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三部曲：矛盾、危机和灭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剧变论文,矛盾论文,危机论文,三部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大多也反映出社会现象的哲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于1917年，巍然屹立74年， 其间曾经两次打败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即1918 —1920年的十四国入侵和1941—1945年的法西斯德国入侵），并且发展为能够与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相抗衡的头号社会主义强国。可是为什么突然于1991年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呢？这决非如某些人所强调的，只是由于某个领导人的错误和出卖，加上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所致。社会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的矛盾，以及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苏联剧变主要是由于苏联社会长期存在三大矛盾，终于导致三个危机，最后造成三个灭亡。
一、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矛盾
在1917至1936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苏联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谁战胜谁”的矛盾之后，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时苏联社会的经济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已被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普遍建立；阶级结构也已发生根本变化，旧的剥削阶级都已被消灭，无产阶级已变成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已变成新的集体劳动的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已变成劳动知识分子。斯大林于1938年在他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中这样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没有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同危机相联系的荒谬现象。”（注：《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 202页。）1939年他在联共（布）十八大上的报告中又说：苏联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冲突，“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注：《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7页。）直到50 年代初，我还一直都相信这种说法。可是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内部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至1991年苏共覆灭、苏联解体，不能不使我重新探究苏联社会内部到底存在哪些矛盾，为什么这些矛盾长期无法妥善解决，以致最终酿成大悲剧。
现在我认为苏联社会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时起，就一直存在如下三大矛盾。
第一大矛盾，过“左”的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苏共执政74年，从党的基本路线来看，大约有60年之久都是推行过“左”路线。1918—1919年列宁领导时期就犯过“左”的错误，以为可以通过战争时期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采取余粮收集制，取消商品市场货币，实行实物分配等等，只是一种权宜之计。1921年转入和平建设之后，列宁及时纠正了“左”的错误，转变为收取粮食税，恢复了商品货币流通，允许国内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统称之为“新经济政策”。这是切合不发达国家国情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从1921至1929年实行新经济这几年，应该说苏共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邓小平于1985年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当然，如果细加分析，即便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九年，也还有局部“左”的错误。例如1925年前后党内斗争过火，1928年对粮食收购危机的处理不当，还有所谓在沙赫特矿区破获的反革命暗害组织从事破坏的事件等。如前所述，斯大林自1929年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对资本主义展开全面进攻之后，党的基本路线又转向“左”的方面。直到1953年他逝世，一直是急于求成，既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又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反击德寇入侵，对待外敌的路线是正确，但是对内政策仍然有“左”的错误。例如，对一些少数民族不信任，误认为他们“通敌”，实行民族大迁徙、大搬家，对被俘人员及其家属歧视和株连。这些都留下了后患。
现在理论界看法分歧很大的是：对斯大林之后苏共的基本路线应该如何评价？很可能是受1956年至1964年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大论战的影响，至今仍有许多同志认为，由于赫鲁晓夫推行“三和两全”的右倾机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路线，才最终导致苏共覆灭、苏联解体。其实，赫鲁晓夫固然有一些右倾观点（如鼓吹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但是主要还是“左”，或者说他是少右多“左”、形右实“左”。只因为当时我们比他更“左”，所以才指责他完全是右。这一点当今必须加以拨乱反正，否则就无法认清苏联剧变的深层原因，也无法从苏联剧变中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就以当时我们对赫鲁晓夫主义和赫鲁晓夫路线所概括的“三和两全”而言，我们应该重新认真加以分析。他讲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主要是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缓兵之计。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旗号下，他仍然要同美国搞军备竞赛，争夺世界霸权。他还多次讲过要“埋葬帝国主义”，他还要以苏联为中心、以他为领袖推行世界革命。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既未出现暴力革命形势，也不存在和平过渡条件，他非要各国推行和平过渡方针。这种大党主义强加于人，岂不也是“左”的表现？他讲的“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是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这次大会抛出了苏联要在20年之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他既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按照传统马列主义理论，到达共产主义党和国家都要消亡，可是他又不想消亡，看来也难以消亡，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他周围的理论谋士们就为他炮制了“两全”的理论。可见“两全”也是为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左”的路线服务的。赫鲁晓夫之后的几个领导人， 基本上都是推行“左”的路线。 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加速发展战略”，搞反酗酒运动等，也仍然是“左”。只是1987年戈氏抛出“新思维”后，才转向右的方面。苏共执政74年，最后4年多才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这后期的右是对长期“左”的反动和惩罚。不改正根深蒂固的“左”，就会使广大人民和党员对党领导的改革完全失望，这样势必助长右的势力抬头。总之，苏共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与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结合在一起，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和民主自由的发展，这是苏联社会的第一个矛盾。
苏联社会的第二大矛盾是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历史上自有国家以来，执掌政权的官僚集团就搞高官厚禄，并且享有其他很多特权。这个官僚特权集团素来是属于剥削阶级的一个阶层，是为巩固剥削阶级统治效劳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旨在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所以也一定要消灭官僚特权集团，使执掌工人政权的官员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或勤务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1871年第一个工人政权巴黎公社充当开路先锋，做出了表率。其主要措施有两项：公社委员由普选产生，不称职者可随时罢免；取消高薪，公社委员工薪不得超过熟练工人，但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其最高与最低差别为5 倍，即最高工资每年6000法郎，最低者为1200法郎。恩格斯到晚年还非常称赞巴黎公社的这两个创举。他说：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采取的上述“两个可靠的办法”，使得它能够成为“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12—13页。）十月革命胜利后， 列宁十分重视贯彻巴黎公社的这两个办法。然而要使之能够持之以恒地贯彻到底，第一必须制度化，第二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防止掌权的官僚由于私欲膨胀而随意改变制度。苏联的悲剧正在于后一点。起初苏维埃代表和委员以及政府首脑都是选举产生，20年代以后表面上不保持选举，实际上由党组织精心挑选，在党政系统都实行等级授职制。工资待遇，起初规定最高为每月500卢布，比工人最低者只高出3倍。1918年5月， 克里姆林宫总务处长邦契·布鲁耶维奇看到列宁生活太苦，把列宁的工资提高为800卢布，列宁得知后认为这是违法乱纪，立即给以警告处分。可是到1921年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党政官员就不断擅自提高自己的工资。这样，在两方面都背离了巴黎公社原则，社会公仆就变成为社会主人、社会老爷了！1922年最高与最低差距已是8倍，到1934 年已扩大为相差30倍。1945年4月实行特定职务工资制，比原来的职务工资高出1倍半（即提高150%）。斯大林逝世的那一年，即1953 年，部长级工资是5000 至6000卢布，加特定工资6000至8000 卢布，合计11000至14000卢布，而最低工资约为250卢布，相差44至56倍。显然， 在斯大林时期就已形成党政官僚高薪特权阶层。后来赫鲁晓夫想做一些改革，尤其是要降低高级军官的工资，结果遭到高薪者强烈反对。这也是军队支持撤换赫鲁晓夫的原因之一。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工资差距更扩大到上百倍。苏联还实行兼职兼薪制度。例如斯大林身兼党政军三大职务和其他职务，他就拿几份工资。可是他的日常生活是实报实销，从未花自己的工资。他的工资袋原封未动，装满了几抽屉。他死后突然都不见了，他的女官家瓦莲奇卡破口大骂：“偷走了，这些畜牲！”（注：见斯大林女儿回忆录《仅仅一年》，外文出版局1980年版，第355页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党政官僚集团成员还享有高薪以外的很多特权，如住房、别墅、汽车、游艇、特殊食堂、特供食品、特供商店、海滨休假、夏日狩猎等。苏共中央政治局一般都不在夏季开会，因为这是旧社会贵族们狩猎游玩的好时光，现在归高级领导者享受了。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戚友食客数十人。这位有良知的作家深感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已经重新形成“新‘贵族’阶层”，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注：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1995年版，第119、117页。）本来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已经消灭了地主、贵族、资本家、富农等等旧的剥削阶级，使广大人民得到解放，取得了很大成就；可是由于封建主义传统影响深，缺少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党政领导人终于自己也变成了新的贵族阶级，实在是莫大的悲剧！这是由于未能认清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特殊规律而自掘的陷井和坟墓。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战士，过去在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烈火中确曾为人民的解放而艰苦奋斗、公而忘私、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然而后来在掌握政权后，在和平建设时期，由于权力增大，私欲膨胀，缺少人民有效的监督，以致特权越来越多，特权制越来越固若金汤。尽管许多党政官僚经常跟着斯大林，口头上一再表明“决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注：《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1962年版，第258页。）， 可是广大人民却能从长期的生活体验中逐步看清他们实际上是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七心八意为自己服务。这样日久天长，一代又一代相袭，党政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就越来越加深了。
历史上官僚特权集团的成员，有很多人同时又是地主、房产主、高利贷者或资本家等等。苏联官僚特权集团成员的新特点是他们本人并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也未必有很多存款。其特权是来源于他们掌握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不仅是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包括由他们掌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产。因此，苏联的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即集体农庄所有制）是发生了局部的变性和变形的，即公有制局部变为官有制。于是这个官僚特权集团也就成为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他们害怕改革会使他们失去既得利益，所以时常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扼杀改革中有人提出的创新思想。例如在苏联党政领导人中和理论界，从布哈林到沃兹涅夫斯基（曾是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从尤罗夫到列昂捷夫（二人均为著名经济学家），有不少人先后在不同程度上都曾经提出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市场经济，但是都被党的主要领导人扣上“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等帽子。在勃列涅夫时期，还专门特制一顶“市场社会主义”的帽子，把主张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者认定是“西方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如此坚决反对市场经济，表面上是为了捍卫马列主义纯洁性，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没有认清不发达国家未经过商品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基础上搞指令性计划经济是超阶段的，实践已经证明是有重大缺陷的，是非改不可的。他们如此顽固反对市场经济，并不单纯是认识问题，不单是教条主义作崇，而是利益问题，是封建主义特权在驱使。因为党政官僚特权集团中的许多人，长期以来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旱涝保收，得到很多法定和非法定的特权和好处。如果改为市场经济，他们认为这样公有制就要变为真正归人民大众公有，还要冒市场风险，结果势必失去自己的权益。如果他们得知，可以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样从权钱交易中可以捞到更多更大的好处，我想他们也会转向口头上支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更可以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
苏联社会的第三大矛盾是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
沙皇俄国曾经是各民族的大监狱。历史上俄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主要特点不是占领海外殖民地，而是压迫庞大帝国之内的各少数民族。1917年时俄罗斯民族只占总人口的43%，人口过半数的是120 多个大小民族。十月革命胜利后宣布各民族平等，废除民族压迫，从民族大监狱到民族大家庭，这本来是社会发展的大进步。但是未经过商品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基地上大民族主义就有其天然的肥沃土壤。所以在苏联长期沿袭下来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潮和势力，也应该看作是封建主义残余的表现。二月革命后，列宁采取分立制、联邦制和自治制来解决民族问题。远在西部靠近西欧的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民族独立意识较强，资产阶级势力较大，都从俄国分立出去，成为独立国家。余下的大多数民族组成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这时还以最大的俄罗斯民族作为国家名称。到1922年改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这是一个既没有民族名称也没有地理方位的国名。当时采取这样一个奇特的国名，既为了铲除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也为了便于实现世界革命，即未来任何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都可以自由加入苏联，使苏联成为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现在看来，这真是异想天开！实践证明，苏联连一国的多民族联盟长期都治理不好，终至解体。
苏联名义上是联邦国家，起初由四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大民族为加盟共和国，中民族为自治共和国，小民族为自治州或自治县、民族乡。似乎各民族完全平等，独立自主，高度自治。应该看到，联共（布）党和苏联国家几十年来为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为培养民族干部、为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潮和势力，与“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结合在一起，三位一体，使得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一直充满矛盾和斗争。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和路线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就是不顾各民族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的水平，都要加快消灭资本主义，加快农业集体化，加快进入社会主义，加快形成社会主义民族，加快各民族的融合，加快进入共产主义。1961年赫鲁晓夫就宣布苏联“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苏联已经出现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如此急于求成就不免强迫命令，强加于人。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使苏联这个联邦制国家实际上变成单一制国家。过度的中央集权使中央机关庞大臃肿，又限制了各民族的自治权，中央指令性的统一计划经济把各民族经济也统得很死。为加速各民族地区发展，把俄罗斯大量移民过去，在各民族学校都要普及俄语俄文，多次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尤其是推行排犹主义，反犹太主义。在宗教、文化、语言问题上歧视少数民族。实际上不承认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不赞成少数民族自由地使用并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急于把俄语俄文作为苏联各民族的共同语言文字。把复杂的民族问题简单地当作阶级斗争问题来处理，使不少民族干部蒙受不白之冤，甚至惨遭迫害。对很多少数民族政治上不信任，甚至搞民族大迁徙。卫国战争期间有十几个少数民族以“通敌”罪名被强制全部驱赶他乡。有很多民族干部由于敢于提出意见，即被加上“犯有民族主义错误”而被撤职。很多民族地区的党委书记均由俄罗斯族人担任。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族人，但是他在中央掌握党政军大权多年，也要顺应并依靠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来巩固其权力。尤其是1939年斯大林通过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议书，在东欧瓜分势力范围：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划归德国，把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划归苏联。苏联于1940年8月采取输出革命、 策动革命的办法，要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共产党发动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几乎同时要求加入苏联。同时苏联还兼并了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这四国加入苏联后，苏联又急于在这些国家消灭资本主义、建立集体农庄、实现社会主义，推行俄语俄文，俄罗斯族大量往这些地区移民，尽快使之俄罗斯化。这些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做法一时能够得呈，却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留下了隐患。
二、苏联社会的三大危机造成三个灭亡
苏联社会长期存在的上述三大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苏共讳疾忌医，一直粉饰太平，还通过过度控制舆论蒙蔽人民。在1953年斯大林过世之后，苏联领导人依然不敢也不肯认清病根病源所在，因此改革都只是局部的，细枝末节的。赫鲁晓夫执政十一年，并未改变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和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他于1958年又以党中央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搞党政合一、个人集权与个人崇拜，只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作些调整，而且主观主义瞎指挥，搞什么工业党、农业党，条条块块乱加分割，开垦荒地运动又遇到很大挫折，人们讥之为“在乌克兰播种的玉米，到加拿大收成”。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迫辞职后，勃列日涅夫统治18年，继续搞新的个人崇拜、新的个人集权制和新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他吸取了赫鲁晓夫冒失乱改的教训，放慢了改革步伐，加强了控制与高压，更趋于保守，到1982年76岁病故。接替他的安德罗波夫已68岁，只执政一年零三个月又病逝，由73岁的契尔年科继位，只就任一年零一个月又病殁。老人政治和终身制使苏联在两年多时间内党和国家三易其首，延误了改革时机，病情更加严重。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经像一个老朽病人，重病缠身。从病夫治国无方到治病夫之国乏善，致使苏联的经济危机、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斯大林于30年代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之说，到50年代又升格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由此他断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岌岌可危，正日益加剧瓦解，（注：见《斯大林文选》（下），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416页。）而自认为社会主义不但不知危机为何物，而且正欣欣向荣，日益昌盛。可是事态的发展与他的预计恰恰相反。西方资产阶级由于不墨守陈规，不断推陈出新，改革体制，调整政策等，善于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加强国家计划宏观调控、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等，因此不但能够渡过多次危机，化险为夷，而且从50年代起还带头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以电子信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固守着“左”的指导思想的基本路线，固守着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不善于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借鉴利用市场经济、改进社会管理等经验，故步自封，僵化封闭，因此危机日益深重。到1989—1991年间，可以说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危机”总爆发，终于使十个社会主义国家覆灭。准确地说，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渗透了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所引发的危机。马克思于1881年曾指望像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可是苏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却由于未能通过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招致灭亡。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则主要表现为长时期的生产不足、供应短缺。苏联长期以来经济是粗放型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比例严重失调，死抱着传统的公有制模式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放，对内为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次降低物价，搞公费医疗、免费教育、低价房租和低价地铁等多种福利措施，对外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增加军事费用拨款。为推进世界革命、推广苏联模式，还要增加外援费用拨款。这种超阶段的超负荷更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困难。有的苏联人讲得很形象，说苏联是累垮的、拖垮的，它对内对外都背了过于沉重的包袱。此话不无道理。如果说，苏联那种模式和体制在电气化的科技浪潮中还能初显身手的话，那么到信息化科技浪潮的新时代，它就愈暴露出它的弊端。缺少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少市场竞争的动力，经济就无法全面健康持续增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还较快。50年代年均增长接近10%，60年代降为约8%，70年代约5%，80年代不到3%，呈逐步递减曲线。尽管戈氏1985 年上台后搞“加速发展战略”，依然还在往下滑。到1989年东欧六国发生剧变，纷纷转去搞市场经济后，苏联国内和党内要求经济转轨者越来越多，这就迫使苏联党政领导于是1990年来个急转弯、急转变：2 月决定从计划经济变为计划——市场经济，5月又变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9月再变为500 天转为市场经济。这样一年三变，全把经济搞乱了，更加剧了经济危机，1990年经济增长-2%，1991年达到-12%。结果物资供应严重匮乏， 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通货膨胀飞速增长，少数投机者大发横财，广大群众怨声载道，怠工、罢工增多。
与经济危机同时，社会政治危机也激化了。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躁，动荡不安，犯罪加多，党的威信下降，退党者短短几年近500 万人（由1900多万人降为1400多万人）。对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和党政官僚特权感到不满者越来越多，党内外要求实行多党制者越来越多。为解决社会政治危机，国内出现了两大思潮与两大政派：其一是党外民主派，想从私有化市场经济和西方式多党民主政治与多元自由文化找出路；其二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当权派，想从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来找出路。这两派的共同点是对旧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都要根本改变，区别点是前者公开要搞资本主义，后者还要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理论界现在有人说戈氏是苏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这是沿用了我国“文革”期间盛行的陈旧观念。 戈氏直到1989年底还明确表态反对多党制，并说多党制“不是万应灵丹”。可是在党内外强大压力之下，他步步后退。1990年2 月他就转而同意实行多党制，对此苏共中央内部绝大多数人并无异议，这样就助长了国内涌现众多反共政党。这时苏共党内也已明显形成三派，即传统派、民主纲领派和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党内外政派林立，从而加深了政治危机，同年7月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原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 原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宣布退党，加入了党外民主派，翌年6 月他又超过了俄共侯选人，当选为第一任俄罗斯联邦的直接民选总统。这表明俄共已开始被广大人民抛弃。至此苏联共产党面临的社会政治危机已接近顶点。
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引爆点是民族危机：戈氏上台后依然推行大俄罗斯主义，歧视少数民族干部。1986年12月他任命俄罗斯族的科尔宾为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取代原哈萨克族的库纳耶夫，结果引发了阿拉木图事件，许多大学生纷纷上街，抗议库纳耶夫被免职，这可谓民族动乱的先声。可是苏共中央仍然把这一事件视为“民族主义的表现”，并未从中吸取教训，着手大力改正大俄罗斯主义。1987年以后，民族动乱与纠纷加剧。随着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的加深，民族危机也更严重。1988年6月第19次党代表会议后，戈氏大搞“民主化”、 “公开性”、“不让历史留下空白”。本来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应该宜粗不宜细，这样就不至于引导去算老帐，而能集中力量妥善解决现实问题。可是戈氏却公开承认了1939年8月签订苏德条约时确有秘密协议书。 这件事当时只有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两个人知道，并由他们亲自办理，政治局未经讨论，最高苏维埃更不知情。秘密协议文本本来由莫洛托夫个人保存。他居然多次脸不红、心不跳地对外矢口否认此事，硬说所谓秘密协议之事纯系西方造谣。莫氏去世前还是把这个文本上交给国家档案局，作为绝密件保管。戈氏公布此事后必然引起群情激愤。这使得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共产党在1990年3月当地大选中均遭失败，变为在野党。 新上台的政党于3—5月间率先宣告这三国脱离苏联独立。到1991年春，各民族离心离德的分立趋势更加强大。戈氏于3月17 日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举行全民公决。他想通过大民主方式来决定苏联命运，结果有80%的公民参加投票，其中有76.4%的投票者赞成保留主权国家联盟。可见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苏联解体、散伙的，只是要求扩大各加盟国的权利。 8月14日苏联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预定签约工作从8月20日开始。 可是此举遭到苏共党内高层一些思想保守者的激烈反对。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于8月19日宣告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 由他代行总统职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这个突然事变实际上是一场政变，由于它得不到人民支持，甚至也得不到军队和克格勃的支持，因此只经过两天时间就失败了。戈氏21日就宣布他已完全控制局势。8月23 日叶利钦以俄罗斯总统身份下令停止俄共活动并限制苏共活动，显然他认为这一场政变与俄共、苏共有关。戈氏为巩固其总统权力以与叶氏争雄，竟于次日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国内并没有什么人起来保卫苏共，执政74年之久的苏共就这样灭亡了！戈氏失去苏共依托，也就更显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有了“8·19”事件， 更使得各族人民害怕又回到原先那种极权主义统治的状态中去，于是更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尽管戈氏于11月26日又搞了一个新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规定苏联为“邦联制民主国家”，主权完全归各加盟共和国，联盟中央只统管军队并协调外交、外贸等工作，各加盟共和国还是不愿意签约。12月8 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总统决定另外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21日得到11国首脑签署。我国理论界现在有人硬说苏联的解体是违背了苏联人民于1991年3月全民公决中多数人愿意保留联盟的选择， 这是无视“8·19”事件之后多数苏联人已经改变了选择。 于是戈氏只好被迫于12月25日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告苏联已不复存在。许多人都遗责戈氏，认为是由于他的叛卖而导致苏联解体。他却在1993年“8·19 ”事件两周年接受《共青团真理报》记者采访时自我辩解说：他曾设法使苏联维持下去，叶利钦在前去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克拉夫丘克、舒什科维奇举行使苏联崩溃成为定局的会谈之前曾向他保证说，他仅仅是计划去签署一项经济协议，并讨论确保苏联有美好未来的计划。“事实上，这3 个斯拉夫人签署了一项宣布苏联死亡的声明”，是这“三个斯拉夫人毁灭了苏联”。（注：见路透社莫斯科1993年8月19日电。 ）看来难以只是指斥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领导人的过错，因为矛盾的激化已造成人心涣散的复杂局面，可以说任何人都无法力挽狂澜了！就这样，苏联社会长期存在的三大矛盾，苏共历届领导人长期认识不到，更无法妥善加以解决，终于酿成三大危机，导致三个灭亡：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亡命！许多人对这三个灭亡的结局深感痛心和惋惜。但是前苏联也有不少人感到高兴和轻松。有人曾对我国出访者说：“你们中国革命曾经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我们也去掉了三座大山，那就是苏联、苏共和克格勃的统治。”这显然是指苏联的大俄罗斯主义、苏共的一党专制和克格勃对人民的严密控制。这种说法固然并不全面，但是值得我们深思。
有人十分强调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其实辩证唯物论认为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内因是变化的内在根据，外因只是变化的外部条件。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从根本上说是以其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为物质后盾，针对苏联路线和体制上的弱点和弊病使用三大武器：以市场经济攻计划经济，以议会民主、多党制攻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以多元文化、思想自由攻文化思想专制主义。要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得逞，就要端正路线，加快体制改革，加速发展新科技，追赶新科技革命潮流；就要自觉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就要自觉地从传统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转轨到党政分开、权力合理配置（有选举、有制约、有监督）的民主政治；就要自觉地从传统文化思想专制主义逐步转轨到真正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的文化体制。苏共领导长期思想僵化，抱残守缺，未能端正路线，未能改革有严重弊病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未能追赶上世界新科技革命潮流，严重脱离各族人民群众，终于未能有效地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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