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运动“新”在何处——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理论论文,新社会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2; D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2-0013-09
马克思主义是在工人运动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也是在指导工人运动的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西方社会发生了许多巨大规模的公民运动，比如，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2003年的全球规模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战游行，以及近年来所发生的反“全球化”运动等等。参加这些活动的主体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些蓝领工人，而是青年学生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西方学者一般把它们称为“新社会运动”。这种新社会运动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马克思对于工人运动的分析是否能够被用来分析这些新的社会运动呢？在这里存在着激烈的理论争论。
一、工人运动与新社会运动有什么差别？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把这个新的时代称为“后工业社会”。在这个后工业社会，社会运动的特点和性质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尽管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一些社会学家，如图海纳（Alain Touraine）等，把后工业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称为“新社会运动”，并力图把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的新社会运动与工业社会所发生的社会运动区分开来。他们认为，新社会运动不再是工人运动，而是学生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女性运动等。
维复卡（Michel Wievorka）认为，工人运动与新社会运动有五个方面的差别①：
第一，工人运动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展开的，而新社会运动虽然也在一定的民族国家范围内发生，但是却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了。在工业化的国家中，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在一起。工人阶级在这个时候对于经济秩序的抗议，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控制秩序的抗议也是对其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抗议。这种抗议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发生的。当然，工人运动也试图超出一定的民族国家范围，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在特定的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的。而新社会运动则不同，它们虽然也在一定的民族国家中发生，但是却常常具有全球化的形式。虽然民族国家仍然存在，但是新社会运动却常常超出国家的范围，而在许多国家同时发生。从理论上来说，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和追逐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一个国家所发生的工人运动会有利于另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就业。而现代的社会运动，如反对核武器和核电厂的运动却具有国际性的意义，在一定的程度上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因此，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
第二，社会运动的对象由清晰变得模糊。工人运动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这种斗争既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政治意义。在这里，工人运动所面对的对手是非常清楚的，这就是控制着社会经济组织的资本家以及这些资本家的代言人。而70年代初期以来，社会运动斗争的对象不再如此清晰了。他们难于清晰地界定自己的敌人。比如，那些反核运动的斗士也难于确定他们面对的敌人究竟是谁，是科学家还是那些把科学成果用于社会的企业，抑或是政府呢？因此，与工人运动相比，新社会运动的斗争对象是一些不明晰、不固定的表征。它是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因此也是难于规定的。
第三，从社会经济斗争转向文化斗争。工人运动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原因引起的。工人常常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改善工作条件而斗争。而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有时会陷入一种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他们期待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这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一旦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工人就会出现生计危机。新社会运动则不同，参与者主要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展开斗争，而是进行一种文化斗争。比如，反核运动。这个运动主要是由环境保护人士参加的，他们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一种新的社会观念，即保护生态环境，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新的关系。这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文明形式。传统的少数民族运动常常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引起的。比如，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就业机会等，反对政治和经济上的种族歧视。新社会运动中也会发生少数民族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再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诉求。或者说这种诉求已经得到了满足。新社会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诉求，比如，保护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等。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是如此。这种新的女性主义运动不再为了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而斗争，或者说，这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胜利，她们的新的斗争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斗争，反对男权统治的文化传统。有些人甚至对男性和女性的名称提出反对意见。在她们看来，把她们标识为女性就是对她们的侮辱。因此，现代女性运动已经是一种文化运动。当然，新社会运动有时也有经济的意义，但是，他们常常把经济上的问题归结为文化的原因。比如，由于文化上对于女性和男性而进行的区分使妇女处于一种被统治的地位。
第四，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与政治的关系各不相同。应该承认，传统的少数工人运动也强调自己的非政治性质，或者说，他们是独立于政治斗争的，他们仅仅为了经济的利益而展开斗争。这主要是工联主义，它满足于经济利益上的斗争。而大多数工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政治上的追求。马克思也强调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特别是通过武装来夺取政权。马克思之后的许多工人运动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并成立了政党。这些政党逐步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者是革命的政党，或者是改革的政党，或者是民主选举的政党，或者是与其他组织联合的政党。这种政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有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些政党有些已经脱离了工人阶级或者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有些则为了选举的需要而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新社会运动则不同，他们或者干脆宣称一切私人问题都是政治的，或者完全独立于政治领域。就前者而言，虽然他们把所有领域的活动都看作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试图抹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差别。这种把一切都看作是政治的做法也促使人们认识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家庭暴力的问题。就后者而言，他们反对这种泛化的政治观，而强调社会运动的非政治性质。他们的这种运动就是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然而，无论他们承认还是否认社会运动的政治性质，他们都无法回避社会的意识形态，他们都有意或者无意地被纳入到社会制度体系中去。他们中的有些人也发展出一定的政治组织，并扩大自己的影响。比如，“绿色和平运动”发展为绿党。他们的政治主张也逐步被其他政治组织所接受。本来，环境保护与政治无关的，然而在现代社会运动中，它却获得了政治意义。可以说，“新社会运动对于把政治区分为左翼和右翼的传统做法提出了挑战，并把以往看作是政治行动以外的东西包括进来，从而拓展了政治的定义”②。
第五，工人运动的主体是社会意义上形成的主体，而新社会运动的主体是指文化意义上形成的主体。工人阶级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共同处于受压迫和受控制的地位，因此，他们具有对于自己社会地位的共同意识。他们在生产中也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因此，他们会形成一种社会意义的群体。而在现代社会，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产条件都有了极大的改变。工人阶级的这种阶级意识淡化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在工作中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那么这只能被理解为个人作为一个道德主体的人格受到伤害，而不再被看作是对工人阶级总体的压迫。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有共同地位意识的社会主体不存在了。在新社会运动中，人们或许没有共同的目标，有些人甚至纯粹是为了获得一时的快乐。他们参加社会运动只是为了体验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他们或许出于猎奇或者创新而加入社会运动。参加社会运动纯粹是个人行为，而且常常具有一种文化的意义。参加运动中的人们没有组织，没有党派。这些人不过是因为某个共同的主题而临时拼凑在一起的。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关系或者社会联系。
然而，对于新社会运动特点的这种理解也受其他一些学者的质疑。这些质疑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工人运动和新社会运动是否存在着实际的差别？有学者认为，新社会运动的说法常常夸大了它们的新特征，选择性地把它们的目标说成是文化性的。③ 也有人，如美国学者塔罗（Sidney Tarrow,1991）认为，许多新社会运动其实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因为这些运动都是从既定的社会组织中发展起来的，并且有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历史上的这些东西都被“新社会运动”的说法所淡化。④ 克莱格·卡翁（Craig Calhoun）认为，新社会理论的理论家从他们的理论出发夸大了新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差别。按照他的看法，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一方面否认了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的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其中的传统要素，另一方面否认了传统的工人运动的多样性。事实上，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是多维的，只能暂时地或者部分地统一起来，而绝不是只有一种意义，把它描述为单一性质的运动是不适当的。⑤ 比如说，启蒙时期学术界的世俗化运动以及后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运动是一种建立在某种精神信念的基础上的集体运动，这种集体运动就不同于工人运动。在卡翁看来，新社会运动理论家所描述的新社会运动的那些特征，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社会运动也都具有。比如，现代女性运动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运动，而实际上，这种女性运动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妇女运动。那个时代，人们就反对男女之间身份的不平等。⑥ 在谈到19世纪的工人运动的时候，卡翁也强调，那个时候的工人运动也具有身份政治的特征，而不是像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为了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斗争。他认为，马克思等其他社会活动家都强调工人阶级的共同身份，认为这种共同身份比职业、技能、宗教、民族等方面的身份更重要。然而，对于工人阶级共同身份的强烈意识在马克思的时代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在那时，只有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地区的人们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共同身份。反过来，现代的所谓新社会运动也同样为了经济利益而斗争。那些表面上的身份政治，而在其背后都存在着一定的利益诉求；比如，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反核运动、环保运动都包含着利益的诉求。比如，环境保护的诉求可能有利于信息工业而不利于传统产业，有利于传统农业而不利于现代农业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现代社会运动中所存在着的利益斗争。
一般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的人们强调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的工人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而新社会运动理论则强调新社会运动与传统的工人运动之间的差别。应该承认，这两种理论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传统的工人运动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差别，至少新社会运动在身份政治、非组织化、非经济化、斗争对象非具体化等方面更加突出，而传统社会运动中组织化、经济化以及斗争对象的具体化方面则更加突出。新社会运动理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这种差别，而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则否定这种差别。另一方面，新社会运动也确实是传统社会运动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否定其中的历史联系，也不能否定他们之间所存在着的某种相似性。问题在于，传统社会运动理论过度强调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和相似性，而忽视了其中的差异，而现代社会运动理论则过分强调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否认了其中的历史联系和相似性。为此，有必要在这里采取一种折中的思路来看待新社会运动和传统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作为社会运动，传统社会运动和现代新社会运动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正是这种共同点，我们才可能都把它们看作是社会运动，并把它们作为社会运动来研究。按照研究社会运动史的专家查尔斯·蒂利的说法，社会运动是从1750年之后发展起来的，这些社会运动都是由下述三个要素结合起来的：一是不断地、有组织地向目标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的诉求；二是为特定目标而组成的专门的协会、联盟、公开会议、游行、集会、示威、请愿、声明、口号宣传等是社会运动的常备节目；三是参与者协同一致所表现出的价值、统一、规模和奉献。⑦ 应该说，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具有这三个要素。当然，这里所说的三个要素仍然非常抽象，无法具体说明工人运动或者新社会运动的特点。比如，这种群体性的诉求究竟是什么？是经济上的诉求还是文化身份的承认呢？如果把这些要素具体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不同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差别。比如，传统的社会运动更多地表现为经济诉求，而现代社会运动则更多地表现出文化身份上的诉求。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两者绝对化，而简单地认为，传统社会运动只有经济诉求，而新社会运动只有文化身份的诉求。实际上，或许由于人数众多，在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中，某些人更注重经济诉求，而有些人则更强调文化身份的诉求。由于这些诉求有关联之处，于是人们共同参与了一定的社会运动。
由此，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完全过时了，对于分析现代新社会运动毫无意义。恰恰相反，正是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我们可以深入分析新社会运动中所存在的利益斗争、政治斗争和组织形式。但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的同时，我们也要吸收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一方面运用这些新社会运动理论更加深入地分析现代社会运动中潜藏着的各种新特点，另一方面也借助于这些新的理论分析传统的工人运动，分析那些曾经被我们所忽视的那些东西。比如，身份政治的要素可能在传统的工人运动中就存在着，但是，由于我们固执地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理论，而忽视了工人运动中所存在着的身份政治的要素。而当我们吸收了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其中的身份政治的要素。
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的这个态度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运动理论。
二、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
社会运动理论的反思
在西方，一些学者坚持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社会运动。他们认为，社会运动的产生是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或者说，社会运动是由社会经济原因引起的。阿拉伯特·布莱顿与雷蒙德·布莱顿说：“社会运动不是随意出现的，相反，它们是在一个相对确定的氛围中出现的，并且常常伴随着可辨识的社会经济因素。”⑧ 他们坚持认为，如果经济增长长期放缓或者出现经济危机，那么社会运动出现的可能性就增加。他们甚至根据社会经济状况的历史来说明社会运动的出现情况。也有些学者力图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解释现代社会运动。弗莱德·罗斯认为，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文化，因此，对于自己的阶级利益也有不同的解释。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文化是不同的，其利益也不同，因此，他们所发动的社会运动也不同。⑨ 在这里，他虽然也强调新社会运动和传统的工人运动的差别，但是他还是用阶级斗争的模式来解释社会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大体上还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来解释现代社会运动。当然，他也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调整，试图从阶级文化的角度来说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运动的差别，而不是从阶级利益的差别来讨论社会运动。
鉴于现代西方社会运动所出现的新的特点，许多西方学者，如吉登斯等认为，马克思把所有的社会运动都理解为阶级斗争，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模式来理解社会运动，这是一种还原论。他们认为，“两种类型的还原论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准确地把握现代类型的集体行动：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主张，一切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行动都导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性的经济逻辑；第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主张，最重要的社会行动者是由扎根于生产过程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并且所有其他的社会身份在构成社会行动者的过程中至多发挥次要作用”⑩。在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基础上，他们认为，现代社会运动与马克思时代的社会运动不同，并试图对新社会运动进行解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社会运动理论”（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这些不同的新社会运动理论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其中一些人虽然在借用了马克思的某些词句而实际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而另一些则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上的社会运动理论进行调整，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能够解释新的社会现实。大体说来，拉克劳、墨菲、梅如西（Alberto Mellucci）、阿兰·图海纳等就属于前者，卡斯泰尔（Manuel Castells）、哈贝马斯、艾伦·伍德等属于后者。斯蒂文·伯克勒（Steven M.Buechler）从这两种社会运动理论中概括出两种典型的理论，把它们分别称为社会运动理论的政治性版本和社会运动理论的文化性版本，并对这两个版本进行了比较。当然，正如伯克勒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没有人属于典型的政治性版本，也没有人属于典型的文化性版本。按照斯蒂文·伯克勒的分析，在总的理论趋向上，政治版本的社会运动理论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而文化版本的社会运动理论则趋向于后马克思主义。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坚持从经济和阶级的原因来分析社会运动。比如，卡斯泰尔不是把阶级斗争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和非阶级斗争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对立起来，而力图把这两种意义上的斗争看作是互补的。或者说，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运动既存在着阶级斗争也存在着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从阶级理论退却——论一种新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The Retreat from Class:A New “True”Socialism.Verso,1986）一书中，艾伦·伍德认为，一个避免以挑战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反对资本主义现象的运动只能是幻想，而任何反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都只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之上。另外，作为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人运动要跟那些即使只是在现象上反对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将这些运动变成反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11) 哈贝马斯虽然对于工人运动在变革现实社会方面表示怀疑，但他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来分析现代社会运动的形成。在他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是系统进入了生活世界。而他所说的系统包括了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经济系统就是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经济基础，而这个经济基础干扰或者影响着人们进行意见交流的生活世界，也就是他早期所说的公共领域。换句话说，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运动作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是在经济基础的影响下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拉克劳、墨菲、梅如西、图海纳等人就完全不同了，他们都共同地把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区分开来。他们认为，工业社会所发生的斗争是阶级斗争，而后工业社会中所发生的斗争是文化斗争。拉克劳和墨菲虽然也借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搞所谓社会主义的激进民主，但是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的激进民主不能依靠工人运动。在他们看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要依靠工人运动的思想是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的表现。这种还原论以为社会是由某种主导原则控制的。实际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所产生的误解。他们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大的错误就在于相信社会能够被构想为“缝合的”，或者说完全符合规程的、整体的、被单一原则所支配的。也就是说社会是按如此方式组织的；社会活动者的身份由社会结构所固定。(12) 在他们看来，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要素缝合起来的。社会是多元的，非决定性的，是由话语组成的，不存在历史的条件、联系和确定过程的可能性，只有任意并列、随机出现的偶然发生的各种事件。(13) 既然社会事件是任意和偶然构成的，那么社会运动就不是由确定的经济原因引起的，也不可能由工人运动所主宰。他们强调说，“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充满普遍主体和围绕单数形式概念化的虚构一直把社会假定为能够在阶级立场被理智掌握和重构的概念结构”(14)。梅如西和图海纳都认为，现代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不清楚的。梅如西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把社会运动理解为为了个人理性选择的利益而进行的集体行动。梅如西批评这种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这种社会运动理论把一切社会运动都归结为政治运动，似乎除了为了利益而展开的政治运动之外没有其他意义上的运动。在他看来，“社会运动是这样一种集体行为，它对既定社会的目标、价值以及权力结构提出挑战”(15)。在这里，梅如西特别反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运动和历史观等同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运动理解为一种反对非理性权力或者利润的理性斗争。阿兰·图海纳则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认为新社会运动是在后工业社会发生的，它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运动即工人运动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来，在后工业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保障，人们越来越关注自主的创造活动。他把人们这种自我创造历史的自主活动能力称为“历史性”（Historicity）。在他看来，现代的社会活动者具有了构建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系统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有可能限制人的自主活动的能力（历史性）；现代社会运动就是围绕着控制人的自主性而展开的斗争。他进而认为，现代社会的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不过这种阶级斗争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消费者或客户群体与经理或者技术精英群体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在文化领域，而不是在经济领域。(16) 在这里，虽然他也把现代社会运动理解为阶级斗争，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为了经济利益展开的政治斗争是完全不同的。从总体上说，他也是沿着后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来理解社会运动的。
从这些不同思想家对于西方社会运动性质的判断来看，后马克思主义者十分强调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别。对于他们说来，马克思的工人阶级运动理论属于工业社会的产物，适合于解释工业社会的社会运动，而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到一个后工业社会。对于他们来说，后工业社会似乎是一个同工业社会完全断裂开来的不同社会。实际上，他们否定了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间的历史联系。应该承认，后工业社会确实与工业社会不同，有许多新的特点，因此，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运动会有一些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社会运动的特点。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后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完全割裂开来，似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完全属于工业社会，而新社会运动完全属于后工业社会；似乎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之间没有历史联系。因为，工业社会的社会运动也具有某些文化上的特征，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运动也有经济斗争的特点。如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思想在后工业社会仍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而简单地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已经足以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新社会运动，而完全否定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新社会运动的理论成就。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吸收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新社会运动的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的理论能够更好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坚持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的理论同时又吸收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思想家的态度倒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有必要吸收他们的思想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的理论，并由此来推动社会的变革。
三、社会运动的重新定位
马克思主义者解释工人运动的时候，把工人运动理解为工人阶级为经济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的最低目标是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最高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这就是，无论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后工业社会，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不变，那么，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地位就不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在传统上，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就必须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从而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不能通过社会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使无产阶级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不可以通过工人运动而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我们必须承认，在一定的范围内，工人阶级可以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范围内来进行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斗争。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也发展出来一种新的社会机制来，使政治权力的斗争在民主机制中进行。这就是，不同的政治势力可以借助于民主的政治机制来夺取政权或者表达自己的意见。而现代社会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这种民主机制中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这种民主机制，那么也就不存在现代社会的工人运动，也不会出现其他社会运动。我们可以说，社会运动是在民主制度中出现的，也是推进现代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种社会运动：一种是一个政治集团通过暴力从另一个政治集团中夺取政权的斗争；另一种是在现代民主制度中所进行的公开的、为达到某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目的而进行的集体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7)。在这里马克思也把过去的一切运动和现代工人运动区分开来。当然，他们所提出的区分标准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区分标准不同，但是，他们也承认过去的社会运动与现代社会运动是不同的。过去的社会运动最终必然要发展成为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的运动，而现代社会运动是在民主制度中发生的运动。查尔斯·蒂利指出，尽管数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的大众运动，但是作为一种包容性的群体性运动是近三百年才出现的。他说：“这是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它是西欧和北美人民在18世纪后期所作的重大发明。他们创建了社会运动。”(18)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工人运动有时是指第一种意义上的工人运动，而有时是指第二种意义上的工人运动。西方各种社会运动理论所说的社会运动指的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工人运动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蒂利在研究18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运动的时候，也特别强调指出，必须对“社会运动”的概念加以澄清，而不能把这个概念泛化、概化或者虚化。他说：“把社会运动这个术语泛化，让它包揽古往今来的一切种类的公众集体行为；把运动概化，让它与支持运动的群众、网络或者组织混为一谈；把运动虚化，让它依稀成为作为整体的行动者的运动。”(19) 这种泛化、概化或者虚化对于招募运动的参与者来说是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描述和解释社会运动的实际运作状况，尤其对于界定历史中的社会运动则贻害至深”。(20) 为此，我们必须澄清“社会运动”的概念，而不能把它们简单地与历史上的各种社会运动混同起来。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人们常常把18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和历史上的各种群众运动等同起来，把它们仅仅理解为夺取政治权力的暴力斗争。应该说，这种理解无法真正地把握社会运动的特点。如果我们把18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与此前的各种大众运动区分开来，那么就能够理解这种社会运动的特点。
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是在民主制度条件下出现的群体性运动，也就是18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都属于公共领域。同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进行合法民主斗争性质的工人运动也属于公共领域。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工人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21)。而民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统治所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无产阶级可以在公共领域通过民主政治的手段而与资产阶级展开政治权力斗争。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工人运动的这种理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上却没有得到恰当的体现。
在传统上，整个社会主要被区分为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国家）这两个部分。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工人阶级或者在经济领域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为经济利益而斗争，例如罢工等；或者在政治领域进行斗争，如游行示威，从而为获得政治权力而斗争。按照这样的理论，工人运动分别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或者具有经济性质，或者具有政治性质。具有经济性质的工人运动属于经济领域，而具有政治性质的工人运动则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于是，工人阶级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斗争是为了争取经济利益，而政治领域中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政治权力。正如蒂利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做法实际上对于描述和分析工人运动来说，贻害至深。工人阶级为了经济利益所进行的罢工斗争就没有政治意义吗？除了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之外，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不是也有文化的意义，比如对于自己特殊文化身份的承认？按照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框架，这些问题都无法得到清晰地分析。
一旦我们把公共领域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把工人运动看作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那么工人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和分析。工人运动是公共领域中发生的公民运动。作为一种公民运动，这是人们对日常生活中所遭受到的痛苦、困难的展示。人们在经济的交换关系中，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面对着各种不同的难题。这些难题都是在私人领域中发生的，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或者说，这是在经济基础领域中所出现的矛盾。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会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把日常生活的困难在不同的范围内加以交流，于是日常生活中的社会问题就进入了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人们的交流、讨论会使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共同问题有所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他们会在公共舆论中产生影响，并呼吁政府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他们也会通过集会、游行等社会运动的形式告诉全社会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在游行示威中，在集会抗议中，人们展示自己的不满，提出自己的诉求，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等等。他们的这些诉求会得到政策上的反馈，或社会上的反响。反过来，政府的政治决策也会在公共领域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于这些决策进行讨论，产生一定的社会舆论。这些舆论也会引起政府的重视，或者这些舆论引起社会抗议，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也会由此而发生。当然，现代社会运动也不一定都是针对政府的。
由此可见，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运动既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由经济问题引起的阶级斗争，也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为了获得文化认同的文化运动。社会运动的原因、目的、组织形式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仍然固执地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工人运动理论，而把工人运动简化为获得经济利益的政治斗争，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运动的性质和特征。同样，如果我们片面地接受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一切社会运动都理解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文化运动，那么我们也不可能全面把握社会运动的本质。我们有必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现代社会运动。按照塔罗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理论中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运动的理论。这个理论强调了社会矛盾引发集体行动的思想。这个思想实际上也是西方社会运动中的集体行为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二是列宁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的理论。这个理论是后来的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的思想的重要来源。三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这个理论在不同程度上也引起人们对于文化身份和文化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后来的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重要因素。(22)这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运动的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马克思所关注的是市民社会中的社会矛盾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而列宁所关注的是上层建筑领域，政党的领导对于社会运动的作用；葛兰西所关注的是文化问题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尽管他们所重视的东西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的要素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组成部分。要同时把握这三个方面的要素，我们就必须把社会运动置于公共领域，分析公共领域中所出现的社会运动，把握其中的三个方面的要素。相反，如果我们不把社会运动理解为公共领域中所发生的事件，而把它纳入经济领域或者政治领域，那么我们既不能正确地分析现代社会运动的特点，也无法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运动的理论。
注释：
①Michel Wievorka,“After New Social Movements”,in Social Movement Studies,Vol.4,No.1,1-19,May 2005,pp.1-7.
②⑤⑥Craig Calhoun,“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in Social Science History,Vol.17,No.3 Autumn,1993,p.386,p.391,p.393.
③Plotke D.“What's so New about New Social Movements?” Socialist Review.1990,20:81-102.
④Steven M.Buechler,“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i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 1.36.No.3,1995,p.447.
⑦［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第4－5页，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⑧Albert Breton and Raymond Breton,“An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9,No.2,p.109.
⑨Fred Rose,“Toward a Class-Cultural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Reinterpreting New Social Movements”,Sociological Forum,Vol.12,No.3,1997,p.461.
⑩Steven M.Buechler,“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i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36.No.3,1995,p.442.
(11)许由：《工人阶级与新社会运动——介绍〈从阶级理论退却〉一书》，见“马克思主义评论”，网站（http://www.reviewing.cn/gongyun/2008/0428/article_282.html）。
(12)［美］杰弗里·伊萨克：《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6)。
(13)孔明安：《论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基础——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剖析》，载《哲学研究》，2004(7)；付文忠、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解读——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评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2)。
(14)［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2页，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15)Alain Touraine,“Book Review”,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3,No.3,Nov.,1997,p.763,p.764.
(16)Steven M.Buechler,“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i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36.No.3,1996,p.444.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第4页。
(19)(20)［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第4、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6页。
(22)［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第18页，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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