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与社会人的流动渠道——对“考研热”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社会学论文,经济学论文,理性论文,渠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年，随着报名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的人数急剧攀升，“考研热”开始频频见诸报端并引起人们的注意，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将考研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活动并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揭示考研行为背后的利益动机；同时，本文还将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以往研究中所忽略的读研带来的难以量化的收益，更为全面地理解考研者进行这种教育投资行为的出发点和利益考量。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框架的梳理
对于教育的投资作用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书中明确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需受教育，需进学校，需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多已经实现并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富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富的一部分”（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57-258.）。19世纪4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考察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政策结论是：“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用于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注：曲恒昌，曾晓东.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也认为“在所有的资本中，价值最大的是对人的投资”（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25.）。
1912年，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工业教育委员会发表了题为《我们的人力资本》的研究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指出它由“人们的特性、脑力和体力构成”。在1960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舒尔茨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提出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此后，人力资本理论迅速发展，除了对人力资本的含义及人力资本投资途径进行研究外，一些经济学家还对教育培训投资的成本、收益率，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健康和人口流动的投资成本、收益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注：赵增耀.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评介[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者收入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由他们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大小所决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因此，要想缩小收入差别，一种方法就是缩小人们对人力资本（健康、教育、在职训练和其他职业训练等）投资的差别。其过程可以简单描述为：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工人较高的生产能力，较高的生产能力又引起较高的收入（见图1)。人力资本理论暗示着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教育通过传授知识技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图1 教育投资的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奠定了对教育投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基础，使得人们在对教育投资的收益进行度量时有了一个比较容易量化的指标，即可以用劳动收入作为教育投资的收益。人们在考虑进行一项投资时，必要条件是其收益的净现值为正，充分条件则是该投资方案的收益净现值超过所有其他成本相同的方案的收益净现值，同样，对教育投资这种具体的投资形式进行评估也有两种方法，即净现值法和投资收益率的计算，其中又以净现值法，即利用相同的贴现率计算投资的收益现值与成本现值的差较为简单易行。一般来说，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都不是在一年中完成的，例如教育的私人成本是学生分学年投入的，而其私人收益则要贯穿该学生毕业后的整个职业生涯，所以在进行教育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时需要用一个贴现率将成本和收益分别贴现到某个相同的年份，然后再进行比较，这里的贴现率是由决策者主观设定的，因而称为主观利率(Subjective Rate)。教育投资的收益净现值计算公式如下（注：［美］伊兰伯格，史密斯.潘功胜，刘昕译.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58.）：
其中：NPV表示教育投资的收益净现值，
表示第i年的教育收益，
表示第j年的教育成本，r为主观利率，m为该级教育的年限，n为受教育者毕业后终生获得收入的年限。
该公式将成本和收益共同贴现到受教育者完成学业的那一年。从该公式可以看出主观利率对净现值的计算结果影响很大，主观利率越高、净现值就越小，由于净现值法需要引入一个主观利率，而且计算结果还要受到该利率的影响，所以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教育投资的内部收益率也是一个常用的成本—收益指标。所谓内部收益率是指使教育成本的现值和预期收益的现值相等的贴现率，一般而言，所有投资项目都应该具有至少等于其他方案的收益率，否则该投资行为就是不理智的（注：［美］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公式2给出了计算投资的内部收益率的方法。
其中：r为教育的内部收益率，为第i年的教育收益，为第j年的教育成本，m为该级教育的年限，n为受教育者毕业后终生获得收入的年限。
除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之外，研究人员还常常用明瑟收益率(Mincerian Rate of Return)来考察教育的边际收益。明瑟收益率是指一个人多接受一年教育可以带来的收入增长的百分比，通过考察以下明瑟收入函数做回归分析可以求得明瑟收益率（注：敬嵩，陈琳.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比较研究[J].商业研究，2002,(9).）：
其中：Y为劳动力的年劳动报酬收入，S为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EX户为劳动力的工作经历。回归方程中的β即被定义为明瑟收益率，用来确定教育的收益状况，可以看出：
即明瑟收益率β表示多接受一年教育可以给投资者带来的收益的变化率。明瑟收益率没有直接涉及教育的个人成本，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只是一种衡量一定量的教育所带来的收益的方法，并不能称为成本—收益分析，但由于这种方法的经济含义简单明了，对数据样本量的要求也不高，因此被研究者较多地采用。
以上所介绍的就是本文在进行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时运用的理论框架。从国内学者近几年对“考研热”的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是从扩招带来的就业压力、考研读研的成本—收益分析两方面展开讨论的。孙也刚的研究发现研究生教育的成本几乎完全由政府负担，而受教育者本人却能获得多方面的收益，成本投入和收益的不均衡导致了考研的逐渐升温，作者由此建议应由政府、企业、受教育者个人三方面合理分担教育成本。（注：陈也刚.成本补偿——研究生教育的必然趋势[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0,(5).）谵晓芹认为对预期收益的考虑是引发“考研热”的主观原因，现实的就业压力则是客观原因（注：谵晓芹.试论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卖方市场”现象[J].中国电力教育，2003,(1).）。裴劲松等人运用教育投资收益—成本分析的有关理论和相关公式，深入探讨了研究生收费标准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大量数据估算出一个具体的收费标准。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硕士研究生每年的最高收费可达27000多元，目前的低学费是“考研热”的重要原因之一（注：裴劲松，袁伦渠，赵忠义.研究生教育投资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2,(2).）。
上述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但它们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裴劲松等人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中所用的数据比较陈旧、最新数据来自于2000年，与此同时该研究对基本的成本—收益计算公式作了大量的调整，使得最后的结论在有效性上大打折扣；第二，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读研的物质收益进行分析，忽略了众多考研学子在非物质收益方面的考虑。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借助最新的中华英才网薪资调查数据（2000年至2004年上半年），从成本—收益的净现值、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内部收益率、明瑟收益率等各个层次对继续接受硕士教育相对于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的比较优势进行分析，并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考研热”的形成不仅是大学生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增加求职筹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也可能是他们为了实现“向上流动”的个人理想、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做出的选择。
二、考研的成本—收益分析
在进入正式的成本—收益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做一些说明：
①基于目前人们关于“考研”的一般理解，本文把“考研”限定为报考和攻读硕士研究生，不包括报考和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情况。
②由于在职考研者的工作年限难以统一，而且大多数在职考研者的工作年限都不长（本文只分析普通研究生的情况，不包括MBA、MPA等专业学位研究生），因此本文把考研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设定为应届本科毕业生，分析这部分人在是否考研问题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③目前各高校和各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学制不尽统一，为简化计算，本文将本科生学制统一设定为4年，硕士研究生学制统一设定为3年。
④本文关于薪资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华英才网(www.ChinaHR.com)发布的《英才薪资调查报告》（第1期—第9期）。这一调查从2000年3月开始实施，每半年组织一次，其调查结果经专业机构处理后在网上发布，数据较为合理，而且在时向上具有连续性和时效性。同时由于调查的参与者多分布在计算机、通讯、进出口、科研院所、金融业等本科以上高学历人才就业集中的行业领域，因而调查结果较能代表这些高学历人才的薪资水平。
根据《英才薪资调查报告》提供的数据，具有不同学历的人员随工作经验变化的未来预期薪资收入如下表所示：
表1 具有不同学历的人员随工作经验变化的未来预期收入
工作经验（年） 本科人员年均薪资收入（元） 硕士人员年均薪资收入（元）
0年
26554
37541
1年
31413
44411
2年
36121
51068
3年
41847
59163
4年
45796
64746
5年
48805
69000
6-9年 56146
79379
10-15年
59496
84116
16年以上
54401
76911
数据来源：《英才薪资调查报告》，第1期—第9期，经相关计算得到
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若连续接受教育，则22岁大学本科毕业，25岁硕士毕业，如果工作至60岁退休，则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可得不同学历人员在不同年龄阶段的预期薪资收入情况为：
表2 不同学历人员随年龄变化的预期薪资收入
年龄（岁） 本科人员年均薪资收入（元） 硕士人员年均薪资收入（元）
22 265540
23 314130
24 361210
25 4184737541
26 4579644411
27 4880551068
28 5614659163
29 5614664746
30 5614669000
31 5614679379
32-34
5949679379
35-37
5949684116
38-40
5440184116
41-60
5440176911
基于以上数据，本文将从投资的收益净现值分析、投资收益率的计算等角度对考研这一人力资本投资活动进行考察，以期对“考研热”这一现象的发生原因做出人力资本投资角度的解释。
1.净现值法：考研是有利可图的吗？
任何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之前都要对投资的成本和可能获得的收益进行比较，作为人力资本投资者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也是如此。对于一个应届本科毕业生而言，如果考取并攻读硕士研究生，则他可以在毕业后得到比本科毕业生更高的薪资报酬，硕士生和本科生之间存在并有逐渐放大趋势的薪资差距就是这项投资的收益；而他要为这项投资支付的成本则包括为考研而支付的费用（报名费、资料费、参加各种辅导班的费用等）、读研期间缴纳的学杂费（注：目前，多数院校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公费与自费比例为1:8左右，而在那些有保研名额的专业，考研者几乎没有公费读研的机会，因此公费攻读硕士研究生并不具有代表性，本文仅对自费研究生的情况进行分析。见《考研，究竟要多大代价？》，http://www.kaoyan.com,2004/1/20）及机会成本即如果不读研而去工作可以得到的薪资收入这三部分。
实际上，一个应届本科毕业生在做出是否考研的决策时是在两种不同的薪资收入流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本科毕业立即参加工作，则他很快就可以获得薪资收入，但这种薪资收入不会增加到很高的水平；如果先读研后工作，则在最初的三年中他将没有薪资收入，而且由于放弃了工作，还要背负机会成本，再考虑到考研和读研所需缴纳的各种费用，则其收入为负，在毕业最初，硕士生的薪资会比与他同龄但工龄较长的本科毕业生的薪资要低，但很快他的薪资就会上升并超过本科生的收入。结合表2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薪资收入流的大致走势描绘为图2。
图2 两种不同的薪资收入流（注：本图参考了伊兰伯格和史密斯关于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工资报酬流的分析方法，参见［美］伊兰伯格，史密斯.潘功胜，刘昕译.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62.）
图2中，淡色的曲线代表硕士生的薪资收入流，深色的曲线代表本科毕业生的薪资收入流。可以看出，一个应届本科毕业生在做出是否考研的决策时，所关注的主要是薪资收入流B和薪资收入流A之间的差值即净收益是否大于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为了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我们引入下列公式来分别计算考研和读研的净收益现值与成本现值：
2.投资收益率的计算：考研比其他投资方案更有吸引力吗？
关于考研成本和收益现值的计算和比较表明，在一个主观给定的贴现率下，考研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活动是可以带来净收益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种投资比其他的投资方案有更高的获利能力，衡量投资的这一能力就要计算投资收益率。
前文已述，教育投资的内部收益率和明瑟收益率都可以作为衡量教育投资收益率的指标，本文也将分别计算这两种收益率，并将结果与社会平均收益率进行比较，以衡量考研这种投资活动与其他投资方案相比是否更有吸引力。
(1)教育投资内部收益率的计算
由于考研投资的成本构成较为复杂，本文对公式2略作修改，用公式4表示投资收益的净现值，公式5表示投入成本的净现值，当NPVb=NPVc时，计算得内部收益率r=0.095=9.5%。
同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水平7%（注：此处用银行贷款利率代替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考虑到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在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基准利率”5.31%的基础上最高可以浮动70%，取4.78%-9.03%的均值得到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约为7%。）相比，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投资的内部收益率(9.5%)是比较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等量的成本投入的前提下，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投资能带来比一般投资项目更多的收益，相对于其他投资方案，这一投资自然更有吸引力。
(2)教育的边际收益——明瑟收益率的计算
利用公式3所提供的明瑟收入函数和表1提供的数据，可以进行回归分析，进而得出（即明瑟收益率的值。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将本科生的受教育年限统一设定为16年，硕士生的受教育年限设定为19年。
利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从回归结果来看，四个回归系数α、β、
的标准差(Se)都很小，说明它们对总体参数的估计较为精确；T检验值的绝对值均大于3，表明这四个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样本决定系数R2很大，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很好；F值远远大于20，说明整个方程是显著的。
从方程1来看，明瑟收益率β的值为0.115，这就意味着在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多接受一年教育可以给投资者带来11.5%的收益增长率，所以，对于一个应届本科毕业生而言，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是十分有利的。
3.薪资差距与报考率——影响应届本科毕业生投资决策的直接因素
毫无疑问，在实际生活中，在决定是否考研时，很少有人会用前文给出的公式或方程对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精确的计算，真正影响投资决策结果的是应届本科毕业生们能直观了解到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在薪资报酬方面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大小往往会决定他们最终的决策。从理论上讲，人们在做出教育投资的决策时考虑的应该是更高一级的教育所能够带来的终生工资报酬的增加，然而，任何人的预期收益都是不确定的，没有人能够完全预见到自己未来的收入，因此，最近毕业（一般即是上一年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工资报酬的差距就会对当前的应届本科毕业生的考研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这种差距缩小，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研究生的报考比率会随之下降，相反，如果这一差距扩大，那么报考比率也会上升。
表3给出了2000年—2003年本科毕业生和硕士毕业生的薪资差额及与之相对应的下一年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的比例。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两种学历水平的毕业生之间的薪资差额同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报考比例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比如2001年的薪资差距在2000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2002年的报考比例就从2001年的0.35上升至0.43，而2002年的薪资差距比2001年略有回落，相应地2003年的报考比例也比2002年的0.43稍有下降，变为0.42。计算薪资差额和报考比例的相关系数，结果是薪资差额与报考比例的相关系数高达0.915，薪资比例与报考比例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885，进一步验证了二者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的假设。
表3 2000-2003年薪资差额与报考比例
资料来源：薪资收入数据来自《英才薪资调查报告》第1期至第8期，各年薪资收入由上下半年薪资收入的均值计算得到，报考比例数据来自网络相关报道。
三、“考研热”的社会学分析
前面的研究利用投资的成本—收益分析、内部收益率、明瑟收益率等指标，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角度解释了“考研热”现象背后的利益成因。然而，“考研热”背后的社会学原因同样不容忽视。
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提升，是个人的梦想；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无数人梦想的集合，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特赖曼曾指出，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地位获得准则将从依附性因素向成就因素转变（注：林南，边燕杰.中国城市的就业与地位获得过程[A].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C].北京：三联书店，2002.85.）。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裴尔·贝尔则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技术是社会分层的基础，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途径”，而技术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以受教育程度为基础的（注：鲁小彬.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机制探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4,(1).）。随着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方面，职业地位正在取代政治地位，教育、业绩或能力这样的后致性因素在个人地位的获得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在社会流动中的消极作用仍然相当显著（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EB/OL]2004.发布于网络.）。在转型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制度环境中，伴随着知识日益成为社会“中轴”的发展趋势，个人通过接受教育达到不同的学历程度已经成为个体居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事实依据，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如就业、晋升、流动、声望等均与个体成员接受教育的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教育已然成为现代社会流动（垂直流动）的主要中观机制，社会成员的不同受教育程度构成了社会分化的主要基础（见图3)。
图3 教育的社会分层作用
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2001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已形成了十大阶层，位列十大阶层之首的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领导干部阶层。新华网2004年度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报告也显示，近一半的受调查者都选择政府部门作为最理想的工作单位，稳定而体面、不错的福利、逐步提升的地位、日渐重视个人能力，这些都使政府得到了更多毕业生的青睐（注：http://www.chinahrd.net/zhi_sk/jt_page.asp?articleid=20309）。然而，在报考公务员的激烈竞争中，硕士研究生凭借比本科生更加充足的知识储备和更全面的个人能力（就平均水平而言），在笔试和面试中都表现出更好的成绩，这就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研究生教育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
当然，除提高个人的能力，进而提高个人在就业市场的竞争能力外，硕士生教育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社会流动中扮演了重要的信号作用。正如人力资本理论的批评者所言，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雇主只能通过求职者的个人属性和特征间接地了解其生产能力，而教育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信号。在当前中国的就业市场上，学历证书就更多地扮演了获得更高收入和更高地位的“通行证”的角色，不可否认，在当前硕士研究生进入社会阶层的起点比本科生相对要高，在随后的地位升迁中也比本科生更具优势，这更使想要在中国目前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迅速向上流动的人们对考研寄予厚望，“考研热”的持续走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需要说明的是，自911恐怖分子袭击世贸双塔事件以来，中国学生申请赴美留学奖学金的难度日益增大，而美国使馆严格的签证审批手续和居高不下的拒签率使得留学之路愈发艰难。受严峻的国际环境影响，相当一部分学子选择了在国内继续深造，这也是“考研热”的客观原因之一。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对考研这一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表明，考研不仅有利可图，而且投资回报率也相当可观。从现实情况考察，毕业生们的投资行为也是与收益变化紧密相关的，硕士—本科生薪资差额与下一年度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报考比例的相关系数高达0.915的事实充分反映了毕业生们的决策随薪资差额这一收益风向标灵敏而动的特点，说明考研热潮的背后其实是投资主体们对各种投资行为的理性选择。同时，置身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教育、能力等后致性因素在个人的职业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中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为大学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提供了足够的激励。以上两方面的考虑都为许多应届本科毕业生们提供了考研的充足理由，推动了考研热潮的涌动。但也必须指出，个体的理性选择也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硕士研究生供给的日益增多可能会削弱硕士生在就业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对硕士生的薪资水平造成一种向下的压力，当硕士生和本科生薪资差距不断缩小、职业生涯的起点逐渐趋同的时候，“考研热”也许也就开始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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