並無“左執法嘗有變”的天象，整個元嘉時期，有記録的第一次“左執法有變”就是元嘉八年令劉義慶擔憂的這一次。若元嘉八年前確實不存在“左執法有變”之天象，爲何文帝會發此虛言？此其二也。 這兩個疑點，都與當時任録尚書事的彭城王劉義康有關。劉義康爲宋文帝之弟，元嘉六年入朝以司徒録尚書事，史稱：“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决自己，生殺大事，以録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22）劉義康任録尚書事之後，頗有攬權之意，《宋書·王曇首傳》載其欲奪王弘、王曇首兄弟之權事： 時兄弘録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録，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治。”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23） 與劉義康同任録尚書事的王弘對劉義康的攬權之舉，只能請求去職，其弟王曇首也向文帝請求出任吳郡太守，以避義康之鋒芒。按王曇守於元嘉七年去世，故其乞出任吳郡太守事只能在元嘉六年至七年間。王曇首爲文帝藩邸舊臣，在擁立文帝、清除徐羡之等大事上爲之謀劃，是文帝的心腹之臣。劉義康下車伊始便能對其兄弟如此强橫，其霸道可想而知。無獨有偶，劉義康就任録尚書事之後，被任命爲尚書令的王裕之也選擇了辭職。 《宋書·文帝紀》記曰：“（元嘉六年）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爲尚書令，丹陽尹臨川王義慶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江夷爲尚書右僕射。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癸巳，以新除尚書令王敬弘爲特進、左光禄大夫。”（24）王裕之任尚書令一月便去職，可能因其爲政風格與劉義康不同。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而王裕之在此之前任尚書左僕射時“关署文案，初不省读”（25），以致文帝對其頗爲不滿。劉義康對王裕之也頗爲不以爲然，史載：“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爲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爲自富貴，復那可解。’”（26）正是這一原因讓王裕之被任命爲尚書令后“固让，表求还东，上不能夺”（27），但録、令之間風格的差异最終導致尚書令的去職，劉義康“專總朝權，事决自己”的風格也由此可見一斑。 反觀元嘉八年劉義慶以“太白犯左執法”爲由請求外任之事，很可能也是因爲當時任尚書左僕射的劉義慶與録尚書事劉義康之間産生矛盾，爲避免衝突，便藉天象灾祥之說請求出鎮。文帝不欲令義康專權過甚，便故作狡獪語，用“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禄至今平安”以慰義慶。 義慶與義康之關係，史無明文，二人執政時之交往更無記載，但從義慶“愛好文義”而義康“性好吏職”來看，二人恐有不合。另有一旁證，可說明二人關係似乎非常生疏。 《通典》載“烏夜啼”曲來由，與劉義慶有關： 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章郡，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爲文帝所怪，徵還。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聲，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兗州刺史，因作此歌。（28） 此事若爲實，則爲元嘉中後期政局之極佳例證，且元嘉十七年義康出爲江州刺史，正是接替義慶之前職，而《宋書》《南史》皆不載此事，可證義慶、義康二人並無相見垂泪之可能。 概言之，元嘉八年劉義慶請求外任之事，應是其在尚書左僕射任上與劉義康不協所致。當時劉義康總攬大權，又爲文帝最看重之兄弟，“此誠不可與争鋒”。義慶有感於此，或有“世路艱難”之嘆。 但如此解釋，又與“不復跨馬”這一事實不符。如前所述，元嘉初年劉義慶任職朝官開始，義慶就已經無習武事之需要，而與劉義康共事發生不快，也不能成爲他“不復跨馬”的原因。劉義康雖專權，但似乎並無致他人于死地之行爲。史書中僅言其殺檀道濟之事，而周一良也已指出“這件事由當時執政的劉義康處理，但必然是根據文帝的意圖執行”。（29）既然如此，劉義慶没有必要因此而“不復跨馬”。所以，即便將劉義慶與劉義康的矛盾理解成“世路艱難”，依然無法與其他事實相符合。 在對“世路艱難”可能的兩種指涉對象加以考察后，可以發現，《宋書·劉義慶傳》中，“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無法形成一個合理的叙事結構。“世路艱難”若解釋爲宋文帝從元嘉初年就開始的對臣下的猜忌，則與劉義慶在元嘉前期的經歷不符，且與“招聚文學之士”時間上跨度過大；若理解爲元嘉六年至八年間劉義慶與劉義康在執政上的衝突，又無法將其作爲劉義慶“不復跨馬”的理由。 如果按照《南史》的處理方式，删去“以世路艱難”，讓“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成爲一個叙述整體，在時間上彼此連貫又符合事實，就避免了對這一指涉不明的詞語歧路亡羊式的解釋，也避免了各種解釋都無法與其他事實符合的尷尬。 而《宋書》中之所以出現“世路艱難”這樣的說法，應該是對當時政治習語的搬用，撰史者在使用這一詞語時並未考慮到其指涉對象與其他相關事實的衝突。在劉義慶的仕宦經歷中，真正稱得上“世路艱難”的時刻，恐怕還是在元嘉中期。《宋書·劉義康傳》稱文帝“自十六年秋，不復幸東府”（30），說明文帝與劉義康之間的矛盾已經公開。次年，劉義康的左右手劉湛被殺，劉義康也被免去録尚書事、揚州刺史之職，外貶江州。這一結果的出現，確實會令人有文帝猜疑宗室之想。 元嘉十六年前後，宋文帝已經對劉義康加以提防，十六年“不復幸東府”不過是公開反目。中樞政局的這一變動，對當時身在地方的劉義慶而言應該會産生很大震動。如果他因此而不安，甚至産生“世路艱難”之嘆，也在情理之中。 據《宋書·文帝紀》：“（元嘉十六年春正月）癸巳，復分荆州置湘州。二月己亥，以南徐州刺史衡阳王義季爲安西将军、荆州刺史。丁未，以始兴王浚爲湘州刺史……夏四月丁巳，以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南谯王義宣爲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平西将军临川王義慶爲衛将军、江州刺史。”（31）由此可知，元嘉十六年荆州被分爲荆、湘二州后，文帝先在二月任命了兩州刺史，劉義慶則解荆州刺史，但一時並無他任，待兩個月后才被任命爲江州刺史。在元嘉中期波譎雲詭的政治局勢之下發生的這一情况，或許也讓劉義慶不安。對大半生安然無虞的劉義慶來說，此刻恐怕才真正稱得上是“世路艱難”。 或許正是如此，撰史者便使用當時習見的“世路”“艱難”來形容元嘉中期變幻莫測的局勢，將之作爲劉義慶“不復跨馬”的原因。然而，元嘉十六年劉義慶已三十七歲，且其在次年鎮南兗州開始便與僧人釋曇無成、釋道儒等往來（32），即《宋書》所謂“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此時再以“及長”描述其“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的時間，似乎不如“晚節”更合適罷。 ①周一良：《〈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年第1期，茲引自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36頁。 ②同上注所引文。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中有《劉義慶傳之“世路艱難”與“不復跨馬”》條，補充了與“世路艱難”和“不復跨馬”有關的材料，可與此文相參照。見該書第159～161頁。案：《〈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與此條札記本爲一篇文章，發表時因有删節，故札記中將相關内容存留。現有夏應元據周氏1982年在日本東方學會的演講縁音所作的整理稿，題爲《關於〈世說新語〉的作者問題》，刊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將此文與前引周氏文章與札記對讀，内容基本一致，且材料間關係更爲得當，應能體現周氏文章未經删改之原貌。 ③《南史》卷十三《劉義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59～360頁。 ④《〈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魏晋南北朝史論集》第334頁。 ⑤《南史》卷十三《劉義慶傅》，第360頁。 ⑥同上，《劉義慶傳附鮑照傳》，第360頁。 ⑦見《劉義慶傳之“世路艱難”與“不復跨馬”》，《魏晋南北朝史札記》，第159～160頁。 ⑧關於《南史》删去《宋書》所載文章之例，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南史》删《宋書》最多”條中作了歸納，見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204～205頁。 ⑨《宋書》卷八十六《劉靦傳》，第2195頁。 ⑩《〈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魏晋南北朝史論集》，第336頁。 （11）《周書》卷四十七《藝術傅·黎景熙傅》，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第845頁。 （12）《北史》卷八十二《儒林傳下·黎景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747頁。 （13）《〈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魏晋南北朝史論集》，第334～336頁。 （14）劉賽《臨川王劉義慶招集文士活動考辨》一文在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劉義慶幕中文士”條基礎上對劉義慶門下文士入幕時間作了考訂，見《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第73～77頁。按：此文將曾任劉義慶臨川王國官與幕府、州府官者皆名之爲“文士”，似有不妥，故不取其考訂出的“文士”最早入幕時間。 （15）段熙仲：《鮑照五題》，載《文學遣產》1981年第4期，第107～113頁。 （16）丁福林：《鮑照年譜簡編》，見劉躍進、范子燁編：《六朝作家年譜輯要》，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46～349頁。 （17）《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附何長瑜傳》，第1775頁。 （18）范子燁《臨川王劉義慶年譜》將何長瑜作調笑詩之事繫於元嘉九年，見《六朝作家年譜輯要》，第330～331頁。范氏之說並無直接證據，根據《何長瑜傅》只能大致確定其入幕時間在元嘉九年前後，而無法推斷出其作詩調笑同僚的具體年份。 （19）《宋書》卷五十一《劉義慶傳》，第1476頁。另，《宋書》卷六十八《劉義宣傳》述及元嘉時期劉宋宗室諸王出鎮荆州事，有相近的表述，較之《劉義慶傳》更爲詳細。 （20）《宋書》卷五十一《義慶傳》，第1476頁。此處“太白星犯右執法”，“右”字誤，《宋書·天文志四》與《南史·劉義慶傳》均作“左”，是。 （21）鄭鮮之任尚書右僕射及去世時間，見《宋書》卷六十四《鄭鮮之傅》，第1698頁。王裕之任尚書左僕射及遷任時間，見《宋書》卷六十六《王敬弘傳》，第1730頁。 （22）《宋書》卷六十八《劉義康傳》，第1790頁。 （23）《宋書》卷六十三《王曇首傳》，第1680頁。 （24）《宋書》卷五《文帝紀》，第78頁。 （25）《宋書》卷六十六《王敬弘傳》，第1730頁。 （26）《南史》卷二十三《王球傳》，第631頁。 （27）《宋書》卷六十六《王敬弘傳》，第1730頁。 （28）《通典》卷一百四十五《樂五》，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703頁。 （29）《〈世說新語〉和作者劉義慶身世的考察》，《魏晋南北朝史論集》，第335頁。 （30）《宋書》卷六十八《劉義康傳》，第1791頁。 （31）《宋書》卷五《文帝紀》，第86頁。 （32）《臨川王劉義慶年譜》，《六朝作家年譜輯要》，337～3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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