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学流慈——曾志忞史料殆尽之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广学流慈论文,曾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14)03－0014－19 一、研究述往 学界认为：曾志忞的史料，已被众多研究者挖掘殆尽，有点“山穷水复疑无路”了！并基本沿着“生平、事迹”“变迁、疑问”“著述、观点”三层次，依次开凿。其中，功勋卓著者，非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教授莫属，他不但在资料挖掘、观点更新等方面，走在了前列，并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据陈讲：1958年上音组织编写《中国现代音乐史》时，就曾受沈知白先生的“耳提面命”：“你们要是写‘学堂乐歌’不要只写沈心工、李叔同，还应该写曾志忞。”①故陈郑重提醒学界：“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和教学中，首先将曾志忞列入学术视野和做出评述的，是……沈知白教授。”②1964年，他又得曾宏燕(曾志忞庶子)、曾裔萱(时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学生，曾宏燕之女——曾志忞孙女)之助，得曾志忞珍贵照片资料若干，③并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一张重要的历史图片：“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合影”④。(按后从上海图书馆流出的同一照片，下标日期为：时在宣统二年孟夏月，即1910年4月)。近期，先生虽至耄耋高龄，却依然未放弃对曾氏史料、史实、历史线索、人生动向的追寻与查找，2013年底，又有相关曾志忞线索的“新作”——《曾志忞——犹待探索研讨的先辈音乐家》⑤问世。其题中之意：“犹待探索研讨”，昭示着后学，继续前行！ 其次，为张静蔚先生，在他编选、校点的《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年)⑥，辑录了七条“曾氏言论”⑦及相关材料，如：曾志忞编《教育唱歌集》目录⑧若干；第三，为美籍教授韩国
，曾发研究曾志忞的两篇论文：1.《早期推广新音乐的先驱——曾志忞》⑨；2.《曾志忞生平再探》⑩。在其第二篇力作中，开首即告之：“近承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教授告以，曾志忞妻即五四时代政坛闻人曹汝霖妹，得以在曹作回忆录中寻获部分尚未为乐界知悉之曾氏资料……”(11)其历史功绩：首次让大陆学者得见曹汝霖之作《一生之回忆》(12)中，隐含着的与曾志忞相关的丰富“口述”史料“真迹”，而曹为曾之大舅哥。 其后，有两次曾志忞相关史料“出土”高潮： (一)1999年，由中央音乐学院俞玉姿教授指导、在中央音乐学院黄旭东先生提供的“线索”引领，并得到陈聆群、韩国
、张前等教授及曾志忞的亲属曾裔萍(上海)、曾裔萱(美国费城)两女士帮助，卢栩(时为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找到了一份曾志忞的关键材料《歌剧改良百话》［原刊，北京《顺天时报》1914：4～6月，现刊冯文慈教授“整理本”］，(13)据此“新鲜出炉”，卢写出硕士论文《中国近代新音乐的拓荒者——论曾志忞的音乐思想及实践》(14)并择其菁华(该文第四章)，发表了《京剧改革的先声——曾志忞〈歌剧改良百话〉》(15)一文。 (二)2010年上海举办第41届“世博会”，前期，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借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于2008年，公布了一批与曾志忞及其父曾少卿、上海贫儿院相关的珍贵馆藏史料，并撰写了文章《曾氏父子与贫儿院》(16)，其中最重要的讯息：贫儿院乐队的演出简况，曾少卿、曾志忞等人［如高砚耘(字寿田)、冯亚雄(字孝思)——均为曾志忞弟子］的相关史料。但文中对引文出处，未予交代(可能是因报纸文风及版面规则所限，作者将这些对于后来研究者最重要的信息，一律删去)，但其“线索”，可在陈聆群《从新披露的曾志忞史料说起》(17)一文中找到： 1.《慈善：上海贫儿院月报》(无署名，暂定“上海贫儿院编”)若干期。［为自宣统二年(1910)正月二十五日出刊的第1号，至中华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出版的第24号，其中缺第3号和第21、22、23号；除第1号为16页外，余皆8页。(其中若干号有缺页，是上述时段，该院部分活动情况的实录)。其中有大量贫儿院乐队的演出信息、节目单等——引者注。］ 2.曾志忞等编《上海贫儿院第一次报告》(封面标明：自开办至宣统元年六月止，即上述时间内，贫儿院的简略情况；其中，刊有署名“忞”的文章《予之贫儿观》、创作歌曲《院歌·其一、其二》、《追悼创办人曾少卿先生歌》等)。 3.《上海贫儿院概况》，为曾志忞于民国二年“北行”(详后)，院事由高砚耘独任后编辑出版，其中虽无曾志忞的署名文字，但在“序”“教育方针与设施”及“年表”，记述了与曾相关的史事。(18) 至此，曾志忞再次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热题”，多位学者注意到这些新史料，并发表了相关文章，如：刘湜湜《遗忘·重现·永恒——曾志忞研究综述》(19)、程美等《曾志忞的人生三部曲》(20)、袁韵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管弦乐队发展史略》(21)等。 二、钩稽补罅 即便有如此众多的史料“新见”，但在笔者上文提及的“三层次”中，依然有遗漏及舛误。现依笔者近年的搜集、研究、整理所得，综而合之，述列于下。 (一)卒年 曾志忞并非1929年去世，(22)而是1927年，据清癯(23)写于1927年12月25日的《曾志忞接灵记》(24)报道：“曾少卿之子曾志忞，自病殁于北方，迄今已数月”，即：曾志忞是于1927的12月25日数月前病逝于北方，这一说法与“陈说”相差两年，以此推断“清癯报导”中之“数月”，如果“陈说”——“阴历七月初七后一两天病故”(25)的记述是准确的，那曾志忞的“殁日”，当为1927年8月4日后的一或二天内，时在农历丁卯(兔年)戊申月的庚午与壬申之间。而接灵的地点为：嘉邑——现上海嘉定区的“瑞芝义庄”，(26)该报导还说： 昨日(即1927年12月24日——引者)，为曾氏接灵之日，其仪仗虽非极盛，而点缀亦应有尽有，中有十骑十伞及军乐队等；以外，如邑(即嘉邑——引者)中因有之三班与香亭路祭、僧道，概屏弗用；沪上贫儿院之西乐，则于先一日到嘉，是日最为出色者，以此为风头。盖该院即为死者所手创，而二十余青年子弟，特地来送，亦分所应尔也。路由(即行走之路线——引者)自义庄出发，进城兜大十字街，然后至学(即庠——嘉定县学)前汇龙谭(现位于上海嘉定镇南下塘街——引者)接灵位起岸，由其夫人曹氏(曹汝霖之妹——引者)扶其庶子(妾生之子)拥坐篮舆(类似于人抬的轿子——引者)而回。唯送迎者绝尠(同鲜，很少之意，引者)，以曹氏，虽家属侨寓邑中，而出外之日多，乡谊极薄，酬酢往来，非其所有焉。(27) 上文虽短，但透露出一些有益的信息，即：1927年12月24日，曾志忞灵榇被从北戴河刻有“心坟”(为“忞”字分拆而成)的曾氏别墅，(28)迎回“嘉邑义庄”(29)时，上海贫儿院的军乐队、西乐队为其奏乐送行，而“邑中因有之三班与香亭路祭、僧道，概屏弗用”，表明了点滴受教于东洋的曾志忞及其弟子们的文化倾向，即：以洋式的文化场面，对曾志忞葬礼予以陪衬；同时，20余曾氏青年弟子、曾嫡夫人(即第一夫人)曹汝锦及妾生庶子(人数不详)亦在场；在作者清癯看来：弟子送行，“分所应尔”——理所应当，而“送迎者绝尠”，则因曹汝锦及曾志忞“出外之日多”，使得乡谊变“薄”，让本应热闹的场面，变得“非其所有焉”。此语，映衬出曾志忞身后事之凄凉！“名重一时”的曾志忞，该有隆重的下葬场面，但“非其所有”的原因是什么？除“出外日多”、疏远了乡亲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二)微辞与皇匾 有一日本人办的杂志《社会世界》于1912年报导： 社会主义不行，社会无慈善可言，且适足济奸人之恶，支那曾志忞者，鸦片烟鬼也，不知出于何氏，为曾某抱养成人。借其狡猾欺诈手段，在沪上创两贫儿院(因该院分男、女两院，故如是称——引者)，以掠夺金钱，鱼肉善类，且尤妬(妒——引者)嫉同办慈善事业之人，杭州张摩诃——杭州孤儿院院长也，受其污蔑，已至再三。其原因为：曾志忞所办贫儿院，虐待贫儿，惨无人理，张摩诃颇能合于慈善宗旨，相形之下，为人指摘故也，曾志忞既霸占玉佛寺财产，入诸私囊；尤复肆其凶焰，骂人为乐，曾志忞真狼心狗肺之徒也！此种狼心狗肺之徒，虽有社会主义圣药，亦无以医之，唯有以赤血黑铁相饷耳！(30) 上文，为笔者所见曾志忞唯一被攻击之激烈“言辞”，其所指陈，如：“掠夺金钱”“鱼肉善类”“霸占财产”“骂人为乐”“鸦片烟鬼”曾志忞是否为抱养而非曾铸亲生……均无从查考，但也不能无中生有，笔者本着有文必录的原则，立此存照，以便后学考证；而张摩诃及其所办杭州孤儿院，查当时报刊，确常有资金不足、举步维艰之“现状”，据云：“壬子(1912——引者)元月间，由本城(即杭州——引者)东‘定香寺’僧恒德屡次来院(杭州孤儿院——引者)，要求组织城东孤儿院事，将该寺不动产田一百亩，作为常年食粮，开办费略已筹妥，不料佛教会副会长杨见心君中途阻止，因无效果，可惜失了许多孤儿的机会。”(31)反倒，曾志忞所办上海贫儿院，事业兴旺，资金隆裕，招致妬恨，非曾君莫属！而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并鲜为今人所知的事件为：清光绪帝于1908年御赐上海贫儿院一方匾额。具体经过：上海贫儿院院董曾铸(字少卿)殁(时间：1908年5月25日—光绪三十四年4月26日子时—23时—1时(32))，即刻，在端午节(1908年6月3日—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月次：戊午，日次：初五)，曾志忞等遗族，呈江苏都督帅府一扎，不久，即被批复，曰： 上海绅商捐资创设贫儿院，援案恳恩褒奖一案，业已钦奉，朱批“允许”，转行钦尊在案，兹承军机处寄奉：御赐匾额一方，文曰“广学流慈”，合亟札发，札到该司，即便转发该院(即贫儿院——引者)职董收领，敬谨悬挂，具报毋违！(33)由此可知，曾少卿遗愿(因未见贫儿院成立之景象，即死)未果、曾志忞等在将成而未立贫儿院(其首次招生日期，为：1909年4月20日)之时，即沾皇族之气而夺人耳目！那怎能不招蜂引蝶，以致狼奔豕突呢！特别当皇家的保护伞收起，乃至倒毙(民国之始，万象更新，帝国轰然倒塌)之日，脏水的倾泻，势所必然！ (三)北行 原因之一是：曾少卿所倡行的“抵制美货”，在官在民，两重天，因而导致的负面效应，学界虽有提及，但亦有疏漏！因，此与曾志忞举家北迁有关，故不得不赘述如下： 在民，虽因美方，《排华法案》——史称《吉尔里法案》或《基瑞法案》(1892)中，对在美做出巨大贡献的华工，拒之门外，暂停华人的“入美移民”，并在1894年迫使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以下简称《限约》)中，美其名曰“保护”，实则使“限禁华工”的现实合法。1902年，又无限期延长了这一条款［甚至在当今的《美国法典》第8篇第7章之标题，赤裸裸得写明“排除华人”(Exclusion of Chinese)，这是截至目前，美国唯一公然针对特定族群的法律章节，其“排华”的意向，肆无忌惮！］。1904年，当《限约》十年期约届满，国内舆论和各界民众均要求废约：旅美华侨10余万人，率先联名要求清政府同美交涉；曾少卿则在国内，一马当先，以个人名义，致电“外务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34)除其“拒押”外，要旨还有：“美如坚持此约，则中国商民均相戒：不用美货，以为抵制。”此后，抵制美货，蔚然成风，曾少卿一时成为民族英雄，并于1905年11月，(35)当选为上海商会总会长。 在美官方眼中，视曾少卿为“罪魁祸首”，美驻华公使柔克义(1854～1914,William W.Rockhill)，点名要求：“将其革惩！”清政府迫于压力，两次密令地方大员缉拿曾少卿，部分美国商人，同时散布对曾少卿的不利流言，甚至有些美商，将抵制美货运动，视之为新的“拳乱”——即“义和团运动”。1905年8、9月间，柔克义多次要求外务部惩罚曾少卿，在他的压力下，外务部致电江督(即江南提督，为清朝统率江南军务的最高长官，时为周馥，从一品——笔者注)磋商，但江督和沪道(上海的道台，监督苏、松、太两府一州的地方行政长官，时为袁树勋——笔者注)都未同意，鉴于压力渐增，江督希望袁对曾“讽劝离沪”。(36)实际情况：曾少卿虽未彻底离开上海，但他曾到澳门暂避风头，(37)而其所任上海商务总会会长，仅一年就被宁波帮商人取代，在1906年12月上海商业总会第二次换届选举，曾少卿连议董的位置也未保住。但他并未就此消沉，转而发起并创办了以振兴商务为己任的上海崇实商学会，还继续声援江浙路权(当时隶属英国)斗争，即刻引致英方忌恨和清廷严防。以致后来，上海商务总会的继任，生怕与其粘连，要以登报声明方式，与“激进分子”曾少卿“划清界限”；(38)而更为有针对性一则“关键材料”，时至今日，未入学界“法眼”，即：清廷皇家公文《合行密饬札》——《奉饬转知各行勿轻信曾少卿倡抵美货》，内容如下： 顷闻曾少卿在沪，倡抵美货之议，不用汇丰钞票，不与怡和贸易，已发传单四万张，传送各埠，信义储蓄银行司事尹克昌，从而附和，亦发传单，此等无意识之举动，无益于路事而有碍于邦交。现路事已有转机，若经说鼓动，商民不知底细，必多纷扰，殊于市面有损。祈诸公饬属，刻速密谕商会，剀切开导，告以此说，万不可听信！宣布：如接前项传单，务即销毁，敦促江浙沪官绅，设法维持，自有转圜之策，切勿误信人言，自贻伊戚大局，幸甚……合行密饬札到……即便遵办！［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908年1月18日，为录札日)，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908年1月22日，为天津商务总会的接札日)详天津档案局1908］ 据笔者在天津档案局查到的信息表明，此札分别派送至：天津商务总会、直隶通商事务兼管海防蔡兵备道、两江总督府等处(至于各地的同类“札”文，待访)。此“札”清晰表明了清廷对曾少卿“抵制美货”的打压态度。在此札发布四月后，1908年5月27日，肝火甚旺、年仅59岁的曾少卿气绝身亡，与此有多少干系，待查。 (四)建“寿渔堂” 此为北行的另一原因。何谓寿渔堂？严修(清末学部左侍郎，字范孙或范荪，号梦扶，别号促屚生，1860.6.2～1929.3.14，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云：“‘寿渔堂’(以下简称‘堂’——引者)者，留学扶桑早稻田大学政学士曾君志忞，为其先尊少卿先生纪念而筑之祠堂也［(先生别号寿渔，因以名之)详严修1919：无页码］，地点：天津意租界五马路［现意大利风情街，福楼·巴黎式经典法餐(厅)，河北区光复道37号］，样式：为一典型的中西结合建筑［因其南北两面的廊柱数量，按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理，从右至左，依次排列为1、2、3(共六柱)，而廊柱方式，又是典型的西方建筑样式，再加一中式大屋顶，只是不知何故，那个硕大无朋的屋顶，已不翼而飞了，而其被标记为“曾国荃——曾国藩之弟祠堂”，明显有误！］据说“堂”的修建，动工于民国五载夏历(即农历——引者)丙辰十月(即1916年10月27日～11月24日间——引者)，落成于丁巳八月(即1917年9月16日～10月15日间——引者)，当时“堂”的整体占地面积分两个部分，庭院及屋宇，所费银两，前者：“十三亩有奇，价银为两万三千两”；后者(包括堂屋及垣墙及径路——即园中小路)，价银为两万五千两；又加一日式园房——阳光房，(以种植花木为主，——引者)一所，价银三千两，其他花房、花木，价银两千两；“堂”外三面为园，中立曾少卿半身铜像(西北角)，附立曾少卿亡孙曾宏杰(39)全身铜像，严修曰：“造像工蒇(即完工——引者)日，学士(曾志忞——引者)以余与先生(曾少卿——引者)交最深……邮示(即写信来示是——引者)，营筑原委，嘱为之‘记’。”严修非但不辱使命，还亲自撰书了碑文。(以上所有相关“堂”之信息，详严修1919：无页码)此留一悬念：是否由严修引介，曾志忞才在此建造“寿渔堂”？待查。 此“堂”特点：绝非仅为祭奠曾氏“先严”，而同时具有多种功能，诚如严修所云：“中国旧习，为纪念先人计，族必有祠，然费巨金建大厦，春秋两祀而外，无使用之者。以不使用故，平日之洒扫、修葺，淡焉，若忘祠，致有名无实；兹祠(即“堂”——引者)之筑，谋反其道，其道为何？曰：祠成之，日日有人使用之、洒扫之、修葺之，使此祠有日新、又新之气象焉！”(同上)即该“堂”，实际成为当时曾氏家族与“先严”日夜相伴的另一居所。并可见其中“写真”的艺术情趣，诚如辛盦所云：“‘先考’子云(曾少卿另一字——引者)府君遗像，即学士(曾志忞——引者)监制，须眉宛然，回首庭趣，辄深哀慕，敢以告孝子顺孙之：欲不朽其亲者，其制法以影像为范！”(40)即以当时写真技术最高规格的摄影照片，为雕塑之模本，由此凸显了当时国人对“写真”——真实还原人物真容的追求。 (五)中西音乐会 由于该会的资料鲜为人知，截至目前，陈聆群先生曾多次追问，到底该会有哪些活动？并感叹：“目前对于‘中西音乐会’，还仅仅看到了曾志忞发表的《歌剧改良百话》的文章和编辑出版的京剧曲谱，却还没有做到真正明其底细；尤其是对于‘中西音乐会’与上海贫儿院乐队曾经有密切联系的史实，更还不能说清其子午卯酉。”(41)现笔者提供几则“新鲜史料”，希望能够拨开历史迷雾，据丁逢吉(42)讲： 我国音乐，发达甚早，唐宋六朝，颇见盛况，惜乐谱与乐器，未臻美备，加之制乐作曲，苦无名手，遂至日趋腐败地位。曾君(即曾志忞——引者)有鉴于此，于二次革命(43)后，毁家北上(详后)，慨捐基金二万余元，在北京琉璃厂内，创设中西音乐会。会中半日研究西乐，半日研究中乐，欲调和中西而贯串之。其目的之远大、办法之精善，早为我国提倡音乐者所惊服。(44) 由于此为追述性文字，其中疑点：“二次革命后”的具体时间。按历史记载，当在1912年底，1913年初，而这，也仅是极为粗略的估算。为使其更加清晰，笔者再提供如下三个历史时间，以为佐证： 首先，据丁逢吉讲：该会于“民国二年冬季，开会演唱戏剧，各报同声赞许，演奏之日，各部总、次长，靡不与会，提倡鼓吹。余，若日本使署、外交部、中英睦谊会、清华学校等处，时邀该会管弦乐队吹奏，得有名誉奖赏品无数，诚改良戏剧之唯一办法也。(45)我的理解：其“开会”两字，是中西音乐会正式在北京登场的日子，而“冬季”仅一“大概齐”时间。循此，笔者曾查访过当时(1913年冬季)、当地的报纸(《顺天时报》等)，一无所获，但这个“1913年冬季”，无疑是目前所知，曾志忞所创“中西音乐会”正式登场的唯一时间；丁文的重要还在于：其为该年“冬季”，对该会“开场”一切细节追忆的“唯一文字”。 其次，据中西音乐会当时的主管冯亚雄讲：“孝思从曾师游十五年矣……甲寅乙卯(1914年12月17日～1915年1月14日之间——引者)助理都门中西音乐会事务”(46)，即：跟随曾志忞15年的冯亚雄，在1914年年底、1915年年初，来到北京助理“中西音乐会”事务：而他在1959年4月11日曾回忆道：“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引者)打制造局，把女院全部打掉，男院亦毁，我们都感到灰心，三人(曾志忞、高砚耘及冯亚雄——引者)都到北京去了”(47)，这即所谓“沪南兵灾”(48)，遗憾的是，冯所提供的上述两个时间，均不具体，并略有出入。 第三，曾志忞自云：“予自十余年研究西乐以来，苦无研究中乐之起点，去夏得一佳会(一个绝好的机会，到底是何？待查——引者)，创中西音乐会于北京，除研究西乐及昆曲外，兼事皮黄，一载以来，所习不下三十余出，每出制成谱本，兼附译以五线谱，俾中西贯通以比较之。”(49)曾这段话，出自1915年6月出刊的《天水关》中《京剧脚本发刊序言》，而去年，顺理成章应为1914年，但从出版印刷的周期推断，此时间当提前至1913年夏季，因在这一年，丁逢吉亲眼见过此谱的“真迹”(详后)。此时，曾志忞来到北京勘察地形，并于该年的冬季，组织了中西音乐会的首场演出，后由冯亚雄专门打理此会，并基本留在北京。据冯讲：“这以后，我就到了北京师范大学(1913～1926)，那里有音乐系，我教管乐、钢琴、乐理……”(50)此即冯滞留北京的明证，同时也旁证了1913年(而非1914年)曾、冯两人即在北京了。 第四，深描。(1)该会的具体位置：北京琉璃厂厂甸，电话：南局1728［据《京师警察厅编存文卷》(羽——即“羽序”，是一种特殊或很难归类的档案序号，引者——字第295号)《中西音乐会学生葛正鼎(携物出走——引者加)案》(51)卷宗(详北京档案局：1915)］；(2)性质：该会，与曾志忞所办“亚雅音乐会”等一系列“会”(其他，还有曾志忞1908年在嘉邑办的“音乐研究会”(52)等)，有共通之处，即：为类似于音乐教育的机构，而其学制：是与贫儿院的教育课程设置衔接并一脉相承的，按葛正鼎供词：该会每日午前教以戏曲，午后教学太西(西洋——引者)——音乐，此与丁逢吉所说“会中半日研究西乐，半日研究中乐”(53)一致；戏曲学两年，(西洋)音乐学八年，并于第三年始，由该会发给每个学员奖金一百元，以为资助。前此，葛正鼎已在上海贫儿院学习了五年普通教育，故“有入高等小学的资格”(54)，即：上海贫儿院的教育为普通小学，北京中西音乐会，则为高等小学教育；时长：每位入贫儿院抑或中西音乐会的学员，前期贫儿院(5年)，后期中西音乐会(10年)共15年，这与当今国民教育中幼教(3年)、小学(6年)、初中(3年)至高中(3年)的所耗时长一致。这实际是极富“曾志忞特色”的“大学前”教育。对比中国音乐教育之现状，当时虽有“唱歌”科目，但课时得不到保障，因“但遇不得已时，可暂缺”(55)说明，其“名存实亡”；专此，在1912年12月6日，他曾向教育总长范源濂致信，称：“忞常谓：中国不以音乐加入中学校之必修课，中国必无音乐发达之日！”(56)这表明：学校音乐课从“随意”到“必修”进程中，曾志忞以自身音乐教育实践为例，曾向教育部要人提出“音乐必修”之建议；(3)模式：正像当年东渡扶桑的曾志忞，虽遵父命学了法律，但其最终的志向在“音乐”，一切均不能成为“阻挡”。问题是，何种音乐是其心仪？这在其花费大量心血的“中西音乐会”教育模式中，有所体现，即它绝非普通教育而类似“曾志忞时代”的“职业教育”。虽其西洋音乐教育内容，现还不太明朗(按：可参曾志忞嘉邑“音乐研究会”所授课程项目(57))，但其一以贯之并全方位的戏曲教育模式，却极为清晰，即： 重改善不重谋利。我国舞台，因营业上之关系，每发理想，苦难实行。此会(即“中西音乐会”，下同——引者)不惜耗费，培养前后台一切人才，为最后之生产计划，此实舞台根本上之改革也。 正角配角文武场面，平日受统一的教育，在一人指挥之下，共同生活，无冲突之患，酌量各人能力，分别等次，给薪虽略分厚薄，然无绝大悬殊，此团结后台团体之良法也。(58) 对上段引文，笔者有两点补充： 其一，曾志忞所设计的戏曲课程，是全方位的，即：既管唱戏的，也管张罗(管理人才)的，以当下时髦说法，就是“后台监督”；由此才能使正、配角色、文武场面，在统一的指挥下，协调一致。这已非就戏说戏式，而将应酬乃至管理学中的人际交往、心理学层面的内容甚至人人平等的分配原则(其“给薪……无绝大悬殊”)，贯穿其中，这在当时，堪称“独步一时”！ 其二，在该教育模式中，中西并举，绝非“空穴来风”，而其鲜为人知的“实际”，除生旦净丑必习的“京腔”外，“外国歌曲”“军乐”“洋弦”等，悉数登场，诚如丁逢吉所说： 各行角色中西并授。生旦丑净，以唱为主，除唱京腔外，兼唱外国歌曲，编成新剧，既能演唱新曲，可不必拘束于京昆旧套范围。文武场面，兼习军乐并洋弦。苟嫌胡琴板鼓之单薄，或锣鼓之喧嚣，即可以管弦乐替代。此为改良音乐与戏剧之根本办法也。(59) (4)风采：在此等开放弘思的灌溉之下，将演出何样的壮剧？当时没有录音、录像(或有，也极其简陋并操作不便)，何以还原“中西音乐会”演出之神采？真愁煞人也！天不绝人，有一当时的戏剧评论家张厚载［1895～1955，字采人，号子，笔名聊止、聊公，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有幸记述了该会于1915年10月16、17两日，曹汝霖为家人庆寿的“大堂会”，地点为“那家花园”(60)之戏台，称： 民国四年十月十六、十七两日，外交次长曹汝霖氏，借金鱼胡同那宅，为其尊人及太夫人(曹氏父母——引者)，称觞祝寿，并召梨园演剧，以娱佳宾，当时，余(即张厚载——引者)躬逢其盛……十六日之戏，多系中西音乐会学生所演，而外，约王风卿(京剧老生，王瑶卿之弟——引者)梅兰芳两名伶，加演《汾河湾》《尼姑思凡》两剧……中西音乐会，系曾君志忞所办，能以中西音律，协和一致，故常以西洋乐器，加入中国旧戏之场面(即戏曲的伴奏，包括弦索乐及打击乐——引者)……究其异日能收若何效果，固难预卜，而其毅力伟抱，亦自足多！且即以是日所演中西乐合奏之戏剧言之，亦足使听者耳目一新也。是晚八点开戏，第一出系《天水关》，以幼童演此大戏，能有如是成效，足征(证——引者)该会平日教习之勤勉。(该会教师多系内行中人(61))他日造就人才，或有可取。(62) 之所以在此引述张的“大论”，其一，张为戏剧内行，在五四时期，曾与诸多学界名宿，如：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陈独秀(均戏剧外行)等，展开“旧剧”论争，最终，外行斗不过内行。因目前看来，在新文化闯将们眼中的“封建遗形物”，如中国旧戏中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应废”，(63)傅斯年“胡琴是件最坏的东西，梆子锣鼓更不必说，若求美学的价值，不能不去”(64)论，已均被历史证明为“偏激之辞”！当时的张厚载(65)，以“绝对不可能”(66)五字，予以有力回应。 其二，张的言论，有纪实性，殊为难得，正如张自己坦言：“评论是否有当，不敢自知，自有持于方家之指正；而所记伶工剧目，地点时日，则均属信史。”(67) 其三，此段文字，与曹氏回忆，基本吻合，曹汝霖说： 民国四年十月十七日，为我父花甲之辰。我父不喜铺张，本拟在家宴客庆祝，讵为项城(袁世凯——引者)所闻，特送寿礼……僚属亲友以总统既送彩金，怂恿演戏庆祝，大家亦可藉饱眼福。遂约(外)交部庶务科长张君为戏提调，约名伶，假那家花园戏台……(68)现在可证，曹在日期的回忆上，有误；另对中西音乐会的演出内容及过程，虽有提及，但略显不详；而对当时名伶的演出剧目，则基本语焉不详！两厢(曹“忆”与张“论”)对照，可窥全貌：16日在中西音乐会演出《天水关》后，梅兰芳原定演《佳期拷红》，因配角太多而改演《尼姑思凡》，并与王凤卿合演《汾河湾》；17日梅兰芳首演《嫦娥奔月》，以下依次为，王凤卿连演《长亭(会)》《(文)昭关》两剧、陈德霖［亦名“福寿”——因有入“三庆班”之后的“福寿班”经历，故得此名——引者)在当日的《斩黄袍》中，饰演北宋大将高怀德］、谭鑫培《空城计》、龚云甫《钓金龟》、刘鸿声《斩黄袍》及杨小楼《落马湖》。客观讲，曹汝霖对“龚云甫漏约，后来电话自请来报效，似以被约为荣者”(69)的记述，是准确的，因他确实参加了17日的“大堂会”。此外，梅兰芳连续两日的卖劲儿演出，除透露出与曹汝霖的特殊关系，其与曾志忞及中西音乐会，也关系微妙。 其四，笔者曾发现梅兰芳1928年赠予曾志忞的照片，曾率先提供给陈聆群教授(70)［按：从笔者新发现的“曾志忞忌日”看，曾无缘得见此照——为梅老板为曾志忞精心筹备的寿礼，其意义：1927年恰逢曾志忞“本命年(丁卯兔年)”，而梅赠曾照片标示的“戊辰十月”，是曾志忞49周(按虚岁则整50岁)生日，这暗示了曾志忞是1879年——即光绪五年十月(阴历)生人］，除此之外，还有没有证明梅曾友谊的其他材料？据柳遗(71)称：“兰芳于民国四年，曾从宝山冯亚雄(因冯所居贫儿院在上海宝山路一带——引者)学弹西乐披亚奴(即钢琴——引者)，极有领悟”(72)；冯亚雄对此，亦曾回忆道：“在北京，办了中西音乐会，共办了两年，花了两万元……这时期，我喜欢唱青衣，梅兰芳找我去教钢琴，我请他来教青衣，他不肯，说如教一个钟头嗓子就要哑，不能上台唱戏，就介绍给了他的老师吴菱仙来教。”(73)这两条关涉同一事件的材料，虽均未讲明梅兰芳因何要习钢琴，但缘此，说梅兰芳与中西音乐会关系密切、相互信任，还是成立的，并引带出另一事实，即：留学日本并专搞多种西洋乐器演奏的冯亚雄(74)，此时，也迷上京剧青衣的演唱，该会与其有同好的，还有高砚耘，据韩世昌(1897～1976，北昆名角)回忆：高曾演唱并灌制过昆曲《单刀会》中《新水令》一折的唱片，(75)据查，此片曾有多次播音的记录。(76)可见，从曾志忞、冯亚雄到高砚耘(77)，均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当时的京剧改革，而绝非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且志趣多样，并不单一，更非唯西是崇！ (5)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与北京中西音乐会之“隶属”关系、分工、演奏等级、开销及实际人数。首先，可以肯定地说：中西音乐会的学员，即上海贫儿院的精良者抑或学习程度高深者；换言之：“中西混成乐队”乐手，即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中佼佼者。1914年5月间，高砚耘与冯亚雄曾从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中，选了31名学生赴京，参加曾志忞发起组织的“中西音乐会”(78)，但这绝非唯一“选拔”。早在1913年，曾志忞已率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全体)北行了，其原因是：“曾君抵京后，一面研究北方社会音乐，一面拟将高等西乐输入京津方面，于是贫儿院乐队有此北行。”(79)其次，乐队的具体分工，有所谓“高(砚耘)君长于弦(即西洋弦乐器)、冯(亚雄)君长于管(西洋管乐器，详后)曾(志忞)长于指挥，调和有此三元素，贫儿院乐队遂发现于世”(同上)云云，可见这个乐队，是依组织者所长，而各负其责，各尽其职，由此而发达、闻名于当时；第三，依“欧陆标准”，管弦乐队演奏曲目等级，分：“最易、易、不难易、难、最难”五级，当时贫儿院乐队的演奏曲目，在三至四级之间(同上)，遗憾的是，这条材料并未具体指陈演奏曲目，查此时段贫儿院乐队演奏曲目可知，在1910年6月13日该队演奏曲目有： ①幻想曲《金星》(原标Etoile d'or)，奥热(Claude Augé)作曲； ②《La Flute Enchantée》(此为拉威尔1903年所作歌曲《舍赫拉查达》(Shéhérazade)第二段，但标记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有误，(80)以上为该乐队之管乐队演奏曲目； ③《里卡尔多进行曲》［选自亨德尔作曲的歌剧《英王理查德一世》(1727年在伦敦首演)］； ④《小摇篮曲》福希哈默尔(Forchhammer)作曲； ⑤《〈贝黛莉娅〉前奏曲：他是水手》，杰罗姆(Jerome)、施瓦茨(Schwatz)作曲。 以上为贫儿院管弦乐队的演奏曲目，由于“节目单”原版记录不全，且以多国(法、德、英)外语标注，间有缩略语，故只能简略记述、翻译如上。 从演奏的难易程度看，《里卡尔多进行曲》及《〈贝黛莉娅〉前奏曲：他是水手》“难”，其他三曲则属“不难易”(81)；第四，费用——包括教师及乐队成员共32人的开支、乐器购置费等，3名教师：留学费4500元及“束修”(82)每年3600元(3人每人1200元)，6年合21,600元；32名乐队队员每人100元［在第三年发放(详北京档案局1915)］——共3200元，后逐年发放，六年合19,200元；乐器购置费5000元，以上总计50,300元，即“此乐队应值之价值”，附带说明：“三教师之‘留学费’及历年‘束修’，实均捐免”——意即：这部分费用(共26,100元)，不计算在内，由此证明：24,200元，是“中西音乐会”的实际开销。故丁逢吉“慨捐基金两万余元……创设中西音乐会”(83)、冯亚雄“中西音乐会……花了两万元”(84)两段回忆，与此基本吻合(详后)；第五，这32人抑或此前所说31人，还不是当时中西音乐会人员的全部，据说：“曾君现在京中创办一中西音乐会，收养寒家子弟百人，专习中西音乐，八年毕业”(85)，加之教师、管理及勤杂人员，当时在京的“中西音乐会”应有百余人；第六，上述材料的最后一个疑问，即：1914年以前的6年，是哪一年？账虽好算——1908年，但引带另一问题，即：贫儿院乐队1908年即已成立，而中西音乐会在1913年入京后，至此时(1914年)，也仅驻留了一年多。如果把6年贫儿院抑或中西音乐会乐队的总开销(24200元)按6年平均分配，每年应为4033.3元。 (6)离场。即中西音乐会撤退北京的具体时间，据“葛正鼎携物出走案”的资料，高砚耘曾于1915年11月4日13时亲笔致信京师警察厅，其中段片： 即日全体返沪，葛正鼎乃沪儿之一(上海籍的贫儿——引者)，田(即高寿田——引者)已于会长(曾志忞——引者)前力保，请停止惩戒，俾得随赴上海，为此，请贵厅从严训诫后，即日开释交来人带回，俾明日(11月5日——引者)一同赴行，曷胜纫感！田以行色匆匆，即日须赴天津，预备一切，不克面聆……顺颂法安，高寿田鞠躬。(86) 这表明中西音乐会于1915年11月5日全体离京返沪。可以说：从1913年夏曾志忞来北京勘察地形，同年冬，中西音乐会在京“开场”，1915年11月5日“离场”返沪的时间线索是清晰的，而中西音乐会在京期间，存活了近两年半［所花费用约10083.25元，此即前述“基本吻合”之本意，当时贫儿院乐队抑或中西音乐会乐队的财政支出，绝不止此数(只多不少)，因存临时变更的可能性，其中还不包括勤杂人员的费用］而非此前众口一词之“两年”；另，曾志忞在离京后，就去建筑“寿渔堂”了，此时，他长驻天津监工，而高砚耘，穿插于沪、津，冯亚雄则留守北京，从他所说在京驻留时间看，(87)除在北京师范大学教音乐外，笔者还发现，冯当时将“中西音乐会”移师北京东安门骑河楼(近邻东华门附近的“那家花园”，是北京当时文娱、戏曲重地)，电话：东局4594，并发布广告，专门承接“喜庆、堂会、宴会、跳舞、结婚、丧礼”的奏乐事宜(详中西音乐会1926:1版)。同样广告在1926年1月至12月，在北京《顺天时报》连篇累牍，长期刊载，这一方面，说明该会此类业务的繁忙；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其巨大的社会需求，此时贫儿院抑或中西音乐会乐队虽已回师上海，但以临时调动方式去各地接活，而冯亚雄在北京组织他的学生应酬各类奏乐场面的双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此间，该乐队曾参加过溥仪1922年12月1日在紫禁城举行的婚礼，(88)1927年后，此类广告消失！证明：曾长驻北京的中西音乐会，彻底从北京人的视线中遁迹了！ (六)剧改之要 前此，笔者曾对曾氏京剧改革，进行过细致的研究，(89)故不再赘述，而在笔者所提供的新材料中，还显现出何等曾氏京剧改革的新韵？口传心唱，固然是中国固有的宝贵艺界传统，但基本无谱，或有也极为简略(如工尺之类的“骨干谱”)。曾志忞有意对此进行突破，诚如丁逢吉所云：“京昆脚本及文武场面之谱表。中国剧本，内行人守秘密主义，不肯示人，于是以讹传讹，遂乏善本。此‘会’——即中西音乐会(引者)用科学开放主义，举夙昔所习各剧，缮(修补——引者)成脚本，改正词句，添加精确工尺，能使普通人士，一览即知，且将胡琴锣鼓，亦制成谱表，有本可据：一则不致失传，二则改良有准，方法之善，得未曾有。”(90)此即丁在1913年冬季见过《天水关》刊本的明证！其对中国“传习”甚至“密习”，由“模糊”，一转而为“精确”并以利传布的意念，十分抢眼。而“内行守秘、不肯示人”，是至今还依然存在的“不争陋习”。客观讲：即便在行内传习，“走样”亦无可避免，诚如曾志忞所说：“京剧脚本，素无工尺，每剧所使腔调，皆从口授或耳听而得，故欲问某腔之真正价值特质，非特纸墨上不能借以传示，即口舌(相传——引者)上，亦有难以说明之点”(91)，虽在录音录像技术、设备，可以高度精准化还原、再现影像的今天，已无“秘密”可言，但在曾志忞那个时代，有这样的见识、风范甚至胆识，难能可贵！而将谱本完整“捧出”，更是一种普及艺术的良好期许。这无疑是“教育家”对受众所特有的人文情怀与关爱。 其次，张厚载的“《天水关》一剧，该会曾刊行一书，于词句工尺，分别注释，备见详尽。睹斯剧，读是书，更足观察该会之成绩焉”(92)云云，证明了该书在当时(1915年10月16日)，已对世人产生了强烈反响。原因，不外乎：前所未有，故夺人耳目。这和齐如山为梅兰芳出访美国而精心设计的《梅兰芳歌曲谱》(刘天华，1930)——意使外人(包括外国人及外行)，按谱循声、以利赏析的道理一致。如果从丁逢吉提及的“1913年冬季”，《天水关》“谱”已在其视线推论：《天水关》(1913)比《梅兰芳歌曲谱》(1930)早近20年！另据当时十分活跃的戏评家梦觉生讲： 曾氏精通中西音乐，冶西乐乱弹于一炉，延伶工为教师，集十三四岁子弟数十人，授以戏剧及西乐，用新乐器为戏剧伴奏之具，颇绕别趣。所编《天水关》一剧工谱，参以配乐音谱，兼作五线谱附其后，是戏锣鼓牌子及化装用具名色，亦无不备，可谓得未曾有。曾氏原拟续编《洪羊洞》《碰碑》《上天台》诸剧，以事中止，至为可惜！近来即《天水关》一剧，坊肆亦且不恒见矣！(93) 上论，使任何未见《天水关》乐谱“真容”的人，即刻有一大致印象，即：该谱是工尺、五线谱两厢对照，锣鼓牌子［首次以节奏形式记写，曾志忞的指导思想是：“皮黄之伴奏乐器，锣鼓胡琴是也，此两种伴奏，亦无书本的记载，并无教授之习惯，习此者无非以一己之聪明，日待于师傅之后，年染诸优孟之前，自为模仿耳，此种伴奏，因时变迁，无复真面目之可求”(94)］，甚至各角色的化装、服饰、用具(俗称行头)，也记录在案。就好像一个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百宝箱，其把管理、观察、欣赏甚至审美意念，杂糅一处。故而极具曾氏特色，因：音乐抑或戏曲，仅曾志忞主理之贫儿院庞大事务中之一支并非全部，而统筹、协调各部，是曾志忞必备才能，否则庞大繁杂的贫儿院各项事务(既有应酬、又要管理，既要筹钱、还要经营——如瑞芝义庄之的买卖，既要排练、还要教学……)绝不能正常运转。而一剧、一戏、一演出之统筹，与其相比，不过小菜一碟。同时，作者告知了世人曾的一个流产的计划，即：在此剧之后，曾志忞还曾想续编一系列京剧谱，只是“以事中止”。 第三，传统的中国京剧，以“新乐器”伴奏，并使听众“颇绕别趣”，这在当时，是开先河的创举，故而才令听者兴趣盎然。其中西乐器混成京剧乐队，比欧阳予倩、张謇于五四前后，在南通搞的京剧管弦乐队伴奏，佟晶心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之京剧西洋乐队之设想，江文也1940年代参与的京剧改革，甚至“文革”中“样板戏”各类中西结合乐队，均早，故“耳目一新”！《天水关》虽未完整出示曾氏中西混合乐队之声部配置、和弦布局、配器色彩……但在单旋律的京剧中，加入和声，是其必然，并认为：“中国将来改良歌剧(即京剧——引者)，和声一法万不可不采！”(95)虽其从个人爱好出发，建议将京剧的“打击乐”部分，以西洋管弦乐替代，并认为其略显嘈杂、“并无高下”(即音高不定，所谓“十锣十音”)，故“一概废弃”(96)；但他又说：“锣鼓虽系一种粗俗的伴奏，然亦有一定的规则，层出的变化，兹将各种名目，列成新式谱表，以期记载传播，免将来漫无考证。”(97)并将其作为《天水关》的一个亮点，耐人寻味，说明：其思想，常处变动不居状态。而晚期的暴躁易怒、动辄打骂，(98)固然与其突然丧子、丧父、院事多舛有关，但其十分矛盾、易变之性格，在此也多少有些闪现。 第四，曾志忞京剧改革的指导思想，长期不为学界所知，是因少有这方面的资料，但在1920年4月7日，为其即将出版的《四朝燕乐》作的“序”中说的“余由申迁京、由京迁津忽忽已十五年”(99)推论，其1905年左右，即已经来到北京，这与陈聆群教授所说1907年回国，(100)有差异，何种原因，待查。可见其“北行”，早有预筹并已成行。此“序”对曾志忞的研究，可说是异常重要的文献，其一：曾志忞音乐思想、理论基础，在从日本回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前判若两人，其对中国文化认同、感知，意味深长，他说： 尼山(即孔子——引者)教育曰：礼乐射御书数为本……此何故欤？宪政治与音乐、与教育有密切之关系焉，周襄秦并天下，焚坑暴戾，二世而亡，礼何由而明？乐何由而备？可叹息也；汉兴制乐，事详史志，惜其原体书谱，不可见；明清两代，祀孔乐章，或闻诸卤学(卤簿，即专为帝王服务的各类大型仪式——包括祭祀、庆典、婚庆、出行、凯旋等，以致后来，成为专门学问——引者注)，他如朝鲜、日本，有汉舞、唐舞诸乐，然节奏徐缓、音韵简单、不合今世。(101) 此文耐人寻味，当时正处五四时期，国人刚刚经历了“反孔”、去除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及批判“旧戏”，曾志忞一反世纪之初激进文化破坏者(102)的姿态，完全变成了一个积极并且立场坚定的建设者。由于他有游历日本诸国的经历，对日本、朝鲜(当指并未分裂成南、北两半的大韩帝国)承续的所谓“汉舞”“唐乐”的批评，是有实践、理论基础的，因在汉代，乐官们对前朝旧乐，仅能“纪其铿锵鼓舞，不能言其义”(《汉书·艺文志》)，那日本抑或朝鲜，怎能有汉唐真品传世呢？当时他清醒地认识到：“节奏徐缓、音韵简单”的所谓“汉唐乐”，绝对是赝品！因这些“东西”，不是对中国古乐的“弘扬”而是“糟蹋”！这不等于骂我们古人在旋律上不会“拐弯”——“润腔”、在节奏上“呆(ái)板”——不可“灵动”吗！？但您只要有耳朵，就会听到从古至今中国声乐上的“得儿”——花舌，与各类鼓手“手如白雨点”般敲奏出的“嘟儿”——乱奏。它们绝对不是“节奏徐缓、音韵简单”的形态，以“合于今世”(当时流行)的京剧为例，曾志忞说：“字后拖腔……实在能以音乐传出喜怒哀乐之神韵，语云：‘余音绕梁’，实非西乐所及也！”(103)其“绕”，可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开、合！绝非平不拉塌、直不愣登！ 其二，中国最有价值古乐之“原体书谱”，处“不可见”抑或“极难寻”状态，但曾志忞有准确地找宝路线图，他说： 宋元以来，燕乐独兴，可考之书，不一而足，乾隆十一年(1746)，新定《九宫大成》，搜罗天下词宫谱，阅，凡万五千有奇，此大观也。余以为：中国音乐之演化，足以表示文明于世者，舍此书外，不可得也，欲研究中国固有之旋律，各省俗乐，虽足以之参考，然莫若《九宫大成》之已具法力，使人可寻可绎。唯此书市肆不多见，见则沽价昂贵。(104) 出于冥冥之中的责任，他四处搜寻此书，真乃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偶然在其世交严修(105)家中，得见此书，诚如他自己所说：“于严范荪前辈家中，得读是书”(106)，并认为“是书足以代表中国近五百年固有之音乐也”，而对其间尤其自近代以来的音乐教育，他认为：“自前清光绪末叶以迄于今，虽输入一二‘最初安’(其‘安’为一白字，应为‘谙’，全句‘最初谙’意即‘最初习’——引者)之西乐，然全系仿人口吻，拾人唾余，殊非真正之音乐教育！”(107)长期从事过音乐教育并有大量实践经验的曾志忞，已深刻意识到：吃别人嚼过的馍，只能产生反胃效应！故他说： 余有感于此，因雇笛工，将宫谱一一试吹，并将欧西有键乐器及管乐各器，一一引证吹奏，谱成五线音谱，仍以原词(即《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引者)工尺订正，录着书端，维工尺之板眼(节拍)，乃用新例，详于凡例(即详见举例——引者)中，研究作曲者得此，容有(可以——引者)补充。(108) 截至目前，笔者虽未找到《四朝燕乐》原书，但相信，此序已清晰显映出曾志忞在中国音乐教育民族化乃至现代化的深辙、步履。在西乐至上、唯一并不可一世的五四时期，能将古老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从曾志忞“序”的叙述看，其“四朝”，指：宋、元、明、清——截止乾隆十一年以前的“燕乐”即“俗乐”)视为发展中国音乐的宝贵源泉，是富远见的。而昆曲，虽在“花雅之争”败下阵来，但生命力旺盛依然；尤其在中西音乐会中，如：冯亚雄、高砚耘等，对昆曲的垂青，及祖籍福建同安(即厦门)又久居上海的曾志忞，对昆曲的情有独钟，均有其地理、乡情、人文的多种理由。由此可见，从铜锤花脸徐立堂等人习得的《天水关》(板腔体)“铜琶铁板”般硬汉样态，仅其戏改之一面；而更多则指向“南北词宫谱”晓风残月(曲牌联缀体)式“绰约风姿”，可谓“昆乱不挡”！此刻，昆曲正处“飘零”状，对其艺术“法力”的认同，凸显了曾志忞惊世骇俗的艺术鉴赏力！尤其作为“南人”，曾志忞来到北地，难免会在颠簸的人生、艰难的世事中，寻找某种慰藉，在此，笔者暂且不说他把音乐作为毕生事业这等高尚的词语，因最终，“音乐”没有成为他的“依托”，而“酗酒”，反倒成了他的“常事”。 (七)看似平常 曾志忞的音乐事业，到底出于何种目的？客观说，仅慈善事业的副业而非主业，养育并对一切贫儿一视同仁，是其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音乐绝不是他的唯一。虽该院有培养贫儿的种种计划，并使他们能够在贫儿院毕业之后，找到一分适合的工作，以为糊口、求生、养家之道。这是我们对曾志忞“志向”进行研讨的重要前提，诚如该院在曾志忞逝世后的新院董高砚耘及其主管同人(以下引文，未署作者名，故如是说)所云： 连缀“职业”与“教育”而成为“职业教育”之一名词，始见于我上海教育界者，似不满二十年，忆我上海贫儿院创造时，尚未之闻也。然我院创立章程第一章，开宗明义曰：“兼习文艺，使各成一能、一技为目的”，可见其时，对于职业问题已有相当之准备……乐队，贫儿院初创时，以慈善教育为主旨，故以音乐为感化之具，日后，以感化本院者推而感化社会；同时，以吹奏之中，为慈善教育之宣传，又为筹募捐款之交际；对于社会上婚庆祭奠礼仪，需喜乐或哀乐者，设例应雇，以所入资院用。其时，上海乐队仅谋得利等几家，一时颇受社会需求，而舆论相加，毁誉参半。此种工作历二十年，其间，或兴或替，总以社会需要而不能间断。但抱定宗旨，绝不使院生终其生抱喇叭梵哑铃等以过活。对内则规定，院生年岁身体相当者，必经此音乐课之训练。至小学毕业时期，则宁舍此而另做升学或就业之正当事业……即出外吹奏，亦必由教师随队指导，力戒近时下流乐队之恶习，务使借此认识社会上实况，而不为污浊所恶化，是本院乐队之应雇情形，不可谓之职业之操习，仅可谓之副业之陶冶。(109) 笔者认为，“此”绝非高砚耘的独见，也是曾志忞生前、贫儿院全体院董及主管们的集体见解，故，任何拔高曾志忞办院立意的解读，都是不切实际的！而这种平实的主张在当时，是符合国情的。以音乐为职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难于上青天，尤其回首光绪帝御笔亲书的“广学流慈”四字，其除“学”外，我们不应忘记：该院是以“慈善”、帮助天下广大贫苦无助的孩子为己任的，这是其最基本的立脚点，也是我们对其进行历史考察时，必然要参照的重要标准。“无助”才是贫儿院“贫儿”入院标准之“不移”前提，有无音乐、艺术才能，根本不在施之“善举”前考虑的范围内，只是赶上有才能的，才对其进行音乐及各方面才艺的教育，而这，均为“副业之陶冶”绝非“职业之操习”！故此节，是看似平常实平常，但平常中，却透露了更大及最深厚的“慈爱”，这才是我们对以慈善为本的上海贫儿院、曾志忞等先辈，致以敬礼的最基本理由！ 三、掩卷凝思 本文对曾志忞的历史考察，暂告一个段落，即便此刻，笔者也不能说曾志忞史料“殆尽”，故有“之欤”之疑！因他的著作《四朝燕乐》还未找到，另读该书序文，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曾志忞是否做过《国歌》。1912年9月14日，有报导说：“本邑曾志忞君，研究欧乐最早，留学中，设讲习会，著作传播，全国受其影响。毕业归国后，与二三同志，更尽力于实地演奏，如声乐弦乐管乐等，时在申地，披候数年实验以来，以为国人乐识，不亚欧人，而较日人过之，惜多畏难、苟安，不专研究耳。民国成立，知时者论《国歌》问题，先生独默不一言，前教育总长蔡(元培——引者)君，知先生有素，邀往北京，冀于临时教育会中，解决此题。先生抵京后，辞不与会，独游西山者三十余日，领略燕赵民谣，临名山大川，酝酿豪气，八月，望竟将国歌曲脱稿，而先生犹以未足也，由大连旅顺，直游东岛，刻下流连于九州岛间，终日从事于修饰、订正，他日功成，拟将此曲，实地演唱，披露：想(计划——引者)黄花佳节(辛亥革命纪念——引者)，共祝周年纪念时，凡我国民，共当洗耳，以赞其成矣。”(110)而事后曾志忞说道：“国歌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菲才自愧不敢负此任，(亦)非冷眼也！”(111)即：这一年的12月6日前，他并未完成“国歌”创作；在事隔八年后，他又说：“民国三年及九年，教育部两度有制作国歌曲谱之举，遣书征曲，尚未应命。”(112)从这“三次”确凿的“遗墨”中，除显现了他对“国事”的担当与关切外，留下的疑问是：他是否写过抑或写完“国歌”？ 其次，本文以平实的态度，从史料出发，对曾志忞的志向，进行了重新定位。另对长期流传的谬误，也予更正。笔者在此，尤其希望天津市政的相关部门，对曾寿渔堂这一处天津意大利风情区内、属天津市的“地标性”建筑，不能恢复本来面目，起码也要将现在的错误名称(曾国荃祠堂)更改为“曾寿渔堂”(113)，因此“曾”非彼“曾”也！之后，该地必将成为所有学习过或正在学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同仁、学子们的朝圣、膜拜之地！当我们站在恢复了历史名称的“曾寿渔堂”前时，联想音乐先贤、慈善大家曾志忞曾几何时在此工作、生活的场景，定会不胜感慨、思绪万千！在此，借《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珍贵版面，笔者与所有研究曾志忞的同道们，真诚相约，我们在天津意大利风情街(河北区光复道37号)、被重新确立为“曾寿渔堂”的曾志忞老宅见！ 第三，曾志忞的北行，目前看来，与其在上海失势(宁波邦商人打压)、父亲(突然)病故、沪南兵灾、儿子(事故)身亡等，均有连带，而投靠有权有势的曹汝霖，并想借他的势力东山再起，也未可知；其音乐上原因，除他喜欢京剧外，别无他图，天津、北京由此成为最理想的“佳地”，因借这里的京剧氛围，曾志忞可大展宏图。至于他与辻听花(武雄)的关系，亦值得论说：其实此公，在戏剧界名声很坏，但由于其日本人的身份，虽然他的戏评，是些无实质内容、更无艺术价值可言的“大白话”，并被讥评为：“直如(好像——引者)杂货铺的流水账，长年不过几句不通之老话，间亦作诗，以期附比风雅，而诗亦不过‘初一十五庙门开’之类耳”(114)［故时人称此公，为一“不通之支那通”(115)］，但其长期厮混于中国，对中国的事务尤其是官场的脉络，很是了解，唯对戏曲是外行，却日日评戏，据说《顺天时报》有他的股份，发表文章便利，伶人们怕被他羞辱，提前纷纷以各种方式(包括请吃饭、喝酒、使钱甚至拜义父——干爹等)抢要其“名贵墨宝”，其中不乏名角，如：尚小云、新艳秋、李万春、杨氏双菊、小翠花等；另一不好的名声：此公看戏，从不买票，并一晚跑几个戏园子。辻听花于1931年8月18日下午六时，逝世于北平半壁街(现“东壁街”，位于崇文区中东部，东起幸福大街，西至东唐街，南望北岗子，北靠三转桥。全长约300米)24号客居的寓所，(116)唯送葬之时，义子们均未到场，可见所谓“义父子”，全无真情！有人曾着文道：“有子名公雄，字秋堂，服役于津门，平日彼喜着华服，喜中国风尚，有愿死是乡，以中国殡葬归葬”(117)，真乃“一语成谶”！可见，他仅是曾志忞的一个不懂戏的朋友，对其戏曲改革，没多大益处，他们虽有交往，但事实待访。 第四，笔者已查明曾志忞在天津、北京的住宅，而他在北戴河，还有一处“心坟”别墅，至今不知有何等风貌，是否还在？抑或早已被历史风化？不详。另外，曹汝霖与曾志忞均学法律，到底办过什么案子？从该会动不动就打官司(这一点也延续到其庶子曾宏燕，笔者发现的“曾寿渔堂”档案卷宗，是曾宏燕对“堂”之房客高月波不交房租且拒不腾房一事起诉专案，由此，让历史存留了一份珍贵的档案)看，确实只有律师出身的人，才能有效地运用法律条文、相应手段，来保护自己所应享有的各方权益。而此种操作，好像水到渠成亦在情理之中，特别当曹汝霖在五四时期，被国人视为卖国贼后，其在政治、社会、人际交往中，有诸多不便，曹利用曾志忞的法律智慧、学理、经验，打理一些棘手事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陈聆群先生所言：“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还是要从开掘收集梳理与之相关的全息性的历史材料做起，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也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全息性的研讨评论！”(118)本文是否为一“全息性”的曾志忞历史研究？自有公论！ 至此，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1.贫儿院乐队成立于1908年，中西音乐会乐队与此一脉相承； 2.1908年8月光绪皇帝曾赐匾上海贫儿院，并御笔亲书“广学流慈”(119)；其与此前朝廷对曾少卿抵制美货的打压态度，呈冷热两极，由此显现：清廷最终对曾氏家族慈善大业首肯的历史实情； 3.曾志忞于“本命年”(1927年)去世； 4.曾寿渔堂1916年10月27日～11月24日间始建于天津意租界五马路，落成于1917年9月16日～10月15日间，其遗址现在天津河北区光复道37意大利风情街； 5.中西音乐会在北京的时间：1913年夏季(来京)至1915年11月5日(返沪)，但有一留守处至1926年底；该会成员最盛期，有百余人规模；其有历史记录的演出：1913年冬季“开场”，1915年10月16日，借那家花园戏台，为曹汝霖大堂会演出《天水关》； 6.《天水关》谱本在1913年即入世人视野，并产生极大社会反响，其京剧锣鼓经的记写，属“世界首创”； 7.曾氏遗作《四朝燕乐》虽未找到，但该着“序言”已被发现； 8.曾氏京剧改革的路子及指导思想：中西结合、昆乱不挡。可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先声。 收稿日期：2013－11－02 注释： ①陈聆群：《从新披露的曾志忞史料谈起》，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第33页。 ②据陈聆群回忆：1982年7月22日～8月21日教育部委托山东大学艺术系在烟台举办的“全国高师中国音乐史教师暑期讲习班”，李佺民先生在讲课中也涉及曾志忞。详见陈聆群：《曾志忞——犹待探索研讨的先辈音乐家》，载《音乐艺术》，2013年第4期，第110页。 ③1982年，陈先生将这些珍贵照片复制了一套，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馆保存。见陈聆群：《近现代音乐资料》(照片，陈聆群同志提供1982年·二，第122～125页)，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 ④3月10日(宣统三年二月初十)提供“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合影”(照片)，载《教育杂志》1911年第3卷第2期，第1页。 ⑤陈聆群：《曾志忞——犹待探索研讨的先辈音乐家》，载《音乐艺术》，2013年第4期，第110～113页。 ⑥此书最初为铅印资料集，成书于1983年10月，初名：张静蔚编《音乐史料与论文汇编》(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首次正式出版书名：《中国近代音乐史料》1840～1919，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12月版；后加入现代部分再版(书名《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时，增加了一篇卢栩找到的新资料《歌剧改良百话》(陆续刊于1914年4～6月的《顺天时报》，过程详后)。 ⑦即：《乐理大意·序》(1903)、《教授音乐之初步》(1904)、《音乐教育论》(1904)、《告诗人——〈教育唱歌集·序〉》(1904)、《乐典教科书·自序》(1904)、《音乐四哭》(1906，署名：中国未来之裴獬——陈聆群注曰：未知是否以“中国未来之比才”自命？(1983)以上均见张静蔚“目录”(1998，Ⅲ～Ⅴ)。 ⑧详张静蔚：《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附录·学堂乐歌曲目索引，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第330页。 ⑨韩国
：《自西徂东：中国音乐文集》(第2集)，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第29～39页。 ⑩韩国
：《韩国鐄音乐文集》(一)，乐韵出版社，1990，第145～154页。 (11)同⑩，第145页。 (12)于1960年代连载于香港《天文台报》及《春秋杂志》，1966年由春秋杂志社发行单行本，现已绝版，台北传记文学社曾于1980年重排出版，虽大体相同，却不幸省略了原书第22页上的“重要合照”，包括曾氏——即曾志忞，引者——在内(详同(11))。故他重刊了此照，见该书彩页“图4”。同⑩，第7页。 (13)详曾志忞：《歌剧改良百话》(1914)，冯文慈整理载《中央音乐学院学院》，1999年第3期，第47～53页。 (14)卢栩：《中国近代新音乐的拓荒者——论曾志忞的音乐思想及实践》，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硕士论文，指导教师：俞玉姿教授，1999年6月。 (15)卢栩：《京剧改革的先声——曾志忞〈歌剧改良百话〉》，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第54～59页。 (16)张伟：《曾氏父子与贫儿院》，《新民晚报》2008年5月11日B13版。 (17)此文写成于2008年9月18日。同①，第33～43页。 (18)同①，第36页。 (19)刘湜湜：《遗忘·重现·永恒——曾志忞研究综述》，载《音乐天地》，2010年第1期，第47～49页。 (20)程美、孟维平：《曾志忞的人生三部曲》，载《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65～68页。 (21)袁韵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管弦乐队发展史略》，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陶亚兵教授，2011年5月20日第21～24页。 (22)此说源自陈聆群，根据曾宏燕口述，以下简称“陈说”；后来学者，大都沿用此说，如达威(即张静蔚)、张伟、刘湜湜、程美等。 (23)著名文人，在1927～1937年间，为申报《自由谈》栏目、《国闻周报》及各类期刊，如：《军事杂志》(南京)、《神州国学医报》《妇女杂志》《真光杂志》《时兆月报》《更生》《图画周刊》《对公会报》《兴华》等，撰写过大量杂文、报导、回忆、评论文章。 (24)清癯：《曾志忞接灵记》，载《申报》1927年12月25日星期日(圣诞节)第5张第17版。 (25)陈聆群：《曾志忞——不应被遗忘的一位先辈音乐家》，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第47页。 (26)《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有“少卿丈(即曾铸，是曹汝霖妹曹汝锦的老丈人，故称“丈”)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曾在嘉定购田千亩，设义庄”(详大百科出版社，2009，第143页)云云，其“义庄”，即嘉邑“瑞芝义庄”；另据无名氏报导：“光绪间，购良田建瑞芝义庄……以赡族属”(1925，第3版)，详细地址：上海嘉定嘉清乡西门外(详无名氏：《嘉定》，《申报》1928年8月22日报导第3张第11版。)；成立日期：曾志忞在《予之贫儿观》中云：“创敝族瑞芝义庄议事(因其有此‘倡议’在前——引者)，成于庚子(即1900年成立——引者)。”(转陈聆群2009)其中“义”字，据何卓勋(字阆樵)云：“振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曾公有焉。然而，泽被一时者，其沾濡有限；泽及百世者，其灌溉无穷……公(即曾少卿——引者)有鉴于此，由是竭力缪绸，持躬节俭……不数载，积数万貲(与资同义——引者)……建义庄于嘉邑，自老而幼，灿然有条，由亲而疏，并及无告，推其恩于师门戚里，仿其教于州序党庠……”(1914，第2～3页)，即：其“义庄”非仅行小善之举，而是致力于更为久远、深长之“教书、育人”并不求回报、“泽及百世”的弘达大善，由此凸现出其“义”之深意。 (27)同(24)。 (28)曹汝霖云：“志忞于别墅界石刻有心坟字样，其意将志忞两字分开。但以坟名其居，总觉不祥……(后)不知何病，殁于别墅。”(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415～420页) (29)义庄的经济来源，主要靠“从南洋群岛贩运大米到沪出售，又经营海味业，及进出口贸易”的收入。(详谭洪安：《锋芒初试上海滩》，载《中国经营报》，2012年12月31日第D08版) (30)无名氏：《曾志忞之怙恶》，出版地不详，载《新闻·社会世界》1912年第5期，第70页。 (31)无名氏：《障碍救儿事业》，载《杭州惠儿院救儿事业杂志》，1912，第41页。 (32)详《曾少卿大人讣告》，《申报》1908年5月27日第1版。 (33)申报编辑部：《御赐贫儿院匾额》，《申报》，1908年8月23日第3张第2版。 (34)无名氏编：《纪沪上绅商公筹抵制关禁华工新约事》，《申报》1905年5月11日第2版。 (35)同(16)。 (36)此材料原文，出自《北京学界公电·中国抵制禁约记》(油印本)第15页。转瞿巍：《清政府在抵制运动中的态度》，载《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第110页。 (37)曹汝霖说：在抵制运动过程中，美国曾“要求(清)政府追究倡议抵制美货之人……商人与政府对抗，总是商人居下风，况又有外交关系，(曾少卿)遂离沪避到澳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143页) (38)详谭洪安：《锋芒初试上海滩》，载《中国经营报》，2012年12月31日第D08版。 (39)曹汝霖云：“(志忞)因忙于院事，对于家事不免疏忽，致外甥(曹汝霖为其舅——引者)宏杰坠马受伤，又转患伤寒，因耽误竟至不治而殇，才十六岁。”(《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144页。) (40)辛盦：《记中华美术石工制造所》，载《申报》，1921年2月19日第4张第14版。 (41)同①，第43页。 (42)丁逢吉，活跃报人，曾著《电影偶谈》，《申报》1925年3月8日第11版；《谈棋》(一)，《申报》1925年4月11日第7版；《谈棋》(二)，《申报》1925年4月12日第7版；《谈棋》(三)，《申报》1925年4月13日第7版；《中西音乐会之回顾》，《申报》1925年4月3日第2张第7版等。 (43)又称“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最早出现的北洋政府文献，是1912年11月26日袁世凯发布的《严惩倡言二次革命党徒》通令。国民党称二次革命的起因，因“善后大借款”(即1913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借款2500万英镑，年息五厘，分47年偿还，以应时国库空虚)及“宋教仁被刺案”。但这仅为表象，国民党早就处心积虑推翻北洋政府，最终，二次革命的结果，是北洋政府击败了国民党。 (44)丁逢吉：《中西音乐会之回顾》，《申报》1925年4月3日第2张第7版。 (45)同(44)。 (46)冯孝思：《寿渔堂落成纪念册跋》，出版地不详，1914：12月17日～1915：1月14日，方经辑《曾氏寿渔堂家祠落成纪念册》1919年石印版。 (47)冯亚雄：1959年4月11日“回忆”，转梁良、沈旋记《访问冯亚雄先生的记录》，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2辑(参考资料105号)1959年9月3日油印本，第211页。 (48)即1911年12月3日下午4点30分，革命军攻打位于沪南的“制造局”(近邻上海贫儿院)，此役持续两个多小时，死伤无数，并发60余炮弹(无名氏评论《沪南制造局之战》，《申报》1911年12月3日第2版。)，由此伤及贫儿院的男院与女院。此与曾志忞所说：“呜呼，自冬至春，院事大打击，心绪恶劣，坐食不安”(曾志忞：《新京都之闻闻见见》，《慈善：上海贫儿院月报》，1912年11月第24号。)的时间一致。此即所谓“毁家北上”。(丁逢吉：《中西音乐会之回顾》，《申报》1925年4月3日第2张第7版。)而对“北上”的另一回忆，是1914年5月27日来自贫儿院的一封信，说：“曾君任贫儿院事五载(即1908年底至1913年——引者)，乐队亦成立，正兴高采烈、著著进行之际，忽来第二次革命，北军南下，将贫儿院半成焦土，曾君财物，亦焚掠一空，于是曾君北行糊口，高君留申，维持院务……”(无名氏：《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之北行》，《申报》1914年5月27日第11版)。 (49)曾志忞：《京剧脚本发刊序言》，与高砚耘合编，白承典、邹振元制谱《天水关京剧第一集·中西音乐会刊》(译谱，附新创锣鼓谱)，北京中西音乐会，1915年6月，第1页。 (50)同(47)。 (51)该案：为时在北京中西音乐会学习的学生葛正鼎，因不满该会管束严苛，而携物私逃，后被中西音乐会告官，并请警察局协助缉拿。 (52)据报导：“曾君志忞，研究音乐有年，每届暑假，均在沪上开设音乐会……今夏奉讳(为父守丧)居家……经教育会同仁商请设会，并邀请上海高君砚耘，主任实践科(同课——引者)……已定六月十二日开会……科目：发音、练音、写谱、唱歌、理论、乐典、和声学。”(详无名氏：“学务”，《申报》1908年7月4日第2张第4版。) (53)同(44)。 (54)北京档案局存档：1915年8月26日～11月4日《中西音乐会葛正鼎走失(案)》(卷宗，司字第622号)。 (55)教育部1912年9月28日公布《小学校令(节选)》，章成、张援编《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法规汇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第65页。 (56)无名氏编《关于儿童艺术会之函稿：上海贫儿院院长曾志忞致教育部范总长函(及范总长复函)》，《申报》1912年12月6日第7版。 (57)无名氏：“学务”，《申报》1908年7月4日第2张第4版。 (58)同(44)。 (59)同(44)。 (60)清末重臣叶赫那拉·那桐(1856～1925)，字琴轩，一字凤楼，满洲镶黄旗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宣统元年任军机大臣)宅邸，位于王府井东侧的金鱼胡同内。 (61)查《天水关》第1场，有“本曲系由本会教师徐立堂(铜锤花脸——引者)、徐寿林(男旦——引者)及其他数教师口授”(详曾志忞等1915:1)云云，证明此言不虚！ (62)张聊公：《曹润田氏宅中大堂会》(民四)，1915年10月，载《听歌想影录》，天津书局，1941，第56～57页。 (63)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载《新青年》(戏剧专号)，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4号，第9～10页。 (64)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载《新青年》(戏剧专号)，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4号第34页。 (65)时为北大学生，由此开罪了师长，并被迫(还有一些其他复杂原因，因篇幅所限，不赘述)离北大而去，从此，他永远没有拿到北大的毕业文凭。笔者对此人的这段经历，深表同情！为此，正在撰写《异端的权力》一文。 (66)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载《新青年》(戏剧专号)，1918年10月15日第5卷第4号，第43页。 (67)同(62)，第2页。 (68)同(39)，第146页。 (69)同(68)。 (70)同④，第112～113页。 (71)五四时期著名戏剧评论家，曾在《申报》等报刊，辟有“艺林琐记”“东籬轩杂缀”“都门剧界近讯”等戏剧评论、报导栏目，撰写过大量剧评、报导类文章。 (72)柳遗：《东篱轩杂缀》，载《剧谈·申报》1919年7月22日第14版。 (73)同(47)，第211页。 (74)冯亚雄自称：“我在1905年去东京音乐院学习，在日本上野，教师是两个德国人，功课有钢琴、小提琴、声乐、作曲……而我喜欢学管乐，就在宫南明治音乐会……学Flute——长笛(引者)、黑管、按管长号、圆号、大小鼓等。”(1959:211) (75)韩世昌：《我的昆曲艺术生活》，中国政协北京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燕都艺谭》，北京出版社，1985，第81页。 (76)陈招慧：《今日播音》(ZEK12时半、中乐唱片)，《申报》(香港版)1938年12月27日第5版；汪笑笑：《今日播音秩序》(ZEK12时半到2时半、中乐唱片)，《申报》(香港版)1938年9月28日第4版。 (77)高于1936年11月逝世，据报导，高的追悼会于1936年11月28日下午2时，由上海贫儿院群学会、闸北平民教养院、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龙门同学会、市立仓基小学等团体联合，在贫儿院群学会举行，届时，有贫儿院乐队吹奏哀乐，贫儿院群学会学生唱追悼歌等哀悼活动。(详无名氏1936:10版) (78)同①，第40页。 (79)无名氏：《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之北行》，《申报》1914年5月27日第11版。 (80)同①，第39页。 (81)上海贫儿院编：《慈善：上海贫儿院月报》第5号，上海贫儿院版，1910年7月1日，第6页。 (82)孔子对每一位初次见面的学生，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意即：带着打捆干肉的学生，我如何能不教呀！以后引申为教师工资。 (83)同(44)。 (84)同(47)。 (85)同(49)。 (86)同(54)。 (87)同(47)，第211～212页。 (88)无名氏：《宣统大婚式典》，《台湾日日新报》，1922年12月22日报导第5版。 (89)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载《天籁：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8～9页。 (90)同(44)。 (91)同(49)。 (92)同(62)，第57页。 (93)觉梦生：《曾志忞之〈天水关〉秘本》，载《江天小阁戏谭·戏剧月刊》，大东书局，1930年第7期，第4～5页。 (94)同(49)。 (95)曾志忞：《歌剧改良百话》(1914年4～6月)，冯文慈整理《中央音乐学院学院》，1999年第3期，第49页。 (96)同(95)。 (97)同(49)，第2页。 (98)《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第415～420页。 (99)曾志忞：《四朝燕乐自序》，载《益世报》1920年4月7日第4张第14版。 (100)陈聆群：《曾志忞——不应被遗忘的一位先辈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第46页。 (101)同(99)。 (102)其有“中国之物，无物可改良也，非大破坏不可”(曾志忞1904:209)之类的言论。 (103)同(95)，第47～48页。 (104)同(99)。 (105)从时间看，当时曾志忞与严修同在天津，此时“寿渔堂”已建好，严修撰写的《寿渔堂记》(1919)也收笔了。 (106)同(99)。 (107)同(99)。 (108)同(99)。 (109)高砚耘等：《上海贫儿院之职业教育过程》，载《教育与职业》，1930年第8期，第29～30页。 (110)无名氏：《民国国歌将出现》，《申报》1912年9月14日第7版。 (111)无名氏：《障碍救儿事业》，《杭州惠儿院救儿事业杂志》，1912。 (112)同(99)。 (113)此“堂”至1944年，产权依然归曾家所有，请看当时为曾宏燕所有的房契：“曾寿渔堂”，验3594，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楼房六间，二间，过台三条，窨子二间，又一小间，地产价：14万3千3百73分加五倍86万2百38元。立契时期，33年12月。(天津档案馆1944)而在1990年代，据文件“和嫩19号”所记：该“堂”部分，为“光复道幼儿园”所占，原房主，记写为：“曾志”，因记写人可能不知“忞”为何字，故漏记；占地：2208.82平方米，建筑面积：659.23平方米，并写明：“公产”(无名氏1990)，这一归公过程的详情，待查。 (114)同(99)。 (115)同(99)。 (116)无名氏：《听花仓皇谢世》，载《北洋画报》，1931年8月22日第667期第3版。 (117)同(116)。 (118)同④，第113页。 (119)上海贫儿院接到皇匾及悬挂日期，为1908年9月22日。据《申报》报导：御赐“廣學流慈”额，“昨(22日)……苏(即江苏——引者)提学司，已移曾沪道，转谕该绅董等，钦遵悬挂，以增光宠。”无名氏：《谕饬贫儿院悬挂匾额》，《申报》1908年9月23日第3张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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